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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4页。」），河北的囊包虫（注「囊包虫——是猪的一种寄生虫。——第225页。」），也很严重。一九五三年猪肉产销情况是，从全年生产和销售的数字看可以平衡，但季节调剂和地区调剂则有问题。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是：建立统一收购机构，扩大收购面；增加冷藏设备，加大储存量；加强防疫治疗，保护生产；随着消费增加，按比例扩大生产。
二、蛋品。一九五三年全国鲜蛋产量估计可能达一百四十四亿枚（以一亿农户，平均一户养母鸡二只，每只年产鲜蛋七十枚左右计），其中农民自用量八十亿枚，商品量为六十四亿枚（出口十亿枚，军需三亿枚，城镇居民消费五十一亿枚）。国营商业和合作社经营的占商品量的三分之一。全国鲜蛋重点产区为河北、绥远（注「绥远——是旧省名。一九五四年撤销建制，所辖地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第225页。」）、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其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鲜蛋生产极端零散，集中和长途运输损耗很大。鲜蛋又是季节性产品，盛产时期为每年三月至七月初，约占全年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保存不易，供应上很不平衡。冰蛋、干蛋厂的设备多集中在少数大、中城市，而城市需用蛋类的食品业皆用鲜蛋，尚不习惯用冰蛋、干蛋粉来制点心，这就增加了季节调剂的困难。鲜蛋上市旺盛季节，农民争相求售，到淡季，城市又普遍感到供应不足。蛋品除供内销，出口量还可增加。抗战前一九三○年曾出口三十一亿枚，一九五三年只出口十亿枚，两万枚蛋可换五吨钢材，应争取更多的蛋品出口。解决鲜蛋产销中存在问题的办法是：增加冰蛋、干蛋粉在产蛋旺季的加工和保存；改变城市人民食用鲜蛋习惯，扩大冰蛋、干蛋粉对食品业的供应，以补淡季鲜蛋供应的不足。
三、水产。一九五二年水产品供过于求。一九五三年全国商品量估计为三十五亿斤（其中海产二十四亿斤，河产十一亿斤），全年产销情况是供求适应。国营商业和合作社经营比重很小，不及商品量的百分之二十。由于生产季节性强，冷藏的运输和仓库设备少，在水产大量上市的旺季，因不能大量冷藏难以作长途运销，又不能大量腌制，因此常常腐烂落价。北方各城市平均每人每年食鱼仅四斤，南方城市每人每年消费量则三倍或五倍于此数。我国有丰富的水产资源，估计年产量可达八十亿斤至一百六十亿斤，如能在产区增加冷藏设备，增大腌制量，扩大水产推销，对减少猪肉的供应，挤出猪肉出口，对渔民，对消费者，都是有利的。
四、蔬菜。当前蔬菜的经营，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在城市约占百分之二十，大城市供应平时还没有问题，节日稍感紧张。新的工矿区和驻军集中的地方，则多有供不应求的情势。随着城市人口增加，城市附近建筑面积不断扩大，占用菜地很多，新扩建工程又很少预留菜地，致使蔬菜种植面积不断缩小，加之菜园又非一年施肥即可种好，种菜需一定的技术，因此蔬菜供应量减少，而需要量却日益增大，供需不敷的情势日益暴露。解决蔬菜产销问题的办法是：第一，组织生产。由于蔬菜只能就地生产就地供应，国营商业不能大量经营，必须在当地党委和政府领导下，组织郊区蔬菜生产合作社，保证必需的供应。第二，按人口比例保持必需数量的菜园。一般估计城市人口每人每年平均需蔬菜二百五十斤，菜园的产量每亩平均约七、八千斤，则每三十人应有一亩菜园。第三，城市消费合作社组织菜栈，扩大供应，增加窖藏。第四，国营商业可经营一定量的若干种蔬菜，如白菜、萝卜、洋葱、大蒜，做远距离的调运，调剂节日的需要。
五、干菜。粉丝、榨菜、木耳、金针、香菇等，一九五三年产量共约三亿多斤，商品率高，现在国营商业、合作社经营达一半多。小杂粮及豆类加工制造之豆腐、豆芽、豆酱等，国营商业皆未经营。干菜适于储藏，且可行销全国，随着城市需要的日渐扩大，可以补副食品的不足，国营商业、合作社应扩大经营。
六、水果。一九五三年全国各种水果产量，根据商业部召开的全国土产会议的估计，约为五十九亿斤。国营商业、合作社仅经营适宜于长途运销及出口的苹果、桔子、香蕉等，在集中产区国营采购达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他如梨、柿等一般水果多为当地私商小贩经营，市场供应尚能适应。今后内销和出口需要增加，国营商业、合作社应适当增大经营比重，以保证水果的供应。
改善副食品的产销状况，必须采取下列措施：
一、提高认识。过去国营商业部门将经营重点放在粮食、纱布（注「纱布——指棉纱和棉布。——第2、12、30、33、54、85、95、105、111、117、125、136、145、168、193、207、227、284、340页。」）、重要百货等主要生活必需品上，对副食品没有去管，这在当时是不得已的，主观力量也只能如此。今后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营商业除继续重视粮、布、主要百货外，对城市副食品的经营要有计划地管起来。城市、工矿区居民副食品的消费比重较主食为大，副食品的供应，关系广大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因此，国营商业必须把副食品列为经营重点之一，与合作社密切结合起来，逐步增大副食品的批发、零售及经营品种，达到足以保证城市及工矿区的供应。同时，保证必要的出口，换取工业设备，借以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二、成立专业机构。中央商业部应成立全国食品公司，负责统筹副食品的收购、市场供应和出口。
三、扩大收购面，增建冷藏设备。由于副食品大都为鲜货，生产季节性强，目前冷藏库、车的设备太少，不能及时大量收储，不能长途调运，影响收购、内销和出口，妨碍调剂供应。商业部应即根据今后几年收购供应情况，提出逐年增建冷藏库、车设备的计划。
