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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为了“饭碗”问题加入过国民党，但是既未开过会，亦未领过党证。我问他为什么入党时和入党后不说呢？答复是，说了怕党不接收为党员，怕不准在党的学校读书。他们在讲完了过去的隐瞒之后，都表示：现在一切话都对党讲了，对党没有一点亏心的事了，痛快了。
我听了之后，认为他们临走时能把隐瞒的事讲了出来，总算向党讲了老实话，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原谅这些党员的幼稚，但同时不能不指出，党员对党隐瞒应该向党报告的事情是极端错误的。我们共产党不允许党员有这样的行为。为了使他们自己认识这个错误，我要他们个人写一个对党的声明。
这一类的隐瞒，在党员中特别是新党员中还有没有呢？过去有，现在也有，而且还不少。
最普遍的情形是：家庭社会地位确实是大地主、资本家或者父兄在旧军政界服务，但是在党表（注「党表指党员、干部情况登记表，其中包括入党志愿书。……第200、291页。」）上一概不填，只写家庭社会地位是小资产阶级。有些人在社会上有过各种职业，但党表上填得非常简单，甚至有的不是工人却在党表上填着“无产阶级”。为什么隐瞒呢？就是因为说了这些怕入不了党，怕在党内受歧视。有人填“无产阶级”是想在党内吃得开。
所有这些隐瞒都是错误的。从根本上说，这种行为都是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严格地说，这种人，做一个光明磊落的共产党员，还是不够格的。他们设想隐瞒之后就可不经详细考察而入党，但没有想到，详细考察每个党员的社会出身和家庭背影，这是党所必需做的，即使你入党时瞒过了，如果后来被发现，就要经过更详细更严格的考察。发生这样的问题，主要应由对党隐瞒的人自己负责。每个党员应该相信，党在考察党员时主要是观察党员的政治立场和对党的事业实际表现。党也懂得，在反动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未尝没有革命的子女。
另一方面，应该承文化部分党的工作人员中也存在着缺点。他们选择新党员对象时，只要“纯洁”分子。他们对于家庭社会关系或本人社会经历较为复杂的分子，就不敢介绍入党。结果是，学校和单位内年幼的纯洁的人一批一批入了党，长胡子的就吃不开。甚至有这样的怪现象：儿子入了党，父亲还是非党员，而儿子的思想又是在父亲的影响下进步的。这些做党的工作的同志不了解，我们所说的纯洁，主要的不是年幼龄轻、没有社会关系、单纯的纯洁，而是指在复发动荡的环境中忠心为共产主义坚持奋斗的纯洁。
我们共产党是言行一致的政党，而且只有共产党才能言行一致。我们共产党内也不允许有对党言行不一致的党员，不允许任何党员对党讲一句假话。我们绝不能像剥削阶级政党那样，党员可以说假话，鬼话连篇，欺骗人民。如果我们的党员也染上了这种恶习，那末，我们党内的互相信任就不可能建立，党的意志的统一和铁的纪律也就不能建立，共产党将不成其为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队伍，也决不能被人民信任而成为人民的领袖。
因此，在党员面前放着这样一个问题：你要做一个好党员，就要与自己作斗争，经常以正确的意识去克服自己的不正确的意识。这个思想上的斗争和斗争中的胜利，就是自己思想意识上的进步。自己不跟自己的错误意识作斗争，偷偷地容忍自己错误意识存在着，则错误意识就会发展，结果越错越远，终究会离开革命的队伍。共产党员必须言行一致，这是党规定的。违反了这一条，就是违犯党的纪律。有些人对党一次两次假话，经过教育不加改正，反而假话越说越多，越说越大。这样的人，不管你口里讲得如何革命，不管你过去有多大的功劳，应该立即开除出党，没有价钱可还。
向党隐瞒的人，说假话的人，固然有许多人是政治上很幼稚的党员或新党员，但是，确有一些政治上别有企图的分子，过去做了许多坏事的分子，自首变节的分子，或者是叛了党的内奸和混进党内的敌对分子。所有这些人，他们隐瞒历史，假话连篇，目的是为了破坏我们的党。这同上面所说的幼稚的共产党员，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此外，还有一些投机分子，他们为了取得党信任，爬上领导岗位，也常常会采取隐瞒欺骗的态度。对于这几种人，必须提高警惕，防止他们利用任何机会破坏党的事业。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延安写的一篇文稿。」
巩固党在大后方及敌占区的秘密组织（一九四○年十月一日）
巩固党在大后方及敌占区的秘密组织*
（一九四○年十月一日）
