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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这么久啊。”
刘：“就这么久。”
吏思考许久：“可以，说你的办法。”
刘：“你可认识蒿草籽？”
吏：“我早些年也是山里的娃，如何不认得。”
刘：“收集蒿草籽，去掉箭头，把蒿草籽拴箭头上，射向土匪窝附近，越多越好。”
胥吏看向刘爚，刘爚说：“你既不想有伤亡，又想解决这件事，就去办。”
青田县县长也是死马当作活马医，按刘伯温的方法，射出去无数没有箭头的箭。但为了保险，他把刘爚请到县政府，软禁。如果三个月后，刘伯温拿不出消灭土匪的计策，刘爚就是通匪。
三个月后，土匪窝据守的山上，枯黄的蒿草映入眼帘，每个角落，哪怕岩石的缝隙都被蒿草占领。刘伯温说：“可以了。向那里放箭，放箭之前，在箭上抹上松油，点燃。”
蒿草火箭一相逢，漫山遍野成了火焰山，土匪们被浓烟呛得跑出老窝，全体投降。
刘伯温因此而一夜成名，但很快就销声匿迹。因为县长大人认为这种小儿科的主意，他自己也能想得出来，只是没有去想而已。所以功劳簿上只有他的名字，没有刘伯温。
但历史不会因为他的篡改而忘记刘伯温，所以我们今天知道刘伯温有这样一个蒿草计，却不知道那位青田县县长的名字。
先来后到的等级制
此事过后，小刘伯温和父亲刘爚有一段谈话，内容就是针对那股土匪的。小刘伯温说：“这些人违反国家法律，实在是罪有应得。”刘爚大吃一惊，提醒刘伯温：“那些人虽然是土匪，但却和我们同族同种。青田县县长虽然代表政府，但却是异族，你应该有个华夷观念。”
小刘伯温也是大吃一惊，他无法想通，老爹会把一个土匪事件上升成民族问题。
刘爚说：“你还不懂蒙古人开国以来的历史，所以不明白这里的玄机，我现在就给你普及下历史，我要让你记住，蒙古人对咱们中国人都做了些什么！”
实际上，刘爚所讲的元王朝，和真实的元王朝略有出入。这是因为刘爚自以为是南宋遗民的后代，赌徒失败后都不承认失败，所以对赢家咒骂。而后来的泥腿子朱元璋所建立的明王朝，自然要对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加以丑化，以此来彰显他驱逐蒙元那盖世的武功。
所以，刘爚意气用事下所讲的元王朝的种种，我们必须要以客观的历史事实加以甄别和佐证。
刘爚说：“鞑子（汉族人对蒙古人的蔑称）是宇宙中最贪得无厌的巨兽，听到哪里有国家，就奔哪里去。孔夫子说，挑起战争的目的是要吊民伐罪，否则战争就是不仁义的妄动。可这群骑马骑成罗圈腿的家伙没有任何高尚的情操，打仗的目的就是想烧杀奸淫掳掠，他们只是想把恐怖传到全世界。孟夫子说了，只要有仁义就成了，要那么大地盘做什么。我听说，鞑子在中国之外还有四个分部。鞑子人口少，只好派亲戚去管理，亲戚之间离得远了，感情生疏。这可真是妻离子散，人丁凋零啊！”
严肃的历史佐证如下：
蒙古大汗孛儿只斤·铁木真（成吉思汗）于1206年统一蒙古高原后，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开疆拓土的宏大事业中去。蒙古当时只有100万人口，除去妇女、老人和小孩，能作战的士兵只有20万。成吉思汗和他的后代就凭这20万人，用他们那可怕的军事才能西征北讨，到1279年灭掉南宋帝国扩张正式完成后，他们缔造了一个东临太平洋、北抵北冰洋、西达黑海沿岸、南到南海版图达3500万平方公里的超级大帝国。提醒一点：地球陆地面积是15000万平方公里。
