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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赎买的一种形式。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和七月二十八日，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推行定息办法的规定》和《关于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私营运输业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问题的指示》。在这两个文件中，对定息作了如下规定：企业在公私合营时期，不论盈亏，由国家按照企业合营时清产核资确定的私股股额，并依据统一规定的息率（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按季付给私股股东以股息。这种定息办法，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实行，原定七年，后又延长三年，到一九六六年九月停止实行。——第2、35、144页。」）制度，并对资方在职人员全部由国家分配工作。
为什么要采取赎买政策呢？有下列四个理由：
一、对于国民经济的恢复有利。
资本主义企业中最主要的部分是生产人民日用品的轻工业。日用品的正常生产，对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很重要。有了日用工业品与农民交换农产品，可以加强工农联盟；有了日用工业品和农产品，可以供应城市人民的需要，稳定市场物价。在经济恢复时期，我国的物资供应是比较充足的。如果在一九四九年政府采取没收政策，资本主义企业便不会照常生产，很可能出现生产停滞、减产和工人失业的不利情况，那就不但在政治上不适当，经济上也将发生混乱。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不应该像对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没收，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他们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有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愿意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同时，他们又有动摇和妥协性。在恢复时期中，他们积极地参加了抗美援朝（注「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随即出兵、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进行干涉，同时派军队侵略中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美军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朝鲜南北方原来的分界线“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于十月二十五自抵达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军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朝鲜战争结束。——第36页。」）的斗争。在土改（注「土改即土地改革，这里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改革运动。一九五○年六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36、324页。」）斗争中，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通过了土改法令（注「土地法令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颁布施行。——第36页。」），他们没有反对。如果我们不把他们和官僚资本主义区别对待，不团结他们，我们就要在国内和国外、在城市和乡村一齐进行斗争，无疑的将大大增加恢复经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工作中的困难。因此，我们应该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在“五反”（注「“五反”——指一九五二年在全国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第36页。」）斗争以前，他们曾向我们猖狂进攻，但当我们进行了“五反”斗争之后，就团结和教育了愿意守法的大多数资本家。因此，从恢复时期的全部过程来看，人民政府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不采用没收政策，而采取赎买政策，也就是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对恢复经济是很有利的。
二、公私合营后一定时期内给资本家五厘定息是必要的，对国家和人民也是有利的。
民族资本家经过了反帝、反国民党反动派的战争的一关，又经过了土改斗争的一关，这两关都过来了，他们又参加了抗美援朝和恢复经济的工作，在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关，就是今年一月前后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期，我们能抛开他们吗？当然不能，而且更不应该采用没收企业的政策了。政府决定对他们的资产在一定时期内给以五厘定息，这样做，对资方、对国家和人民都是合情合理的。在一定时期内给以定息，是为了让资本家改变生活有个准备时期；限制资本家的利息，便可发挥工人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国家可以合理安排私营企业的改组，因此对国家和人民都有利。那末，国家要付多少定息呢？定息总额和资本家的资本额比较，数目不算很大。全国工商业资本家的资本总额估计为二十二亿元，定息五厘，一年付息一亿一千万到一亿二千万元。准备付几年呢？周恩来总理在中共八大（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会上，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了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的建议》，并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八大制定了正确的路线，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第1、31、37、52页。」）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注「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简称。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这个计划的建议。后来由于经济指导工作上发生严重失误，这个计划建议没有付诸实施。——第17、37、56、78、107页。」）的建议的报告中谈到，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扩大全民所有制。究竟几年，还未定，要看各方面情况的发展。总之，几年期间，每年付一亿多，只有几亿元，为数不大。用这个办法，团结资本家和他们的知识分子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应该说是一个好的办法。
