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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证游击区域中党组织和游击队坚持执行党的路线，就必须在组织上保证有最好的干部去领导。派遣到游击区域去担负工作和领导的干部，必须是在各方面有独立工作能力的，他们即使暂时与上级党失去联系时，仍能毫不动摇地执行党的路线。同时，要选择当地了解地方情形又为党员群众平昔所信任的干部，担负领导工作。这些干部，都必须懂得游击战术。如果不审慎地按照这些条件去选派干部，那必然会重复粤赣及其他游击区域中曾经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在敌人到处追逐的情形之下，发生动摇，缩回苏区，甚至逃跑投敌。现在战区党的紧急任务之一，就是进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而基本的是选择和派遣干部。党要有决心分配好的干部到游击区域去，根据干部的特长，把他们安置在适当的工作岗位上。对于那些政治坚定的当地干部，要给以必要的军事教育，或使其参加赤少队，到游击战争的实际中去学习。
党的支部应该成为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必须纠正过去那种组织“秘密支部”的错误。那种“秘密支部”是放弃了支部中其他好的党员，只找三四个老弱妇幼的党员来组织的支部，它的结果必然脱离群众，而且根本不会领导游击战争。我们必须教育党员到游击区域群众中去进行艰苦的不退却的工作，成为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只要我们深入群众，取得群众拥护，非但可以得到群众的掩护，而且能够去开展群众的革命斗争。
在游击区域中，党组织要建立集中的领导。必须纠正过去工作团、县委与游击队相互之间没有联系，没有统一的集中领导的错误。这种错误会使游击队得不到地方党的配合，得不到群众的拥护而陷于孤军作战，以至失败。还必须纠正庞大的机关跟着游击队走，而下面的各区以及小的游击队缺乏领导干部的现象。庞大的机关工作人员跟游击队东奔西走，只会便利于敌人找到游击队的目标，而且使游击队无法灵活机动作战。为了建立集中的领导机关，应该从区的独立团、工作团和游击队中选择最好的干部组成集中领导的军事政治委员会。在已经有县委而与游击队没有联系的地方，应该改组县委，选择县委中和最大的游击队中好的领导干部，组织新的县委，县委书记即为这个最大的游击队的政治委员。所有区的军事政治委员会或县委均须与游击队在一起行动，直接加强游击队的领导，同时担负领导地方党的工作。
在游击区中，我们必须把堆在县或区的领导机关中的许多工作人员做适当的分配。把一些干部分配到下级党部或各小游击队去加强领导；把其余的工作人员武装起来参加游击队，去开展游击战争，或者分配到各区各乡群众中去工作。
*注「本文原载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七十二期，题为《游击区域（被敌人占领的区域）的工作方式与组织方式》，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注「遵义会议指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的错误，从组织上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第36、197页。」）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注「苏维埃是俄文COBET的音译，意即会议或代表会议。它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国家权力机关的名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权也称苏维埃政权或苏维埃政府，它所管辖的地区称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这个历史时期也称苏维埃时期。……第8、14、23、25、30、36、92、98、156、188、362页。」）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注「反对五次“围剿”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反击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五次军事“围剿”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调集约五十万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错误地用阵地战代替运动战和游击战，红军苦战一年未能打破“围剿”，于一九三四年十月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第36页。」）中与西征（注「这里所说的西征，是当时中央红军自中央革命根据地向西突围，开始进行大规模战略转移的称呼。后来统称为长征。……第36页。」）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当着红军占领遵义以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行开幕，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注「一军团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一九三○年六月，红四军、红六军（不久改称红三军）、红十二军在福建长汀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接着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三军团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一九三○年六月在湖北大冶刘仁八成立，下辖红五军、红八军。……第36页。」）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注「林指林彪（一九○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聂指聂荣臻（一八九九……一九九二），四川江津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第36、45页。」）、彭杨（注「彭指彭德怀（一八九八……一九七四），湖南湘潭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杨指杨尚昆，一九○七年生，四川潼南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政治委员。……第36、45页。」及五军团注「五军团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它由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宁都起义的部队改编而成，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主力军团之一。长征中担任后卫任务。当时，董振堂任五军团军团长，李卓然任政治委员，陈云是中央代表。……第36、293页。」）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注「李总政主任指李富春（一九○○一……九七五），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第36页。」）及刘参谋长（注「刘参谋长……指刘伯承（一八九二……一九八六），四川开县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第36、88页。」）都参加。会议经过三天，作出了自己的决议。
