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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笨有笨的好处
一
曾国藩最有意义的“笨拙”，还是他的思维方式。正是“扎实彻底”的思维方式，使曾国藩避免了几千年来“中国式思维”的局限和弱点。
中国式思维尚直觉，重体悟，善类比，却轻逻辑。那些才子、文人的思绪常如天马行空，不循规矩，任意跳跃，因此很容易跳过真理与谬误之间那小小的一步距离。比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对中华民族的命运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这一学说的逻辑推导却是建立在似是而非的直觉类比之上。董仲舒说“人副天数”，就是说，天之道理和人之道理是一样的。他的证据是：天有五行，而人有五脏；天有四时，而人有四肢；天有昼夜，故人有视瞑；天有寒暑，故人有喜怒。因为人是天的副本，所以天人可以感应。因此，上天打雷就是发怒，皇帝就应该赶紧祈祷。
他的反对者王充的逻辑同样一塌糊涂。王充说：天没有思想，因为天没有眼睛，没有嘴，“以天无口目也”。王充何以知道天无口无目呢？王充说，我们摸不到天，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地，地没嘴没眼睛，而人们都说天地是夫妇关系，老婆没嘴没眼，所以老公自然也没有，“天地，夫妇也。地体无口目，亦知天无口目也”。王充和董仲舒是论敌，但是他们的论证方式却是完全相同的，即都是非逻辑的儿童式思维。
中国式思维的最大弱点是喜欢从整体上、宏观上把握一切，却缺乏严密细致的推理过程。在这种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大而化之，以一言而括万物。总想找到一个窍门，一下子把握宇宙全部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小葱拌豆腐，三下五除二，彻底解决一切问题。比如，儒家学说就认为，一个人如果做好道德修炼，则处理世间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显然是非理性的。
顾准曾一再批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他说：“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中国人是天生的辩证法家，可是辩证法把中国人坑害苦了。……中国传统没有‘逻辑学’……因此，中国没有精密科学。”
而西方思维的最大特别是重视实证、重视逻辑、重视差别。西方人从量化分析事物间的不同之处入手，沿着“现象…差别…差别的扩大…精确量化…创新”的思维路径前进，因此能发展出卓越的理性思维，建立起严密的学术体系。
曾国藩的思维方式与西方式思维不谋而合。这种思维方式因为其“笨拙踏实”，在中国人中达到了少有的严密程度。
曾国藩在咸丰十年七月二十九日日记说：
治事……之道三端，曰剖析，曰简要，曰综核。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来，先须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悬绝，愈剖愈细密，如纪昌之视虱如轮，如庖丁之批隙导，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一丝之含混。
这一席话道尽了曾国藩式思维的秘诀。每遇到一件事，他都要从正反两方面去看。反复琢磨，细细分析。而“正”、“反”这两个方面，他也要进行细分，把“正”面再分两面，分析它的正反。同理，“负”面也自有其正反。他把这件事中包含的每一个因素都研究到位，不使有一点含混不清之处。这样分析下去，对这件事物就会观察得分外透彻。
譬如至微之物，以显微镜照之，则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矣。
正是通过这种“笨拙”的思维方式，曾国藩能精确地把握“度”，也就是把握了“真理”和“谬误”之间那一步之距离。他说：
吾之身与万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则份然而殊矣。亲亲与民殊，仁民与物殊，乡邻与室殊，亲有杀（降等、减少，在这里是等级的意思），贤有等，或相倍蓰（一倍和五倍，泛指几倍）或相什佰，或相千万，如此其不齐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过乎仁，其流为墨；过于义，其流为杨。生于心，害于政，其极皆可以乱天下，不至率兽食人不止。
