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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两人笑成一堆。
此后的几天，戴笠把张简斋接到鸡鹅巷。因暂时去不了杭州，只好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叶霞翟，一封给毛万里，连同戴笠给叶霞翟的礼物一起用专车送往杭州。
给叶霞翟的信称最近突接蒋介石任务不能前来，心中尤为挂念，望不要生气；给毛万里的信道：“你不用读警校，尽快到南京鸡鹅巷53号特务处本部找我，我另有安排。”戴笠急着用人，像毛万里这样从小在一起的兄弟，他放心，不用读书，便速成“毕业”了。毛万里从南京往杭州一个半来回，便当上了杭州上化桥警校特训班的书记，戴笠在处本部为他主持了宣誓仪式，并亲自充当介绍人，然后派他去杭州上任。
十天后，戴笠的淋病痊愈，便带上大堆礼物从南京到杭州与叶霞翟成亲。数日后，蒋介石一纸急电，召戴笠回去，他只好忍痛暂别。
戴笠离开叶霞翟来到南京，在处所里转了一圈，看看有无重大事情发生，然后又马不停蹄去了中央军校蒋介石的官邸。
戴笠来到书房，蒋介石背门而立，听得戴笠叫他，转过身劈头就问：“戴雨农，你听说过1931年2月我在庐山的事吗？”
戴笠一愣，继而明白了蒋介石这次急召他回来的目的，点头道：“学生听说过，那一次校长真是有老天相助。”
蒋介石说的“庐山之事”，是将“西南派”领袖胡汉民软禁在南京汤山不久，蒋介石一次在庐山山道上观赏风光，突然一个人从怀里掏出一把枪来向他射击，由于距离稍远和刺客过分紧张，子弹擦身而过，后面的卫兵一拥而上，一阵乱枪把刺客打死。
据查，被打死的刺客不知姓名，估计是西南派雇请的杀手，这事已过去很久。戴笠问道：“难道这个刺客还另外有背景不成？”
蒋介石不从正面回答，道：“最近在上海南京路521号顾记钱庄发生了一桩持枪抢劫案，案发后，上海军警将四名抢劫犯中的三人抓获，判了死刑。在执行前，这三个人犯觉得因抢劫处死不够光彩，主动承认他们是刺客，庐山谋刺也有他们的份儿。”
戴笠急问道：“他们供出谁是后台了吗？”
蒋介石说：“要是供出了，我这么急召你来干啥？你回去速速办理此事，务必查出后台来，不然，他们还会在暗中加害于我！”
这件事发生在上海，戴笠领命火速去了上海。此时的特务处上海特区，已组建得初具规模，培养了赵理君、沈醉等一批著名的杀手。
上海特区区部设在西门路法国租界内。戴笠的到来，受到余和醒等人的热烈欢迎，尤其是沈醉，更是整天不离左右。
戴笠先派人调查抢劫南京路521号顾记钱庄案犯的身世、经历。查明了这点，就不愁找不到他们的主子。
戴笠拍着沈醉的肩，问道：“沈醉同志，在上海干得开不开心？”
沈醉受宠若惊：“托处长的福，样样顺利！”
戴笠道：“顺利就好。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
沈醉道：“我是处长的亲信心腹，知遇之恩未报，哪还敢提要求。只是我的手下生活费太少，常常入不敷出。”
戴笠道：“你告诉他们，我们是干革命工作，不能讲享受，应当艰苦一点。”
沈醉不再吭声。戴笠实行的是奖金制度，特务们如果工作没有突出的成绩，就只能拿到固定的一点点生活费。为此，大家苦不堪言，要求取缔这种做法。
一会儿，戴笠悄声道：“我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如果生活费给多了，有些同志便会贪图享受不努力工作，所以只给一点可以维持生活的钱，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得不设法得到奖金。工作做得越好，奖金越多，也最容易表现出成绩。此外，工作不好的不给奖金，这是提高工作效果的最好办法。”
沈醉把头点得鸡啄米一样，连道：“高！处长这一招确实是高！今天不听您说，我连想都想不到，这办法您是怎么想出来的？”
戴笠得意道：“这不算什么，熟能生巧，整天钻研这一行，比这高明一百倍的办法都可以想出来。比如你，当初杀第一个人不就很害怕吗？现在都成杀人魔王了。”
沈醉道：“这还得谢谢处长对我的栽培。”