一、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注「四方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是红军三大主力之一。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湖北黄安（今红安）合编组成。一第37、93、295页。」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注「西康是当时的一个省。一九五○年该省金沙江以西部分另设昌都地区。一九五五年西康省撤销，所辖地区划归四川省。一九五六年昌都地区划归西藏自治区。……第37、45页。」）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如果今天来观察这个决定，我们应该批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后来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注「这一段话是原提纲中的。这里所说的今天来观察，是指写传达提纲的时候。……第37页。」）
二、检阅反对敌人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的错误。
（A）扩大会议认为四次“围剿”粉碎（注「一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四次军事“围剿”。一九三二年底，蒋介石调集四五十万兵力，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法，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三年二月至三月，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采取集中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分别在江西省宜黄县黄陂、草台冈、东陂地区伏击敌人，共歼敌近三个师，取得了这次反“围剿”的胜利。……第37页。」）以后，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决议……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的决议（注「指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第37页。」）是正确的。政治局扩大会反对博古（注「博古即秦邦宪（一九○七……一九四六），江苏无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总负责人。……第37页。」）同志的报告，这个报告客观上是在说明不能胜利的保卫苏区来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是偏重于客观的……帝国主义对于国民党的帮助，白区（注「白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称呼。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建立的组织，当时称白区党。党的组织及其所领导的群众组织称为白区组织。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这些组织不得不主要从事秘密工作。……第16、25、37、188、205、233、362页。」）反帝与革命运动不能与红军战斗配合，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与白区工作的极端薄弱等等……，没有显著的把我们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到这些原因中的应有的高度。（当然在博古同志的报告中也说了主观的指挥上的错误，当然也不曾明显的把这个问题放在次要的地位。）这在客观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是企图掩盖指挥上的错误的，是不能得到教训的。
扩大会议认为我们没有胜利的保卫中区（注「本书中的中央苏区、中心苏区、中区、江西苏区都是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即中央革命根据地。它位于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范围最大时辖有二十一个县，约二百五十万人口。……第13、32、37、92、112、158、160、163、192页。」）来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除了许多客观的而且重要的原因以外，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上是错误的。
扩大会议认为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注「关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中央政治路线错误的问题，当时大多数同志尚未认识到，加之战争形势紧迫，遵义会议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因而这里说“扩大会议认为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这样做，对集中全力纠正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动员全党团结一致地去克服长征中的困难，是有利的。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全面的总结。……第37页。」），一切在苏区内部的后方工作是模范的，必须奖励的。但是正因为国内战争中军事指挥是党的总的政治路线的一个主要的部分，我们党正是由于军事指挥上在这个时期以及西征中是基本上错误的，因此在保卫苏区与顺利的粉碎五次“围剿”的意义上来说，以及达到西征军预定的湘西目的地来说，是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
扩大会议认为蒋介石在五次“围剿”中没有完全成功，主力红军非但冲出重围，而且在川黔滇湘活跃着发展着。相反的在军事的力量上来说，经过五次“围剿”的一年半的血战，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是削弱了。