四、保证大中城市、工矿区的供应。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应逐步保证九十九个大中城市及工矿区（中央直辖市十四（注「指北京、天津、上海、沈阳、旅大、鞍山、抚顺、本溪、长春、哈尔滨、西安、武汉、广州和重庆。——第228页。」），工矿区十一（注「指山东淄博工矿区、河南焦作工矿区、河北峰峰矿区、绥远石拐沟矿区、松江双鸭山矿区、甘肃玉门油矿区等。——第228页。」），省会二十六（注「一九五三年，全国设有三十个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和西藏地方。其中，除台湾省外，松江、陕西、湖北、广东的省会哈尔滨、西安、武汉、广州为中央直辖市；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和绥远省人民政府共驻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市）。所以这里讲二十六个省会。一一第228页。」），其他中等城市四十八）共四千万居民副食品的供应。初步估算，一九五四年九十九个大中城市、工矿区副食品需要总值为十七万二千亿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每人每年副食品支出平均四十三万元），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应经营八万四千亿元，占百分之四十八。但不应平均使用力量，我们首先要加强大城市和工矿区国营商业和合作社的经营比重，肉类供应比重应达百分之六十，蔬菜应达百分之二十至四十；在中等城市及西南、西北地区比重可小于此数，东北地区则应大于此数。
五、加强领导，分工负责。责成商业部负责对全国副食品的经营领导。同时，要在各地党委、财委领导下，拟定国营商业、合作社和私商的经营比重，分别拟定购销计划，达到城乡、内外的统筹兼顾。在经营上，国营商业部门和合作社应作如下分工：肉类、蛋品、水果的批发和出口，由国营商业经营；蔬菜应由城市消费合作社建立必需的菜栈，与郊区蔬菜生产合作社订立购销合同；水产目前仍由国营和合作社经营，食品公司成立后，逐渐由食品公司担负经营的主要责任；干菜的批发由国营商业、合作社共同经营；小杂粮由粮食部负责供给粮源，城市供应由商业部负责。
六、增加生产。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及出口量的扩大，今后必须增加副食品的生产。在不影响粮食增产的前提下，应适当增加畜产品、蔬菜、水果等的生产，并应加强对猪疫的防治。农业部应作专门的研究和布置。
*注「这是陈云同志主持起草的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目前副食品的产销情况及今后措施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
高级领导人要提高革命觉悟（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
高级领导人要提高革命觉悟*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
保障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其责任主要是在高级领导人员。我党是经过几次分裂的。张国焘（注「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第230页。」）等人都搞过分裂活动，使革命事业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取得了胜利。现在四中全会（注「四中全会——指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向全会作了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在全会上作了发言。会议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在全国财经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及其前后进行的反党分裂活动，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第230页。」）重新提出一个决议草案，号召增强党的团结，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张国焘这样的野心人物是可能出现的。妨碍党的团结，不幸发生党的分裂这样一种危险。如果我们不严格地防止它，那并不是不可能的。当然，讲起这样的事情是不愉快的，但是我们要面对现实。过去有许多同志设想，像张国焘这类野心人物，可能不再在我们党内出现。理由是什么呢？有这样几条：第一条，党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革命已经胜利，干部都经过锻炼，都希望我们党里不出张国焘这类野心人物。第二条，只要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就可以不出现张国焘这类人物。第三条，说我们有毛主席在，大概可以不出，把希望寄托在“毛主席万岁”上。
现在看来，这三条都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只有这三条，我看还不足以保证我们党内不再出张国焘这类的人物。我们党是处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头，现在阶级没有消灭，就是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意识还要长期存在。这种社会情况、阶级意识还会反映到党内来。我们党内的情况是，在不少的高级干部中间，个人主义的成分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只要气候适宜，只要条件具备，小个人主义可以变为大个人主义。原来想，革命已经胜利，似乎可以不出张国焘之类人物了。现在看来，恰恰相反，革命胜利了的国家，更容易出。现在比起秘密工作和在山沟里打游击的时代，更容易出野心人物。大家是为革命来的，还是为做官来的呢？回答这个问题也容易。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笑声）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所以，希望我们党内不出野心人物，这种好心肠，我看是会落空的。把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是很危险的。