这事要说到戴笠发展沈醉为上海秘密督察之后，沈醉发现手下有一个情报员有背叛组织的嫌疑，便立即把情况向戴笠作了汇报，请示处理办法。戴笠闻讯后，不露声色地反问沈醉该怎么处理。沈醉认为应把他开除出情报局。谁知，戴笠却要沈醉亲手杀掉这个部下。当时沈醉还不到二十岁，当他听说要亲自杀人时，满脸惊恐，慌忙拒绝。可是戴笠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说：“我就让你去！”
接着，戴笠又开导他：“他把情报送给日本人，这种做法就是叛徒行为，你是在为国锄奸、为民除害！”戴笠不断鼓励沈醉一定要把叛徒杀掉。接着，他写了一张条子，叫沈醉去找特务技术股和行动股，让他们教沈醉如何杀人。临走时，戴笠又给了沈醉一张“特别费二百元”的批条，作为对沈醉行动的奖励。
沈醉离开戴笠，到行动股去领了一把削得又薄又尖有毒的竹尖刀，行动股的人当场把一些行刺要领和方法教给他。沈醉带着这把竹尖刀和二百元钱很快返回上海，开始了他第一次杀人的经历。
到上海后，他经过两天两夜的思想斗争，终于在金钱、地位、前程的诱惑下以及团体纪律的威逼下，鼓起勇气。他利用一次去探望同事的机会，见面后，他狠下心不顾一切地把竹尖刀刺向对方的喉部。
戴笠笑问道：“现在杀人，手还抖吗？”
沈醉道：“早不抖啦！杀个人和杀鸡一样容易。”
戴笠欣赏地点点头：“你们经常干这一行的，最要紧的是不要暴露身份。对了，听说你母亲和你住在一起，她知道不知道你所从事的工作？”
沈醉道：“不知道，她是个吃斋念佛的人。有次她去拜佛回家，正赶上我带着几个人去绑架一个中共地下党员。我们乘坐的汽车一下撞在她乘的人力车上，她看到车上有个人好像是我，连忙大叫我的小名。为了不暴露身份，我大声用上海话骂了一句‘侬瞎了眼！’她才不喊了。当我衣冠楚楚地回去时，我母亲连忙告诉我，说她看到一个穿破旧工人装束的人很像我，她叫了一声，挨了一顿骂。我说：‘人相像货，世上相貌相似的人很多，您老人家可能看错人了。’”
戴笠道：“很好，干这份工作就是要善于随机应变。”
是夜，派去调查的情报员陆续回来了。他们查出在南京路521号抢劫的三个人犯分别名叫尤林、唐明、彭光耀。又根据这三个人的籍贯查出他们都是上海“斧头帮”的成员。这一结果把戴笠惊得张大了嘴巴，这样说来，妄图杀害蒋介石的人就是他过去的恩师王亚樵。
1924年9月，戴笠离开“斧头帮”后，王亚樵仍在上海活动，继续领导“斧头帮”反对北洋军阀。
1927年4月18日，南京政府举行“奠都典礼”大会，南京各界知名人士与市民二十万人齐集省立体育场。蒋介石要王亚樵出任津浦路护路司令，并让他以劳工总会代表的身份在大会发表祝词。王亚樵因对蒋介石在六天前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背离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行径非常不满，在大会上直言进谏南京政府要以国家民族为重，“勿忘总理遗愿！停止屠杀，保证人权”，将北伐进行到底。王亚樵此举无疑得罪了蒋介石，大会结束，蒋介石下令追捕他，王亚樵逃离南京，回到上海，开始了一系列反蒋暗杀活动。此后，无论何派系，只要反蒋，他就无条件地与其合作。
1929年，王亚樵与“西南派”王乐平、常恒芳、刘庐隐、余立奎等人组成反蒋集团，开始积极谋划以军事实力讨蒋。由王亚樵联系第六路军总指挥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第十三路军总指挥石友三起兵反蒋，但由于反蒋组织成员、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告密，“西南派”中坚人物王乐平被蒋派遣的特务陈奂曾暗杀，方振武被诱捕软禁于南京，石友三兵败。王亚樵知道后，派杀手于1930年7月24日上午10时将赵铁桥击毙于上海招商局门前。
1930年，蒋为筹集剿匪经费，在安徽省推行“米照捐”运动。王亚樵为此组织“安徽旅沪学会”发起抵制“米照捐”大会，同时推派五路代表，分赴南京、庐山、安庆等地请愿，组织安徽米商罢市、米船停运等，一时米价飞涨，民众对政府的怨恨颇深，蒋不得已取消“米照捐”。后蒋得知此次运动是王亚樵一手策划的，当即明令查封“安徽旅沪学会”，密令戴笠监视王亚樵的行动。