有人问，为什么高薪水的资方人员仍原薪不动？为什么没有本领的资方人员也安排工作？我们认为，所有原来在企业中吃饭的人，还应该允许他们继续工作，要有饭吃，这是必需的。定息只有几年，今后他们主要靠工作吃饭。薪水高于国营企业中相同职务的人只是一部分。私营企业内中小企业多，所以多数资方人员的薪水是不高的或低于国营企业中相同职务的人的。薪水特别高又没有本领的人只是个别的，这部分薪水应该看作是赎买的一部分。
有人问，为什么资本家增资说退就退，为什么资本家定息说发就发，做得这样快？所谓增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愿的，一种是被迫的。增资的现款很少，多数是欠帐，也有物资，包括房屋、衣服、甚至还有棺材等。全部合计约二百万元左右，数目是很少的。政府决定，属于还帐的可以收下，其他的增资部分除本人坚决不愿退的，其余一律退还。如果不退，资本家人心惶惶，便要发怨言：“敲锣打鼓，国家又发了一笔洋财。”而且所值不多，也不好处理，很快退还是对的。至于股息发得很快，是因为按股票发息，计算比较容易，资本家当时又需要用一部分股息去买公债。
政府实行定息办法的结果，多数资方人员或者积极工作，或者不反对改造，心怀不满的只是少数人，总的说对国家和人民有利。
三、资方人员中的多数是有生产技术和管理知识的，资本家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建设是有用的，不采取赎买政策，就不能团结、教育和改造他们。
现代化的生产是要技术的，虽然工人阶级的劳动是重要的，但是必须有技术。在目前，工人阶级自己的技术人员还极少，而资本家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是现在最有文化的一个阶级，这种情况短期内还难以改变，我们需要团结这部分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虽然资方人员中也有没有本领的人，但多数是有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的。如果我们对他们不采取赎买政策而采取没收政策，那末，资方人员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便不会像现在这样积极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如果我们不用这些人，我们又不可能从国外招请这样多的专家帮助我们进行建设，企业在生产技术上和经营管理上将会受到很大损失。
四、我们是在六亿人口的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这种建设工作需要十分谨慎，并力求正确。
我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但又是一个大国，人口占社会主义阵营的三分之二。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或者谨慎正确，或者掌握不稳，这关系世界大局。我国农业和手工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几乎牵涉到全国人民，是一项极为复杂、紧张的斗争，如果发生错误，在整个社会主义改造中将会引起混乱。可以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改得适当，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将起有益作用。资本主义国家很注意我们的改造工作，外国资本家来中国常要去直接了解我国资本家的情况。我们把和平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作做好，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以上四个理由说明了赎买政策对国家和人民、对工人阶级本身是有利的。因此我提议，在全国公私合营企业中广泛地进行一次赎买政策的宣传解释。为什么要解释？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有许多工人群众以及基层工会干部对赎买政策并不完全了解。有的人反映：“我对赎买政策是通的，但是对具体办法不通。“实质上是对赎买政策没有通。有的人反映，剥削者还得定息，原薪不动，是“不公平”的。我们认为，从一个方面看是不公平，但从全局来看，从前面所列的实行赎买政策的四个理由来看，还是合理的。我们一年只花一亿多元的定息，使全国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得到太平，这是重要的事情。如果不实行赎买，可能造成混乱和不安，损失将更大，对工人、对人民更不利。第二，在合营企业中公私共事的好坏，能否团结技术人员，能否把资方人员改造成为劳动者，工作的关键在工人群众的态度如何。虽然团结和改造的责任，资方有份，公股代表也有份，但最重要的还是在工人群众。而且对资方人员的改造只有在工作中、在企业内进行，不应该放在厂外去改造。因此，如果工人不认识赎买政策的必要，便不会自觉地担负起团结和改造资方的责任。
第二公私合营企业要恢复和建立工人
群众参加的管理委员会，这个管理委员会应该和公股代表合作。
在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前，工会和增产节约委员会实际上是企业的领导机关，对推动生产、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起了很大作用。在公私合营以后，公股代表派进去，公股代表管理了企业，工会管理企业的职权便让给了公股代表。当时，我们没有强调保存管理委员会，没有强调公股代表必须继续发挥工会和增产节约委员会的权力，提拔工人担任企业的领导干部也不够，这是很大的疏忽，必须加以纠正。工人群众对此不满，是有理由的。因此，必须恢复和建立工人群众参加的管理委员会。这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办好企业的重要问题。
今后恢复和建立的管理委员会应该和公股代表合作。在合营以前，私营企业没有公股代表，工会直接对资方实行监督，现在有了公股代表，应该和公股代表一起管理企业。应该肯定他说，管理委员会必须有相当的权力，其具体章程需要由工会和政府拟定。此外，要吸收工会领导人员和工人中的适当代表人物参加企业的领导机关，担任正副厂长、正副经理等工作。