这次会上，被批评的同志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改正，一是不改。现在他们开始检讨自己，哪怕检讨不彻底，我们也是应该欢迎的。瞿秋白（注「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苏常州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同李维汉主持召开“八七会议”。会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年九月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一九三一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被排斥于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之外。一九三五年二月，在从江西往福建转移途中被国民党逮捕，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就义。“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叛徒”。一九八○年十月，中共中央为瞿秋白恢复名誉。——第231页。」）同志讲过，水牛转弯不大容易。这是常有的。我希望他们能彻底改正。但是我现在要说，就是这些同志改正了，以后是不是还会出？过去出张国焘，以后是不是还有李国焘、王国焘呢？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绝不能说没有。说没有，就要犯错误。宁可说，可能出现。至于乱子是否闹得像张国焘那样大，可以分裂党、分裂军队，那要由条件来决定。出是可能的，但是乱子闹得大不大，要看当时的具体条件。我们不要高枕无忧，认为党内不会出怪事。
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这是很好的，但我看只靠教育也不能保证党内不出李国焘、王国焘。马列主义的教育，当然有很大的作用，我们是相信这个主义才来干革命的，我们必须加强党内的马列主义教育，这是肯定的、无疑问的。但是，我看不能因为有马列主义教育，以后就不出问题了。张国焘不是老党员吗？他比一般干部受的马列主义教育还少吗？但是他叛变了。这证明什么呢？证明只靠马列主义的教育，还不能保证我们党内不出野心人物。
至于说有毛主席在，我们党内就可以不出野心人物，我看也是靠不住的。毛主席当然是伟大的领袖，是我们党团结的核心，但是，这是否可以保证我们党内不出李国焘、王国焘呢？也靠不住。我看，只能出得少一些，出得慢一些。有些露了头以后，因为毛主席在，容易解决，解决得快一些，但并不能保证不出。“毛主席万岁”这是一个政治口号，但是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我在这里，在四中全会上，说毛主席生命不能万岁，这似乎不太好，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实际上是不能万岁的。
那末，我们翻来覆去地想一想，可靠的是什么呢？我们党内可能出现分裂的危险，就没有什么办法防止了吗？我看可靠的、永久的办法，可传到我们子孙后代的，就是提高高级领导人的革命觉悟和革命嗅觉。我们这些高级领导人，行年有四十几岁的，有五十几岁的，有六十几岁的，也有七十几岁的，将来一批一批地都要死去，同时一批一批地补上来。我们不能保证不出野心人物，但是我们可以想方法使乱子不闹大。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乱子闹得大不大，关键是什么呢？我看关键是在几百个高级领导人，就是省（市）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及军队中的负责干部。如果这几百个人有高度的革命觉悟，有高度的革命嗅觉，那末，出了李国焘、王国焘也容易把他揭露。如果这几百个人觉悟不高，嗅觉不灵，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是可能闹不团结的，甚至可能闹到党的分裂。出大乱子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几百个人里面，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的，穿黑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个人。如果出了野心人物，能否迅速地把他揭露，不闹成大乱子呢？那也决定于这几百个人。只要这几百个人头脑十分清醒，革命胜利就会有保证。
高级干部要提高革命警惕，提高革命嗅觉，千万不要“伤风”。我看这是我们党的团结的可靠保证。再加上一条，我们要严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发扬党的优良作风，那党就有保证了。靠别的，我看都靠不住，要靠我们自己。
在胜利的环境中高级干部不要头脑发昏。我们想一想，一九四五年七大（注「七大——即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第233页。」）到现在，跌了大筋斗的几个主要的领导同志，哪一个同志不是因为骄傲，背上背了一个大包袱，上面写着两个字，叫做“正确”。背了“正确”的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