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现在不敢说南满的问题完全解决了，但可以说大部解决了。
现在我要向你们提出而且要请你们考虑另一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是经过了考虑的，希望你们加以一再的考虑。问题如下：
从全国、全东北经验看来，兵力总数是敌大我小（东北程度较差），但敌兵力仍不够，故只能而且已经采取“分别先后，集中重兵，各个击破”的计划。这一计划在苏北、鲁南收得若干效果，其原因敌我相较，敌仍有两个有利条件：兵多；运输便利。
被敌进攻方面的我军处境是困难的。苏北、鲁南我不知，以南满为例，第一困难是长白山区人少，因此粮少，房少，伕子少，运输力少，安置伤兵的地方少。就其当地条件来说，只能打游击战，但从全局来看，必须打运动战。在这样地区，人力上以及必要的物力上，如无其他地区的支援，则是不可能打运动战的。第二困难是无间隙的作战。例如，当北满出击敌人时，我们也不能并不应休息，因为只有牵住敌人，才便于北满歼敌；只有乘机向敌进攻，才能改善自己阵地，以备第二次敌来进攻。北满一停攻，敌立即以火速南运向我进攻，我虽想休息而不可得，不得不被迫应战。战争就这样循环无已地下去。所以休整二十天一个月，是根本没有的事。这一点如果不被各满了解，则可能在援助的行动上稍迟一点，对于南满就有很大的不利。
归结起来，要使东、西、北满了解我们南满的处境，在军事上、人力上和必要的物力上给我们足够而且及时的支援。
我考虑的结果认为：被进攻方面（例如南满），必须克服右的近视眼的“保存”实力，向困难屈服的倾向。一般说，只要看出这一问题就较易解决，因为共产党员本性革命，而且直接在敌兵的逼迫之下，故这一倾向不易被忽视，且容易说通。另一方面，即敌取守势方面，我们的干部思想，因为所居环境不同，不易深刻体会被攻方面的困难，也一时不易使所有干部都看清被攻方面之困难及其成败对于其他战场有切身利害关系。由于敌人暂时不对他这一方向进攻，很易近视苟安。这种倾向易被忽视，因此也不易迅速全部克服。由于这种倾向存在，可能产生钳敌行动不够积极，可能的人力物力的调剂被忽视。这种倾向存在是有原因的，我估计有二：（一）敌未直接对之进攻，不易使干部将局部利益与全部利益、一时情况与长远情况统一起来看。（二）八年抗战与十年内战无此可能、必要和经验。八年抗战，在若干阶段上，敌对我军基本取守势（太平洋战注「太平洋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联盟国家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战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晨，日本未经宣战，以强大的海、空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海、空军基地珍珠港，使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惨重损失。十二月八日，美国、英国对日本宣战。同日，德国、意大利对美国宣战。日本军队先后侵占了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以及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后来在太平洋地区各反法西斯国家武装力量的沉重打击下，不断遭到失败。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太平洋战争结束。……第340页。」后，对全中国基本是守势），我军协同的需要不很大。今日之内战，则敌取攻势，而且是尽可能的集中重兵各个击破。十年内战时，各战略区既无配合的可能，更无此习惯。今日之内战，则完全有配合的必要，而且在这一点上，我们稍有弱点，注意不周，注意太迟，则必定吃亏。
中央和东北局对敌人各个击破政策的对策是，各战场协同动作，以各个击破敌人。这一政策确定了，执行了。但是，我以为执行的难关必须打破。即被进攻方面，右的情绪必须打破；在协助战场上，我上面所说的不积极、不及时支援的思想也必须打破。我提议东北局召集一次会议，将各战场有关人员找来交换一下意见，被攻战场方面可以提出请求援助哪几项，协助战场方面可以研究可能协助到什么程度。各定任务，一则坚持，一则协助，这样使击破敌策、执行对策更有效。我以为这不仅今天需要，万一哈市失守，北满也被分割，那时敌仍是各个击破政策，我们今天预先在思想上准备，并具体计算各满军事配合行动的可能程度，人力物力可能调剂的程度，也是需要的。请你们看这样的会议有否必要？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陈云写给高岗信的节录）
*注「解放战争初期，东北民主联军为了坚持南满根据地的斗争，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一九四七年四月三日，同国民党军进行了“四保临江”、“三下江南”的作战。在三个半月时间里，东北民主联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四次向临江地区的进犯，歼敌四万余人，收复城镇十一座，打破了国民党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并迫使其由攻势转为守势，扭转了东北战局。本文是陈云同志起草的，以他和中共中央辽东分局、辽东军区其他领导人名义发出的七份电报，以及他写的两封信和两份电报。当时他担任辽东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治委员。辽东分局当时也称南满分局。」
怎样才能少犯错误（一九四七年二月七日）
怎样才能少犯错误*
（一九四七年二月七日）
我们可不可以少犯错误？这个问题提得好。拿我来说，我是中央委员，我犯了错误，影响就比较大。
我们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呢？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要我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他以张国焘（注「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第88、139、196、295、342页。」）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