在这片连阳光都不能完全覆盖的庞大领土上，蒙古帝国自动自发地分成一个庞然大物的帝国（元帝国）和四个巨兽般的汗国（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儿汗国）。
中国人身处其间的正是元帝国，它是由蒙古帝国第五任大汗孛儿只斤·忽必烈于1271年在大都成立的。八年后，忽必烈灭掉南宋，元帝国的版图正式确立：北到今天的蒙古共和国、西伯利亚，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东部，东北至外兴安岭、鄂霍次克海，总面积约1200万平方公里。
元帝国的最高领导人具有双重身份，他既是蒙古帝国的大汗，也是中国的皇帝。
刘爚接着说：“鞑子们灭掉我们伟大的祖国南宋后，在全国实行了臭名昭著的四等人制。他们把全中国人分为四等，分别是：鞑子、色目人、汉人、南人。‘南人’就是我们南宋遗民。臭不要脸的鞑子凭什么把我们列为最低一等？我们哪里都比他们强。我们用火药制造了突火枪，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支轻火器。我们发明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张纸币（交子）。我们有先进的罗盘，还有精巧的瓷器。我们还有世界上最有思想的程朱理学。鞑子们有什么？几匹破马。色目人又有什么？可能连马都没有。最可气的是汉人，被女真人统治了一百多年，做了一百多年的奴隶，结果倒骑到我们头上来啦！我真是气死了。这是赤裸裸的民族歧视！”
严肃的历史佐证如下：
忽必烈说，我们蒙古人是天之骄子，凌驾所有生物之上。所以，我们必须是第一等人。于是，蒙古人就成了第一等人。而“色目人”其实是“各色名目”的人，也就是当年和蒙古人一起打天下的其他西北方的少数民族兄弟。第三等“汉人”不是我们印象中的汉族人，而是从前金朝统治下的汉族和汉化的女真、契丹等族人，同时也包括云南、四川的汉族人。“南人”，就是刘爚口中的南宋遗民和遗民的子孙们，也就是江南的汉族人。
刘爚说得没错，南宋什么都有。但蒙古人划分等级的标准不是什么程朱理学和一碰就碎的瓷器，当然也不是火器——蒙古人也有火器，比南宋的强多了，当年一炮就把南宋的襄阳城轰沦陷了——而是老百姓口中的“先来后到”和逻辑学家口中的“因为所以”。
蒙古人与生俱来就和他们的大汗冲锋陷阵，他们自己就是主人，当然要坐第一把交椅。这就如阔佬请客，主人肯定要坐在上首；在蒙古人统一蒙古高原和第一次西征的过程中，有些西北方的少数民族兄弟（色目人）慧眼识珠，主动跑来和蒙古人混。他们是蒙古人最亲密的战友，自然就要坐第二张椅子；紧接着，蒙古人灭金，金人统治下的汉族人和汉化的女真、契丹等族也跑来，坐了第三把椅子，这就是“汉人”；蒙古人灭金后，还未来得及下马休息，又和南宋打上了。
关于蒙古和南宋开战的事，需要补充一点：
1211年，成吉思汗对金国全面开战，1215年，成吉思汗攻陷金国中都（今北京），金国龟缩到开封。但成吉思汗没有对金穷追猛打，而是在1218年转身西征，于1225年灭掉了中亚强国花剌子模。1227年，成吉思汗西征回国，稍作休息后又灭掉了使当年北宋筋疲力尽的西夏王国。也正是在本年，成吉思汗病逝。临死前他对继任者说：“金国的重兵都驻防潼关（今陕西潼关），一边是河，一边是山，强攻会付出大量伤亡。有个笨蛋可以帮我们，那就是多年来被金国骑在头上拉屎的南宋。你们可以和南宋结盟，借他们的路，从金国南方重镇邓州（今河南邓州）楔入，直趋开封，他们驻守在潼关的主力肯定回援，你们只需要围城打援，金国瞬间可下。”