自从中央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五发出巩固党的决定（注「这里所说的巩固党的时期，指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以后的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自抗战以后，特别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中央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以后，党的组织在短期内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不少党的组织很不巩固。为此，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在巩固党的时期内，党的发展一般应该停止；详细审查党员成分，清刷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商人）、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加强党的保卫工作和秘密工作；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教育，特别要加强对党的各级干部的教育；加强党的纪律性，严密党的队伍，把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以反对国内投降分裂的危险，引导抗战到最后的彻底的胜利。……第157、203页。」）一年多来，我们党在大后方及敌占区的组织的巩固工作，应该说是有成绩的。各地及时撤退了一些已经暴露的干部，党员开始深入到社会内部去，初步地整理了组织（编支部、淘汰不良分子），加强了党的教育工作。但是，这些秘密党组织能否说已经巩固了呢？还远不能这样说。中央检查了几个省委的工作以后，认为大后方和敌占区党的秘密组织一般说来还极不巩固。在巩固党的方面，很多地方还没有把握住最重要的工作。那末，什么工作是巩固党的最重要的工作，做到了哪几件事才能使党巩固起来呢？
肃清内奸和防止内奸
目前巩固党的秘密组织的最重要的工作，是肃清内奸和防止内奸。因为无论日本帝国主义、汉奸，或者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它们用来反对共产党的主要方法，都是派遣或收买内奸，使他们隐藏于我们党内，只要时机一到，就会立刻进行破坏，并且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他们的这种阴谋，是一直在进行着的。今天许多地方党内肯定还潜伏着内奸、而且为数不少。对此，我们党的许多同志还没有警惕，还没有把肃清内奸和防止内奸作为巩固秘密党组织的最重要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就谈不上把秘密党组织巩固起来。这是因为，不管你秘密工作做得如何好，不管你如何得到了社会的掩护，不管你统一战线工作和群众工作做得如何好，不管你马列主义学得好多，只要党内藏着内奸，只要机关里坐着内奸，他们一动手，我们的所有成绩都会丧失，党的组织就会被打垮。内战时期，上海及各省秘密党被破坏的痛苦经验，不正是如此吗？因此，不仅是目前而且是将来，巩固秘密党组织的第一位工作，就是肃清内奸和防止内奸。
保证领导机关的安全
保证领导机关的安全，是巩固党的秘密组织的重要工作之一。这有如下两方面的原因。
从党的组织来说，我们秘密党的组织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一部分是直接深入社会，在群众中活动着的党员；一部分是专做党的工作的干部，就是各级领导机关。这两部分人是不能缺一的。但是，干部和领导机关工作的好坏，以及他们是否安全，具有决定意义。在许多场合，领导机关因被破坏而不存在时，虽然有党员，也常常会减低作用，或者没有作用，甚至党的组织完全垮台。这种事实很多，例如十年内战后期，在白区（注「白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称呼。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建立的组织，当时称白区党。党的组织及其所领导的群众组织称为白区组织。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这些组织不得不主要从事秘密工作。……第16、25、37、188、205、233、362页。」）许多省份和上海企业中都是如此。在相反的情形之下，即使党员很少，甚至没有党员，只要当地还有领导机关或个别领导干部，在客观形势顺利时，领导方法正确，就不难建立党、扩大党。