也就是说，世上万物是千差万别的，亲亲与爱民不同，仁民与爱物有别，亲疏有差，贤愚有等。如果不加以区分而去妄加施舍，就会过于仁，这样会导致墨家偏执的兼爱之弊；如果不加以区分而统统厌恶，就会过于义，则会导致杨朱极端“贵生”、“重己”之弊。
中国人重综合而轻分析。曾国藩却通过扎实彻底的思维实践，发现了分析“差别”的重要性。他说：“吾心之知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研乎至殊之分，无以调乎至一之理。”
也就是说，如果不精心研究万物之间的细微差别，就不会得出差别背后的统一规律。这段话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分量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
曾国藩认为，自古以来，认识就有精有粗，行动就有实与不实，这恰恰是圣凡、大小之间的区别。所以他说，好的人才应该“多条理而少大言”，也就是说，多一些逻辑性，少一些不着边际的夸夸其谈。
曾国藩说，自己“天分……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曾国藩一生经历千难万险，处理过无数大事，大体都很得当。其过人之处就是不怕费心费力，对事物进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在对事物进行了精到分析的基础上，再找出要害，把握关键。每次处理完了之后，还要总结经验教训，以为下一次参考。曾国藩的精明，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笨拙之上，这样的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之上。
确实，“笨”到极致就是“聪明”，“拙”到极点就成了“巧”。功能强大的计算机，不就是建立在最简单的只有“1”“0”两个字的二进制基础之上吗？曾国藩并不比别人聪明，我们大部分今人也并不比他更笨。他只是比别人更吃苦，更扎实，更无情地鞭策自己的大脑。“智慧愈苦愈明”，是他的切身体会。
二
中国知识分子的缺点一个是太容易下结论，另一个是太容易听信别人的结论。曾国藩却不是这样。因为“笨”，曾国藩在一切知识面前都十分谦虚，不敢稍有成见，不敢戴有色眼镜去读书。因为“笨”，曾国藩不想省力，不想借用别人的脑子，每本书都要认认真真，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所以他一生视野广阔，无书不读，无学不窥。
理学家多有学术洁癖。他们多以诸子之学为邪僻之说，不屑一顾。比如，曾国藩的好朋友罗泽南就坚决排斥佛、老及诸子之学，认为管、晏之学“卑陋”，杨、墨之学“淫邪”，都不利于世道人心，必灭之而后快。
曾国藩却是一个杂家。他一生于书无所不读，尤好诸子之书，且嗜之甚甘。老子的简约博大，庄子的心灵自由，墨子的雄心苦力，法家的坐言立行，都给了他极大的启发。他推崇诸子皆豪杰之士，去孔子并不甚远：“豪杰之士所见类不甚远。韩氏有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除了传统士大夫致力的经史，曾国藩对一般士大夫避之唯恐不及的“案牍之文”也很感兴趣。在曾国藩眼里，无处不是学问。因为怀抱经天纬地之志向，所以他的眼光极为开阔。所谓“案牍之文”，也就是历代“文件汇编”，内容当然枯燥乏味之至。然而曾国藩却认为这其中包含着大量的政治智慧，有志于拯救中国社会，这样的文章不可不读。
曾国藩爱看地图，研究地理。《曾国藩年谱》说曾国藩在工部任侍郎时，“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较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他一生考察研究范围极广，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这是他与当时诸多理学之士的明显不同之处。
可以说，除了佛家外，曾国藩对他所能接触到的所有书籍都有涉猎研究。事实上，对于佛家，他也并非没有兴趣。他曾经多次向赵烈文讨教佛理，只是因为兵火连天之中静不下心，没有深入下去。
除了书本之外，曾国藩还从自身生长的土地中汲取了大量知识。曾国藩虽然是三榜进士出身，却终生对他那个没读过书的祖父敬服不已，在家书中经常引用祖父的话来教育子弟。这位终生没有出过湘乡县的乡下老人确实也有一些来自泥土的不凡见解。他劝弟弟曾国荃在官场上不可逞一时之快时说：“星冈公教人常言：‘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又云：‘怕临老打扫脚棍。’……望弟平平和和作一二年，送阿兄上岸后，再行轰轰烈烈做去。至嘱至嘱！”曾国藩平生凡事算出三步以外，特别是功成之后，能迅速解散湘军，妥善解除了功高震主之忧，就与祖父这种凡事要有长远打算的教导有关。