1231年，蒙古帝国第二任大汗窝阔台派使者到南宋谈判借道，可这位使者霉运当头，走到沔州（今陕西略阳）时，被南宋爱国将领张宣处决。窝阔台大发雷霆，道也不借了，命令蒙古兵团强取。远征军司令拖雷在南宋的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轻易地撕开了一个口子顺利进入南宋，托雷兵团在南宋境内如入无人之境，如暴风扫落叶般荡平了南宋数十州，然后又顺利地离开南宋境，进入金国境内，猛攻邓州，邓州顽强死守。拖雷就绕过邓州，直奔开封。潼关守军果然回救开封，就在半路上，他们钻进了已经等待多时的窝阔台兵团的口袋里，金国的主力在蒙古骑兵的冲杀下，全军覆没。
1233年春天，蒙古人攻陷开封。金国最后一位皇帝完颜守绪跑到蔡州（今河南汝南），窝阔台和南宋签订军事同盟，蒙古帝国要求南宋供应蒙古军队粮草，并且出兵，双方共同攻陷蔡州，事成之后，两国以淮河为界。1234年，宋蒙联军对蔡州发动全面进攻，蔡州城外发出天塌地裂般的巨声，蔡州城内哭声一片，完颜守绪见自己的世界末日已到，就没有劳烦宋蒙联军，自焚而死。不可一世了一个多世纪的金国灰飞烟灭。
蒙古人正在专心致志地打扫战场，南宋突然集结二十万大军向三京（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商丘）里的蒙古人发动攻击。注意，这三处都在淮河以北黄河以南，按宋蒙当初的约定，淮河以北的地方都是蒙古人的，跟你南宋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也就是说，这是赤裸裸的叛盟和侵略。
进展非常顺利，1234年阴历八月，南宋军队光复三京，京城临安（今浙江杭州）方面还未来得及摆庆功宴，蒙古人已发动反攻，南宋二十万军队几乎同时在三京崩溃，溃退到淮河南岸后，足足损失了一半士兵。
南宋这次突然叛盟激怒了蒙古人，而它那不堪一击的战力又勾引了蒙古人向它发出灭亡通知书。从1235年开始，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兵团沿着南宋边境持续不断地发动攻击，让南宋吃不香睡不着。
1253年，蒙古帝国剑走偏锋，绕过南宋，深入万山丛中的云南地区，灭掉大理王国，随后又使安南王国臣服。1258年，蒙古帝国分三路进攻南宋。1259年，其中一路的忽必烈强渡长江，抵达鄂州（今湖北武汉）城下，百道攻城，鄂州城马上就要陷落，突然合州战场传来大汗蒙哥去世的消息。忽必烈大吃一惊的嘴还未来得及合上，又传来消息说，他的兄弟阿里不哥正在蒙古本部举行大汗上任典礼。
忽必烈认为自己比阿里不哥更有资本担任大汗，于是放掉鄂州，调转马头回蒙古帝国本部和兄弟“相煎”去了。经过四年血流成河的内战，1264年，忽必烈以压倒性的优势胜出。1269年，忽必烈对南宋全面宣战，1274年，蒙古远征军司令伯颜攻陷鄂州，顺长江东下，陷安庆，在芜湖江面击溃了南宋军队最后一道防线。现在，蒙古军队可以大摇大摆地去南宋行在临安了。南宋急忙求和，伯颜按忽必烈的指示同意了。忽必烈的本意没打算灭南宋，而是希望南宋和安南一样，做元帝国的卫星国。
但是，南宋自己送死。伯颜派去临安的谈判使者在半路上突然被一名南宋爱国将领处决，伯颜听到这个消息，气得马上变成了一个炮仗。南宋中央政府慌忙派人去向伯颜赔罪，并且发誓要严惩凶手，伯颜压制自己不要爆炸，第二次派出使者。想不到南宋的爱国人士太多了，第二个使者走到平江（今江苏苏州）时，又被杀掉。
伯颜气得哇哇怪叫，命令军队进攻临安，在强大的蒙古兵团面前，柔弱的临安没有别的出路，只能陷落。南宋中央高层对伯颜的暴怒很不理解，认为伯颜没有诚意，如果真有诚意，死掉两个使者，还可以再派嘛。