有些工会干部对公股代表是有意见的。公股代表中，有些人的工作是有错误、缺点的，但绝大多数人的工作是好的。他们当中的多数人特别是在大城市从职工中、工会干部中提拔起来的人，有了错误、缺点是可以教育克服的。他们的经验不够，原来有经验的职工离开了本厂，或者是分配了新的业务，加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一件复杂的工作，时间又很紧迫，公股代表在工作中有错误、缺点是难免的。他们有时受到三个方面即资方、职工以及企业的专业公司的责难，工作常处于困难的境地。因此，工会应该给以帮助。在对公股代表的错误、缺点进行批评以后，多数人是可以教育留用的，只有少数不称职的才要调换工作。
第三公私合营企业中改善职工福利是必要的，但是只能逐渐进行，不能很快改进
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小企业多，大企业少。小企业的福利设施，自然比大企业差。可以这样说，合营企业职工的劳动条件和福利设施比较困难的主要是而且首先是小企业职工，这是过去长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在并厂中有些厂又增加了这方面的困难，比如厂房拥挤，没有饭堂，宿舍、厕所不够，等等。
政府正在准备对工资低于国营企业职工的人，适当增加工资。高于国营企业的不降低，也不增加。低的增加拟分两次调整，但是每人每年所加的也不可能多。其他劳动设施的改进，能办者办，但不可能一下都办。不可能设想，小厂都改成大厂，盖大厂房，小店都并成大店。许多小厂、小店的劳动条件的改进和福利的增加，要经过长期的努力。七年以来，国营企业的条件也还有许多是不好的。改善职工福利是必要的，改善的根本途径，是要在增加国家建设、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的基础上逐步前进。应该看到，我们一定会有进步，但前进的速度是不能太快的。一定有进步，七年来已经证明了；但是不能进步太快，因为我国经济比先进国家已落后了一百年。
经过三个五年建设计划，我国可以基本上实现工业化，但是要赶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要准备五十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的努力。十五年、五十年对一个人来说是很长的时间，但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来说，时间并不算长。像革命的先烈牺牲自己一样，他们的牺牲是为了人民和后代，我们的吃苦也是为了人民和后代。我们工人阶级应该有志气，迎头赶上去，集中一切力量为我国的高度工业化而奋斗！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全国公私合营企业工会基层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加强商业工作的政治观点、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一九五七年一月）
加强商业工作的政治观点、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一九五七年一月）
一
我们是从事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的，不能没有政治观点、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商业工作，包括卖鸡、卖蛋，都有其政治意义。商业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六万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广大的城乡人民对我们是否满意。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在中共商业部党组会议上讲话的节录）
二
搞商业的人，只管市场、不问生产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例如，现在的钢铁、纸张供应不足，但如果只注意到这一点，是不行的，还必须看到国家计划和生产的情况，这是第一位的，商业是第二位的。我们必须重视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区别于一般商人之所在。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办公会议上讲话的节录）
三
商业部门的领导同志，一天到晚忙于非常具体的经济工作，对思想政治工作注意不够，这样就很容易产生事务主义。如果不注意扭转，就会变得目光短浅。这件事，值得我们警惕。
在我们的工作中，建议提出“七分经济，三分政治”的口号。否则，工作的盲目性无法改变。我们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就是带有原则性的领导方法的错误。那末，倒过来，“三分经济，七分政治”，行不行？这也是不行的。我进了北京城以后，从中财委（注「一九四九年七月，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九月撤销。——第45、214页。」）领导上来说，没有注意这个问题。现在如果再不提出“七分经济，三分政治”，则业务总是挤了政治。只要我们按照“七分经济，三分政治”长期做下去，有可能保证工作不犯大错误。否则，十分有九分会变成“斗争对象”。看来，这个问题要“奋斗”，要“突围”。
在这方面，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部长、副部长。部长、副部长要领导学习。国务院第五办公室（注「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即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它是按照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而设立的机构。该办公室协助国务院总理负责掌管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并负责指导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工作。——第45、126、205页。」）和商业部先搞起来，下边也就跟着搞起来了。要把学习作为指导工作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为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这要成为一个章程。领导干部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没有尽到领导责任。
我看学习的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总结经验。把总结经验列入学习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