翻开曾国藩家书，引用湖南乡下俗语以及家乡邻里故事处处可见。“昔祖父在时，每讥人家好积私产者为将败之征，又常讥驼五爹开口便言水口，达六爹开口便言桂花树，想诸弟亦熟闻之。”可见农村生活经验构成了曾国藩智慧的重要基础。
三
曾国藩身体禀赋极为一般，特别是眼睛。从道光二十三年起，他留下的文字中越来越多地提到眼疾给他带来的困扰：“目光昏花”，“无似”，“目光犹苦涩”，“目光昏花作疼，难于久视”。
为了治眼睛，他尝试过几乎所有方法。他吃过无数中药而不见效，后来又亲自研究中医理论，得出“大抵胸多抑郁，中年以后，则肝肾交受其病。若抑郁不畅则伤木，心不上烁则伤水”的结论，说“余今日之目疾及夜不成寐，其由来不外乎此”。由这个理论出发，他得出了以“平和”二字相勖，治目先治心的治疗思路，结果也无大效。
他从三十六岁时开始使用西洋“增光镜”（老花镜），后来也没有了效果：“近则虽有镜而无甚裨益。”
后来朋友毛煦初送他一副“墨晶镜”，让他遮在眼上，挡风避光，以求保住“左目一隙之光”，也不见效。
许仙屏又送他一块“中空积水”的玛瑙，让用金刚钻打开，取出其中积水，滴在眼中。
他按别人建议，自己每天早起后将两掌摩擦发热，沾上舌尖的唾液在眼睑上擦八十一下。这些方法都毫无效用。
为了治眼睛，他甚至还试过气功。一个叫马昌明的军官说自己擅长气功，可以用道家内功给他治好眼睛。于是从同治九年八月起，曾国藩天天请他来，“与余对坐，渠自运气，能移作五脏六腑等等”。每天对坐发功四十五分钟。结果是请这个气功师治了二十一天，“而目光毫无效验”。于是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尝试。
在这之后，曾国藩说：“惟目疾难治，近世亦无精于眼科者，不如不治为上策。”
虽然曾国藩的种种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但是从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出他的试验精神和开放态度。曾国藩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凡事总愿意亲身经历，亲自体验，乐于尝试，勇于尝试，勤于尝试。他不被什么定论先入为主，总是要亲身尝试了，亲眼见到了，才下结论。
他做事讲究身到、心到、口到、眼到，特别强调要“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他在谈到人才时说，“大抵人才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较多者“遇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这“四到”的说法与他“十八条挺经”遇事“躬自入局，挺膺负责”的总精神是一致的。
曾国藩把汉学的宗旨概括为“实事求是”，宋学的宗旨概括为“即物穷理”，认为二者的基本精神同出一源。他在《书学案小识后》中指出：
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
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国藩把“实事求是”这个原本是考据学的命题第一次变成了哲学认识论的命题。
四
因为“笨拙”，曾国藩是平实的，谦虚的。曾国藩说，“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他十分瞧不起那些随便评讥古人的轻薄之人。他这样对儿子曾纪泽说：
不可轻率评讥古人，惟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惟仲尼乃可等百世之王，惟学问远过于古人乃可评讥古人而等差其高下。今之讲理学者，动好评贬汉唐诸儒而等差之，讲汉学者，又好评贬宋儒而等差之，皆狂妄不知自量之习。
但同时，又是因为“笨拙”，凡事习惯亲身实践，这又使他有资本放言高论，直率地批评古人。
通过大量的实践，他发现，迷信古书的结果常常是错误的：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君子之作事，既征诸古籍，诹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致冒昧从事耳。
他举例说，古代那些赫赫有名的兵书，大多是骗人的。