1931年2月28日，蒋下令将“西南派”的领袖胡汉民软禁在南京汤山。“西南派”被激怒，派人携二十六万元巨款到上海找王亚樵，请求杀蒋救胡。王受命，经过周密的研究和计划，派出两路刺客，分赴南京、庐山，伺机下手。在庐山一地，杀手陈成在山道上恰遇蒋介石，陈成掏枪就射，但由于距离稍远和过分紧张，子弹擦身而过，陈成一击不中，当即被蒋的卫士乱枪打死。南京一地，四名杀手终于等到一次蒋介石演说的机会，化装成新闻记者和学生混进会场。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因担任总联络人的王亚樵妻子王亚英临阵怯懦，发出“暂缓执行”的暗语，南京刺蒋功亏一篑。结果，两地刺蒋都没有成功。
1931年7月23日下午，王亚樵本着“倒蒋必先去宋，乱其经济组织”的方针，亲率杀手在上海北站刺杀宋子文，但误中宋子文秘书唐腴庐，宋却死里逃生。
虽然刺蒋、刺宋均未成功，但却给蒋介石集团以极大的震慑，加之当局久未破案，更使蒋、宋等人寝食难安。当时，整个国民党军警系统，还没有一个人是王亚樵的对手。此时正是王亚樵暗杀活动的顶峰时期，相继干出了一些轰动国内外的大案。
1932年4月29日，侵沪日军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庆祝“天长节”（天皇诞辰）活动。王亚樵受代理行政院长兼京沪警备司令陈铭枢之托，通过朝鲜志士安昌浩先生及其学生尹奉吉、安昌杰、金天山等人，用特制的定时炸弹捣毁“天长节”，当场炸死日酋白川大将、居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等人，日军野村中将的右眼球被炸飞，植田中将、驻华大使重光共葵的大腿被炸断。日本将官死伤十三人，此次爆炸犹如一场地震，撼动了日本朝野，并引起世界舆论的强烈关注。正在日内瓦召开的裁军会议上讨论东亚问题的政治家们也受到了强烈的刺激。
白川被杀，也使蒋介石为之震动。他觉得能策划和实施此案的人，绝非一般，如果此人能为自己所用，中国还有什么政敌不可除去呢？于是，蒋向当时出任特务处长不久的戴笠查询“四二九”之案的主谋。
戴笠经过调查，确认是王亚樵所为，于是如实向蒋汇报。蒋决定对王亚樵进行收买，并要戴笠寻找与王亚樵联系的渠道。戴笠得令后，派特务处特务、早年曾与自己一起追随王亚樵的门生胡抱一携四万元巨款到上海收买，遭王亚樵拒绝。蒋介石一计不成，再令胡宗南写信给王亚樵，提出由胡宗南、王亚樵合组安徽省政府，作为诱饵，却仍遭拒绝。
蒋认为王亚樵是不愿屈居早年的两个门生之下，于是，派王亚樵的安徽老乡、一起参加辛亥革命、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杨虎亲自上门拜会王亚樵，开出的价码是国军中将的实职，结果杨虎反遭王笑骂，气得拂袖而去。
蒋介石听完了杨虎的汇报，嘴里照例说了两声“很好！很好！”心里早已下定了决心：此人既不能为我所用，就必须坚决铲除，以绝后患。
正在此时，王亚樵谋杀国联调查团一案发生，引发了蒋、戴与王亚樵血战的导火线。
日本侵占东北后，经国民党政府一再交涉呼吁，国联派英国前驻印度总督李顿率五人调查团到中国进行调查。调查中，李顿发表的谈话偏袒日本，激起国人强烈不满，纷纷谴责。王亚樵则认为，世界只有强权，没有公理，于是派出手下大将青浦率二十四名杀手守候在调查团下榻的外滩华懋饭店周围，准备刺杀国联“钦差”，给以颜色。
正要下手的关键时刻，上海市长吴铁城宴请李顿一行，未能及时返回；王亚樵也受人劝说，认为此案一旦发生，易发生国际纠纷，于国家民族不利，于是下令召回手下。但其中的一线杀手尤林、唐民、李凯、彭光耀四人未及时交回枪支，乘隙上街闲逛。在经过南京路521号顾记钱庄时，四人持枪闯入抢劫，因店主及时报案，大批警察赶到，除李凯逃脱外，其余三人悉数被捕。在死刑执行前，三人为改变自己抢劫犯的形象，主动供出谋杀李顿以及北站刺宋、庐山刺蒋的真相。
戴笠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向蒋介石复述，蒋介石闻之大怒，命令道：“我命令你与上海军警合作，一个月内抓捕王亚樵归案！”
戴笠得令，忧从中来。这倒不是他和王亚樵有过一段师徒之情，既然已决定从蒋，只要有令，就是亲人都可以杀，何况一个只有过短暂交往的人？
戴笠忧的是，王亚樵非等闲之辈，在上海滩连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都畏之如虎，敬之如神。一个月期限，杀他谈何容易？