这种事实也有过，例如一二九运动（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爱国示威游行，提出“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次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十六日，学生和市民一万余人，再度举行示威游行，全国人民纷纷响应，形成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这个运动，历史上统称为一二九运动。……第180、205页。」）以前的平津，只有二三十名党员，农村党员与组织失掉了联系，但是作为北方党的领导机关的河北省委还保存着，所以客观形势一改变，就能把一二九运动领导起来，党的组织很快地扩大了，后来创造了抗战以前国民党区域最大的党。因此，从党的组织上来说，要保证党的安全，首先就要保证党的领导机关的安全。
从阶级敌人破坏我们党的阴谋来说，他们企图残杀破坏的，首先就是共产党的干部和各地党的领导机关。他们派遣和收买内奸的目的，主要也是为了侦察党的领导干部，混进党的领导机关，以便他们一声令下，将当地党的组织自上而下地一网打尽。因此，要防备阶级敌人的袭击，领导机关必须首先而且特别提高警惕。
那末，如何保证领导机关的安全呢？
首先，必须审查和肃清隐藏在领导机关的内奸，并且经常防止内奸混入。对于领导机关的每个人，自领导者直到煮饭的工作人员，都要经过彻底的慎重的审查，保证党的领导机关内没有一个未经审查或来历不明的不可靠分子。每个工作人员都要了解这种审查的意义，而乐于接受党的审查。
其次，既须把秘密工作做好，又须真正取得社会上可靠的掩护。做好秘密工作，就要严格遵守中央及省委规定的秘密工作条例，去掉那些惟恐别人不知或者使人一望而知的“共产派头”。取得社会上可靠的掩护，就要获得社会职业，并力求持久。必须懂得，没有真实可靠的公开合法的社会掩护，就不能保证秘密党组织干部的长期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获得和保持社会职业并不比革命工作次要些。
我们强调保证领导机关的安全，决不是说可以忽视下层组织的安全。下层组织被破坏，也会影响到领导机关的安全。
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
为什么要郑重地提出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这个问题？第一，因为在敌占区、大后方的党组织是秘密的。一方面，党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直接统治之下，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受到武力的压迫、政治的诱惑、奸细的破坏，经常处于严重的被突然袭击的状态。另一方面，党在与敌对势力的斗争中，不像八路军、新四军所在地的党，有武装力量可以自卫，仅仅是依靠员革命意志的坚定，党的织织的严密，党与群众的联系。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党员的政治质量不高，如果党内混入了内奸，那就不能与敌对势力作残酷的斗争。我们在全党范围内提出党员的质量应重于数量，那末，在敌占区及大后方，这个方针就更为重要，更应严肃对待。
第二，现在大后方的党员已经有了相当的数量，我们的方针，不再是以发展为主，而是以巩固为主。
第三，今天大后方的党组织一般说来还是极不巩固的，许多地方的党员的质量还不高。在敌占区虽然有无数党员具备着反抗日寇的英勇气概和共产主义的坚定性，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党员质量不高。大后方的党员大多数是在抗战初期入党的，遇到政治局势逆转，或者受到某些诱惑，有些人就容易动摇。虽然这种情况在革命运动中是不可免的，而且其原因在于抗战初期吸收党员时有些地方的同志缺乏政治经验，但是，应该说，我们领导机关缺乏应有的注意，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们强调提高党员的质量，并不是说大后方的党不要发展了。现在大后方的党组织，有的地方党员太多，有的地方党员还太少。党员多的地方，一个“保”（注「参见本书注（192）。……第207页。」）或一个村庄有几十甚至上百名党员，其中不少人并不工作，也不开会。这样的组织，实在既不精干隐蔽，又不起大的作用，宁可缩小些。那些不愿开会不愿工作的人，不必强迫他们退党，也不要开除他们的党籍，实际上可以把他们当作党的同情者。这样整理的结果，虽然党员数量减少，但是质量提高了，秘密工作会做得更好些，领导干部的精力会更集中些。这是合乎精干隐蔽的政策的。许多地方现在还没有党员或党员很少，那就应该发展党员。但是发展党员时，要避免过去的缺点，而着重注意质量。不必要求大后方农村内每个“保”都有支部，但是每个“联保”要有一两个支部。支部人数不求多，五人左右至多十人。现在大后方发展党员，主要看当地组织开展工作是否需要。如果当地组织已经太大了，那末，即使有条件入党的农民，也不必急于吸收入党，尽可使他们做党外同情者。只要客观环境一变，党需要发展党员时，这些同情者随时可以吸收为党员的。
