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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财政可以不靠银行发票子，也不靠任何补助，问题在于力争多收少付。
后备力量怎样？有四五个月的后备，如果吃老本，只能支持四五个月。预备力量是有限的，不能随便动用。
财政与金融、贸易的关系，基本上是金融、贸易为了财政，这是大政方针。但有时财政要服从金融、贸易。去年十月至十一月间，就是如此。这两个月因黄金走私，垫出去的法（注「国民党政府为了控制全国金融，禁止银元流通，自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起，实行法币政策，并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作为法定的全国统一流通的货币，简称法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膨胀，法币急剧贬值。自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起，发行金圆券代替崩溃的法币。……第288页。」）四万万元，折合边币（注「这里所说的边币，指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货币，流通于陕甘宁边区。一九四八年一月，陕甘宁边区银行与晋绥边区的西北农民银行合并后停止发行，按陕甘宁边币二十元对西北农民币一元的比价并行流通。……第283、288页。」）三十四万万元。这些是什么人搞出去的？是机关、部队搞的。因此，首先从财政抓起，停发经费，然后抓盐业公司，停止屯盐。停发经费就得准备挨骂，这不要怕。天下大乱，不如天下小乱，这样金融才得以稳定。
三
做好财政工作，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既要解决问题，而又不浪费。问题一定要解决，决不能饿死人冻死人。不浪费，就是用钱要节省，要适当。钱要用在刀口上，不要用在刀背上。
第二，力量集中，不要分散。要长期打算，把力量集中起来，并且要留有后备，以备救急。如果每一机关都要求有一些余裕，就会分散力量，一有急事，拿不出来，临时这里收几斗米，那里凑几套单衣，是不行的。集中才能救急，这个方针要坚持，可以公开同各旅各团和各单位讨论，请他们考虑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开会开到中央去，我们也是有理由的。
第三，思想要一致。在收支关系上，机关、部队、学校与财政部门是对立面，没有一个单位嫌预算批得太多的吧？我们要用民主协商的办法求得一致。要说服大家，首先是那个单位的首长，然后是经济工作者，再后是群众，使他们的立场与我们一致。
财政工作是什么方针？是生产第一，分配第二；收入第一，支出第二。保证需要，是军队第一，学校第二，机关第三。因为机关多少有些能力，而且人少。解决问题要有重点。
在开支项目上，伙食、草料最重要，衣服次之，有了钱应多发油盐，使大家吃好些，吃得好，病就少。伙食好，意见就少，否则一天三顿饭，顿顿有意见。其次是治病，办公，文化娱乐。这是按生活需要说。
从目前边区的实际情况来看，财政支付要注意以下几条：
（一）保证粮食不缺，伙食费不缺。
（二）被服布必须节省，要重冬轻夏，收旧省新。收了旧单衣可以做鞋底，做棉衣里子，估计仅这一项全年可以节省六万万元。
（三）停止建筑和装潢，保证办公和文化娱乐。
（四）协助公私生产，但要注意防止浪费，投资不超过原资本的三分之一。
（五）平常要保证经费开支，特殊情况下必须首先保证衣食。
（六）要长期打算。被服应几年连起来考虑，粮食应计算到明年、后年的供给情况。
四
我们是“掌柜”态度呢，还是出纳态度？每一个同志，局长、科长、科员，都要有“掌柜”态度，当家的态度，应该把责任心提高到这个程度。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主动或被动的问题。
要说老实话。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先小人后君子”，在同志面前点钱不是丢脸的事情。不该给的东西，一定不含糊；许可了的东西，则大体不能变更，空头支票不要开，当然，有了错误或影响全局的问题，应该改的还是要改。
检查要严格。俗话说，“豆腐里挑出骨头来”，要仔细核算。穷会使工作被动，但是有了东西不仔细核算，人家要什么就给什么，工作也会变成被动。因为要求是无止境的，你放得宽些，人家就要得多，来得勤。
总之，在算帐时，项项都必须看一看，虽然形式上好像是找岔子，其实这才是负责的态度。这是对革命负责。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工作检讨会上的讲话。」
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
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
（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
