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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是陈云同志参加长征到达四川省天全县，并奉命即将赴上海从事恢复党的秘密工作时写的一篇文章，原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合编的《前进报》第一期。」
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防止奸细的破坏（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
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防止奸细的破坏*
（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
五年来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使中华民族处在存亡的危急关头，全中国的人民都轰轰烈烈地起来进行救国运动。在这一抗日救亡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总是站在最前线。共产党领导着中国工农红军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和追击，跋涉万里，北上抗日，还领导着东北义勇军（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武装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各地人民和驻东北的部分国民党爱国军队，纷纷组成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抗日武装。这些武装通称东北义勇军。……第97、307页。」）在冰天雪地中打击日寇。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中，共产党人不顾一切压迫，不怕一切困难，英勇地参加和领导救国运动，以及一切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斗争。去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更具体地提出了挽救民族危亡、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主张（注「指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宣言向全国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宣言号召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联合组织抗日联军。……第97页。」）。所有这些多年来奋斗的事实和实现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政策，已经获得全国广大人民的同情，共产党的威信大大地提高了。
正因为如此，日本帝国主义拼命地在叫喊“防共”，而我们民族内部的不安于人民救国运动的国民党的一部分领袖人物，也拼命地进攻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革命者，破坏共产党组织和革命团体。同时，因为许多觉悟分子要求加入共产党，许多人民团体要求共产党的参加和领导，所以反对救国运动的人们，他们对于破坏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的手段，也采用了新的方法。
他们现在已经不仅仅站在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的外面来反对革命，使用“大肚子”、“黑长袍”的“包打听”（注「“包打听”指英、法等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租界内所设巡捕房雇佣的密探。一第98页。」）来追逐革命者，而且还派遣奸细混入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的内部，来破坏革命。在有些地方，那些伪装着“革命”的奸细，也组织起“共产党”、“工会”和“青年团”等等招摇撞骗，假冒“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的名义来破坏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诱杀误投罗网的革命分子。
比如在上海，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早已转移到苏维埃区域（注「苏维埃是俄文Совет的音译，意即会议或代表会议。它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国家权力机关的名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权也称苏维埃政权或苏维埃政府，它所管辖的地区称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这个历史时期也称苏维埃时期。……第8、14、23、25、30、36、92、98、156、188、362页。」），上海中央分局自从一九三四年冬季以来也已撤销了，自那时候起，上海就没有什么中央的组织或者中央的代表了。但是，现在上海却出现了不少所谓“共产党中央”，“中央局”，“中央代表”，“少共中央局”，“某某工会”，甚至还有什么“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上海委员会”。他们出版报纸，有时还转载我们党的国内外领袖所公开发表过的文字。在他们这些伪造的组织下面确实也有一些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这些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受了奸细们的骗，误以为参加了真正革命的组织；另一方面，奸细们也必须以这些受骗而不自觉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为招牌，来引诱其他的革命者。
为什么反对革命的人要用派遣奸细的新花样来破坏共产党和革命团体呢？
第一，他们企图用“共产党”的名义，伪造许多文件，使国民党中一些宁忍坐视民族危亡的领袖们可以借口来拒绝统一战线，借口来损害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的威信。
第二，他们知道共产党的威信正与救国运动的发展同时增长着，要求加入共产党或者愿意团结在共产党周围的人更多了，所以企图用伪造的“共产党”和“革命团体”去欺骗这些人，诱其入网，一一捕杀之。