提高质量不仅仅是洗刷落后分子，还必须加强党内的教育。每个干部，每个党员，都要经常阅读党出版的书报或其他进步的书报，增加知识，自修深造，在政治上不断提高自己。不识字的党员，要把识字读书提高文化作为对革命的责任。如果大后方、敌占区的党员人人都照这样做，定下一个长期学习的计划，则几年之后会造就成千成万政治上相当高明的干部。这虽然不是党员数量上的发展，但这种质量上的提高，远胜于数量上的发展。培养这样成千成万的干部，并且能够保存下来；使用到革命决战关头，实在是无敌的力量。
把严密党的内部与开展党外群众工作联系起来
严密党的内部还只是巩固党的一个方面，开展党外群众工作，也是巩固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决不能说，与群众毫无联系而孤立于社会的党组织可以称之为巩固的党组织。没有党外上层和下层的群众工作，决不能保证秘密党的安全。十年内战时期白区党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因为没有正确了解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联系及其区别，因此党外的群众工作没有尽量地开展，已经建立了的党外群众工作又不能正确地发挥作用，而使许多地方的群众工作完全垮台。党外工作垮台的结果，不能不使党的秘密组织因缺乏外层的掩护而暴露，最后必然使秘密组织遭受打击。这个痛苦的经验，应该成为现在秘密党的借鉴。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央一再指出：严密党的内部和扩大党与群众的联系，是巩固党的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秘密党的组织要埋头苦干，既须埋头，又须苦干，并不是埋头不干。
加强党外的群众工作，是否又要像内战时期白区党那样，天天在工厂内、学校内、农村内找“斗争”呢？不是的。过去多次发动的那种既非群众迫切需要又无胜利把握的斗争，非但今天不应该这样做，过去也不应该这样做。那种办法已经证明是不能真正与群众建立起联系的。党与群众的联系，不在于发动多少次斗争。在秘密党的条件下，也不在于组织多少群众团体和吸收多少会员（几乎所有大的群众团体现在都已遭受封闭），而在于党员去做许多有益于群众的社会公益事业。各种经济的、文化的以及政治的公益事业，到处可以做，到处可以取得社会的援助。共产党员是人群中最好的人，而去进行这种社会公益事业，也正是名副其实地成了社会上公认的好人。只要做几次公益事业，就不仅能够在社会上被劳动大众所拥护，而且可以获得中上层正派人士的同情，也使反共分子难于反对我们。这样与劳动大众和社会人士联系着，经过几年的苦干，难道还怕不能在群众中产生好的影响，生下根来吗？
那末，在贪污勒索、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当着某个地方的民众起来反抗时，我们是否袖手旁观？当然不是。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应该站在民众方面，反对黑暗势力。但是，同时又必须注意任何一次民众的斗争。我们应该帮助民众来估计斗争双方力量的对比，估计社会同情的程度，估计斗争前途的成败，不仅不要去制造“斗争”，而且如果不能取得社会大多数人士赞助，孤军独战，没有胜利把握，就不应去轻试。
应该承认，过去我们所了解的“斗争”，范围实在太小了，今天应该把自己的认识从狭隘的范围内解放出来。要认识到。一切社会公益事业如果做起来了，得到群众的拥护，实际上就是一种斗争。因为争取了群众，争取了中间人士，就是一种孤立顽固分子的斗争。
最后，要想把党外工作做得好，还必须懂得一个道理：群众工作离不开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离不开群众工作。例如，某处乡间，我们党员联络地方上的正派绅士，排除万难，办了一个学校。这件事既是统一战线（联络正派绅士），又是群众工作（开办了有益于民众的学校，取得了民众的信仰），而且又是一个斗争（因为在排除万难中孤立了破坏分子）。如果不联络正派绅士，就不容易办成学校；如果没有办学校这个题目，就不便与正派绅士讲统一战线。所以统一战线与群众工作虽然有区别，同时又是互相联系的。简单地说，党外活动就是要把社会的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都做好，这两者不能分开，而且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有了上层的推动，没有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