后来，我把毛主席从井冈山到延安写的著作都找来看，研究他处理问题的方法。同时再次考虑，错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得出一条结论，是由于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有偏差。凡是错误的结果都是由行动的错误造成的，而行动的错误是从认识的错误来的。认识支配行动，行动是认识的结果。比如，蒋介石为什么说三个月或者五个月就可以消灭我们呢？他的这种错误的判断，就在于他对我们的兵力是同群众密切结合的这一点缺乏估计，同时夸大了自己精锐武器的作用，忽视了自己军队的士气低落和同群众的严重脱离。敌一九五师的失败，也是由于赵公武（注「赵公武。当时任国民党军安东警备司令。……第343页。」）和陈林达（注「陈林达，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九五师师长。……第343页。」）对我们部队的认识不对，他们错误地认为我们兵力分散，不能集中。我们这次在敌后，有些同志有点惊慌失措，原因是他们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明明是个瓜皮帽，却把它看成了猫耳山（注「猫耳山是吉林省临江附近的一座山。当时中共中央辽东分局设在临江。……第343页。」）。因此，我认为我们做工作，应当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力量用在了解情况上。情况了解清楚了，就可以正确地决定对策。我在延安时从枣园（注「枣园位于延安城西北，从一九四三年起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这里办公。当时陈云曾住在这里养病。……第343页。」）出来后到财办（注「平洋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联盟国家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战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晨，日本未经宣战，以强大的海、空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海、空军基地珍珠港，使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惨重损失。十二月八日，美国、英国对日本宣战。同日，德国、意大利对美国宣战。日本军队先后侵占了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以及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后来在太平洋地区各反法西斯国家武装力量的沉重打击下，不断遭到失败。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太平洋战争结束。……第340页。」）工作，如果要我明天作报告，当天晚上还忙于搜集材料，以了解情况。不忙于决定对策，而首先了解情况，这才不是本末倒置。
实事求是既容易做到，也难以做到。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从具体分析实际情况中找出对策。人之所以犯错误，都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匆忙地决定对策，主观与客观相脱离。当然，我们过去所以犯错误，也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只是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片面的情况不是真正的实际，也就是说，它并不合乎实际。所谓难也就难在这里。我参加革命二十多年，犯错误都是因为认识上存在片面性。要少犯错误，就要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其方法，我概括为三条：一、交换，二、比较，三、反复。
交换是带头的。所谓交换，就是要互相交换正反两面的意见，以求了解事物的全面情况。交换时要特别找同自己相反的意见，相反的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事物认识的不足。相反的意见即使错了，也有可能反映了事物的一个方面，或者包括一些历史经验的推论。因此，对同自己相反的意见，我们也要作些分析，吸取其中有用的部分。陈独秀（注「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一九一五年九月起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八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成立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其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第139、295、344页。」）的错误，李立三（注「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领导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主张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种“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称为立三路线。同年九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李立三本人在会上也承认了错误，随即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岗位。以后，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他改正了错误，在中共第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第344页。」）的错误，王明（注「王明……即陈绍禹（一九○四……一九七四）安徽六安全家寨（今属金寨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长江局书记、中国女子大学校长等职。他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届四中全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抗日战争初期，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一九五六年后一直滞留苏联。一九七四年去世。……第224、344页。」）的错误，不是由于这些人发神经病，或者因为他们是傻瓜，主要是由于他们夸大了事物的一面，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一九三○年的革命高潮，只是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运动处于低落时高，而不是比大革命失败前高。红军力量比过去是大了，但还不是大到足以打垮蒋介石军队的程度。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注「“一·二八”即一二八事变，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进攻，当时驻在上海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影响和推动下，和上海人民一起英勇抵抗，淞沪抗战爆发。……第344页。」）