如果有同志问我，你做了几年组织部长，有什么交代没有？我说有一点。今后我不做这个工作了，彭真（注「彭真，一九○二年生，山西曲沃人。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一九四五年八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第291页。」）同志做这个工作。他问过我，你有什么交代？我说：有多少党员，多少干部，多少党表（注「党表……指党员、干部情况登记表，其中包括入党志愿书。……第200、291页。」），多少小册子。这是在少奇同志房子里交代了的。现在不讲这个，讲另外一个交代。我感到我有责任，把我所看到的一点，在这个代表大会上向各位代表讲一讲。同志们研究，看我说得对不对，不对的可以批判，条条可以驳。这七年来我看到一点，就是在我们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间，有一股骄气。什么是骄气？就是骄傲之气。七年中间我在工作中接触的干部多不多呢？不很多。去过华北没有？去过华中没有？去过大后方没有？都没有。但是，这些地方来延安“朝山进香”的很多，就在这些接触中间，我看到有一种情形，就是许多人喜欢人家说他好，不喜欢人家说他坏。有的人只能升官，不能降级，有功必居，有过必避。有功的时候他一定要居；有过的时候你批评他，他总是想很多道理来解释，其目的就是说明他没有过。人家说功他就舒服，说过就不舒服。我们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间是有这种倾向的。我再把界限分清楚一下，我们党内干部基本上是好的，还是坏的？基本上是好的。基本上是不是布尔什维克？基本上是布尔什维克，是带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我前面讲的那种状况，在党内整风（注「这里所说的整风，指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通常称为延安整风，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这个运动，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第281、292页。」）以后和整风以前是不是一样呢？不一样，有变化，整风以后有很大的改进。这种状况还有没有呢？在一部分干部中间还是有的。整风有一部分干部整到了，有一部分没有整到，我说是一部分，不是全部。在这一部分前面我再加上两个字，是“很大”的一部分，并不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些干部是地方的，还是军队的？我说，都有。地方也有，军队里也有。照我看来，军队里头比地方多些。这是我的看法。有骄气的干部是下级干部，中级干部，还是高级干部呢？都有。下级也有，中级也有，高级也有，大头子也有。下级干部的个人主义，高级干部的个人主义，性质是一样的。但在我看来，两个“包袱”不同。因为下级干部虽然背个人主义这个“包袱”，但他只能背那么多。比如当一个连长，他只能背一条被单，两双鞋子，一包牙粉，一把牙刷，身上只有这一点。背那么一点好不好？也不好。但是大干部、大头子，党头、军头，就有大行李。有被子，有褥子，有时候有两条被子，还有毯子。行李担子里，有大行李，也有小行李。所以说高级干部中间，如果有这种倾向，那危险性一定大于下级干部、中级干部。我说的“包袱”是什么性质？是共产主义者的思想里有个人主义的成分。为什么骄傲呢？骄傲并不是没有原因，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看到自己有功劳，看到这一点就骄傲起来了。如果他觉得自己毫无功劳，那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骄傲是因为觉得“兄弟有点功劳，可以骄傲”。
所以我顺便讲一点对功劳和错误的看法。假设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还不错，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可不可以把次序倒转一下，第一是个人，第二是党，第三是老百姓？我说不能这样看。为什么不能这样看？人民为什么是第一呢？道理是很清楚的。哪一条英雄好汉要是这样想：“如果我不干革命的话，老百姓一世也不能翻身。如果我不出来的话，老百姓不得了，中国共产党不得了。”我看是错的。这条英雄好汉，死了以后，革命是不是停顿呢？老百姓是不是不革命呢？老百姓还是要革命的，党还是要继续前进的。可见头一条不是英雄好汉，而是人民。第二是党，对党的作用要有足够的估计。比如拿军队来讲，我们的军队也会打败仗，但是打不垮。这一件事我有亲身经验，耳听为虚，目见为实。长征中，五军团（注「五军团……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它由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宁都起义的部队改编而成，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主力军团之一。长征中担任后卫任务。当时，董振堂任五军团军团长，李卓然任政治委员，陈云是中央代表。……第36、293页。」）行军时天天打仗，打了一百天，看起来不能再打了，手里拿着火把走路，精神很不好，但如果上面决定要打，那任何人都可以丢掉火把照样打，把敌人抵住。被人家俘虏去，还一个一个跑回来。长征时那样苦，谁也不愿意到旁的地方去，还跟着我们。因为这种队伍是共产党的队伍。这种队伍好带也不好带。不好带，是大家都讲革命的道理，来不得强迫命令；好带，是因为大家都觉悟了，每个人都拼着命干，自觉地干。在别的军队里头，一个连长、团长、师长反水，就可以把队伍带走，可是我们的军队不是这样。某个什么长反水，下面的战士可以把他杀了，不跟他去。这样的例子多得很，从前有，现在也有。这是什么力量呢？这是党的力量。共产党到了一个地方，人民就欢迎，老百姓首先问你是不是八路。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老百姓拥护共产党。他是穷人，他想翻身，打土豪分田地，想“共”一点产，他赞成共产党。这不是个人力量，这是党的力量，党的影响。我们共产党有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在内战后期，虽然路线错了，老百姓还是欢迎我们。我这样说不是为那时的错误辩护，而是讲事实。老百姓不说你是教条主义路线，他只看见你是共产主义者、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为人民谋利益。这一切证明我们党的力量是伟大的。所以，头一条是人民，第二条是党，第三才是个人。