他们不明白的是，是他们亲手制造了伯颜这个炮仗，你制了个炮仗，还点了两把火，却不想让它爆，这对炮仗太不公平了。
1279年，南宋软弱无力的流亡政府在崖山被蒙古兵团彻底摧毁，南宋正式灭亡。
从1234年宋蒙交火到1279年南宋流亡政府灭亡，蒙古灭南宋用了35年。有人看到这个数字会大呼小叫：啊呀，南宋真是厉害，居然抵抗了蒙古人35年。但不要意淫，蒙古灭南宋真正用的时间其实只有12年不到。
1234年蒙古帝国对南宋宣战后，就去西征了。直到1259年，蒙古帝国才掉头回来对付南宋帝国。但也是在这一年，大汗蒙哥去世，忽必烈和阿里不哥打内战，直到1269年，忽必烈才想起南宋，于是用了10年时间（1269…1279年）灭掉南宋。
当然，对于一年甚至是几个月就能灭掉一个国家的蒙古帝国而言，灭南宋的确是个苦差事。大概正是因为很辛苦，所以南宋遗民们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四个等级中最后一等。
可你仔细看看这个等级名单就会发现，蒙古人是按照“先来后到”的标准排列的。这就能够说明为什么大理王国的云南和四川的遗民为什么列在第三等。因为他们比南宋遗民先来的。
用逻辑学的角度来叙述，因为你最后到，所以就要受惩罚。正如你赴宴，最后一个到，不但不能坐高一点的位置，还要罚酒三杯。
中国老百姓有句俏皮话：凡事要赶早，否则连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大概就是南宋遗民们为什么排在最后一等的注解。
蒙古人对南人都做了什么
刘爚说：“鞑子们把我们南人看成是赋税的源泉，好像我们除了缴纳赋税外就没有别的用处了。他们还用法律条文规定：杀一个‘南人’只需要赔一头毛驴的价钱就可以了；而杀一个色目人要罚相当数目的黄金；杀一个鞑子则要偿命。这用意很明显，我们只是一头驴。鞑子们还禁止我们打猎，我们身处江南多山之地，打猎是个重要的收入来源，这不是断了我们的财路吗？还规定我们禁止学习拳击武术，众所周知，我们中国的武术只是花样表演，锻炼身体的一种手段而已，根本没有实战能力，禁这个干什么！更要命的是，禁止我们夜间走路，如果有个急事，必须等天亮。”
“当然，这些还不算什么。最让我们痛心疾首的是，小鞑子们在我们南方基层像个大爷，吃的穿的用的，都必须由我们来承担。而且谁家娶新娘，新娘的第一次必须要送给小鞑子。程朱理学教导我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个黄花闺女还未正式进门，就已经失了节，宇宙中只有畜生才有这样的行为。倒霉的是，偏偏让我们碰上了。”
关于刘爚说的这些，我们必须要作一下背景补充和校正。
刘爚说的那些没错，元帝国灭掉南宋后，对“南人”的确极不待见，对他们严加限制，就差限制大小便了。但我们不能断章取义，认为元王朝故意找“南人”的茬，哲学家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老百姓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事出必有因，元帝国对南人的苛刻实际上是被南人的激烈行为触怒的。
前面我们谈到过，忽必烈灭南宋初期，江南就有二百多起汉人武装和元帝国对抗。不过，一定要注意，即使是从极度偏袒汉人的角度来看，每次武装反抗也不是起义，绝大多数都是野心家们的皇帝梦。