第三，他们知道虽然上海已经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中央，但是还有许多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的革命分子，正在英勇地独立地在工人运动中、学生运动中及一切救国运动中不屈不挠地奋斗。反对革命的人们为了要捕杀这些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就伪造“共产党”和“革命团体”，利用中国共产党在秘密条件下党员与上级党部联系的困难，冒充中国共产党组织与这些革命者接触。许多革命者因为不知道奸细们的诡计，被骗与之接触而遭受牺牲。
当然，奸细进行破坏共产党和革命团体，不仅仅用简单的伪造的一种方法，他们诡计多端。就我们已经发现的说来，就有许多种。
有些奸细混入共产党和革命团体以后，开始时不一定就来破坏他们所混入的组织，因为他们想得到更多的收获，进行更大的破坏。他们即使遇到某种机会可以破坏某个重要组织及拘捕其负责人时，也还不一定就动手，甚至在一些地方还故意表现“出力”，而且也假装着奔走进行统一战线的活动，使共产党和革命团体可以相信他，提高他在共产党及革命团体中的地位，以便将来破坏更多更重要的组织。所以，现在有些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还以为奸细只是“见人就捕”，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了。对于那些可疑的分子，因为他在某一件事上“出过力”，或者他知道某一重要事项而未遭破坏就轻予信任，是绝大的错误。有这样思索方法的人，奸细们正好利用以掩护其活动。所以，奸细们对于这种糊涂的革命者往往不去拘捕他，而是利用他的糊涂来掩护自己的活动。
奸细们欲求混入上级共产党部的诡计的另一种方法，则是进行自下至上或自上至下的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及革命干部遭受了牺牲以后，奸细们就假冒着出来“恢复组织”、“建立联系”，一步一步地混入上层组织中来。每次破坏之后，他们总是高喊着“破坏原因是由于某人不小心被侦探盯梢”，以免革命者去注意内部的奸细。奸细们的此种伎俩所以得售，是由于许多共产党人在困难环境之下，缺乏应有的警惕性，许多共产党人因革命积极性和坚持性的传统习惯，总是在每次组织遭受破坏之后急于去恢复关系，甚至于急不择人。因为不去细心考虑和研究混入内部的奸细，所以奸细们的诡计往往可以如愿以偿。由于内奸未曾清除，虽一次又一次地恢复组织，结果却一次又一次地使革命者落入奸细们的血手。根据多年来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经验，在秘密条件下革命党人的活动，每次遭受破坏以后，不应该急急忙忙去恢复组织，首要的任务在于把破坏的原因审查个水落石出，考察有无奸细。因为即使暂时不恢复某一组织，这虽然是一时的损失，但这个损失比急急忙忙去恢复组织而一次又一次地牺牲宝贵的干部的损失要小得多。革命干部的损失是最大的损失。没有革命干部坚持不懈的奋斗，革命胜利是不会自流地到来的。
奸细们活动的另一种方法是，假装自己是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牢狱内逃出来或者释放出来的“革命者”，混入革命组织中。他们假装受刑，弄得头破血流。因为一般革命者是富于热情的，所以这种奸细也常常可以混进来。其实，从牢狱内出来的人，不加审查而立即吸收其参加组织是不适当的。且不说有奸细乘机混入的危险，就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如果他在牢狱内被照了相，侦探们一定会跟踪他追逐其他革命者，那末，革命组织也不应轻易地与他发生关系，而应该进行严格的考察。对于这样的考察，只要是真正的革命者，必然毫无怨言。他知道这种考察是为了巩固革命的组织，避免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
究竟怎样辨别奸细呢？奸细的活动是有一般的特点的。
第一，无论奸细如何伪装努力，他们总不是真正“努力革命”的。不管他们嘴上说得如何好，或者装着一天到晚奔忙于“革命”，但是他们对于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的基本主张和革命策略是不愿执行的。比如，现在共产党中央决定实行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政策，在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中实行工作的转变，奸细们对于这一政策或者实行怠工，或者故意曲解，或者进行破坏。
第二，由于奸细们的基本目的是在于捕杀革命者，破坏革命组织，所以只要他们自己估计已经取得革命党人之相当的信任，就要开始在与他没有直接联系的或者不至于使他受嫌疑的革命组织中捕杀革命者了。这些奸细在每次革命者惨遭捕杀时，他常常是“侥幸脱险”的。有些奸细，当他到达甲地的革命组织中工作，不久甲地遭受破坏；调到乙地，不久乙地又遭破坏；再调到丙地，丙地又遭到破坏。这当然已经很明显地证明他是奸细了。
第三，奸细最有兴趣的是登记革命组织的人员，了解一切他们所未闻的消息。他们常常利用上级组织的名义造出许多调查统计表格，把各地革命组织的人员详细登记。登记以后，有时就直接逮捕这些革命者，但大多数的情况，是将存放登记表的地方叫警察来搜查，使这些登记表落入警察之手，由警察逮捕革命者。奸细们这种伎俩之所以奏效，因为有的革命者对于他那种违反秘密工作原则的“登记”，不加以考察。有些在上层革命组织中工作的人，甚至把许多重要而应严守秘密的东西都抄在纸上或者竟在刊物上公布，这种人如果不是糊涂虫，那就是奸细。
第四，奸细的另一种伎俩，就是在革命组织内有意散布不满意某某人，或者不满意某一组织，进行分裂活动，组织派别。奸细们知道，只要革命组织内部一有分裂，就争吵不休，革命运动当然无法进行了。革命组织只要内部一分裂，奸细就有机可乘了。一九二九年挑拨江苏省委与党中央分裂，以后成为中国托洛茨基派头目的马玉夫（注「马玉夫曾任中共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委委员等职。由于他积极追随陈独秀反对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同陈独秀等一起被开除出党。他是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托陈取消派纲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的签名者之一，并且参加了以陈独秀为首的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后来投靠国民党，充当特务。……第102页。」），现在不是坐在南京做公开的侦探吗？