个人有没有作用？如果我否定个人的作用，那也是错误的。如果说，个人完全没有作用，那我们现在还拥护毛主席干什么？我说个人有作用，有时还有很大的作用，这是有事实根据的。现在除了极少数反动分子以外，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讲我们的毛主席领导得好。但无论怎样，根本的东西是老百姓，是共产党。如果承认上面的话是对的，那末，一个人做了一个时期的工作，还做得不错，是不是可以说，我的功劳蛮多？这样说法就不适当。应该这样看：在人民的革命要求之下，在党的领导之下，我们适合客观情况，做了工作，错误还不多，工作还马马虎虎。客观情况可以做到十分，你也做到了十分，这种情形很少。客观情况可以做到十分，因为你自己有缺点，只做到八分或六分、五分，这种情形是很多的。那这里头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客观情况很好，本来可以做到十分，但是因为自己有错误，成绩一点没有，缺点蛮多，或成绩只有二分、一分，错误有八分、九分，非但无功，过错一大堆，就更不应该骄傲。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看问题，这样看对不对？对的。我们确实不敢把个人的作用看得过了头，看得太大。
如果别的同志尊重你，说你的工作做得很好，那就要小心。说你好，你的肩膀不要觉得轻松了，轻松了就要摔交。什么时候容易摔交呢？长征中有这个经验，平常走路生怕跌交，小心得很；如果你以为自己行军从来没有跌交，那就很快要跌交了。所以人家说你好，一定要小心。要想一想我是不是那样好，恐怕没有那样好，应该小心一点。我们中国共产党里有好多这样的例子，觉得个人作用大得很，超过人民，超过党，最后跌下爬不起来。最显著的例子，我看到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陈独秀（注「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一九一五年九月起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八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成立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其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第139、295、344页。」），一个是张国焘（注「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第88、139、196、295、342页。」）。陈老头从前还不是了不起！大革命（注「大革命指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失败，……第170、233、295、362页。」）时公认为党的领袖。张国焘，张主席，在边区做过主席，但是当他离开了老百姓的时候，当他离开了党的时候，一个大钱也不值。前清时候用的是麻钱（注「麻钱即方孔铜钱，因用麻绳穿起来存放）所以民间有这个称呼。……第295页。」），后来用的是铜板，他值不值一个铜板呢？不值。他们现在搞什么？陈独秀死了，他搞过取消派反对我们，老百姓不拥护他。陈独秀是不是从前的陈独秀呢？后来的陈独秀和大革命时候的陈独秀是一个人，前后都是陈独秀，以前拥护他做领袖，以后大家都不理他了。张国焘从前是张主席，现在搞特务，有没有人拥护他？拥护他的只有蒋委员长，老百姓不拥护他。他原来的山头大不大？四方面军（注「四方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是红军三大主力之一。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湖北黄安（今红安）合编组成。一第37、93、295页。」）很大，但他走的时候单枪匹马，干部统统离开他，警卫员也回到了延安，他一个人在清明时节雨纷纷中走了。这件事，可以做我们的教训。个人的作用是有的，不过自己不要估计太大了。任何人离开了人民，离开了党，一件事也做不出来，应该这样估计。我们的功劳是哪里来的？头一件，老百姓要革命。我们是党员，在党的领导下，适合老百姓的要求，做了一点事，如此而已，一点不能骄傲。
对于犯错误的看法，我觉得除了一个人的立场不正、心术不正以外，犯错误还有其他原因。因为他对客观的事物看错了，所以行动也错了，这是结果。这种情形多得很，过去多，现在多，将来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家说“老兄你错了”，是不是面孔就要红，就不高兴？有错误当然不好，但只要态度正确，也不要紧。假如你有错误，人家讲了，就请教请教，问一问人家怎样看法，纠正一番，以后可以少犯错误。我们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是什么就是什么，应该怎样就怎样。有的时候你愈要面子，将来就愈要丢脸。只有你不怕丢脸，撕破了面皮，诚心诚意地改正错误，那时候也许还有些面子。共产党员参加革命，丢了一切，准备牺牲性命干革命，还计较什么面子？把面子丢开，讲真理，怎样对于老百姓有利，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样办。我们肩头担负这样重的任务，如果强调讲面子，在讨论问题时，就会不客观，看问题就有个人的角度，有利于他，有利于他的面子，就赞成你的意见；对于他的面子不好看的，便不赞成。如果一切从自己面子的角度出发，讨论问题、看问题搀杂个人得失在里面，立场不正，就不会看得很清楚，不会讲真理，结果一定害人害己。错误就是把客观看错了，结果也错了。例如敌人很强，我们侦察错了，以为很弱，便打了败仗，败仗就是其结果。这种情形不但过去有，将来还有很多，每个人都会有的。
我为什么在七大（注「七大即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