以书生从戎之始，曾国藩对中国历代传下来的兵书战策十分推崇，曾经苦读恶补。然而，随着实战经验越来越多，他发现这些古书大多是玄而又玄的骗人东西。
他在给尹耕耘的信中说：
国藩久处兵间，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者皆极钝之事，于“神速”二字几乎相背，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千百中而无什一之合，私心深自愧叹，又因此颇疑古人之书皆装饰成文，而不可以尽信。敝部如塔、罗、李、鲍，外间有文人叙其战绩，已与当时实事迥不相符，窃疑古书亦复尔尔。
他怀疑《史记》中一些战例的真实性：
儒者记兵事以迁为最善，迁史以《淮阴传》为最详，其中如木罂渡河，沙囊壅潍，国藩颇疑其并无是事。今临晋之黄河尚在，果木罂所能渡乎？沙囊堵水，溢漏如故，断不能顷刻成堰，水大则不能忽堵忽决，水小则无损于敌。以物理推之，迁书尚可疑如此，则此外诸史叙述兵事，其与当年实迹相合者盖寡矣。
因此他告诉别人，读《史记》、《汉书》不可太拘泥当真：
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闳识孤怀不逮子长远甚。
一天，曾国藩与幕僚、将领谈论“军中阵法”，发现“虽同见同闻同局中人，而人人言殊，不足凭信”，遂由悟出史书记载为什么不可信：“古来史传之不足凭信，亦如是矣。”
他认为，司马迁所载尚不足凭，则二十三史中其他作者记载的战争，更是文人之见，不足为信：
廿三史除马、班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仗为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仆于《通鉴》中之不可信者，皆用笔识出矣。
湘军平江营中有个名叫吴士迈的营官，摘录二十三史中有关战争的记载，编辑成册，打算以此作为治军的根据。曾国藩知道后，立即致函该军统领李元度：“军事是板质实之事”，“若以编辑二十三史成书为治军之蓝本，则门径已差，难与图功。阁下与之至交，须劝之尽弃故纸，专从事于点名、看操、查墙子诸事也”。
还有一个名叫吴希颜的谋士，建议曾国藩“以古书考核将才，分派正副文武营官”。曾国藩认为“此皆书生之见”，并在批复中指出：
读书之与用兵判若两途。古来名将如前汉之韩信、曹参，后汉之皇甫嵩、朱隽，未闻其著书。戚继光能著书而战功又甚平平。孙武之不能自践其言，则老苏已讥之矣。
表面上看，这似乎与曾氏谦谨为人风格冲突，实际上，他敢于如此放言高论，实在是因为他站得比那些不明世事的文人高，看得比他们远。
五
理学的正面意义在于它会赋予人以面对这个艰难的世界必须具有的刚毅、清洁、坚决、彻底。同时，它也有巨大的“副作用”，比如守旧、固执、清刻、荒陋、脱离实际。
因为“笨拙”，脚踏实地，曾国藩一方面获得了理学修养的巨大益处，另一方面却避免了许多理学家的毛病。曾国藩曾这样直言不讳地批评那些在生活只知高谈阔论，于实际毫无补益的理学人士：“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熟视而莫敢谁何，独于一二朴讷之君子攻击惨毒而已。”正因为自己心怀恕道，食人间烟火，所以他才能对杀人理学做出这样入木三分的评论。
他利用理学者却不为之所惑。他的幕府中有一批道学先生，“然第给以厚糈，不假以事权”。有一次，他的亲信幕僚对这些人有不敬之词，他便直言不讳地告诫他：
此辈皆虚声纯盗之流，言行必不能坦白如一，吾亦知之。然彼所以能猎得厚资者，正赖此虚名耳。今必揭破之，使失其衣食之资，则彼之仇汝，岂寻常睚眦之怨可比，杀身赤族之祸，伏于是矣。盍戢诸！
理学家往往是保守主义者，但“实事求是”的实践精神，却给了曾国藩突破藩篱、否定古人、开辟新知的勇气。
曾国藩说研究治国之术，应该以“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义，归之所易简。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知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
正是因为他不迷信先王之道，而是敢于以“自我更之”、“自我创之”的态度变通其中的“袭误者”、“未及者”，所以他才能成为洋务运动的创始人。在近代中国，推动西学的几件大事都与曾氏有密切关系：创办安庆军械所和江南制造总局、幼童留美、在上海机器局添设翻译局、《几何原本》后九卷的翻译出版，他都是主要决策人。
西学初入中国之际，一般士大夫视如仇敌。以他的好朋友倭仁为首的“理学家”更是仇洋的中坚。曾国藩却坦率地指出倭仁“才薄识短”。在理学大家中，只有曾国藩能以明智的态度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