扩大会议认为中国苏维埃运动决不是低落，相反的依然是发展的。几个苏区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注「中央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是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它是在江西、福建区域发展起来的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红军。……第38、93页。」）的活跃，以及反帝运动的高涨与国民党统治下的全国经济的破产。中国苏维埃运动有着浓厚的历史的泉源，中国苏维埃运动与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B）为什么说军事指挥上基本上是错误的？（把五次“围剿”起至西征到遵义分成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粉碎四次“围剿”以后到朋口战争（注「朋口战争指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日红军在福建省连城县朋口、宫溪地区与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七十八师所进行的战斗。是役歼敌约两个团。……第38页。」）及与十九路军订定作战协定（注「指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蒋光鼐、蔡廷锴等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签订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主要内容是：一、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二、双方恢复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三、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各牢狱中的政治犯；四、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同年十一月，他们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对蒋介石。一九三四年一月，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失败。当时，中共中央由于犯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没有给它以应有的援助。……第38、393页。」）以前。
这个时期，首先在东黄陂（注「东黄陂即东陂和黄陂，是江西省宜黄县的两个集镇。……第38、45页。」）战争胜利以后（粉碎了四次“围剿”），因为当时对于胜利的估计不足，把红军主力停留在北线上一个短时期，以后向着闽江活动来开辟东战场是对的，朋口战争胜利了，这都是对的。这个时期一般的是指挥正确的，但是极大的错误是没有集中主力，只有三军团与东线原有较弱的兵团与十九路军决战，如果那个时期，集中更多的力量，我们在东方战线上的胜利，必然远过于当时所获得的。
第二个时期……从与十九路军订立作战协定起，到十九路军的失败与敌人占领军事要点……黎川。
这个时期党中央决定与十九路军订立作战协定，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军事指挥上并没适应政治上的要求，当时我们非但没有出建黎泰注「建黎泰指建宁、黎川、泰宁。建宁、泰宁是福建省的两个县，黎川是江西省的一个县。……第39页。」去侧击向延平注「延平即今福建省南平市。……第39页。」前进的蒋军，反而把红军主力向着赣江活动，等到后来洛甫（注「洛甫即张闻天（一九○○……一九七六），上海南汇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职。……第39页。」）同志（他是军委的委员）知道而提出反对时，再把红军向东到永安、沙县时，福建的人民政府的局面已经改变了。而使蒋介石把东方战线在自己的掌握中组成积极的进攻苏区的战线。同时在个别指挥员的贻误之下失守黎川（注「这里是指“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把第五次反“围剿”初期黎川失守的责任，归咎于当时闽赣军区司令员萧劲光的事。传达提纲写于该错案平反之前，沿用了以前的说法。……第39页。」）。
政治局扩大会认为这个时期，如果我们在军事上能够正确的指挥，那末我们完全有可能粉碎五次“围剿”，国内形势将成另外一个局面，而有利于革命运动苏维埃运动的发展。
第三个时期……从十九路军失败以后的广昌战斗（注「广昌战斗指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至二十七日红军在江西省广昌县与国民党军进行的战斗。当时，国民党军集中十一个师进攻广昌，企图打开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尔后夺占瑞金。“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则调集九个师的兵力，硬挤死守。红军虽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但自己也遭受重大损失，终于被迫撤出广昌。……第39页。」）到主力红军出发西征时。
这一时期是五次“围剿”战争中最残酷的战斗的时期，敌人用最大兵力压迫我们于苏区内部。同时，我们严重的指挥上的错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不去尽力寻求运动战与敌人翼侧的活动，而采取阵地式的与敌人堡垒对峙的战略技术，发明以“赤色堡垒”来抗阻敌人。在赤色堡垒与敌人堡垒对峙之下，用所谓有名的“短促突击”（注「“短促突击”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提出的战术原则。它要求中国工农红军在敌人修筑堡垒、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的情况下，也修筑堡垒防御阵地；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则在短距离内对敌人进行突击。这一战术原则是为当时“左”倾错误领导者实行的单纯防御战略服务的。……第39页。」）战术来作战。这个战术拒绝了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战术，放弃了外翼侧的活动。结果苏区边界上到处造了宫殿式的堡垒（当然不是说个别的必要地区的堡垒是不要的），我们依靠这些堡垒和工事与敌人对抗。这个战术完全暴露我们的主力，完全在敌人面前暴露我们的弱点，使敌人的飞机大炮能够按照一定目标的配合步兵师团向我们进攻。结果，我们与敌人只是拚“消耗”（这对我们是不利的），许多赤色堡垒被毁于飞机大炮，一些被敌人占领来作为进攻苏区的军事据点。
“短促突击”的战术，使我们不能获得运动战中应能获得的胜利（龙岗战斗注「龙岗战斗指一九三四年六月八日红军在江西省广昌县龙岗地区与国民党军进行的战斗。……第40页。」），使我们在敌人的强大的火力之下受到极大的损失。在敌人以几倍于我们力量向我进攻时依然不得不退出赤色堡垒地带（建泰广昌）。“短促突出”在广昌战斗、三溪圩战斗、（注「三溪圩战斗指一九三四年三月中旬红军在江西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