1276年，南宋行在临安陷落，南宋其实已经灭亡。虽然有一点死灰跑到福州建立流亡政府，但死灰不可能复燃，即令复燃，火光也不能持久。元帝国的军队开始摘取胜利果实，其实，征服者的果实都是建立在被征服者的痛苦之上的。于是，烧杀抢劫奸淫在整个南中国如火如荼地蔓延开了。江南百姓奋起抵抗，各地的豪强大族变卖财产，召集青壮年，打出了“扶宋灭元、驱逐鞑虏”的口号。穷苦百姓们自动自发，有能力的人能召集几万人，没有能力的只能聚拢几百人，甚至几十人。他们占据险山恶水之地和元军开展游击战。不管是哪路货色，他们在反抗元帝国的军队之前，先对自己的同胞下手。其实这很容易理解，一无所有的人造反，第一个解决的就是粮食问题。他们的战斗力远不如对手的正规军，要抢劫粮食，只能拿软柿子捏，不抢劫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他们还能抢谁。
当他们有了一定实力后，马上就建立草台班子政府，封官拜爵，如果你能穿越到那个年代，到江南各地走上一走，就会发现，到处都有一群人在讨论称帝称王的事。这至少可以说明一个问题，他们的真正目的只是想过过皇帝的瘾，至于驱逐鞑虏只是附带目标。只要有发家致富的可能，他们可以跟民族的敌人蒙古人握手言和。
有两个积极的证据可以证明江南人的反抗内涵。
1278年，建宁（今福建建瓯）人黄华称帝，元政府招降他，黄华带着他的草台班子就跑去了。但很快他发现，元政府对他的待遇还不如他单干的待遇，于是又造反，最后被元军追得走投无路，自焚。
1288年，循州路（治所在今广东龙川县西南）钟明亮聚集十万人造反，声势逼人。元政府招降他，钟明亮同意，但提出的要求是，要他担任循州州长。但忽必烈拒绝这个条件，要他到大都面圣。钟明亮认为这是请君入瓮，杀了元政府的谈判使节，二度造反。元政府军积极进剿，同时招降，钟明亮不能支撑，二度投降。但仍然是那个条件，要做循州州长，忽必烈拒绝，他第三次造反。但事不过三，元政府剿匪部队再也没有对其招降过，钟明亮最后失败，本人也不知所踪。
忽必烈在遥远的大都看到江南地区的反抗记录，发现南中国的人真不好治。他先是使用怀柔政策，三番五次下令，驻守江南的军队不许再制造敌人，要军民一家。但美好的命令正如一朵鲜花，到美人手里，会被当成头饰插在头上，而到了毛驴手中，就会被当成解饿的食物。元政府在江南的驻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无法控制自己，于是，江南地区的造反记录与日俱增。
忽必烈发怒了，于是，就出台了那些恶意摧残南人尊严的法律条文。
刘爚提到的小鞑子在江南各地基层（乡、村）当大爷的事，其实是保甲制。保甲制是这样的：每二十家编为一“甲”，政府派遣一人管理这二十家，这个人称为“甲主”。“甲主”就是这二十家的总管，衣服饮食，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取走，女子和财产，当然也不在话下。
但刘爚说这些甲主都是鞑子就是大错特错了。蒙古人口太少，江南的乡村多如驴毛，虽然经过蒙古人的屠杀，但仍有南人1184万户也就是60万甲。这就需要60万蒙古人来江南乡村当甲主，难道忽必烈有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本事，一下子变出这么多人？
实际上，甲主都是色目人。俗话说，奴使奴，使死奴。色目人是蒙古人的奴隶，他有机会管理他的奴隶南人，其残暴可想而知。
至于刘爚说的新娘第一次要和甲主睡觉，也就是历史上烟雾迷蒙的蒙古人的初夜权问题。这无需辩驳，因为甲主根本就不是蒙古人。即使是蒙古人，也是不可能的事。还是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