事变，使全国的抗日反蒋运动掀起了一个高潮，但还不是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四中全会（注「四中全会……指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第344页。」）的错误结论，临时中央作出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错误决议（注「指中共临时中央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通过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过分地夸大了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地实行武装工农、各企业总罢工等冒险主张及一系列“左”的政策。……第344页。」），都对当时的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我们不能说犯错误的同志对形势的判断是毫无根据的，但是他们夸大了客观事物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应该收集反对意见。对于正确的反对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足。对于不正确的反对意见，我们要把它驳倒。愈是不正确的，就愈要把它驳得彻底。既然要批驳，就得找论据，这可以加深我们的认识。正确的意见往往就是由系统地驳倒不正确的意见而产生的。各种资产阶级的、假马列主义的错误思想，为毛主席的真马列主义的正确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毛主席的著作都是采取这个办法写的。如写《论持久战》，他先收集速胜论和亡国论的论据，经过分析、批驳，得出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这个正确的结论。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主席首先批驳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或者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或者只要抄用北伐战争的经验，就可以解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错误意见，然后提出必须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尤其是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和战略战术的正确主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是先批驳文艺是超阶级的、文艺工作者无所谓阶级立场的观点，进而阐明了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所以，要做到交换，特别是要做到同反对自己意见的人、同其他阶级的代表交换意见，首先要明确交换的目的在于能使自己对事物认识得更加完整。同时，要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立场上想一想，他们的意见是否有道理，凡是有理有据的都要吸取。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往往不喜欢同自己意见相反的人谈话，互相交换看法，这是不好的。
交换是为了更全面地认识事物，比较则是为了更好地判断事物的性质。不经过比较，就看不清事物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要害和本质是什么。检验黄金的纯度要用试金石，验血也有参照的标准。我们如果用比较的方法，把一九三二年的革命高潮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相比，再与上海三次暴动（注「上海三次暴动……即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一九二六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工人为配合北伐的胜利进军，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第一次发动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第二次发动于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这两次起义均由于准备不足遭到失败。第三次发动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这一次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下，于三月二十二日取得胜利，并建立了人民政权……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第345、362页。」）时相比，就知道一九三二年的革命高潮达到什么程度，然后再决定我们的策略，这样就不至于采取“左”倾冒险主义的行动。前几年有位美国将军叫史迪威（注「史迪威（一八八三……一九四六），美国职业军人，曾任美国驻华武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及中国战区参谋长。因与蒋介石发生矛盾，一九四四年被美国政府召回。……第345页。」），他派观察组到延安，拿我们对美国的政策，来比美国对我们的政策，结果改变了对我们的态度。所以一经比较，就能够对事物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刻。又比如，今天我们要不要在南满坚持，只要把现在坚持所带来的牺牲与将来退到长白山可能造成的牺牲，大小轻重，有无价值，加以比较，就容易作出必须坚持南满斗争的决定了。
比较仍然是认识的过程，反复则既是认识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反复，首先要在决定了对策之后，再找反对的意见攻一攻，使认识更正确。而最要紧的，是在实践过程中反复认识。凡是正确的，就坚持和发展。如果发现缺点就加以弥补，发现错误就立即改正。总之，判断，行动，再认识，修正之，这样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从我的经验看，如果上面说的三条要求都达到了，就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客观事物，避免某些片面性，作出比较正确的决策，比较好地做到实事求是。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是不充好汉，不爱面子。如果不从认识自己错误上求进步，装洋蒜，一定要跌觔斗。愈怕丢脸，一定会丢脸。不怕丢脸，反倒可能不丢脸。要论事不论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