第五，奸细看见某些革命组织内已经有了新的奸细来代替他们，或者因为群众运动的高涨，他们已经快要不能继续再做奸细了，就公开在报纸上“自首”，破坏革命组织的威信。有时在报纸上发表的所谓共产党员自首宣言，就是奸细捏造的把戏。
当然，奸细们诡计多端，决不止上述几种方法，这要靠革命者随时警惕地去考察。
奸细的阴谋所以有时奏效的原因，这固然是因为几年来奸细活动更加狡猾，但是主要的还在于革命者对于他们反对革命的进攻，缺乏应有的警惕性，有些简直是革命者的过分糊涂。比如，上海共产党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曾经实行过三次公开报名、不加考察地征收党员，这就给奸细混入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在每一次革命组织遭受破坏以后，总是受惑于“被侦探盯梢”而不去追查奸细。有些分子已经组织过小派别，而且他到一处就破坏一处，或者被捕了，侦探很客气把他放走，对这些异乎寻常的事情，还不去考察考察是否有奸细，仍然把那些可疑分子当好人，当然以后就吃了大亏。甚至革命组织内，还有腐朽到这样程度的人，把一个曾经公开向官厅自首过、捕杀过革命者的奸细，竟列为“同志”，希望他走到革命道路上来，这真是不能解释的糊涂。
至于在下级组织内的革命者，或者一些还缺乏经验的革命者，时常容易走入奸细骗局的血手，这一方面由于某些上层组织未曾对他们进行提高革命警惕性的教育，同时革命组织在组织结构上有许多弱点可以被奸细利用。比如，在组织结构上，不管秘密工作条件如何困难，总是把各个组织的“架子”十余年来一成不变地照样保存，不管这个组织内有多少工作，有多少人，纵的各级组织和横的支部组织总是舍不得加以改变，因此也就滥竽充数地选择人才。其实，在现时条件之下，组织结构愈简单愈独立就愈好。由于组织结构上的弱点和过去的习惯，通常由别处组织或某一个人介绍来的人，总是不加考察地接受，这种所谓“介绍”，奸细们是可以假造的。也有这样糊涂的组织和糊涂的人，他们可以不负责任地随便把人介绍到别个组织去，奸细们是不难从他们手里取得介绍信的。所以，不论从什么地方来的人，先要考察清楚，才不会中奸细的骗局。至于那种不遵守秘密工作原则的现象，在任何地方的革命组织中都可以看到，甚至把一切必须严守秘密的材料写在公开的信件上，这方面多年来的血的教训难道还不够吗？
在现在这样极端受压迫的困难条件之下，许多地方的革命组织常常会遭受破坏，与每个革命者有失去联系的可能。这虽然是革命运动中相当的损失，但这决不是说每个革命者就不能进行独自的革命工作。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证明，革命者与革命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是常有的。外国有过许多地方的革命组织不能存在，而只能由很少数的领导人出版一种报纸，在这个报纸上时常登载指导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而那些与革命组织失去联系的革命者，也并不因为与革命组织失去联系而不能工作。恰恰相反，他们按着这些由远方来的报纸上的指导方针，独立地去进行革命斗争。这种做法，反而创造出许多能独立工作的出色的革命者。同时，因为彼此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反而使敌人无从追踪，奸细们也无从施其诡计。我以为这是中国革命者应该学习的榜样。像上海等地，奸细们已经组织了一些“共产党党部”和“革命团体”，其中被他们蒙蔽的真正革命者，应该立即想法脱离这些奸细们的追踪，而自己独立地到群众中去埋头进行革命活动。俄国在二月革命（注「二月革命指一九一七年二月（饿历）发生的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二月十八日（公历三月三日），首都彼得格勒的工人开始罢工。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罢工很快转为起义，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也奋起参加，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一举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革命后，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资产阶级则在小资产阶级妥协派支持下成立了临时政府，形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因此，布尔什维克党又领导人民为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第104页。」）以前很长的一个时期还不是如此吗？虽然当时各个革命者分头在独立工作，但是有着远方来的报纸给了革命者以战略方针。所以二月革命时，就把各地相互没有什么联系的革命者在大革命的爆发中联系起来了。当然，这种工作方法，不仅为今天的上海，就是整个国民党区域都可以采用。即使今天某些地方还有上下层之间相当的联系，也不要忘记，联系有随时中断的可能，各个革命者应该准备独立工作。
不管敌人如何凶恶地压迫革命者，但是革命是那些违反历史前进的反动派所不能消灭的。加紧压迫革命，决不能使他们避免必然灭亡的命运。在人民和革命者看来，愈是残酷的压迫，愈会增加人民的憎恨，愈能坚强革命队伍的意志。
*注「本文原载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创刊的《救国时报》第六十七期，题为《革命运动的发展与奸细的活动》，署名“史平”。」
一个深晚（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一个深晚*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一九三二年阴历十一月的某一天，大约是深晚十一时许了，我坐着一辆黄包车（注「黄包车即人力车。……第106页。」），把戴在头上的铜盆帽（注「铜盆帽是一种圆形的礼帽。……第I06页。」）挪低到眉毛以下，把吴淞路买来的一件旧的西装大衣的领头翻起盖满两颊，由曲曲弯弯的小路到了北四川路底一路电车掉头的地方就停下了黄包车。付了车钱，望四边一看，没有人“盯梢”，我就迅速地走进了沿街的一座三层楼住宅房子的大门。这是一座分间出租的住宅，走进大门就是楼梯。大约是在三层楼的右首的那间房间的门口，门上有着一个同志预先告诉我的记号。我轻轻的扣了两下，里面就出来了一位女主人。我问：“周先生在家吗？我是×先生要我来，与×先生会面的。”女主人就很客气的请我进去。
秋白（注「秋白即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苏常州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同李维汉主持召开八七会议。会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年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