无奈军令如山，戴笠只好硬着头皮，组成最强的特工阵容和上海军警一起，研究捕杀方案。
沈醉道：“王亚樵在上海的几个住处我都知道，并且非常熟，以前也常见王亚樵乘坐的汽车出入。一处是他母亲和大老婆在拉都路的住处，一处是他弟弟王述樵的律师事务所。还有他经常出入大华公寓、亚洲饭店，估计这也是他的据点。”
赵理君道：“真是狡兔三窟。处长，我们派大队人马在深夜来一个突然袭击，对这几个地方同时进行搜捕，只要他在其中的一个地方，保证可以抓获！”
余乐醒道：“这确实是个好办法，趁着他还没意识到已经有人对他下手，可来个措手不及。”
戴笠摇摇头道：“只怕他并非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过去我在上海接近过他，多少有点了解。他是长期生活在险恶环境下的人，一向养成了谨慎、机警、多疑和善变的性格和作风。据我的同乡、王亚樵的心腹胡抱一告诉我，在上海，王亚樵最少有十几处秘密住所，平时居住、穿戴、打扮、使用交通工具，一日数变，行踪飘忽不定。他的真实行止，就连他身边最亲信的人郑抱真、龚春浦以及妻妾王淑英、王亚英都不能全部掌握，往往只是王亚樵到达某一个地方后打电话用暗语告知。至于一般的门徒，对他的行踪几乎不知。”
余乐醒道：“处长的意思，是不是要放弃这次突击搜捕？”
戴笠道：“不，我们先来这么一下，就像在池里摸鱼似的，先把水搅浑，使他自己也辨不清方向，然后再静候他抬头。”
当夜，戴笠指挥上海军警和特务几百人，一律荷枪实弹，对王亚樵已知的所有据点、住地进行分头包围、搜查。果如戴笠所料，一无所获。
戴笠并不灰心，马上组织上海的军警和特务机关严密封锁上海所有的海陆空通道，防止王亚樵逃出上海。戴笠鼓励部下道：“同志们，打起精神来，只要王亚樵这条鱼还在上海这个池塘里，无论水多浑浊，终有浮上来或被碰巧捞到的一天。不过，若让他溜出上海，就等于把鱼放进了大海，就麻烦了。所以，大家要尽全力一定守护好关口！”
时间一天天过去，王亚樵好比潜入泥淖的鳝鱼，久久不见动静。
这时，赵理君耐不住了，请示道：“处长，弟兄们天天这样苦守，都累啦，依我之见，把他的母亲、老婆、弟弟全部抓获起来，一齐杀掉，这样他就会出来报仇，那样岂不很好抓吗？”
戴笠道：“你知道屁是香的还是臭的？”
赵理君老实道：“有臭屁，也有光响不臭的屁，但绝没有很香的屁。”
戴笠骂道：“那你就闭上鸟嘴，不要放屁。你下去和弟兄们说，千万不能松懈，要做好放长线的准备。他的亲人不要动，他们是香饵，可引王亚樵上钩。捕鱼要有耐心，切不可心浮气躁。”
沈醉在一旁不失时机地拍马屁道：“处长早已成竹在胸，你只管照办就行了，绝不会出差错的。”
赵理君离去后，戴笠暗忖：这办法好是好，但不够主动，我不如来个悬赏的办法，发动全社会捕捉王亚樵。嗯，好计！
戴笠如此一想，马上给蒋介石打电话请示。
蒋介石说：“今天一个月过去多少天了？”
戴笠道：“半个月，校长。”
蒋介石说：“半月过去了有何成绩？”
戴笠于是把捕捉王亚樵的难处不无夸张地讲述了一遍，最后提出悬赏的办法。
蒋介石因感到王亚樵严重威胁了他的安全，下决心欲捉拿他，一口答应悬赏一百万元。最后通牒道：“条件都已满足你了，再过十五天，若还不捉拿王亚樵归案，我拿你是问！”
戴笠道：“半月后若再捉不到，学生也无脸见人，心甘情愿提人头见您。”
第二天，上海各大报纸头版头条登了一则悬赏启事：
在逃犯王亚樵（见画像），安徽合肥人，安徽口音，会说上海话，上海“斧头帮”帮主，杀害无辜不计其数，手段残忍。经查，1931年6月在庐山行刺蒋中正、7月行刺宋子文，均系王亚樵所为。有此暴行，罪该万死，现已畏罪潜逃，南京国民政府以一百万元悬赏。通风报信捉拿到者，亦赏十万。
此令。
悬赏消息一登出，上海滩沸腾了，街头巷尾，人们交头接耳，当头等大事议论。
戴笠也自信此招定能收到成效，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余乐醒道：“捉拿王亚樵，除了其部下有见钱眼开的，还要有外人设法接近他的。”
戴笠道：“我也正是此意。他的部下虽然众多，杀手云集，也无非是一帮乌合之众，其中见利忘义的肯定大有人在，你只管用心等待，自会有人来报。另外，王亚樵的组织只是一个江湖帮派，没有政治纲领，也没有严明的纪律，行动散漫。因此，无论王亚樵多么神通广大、本领多高强，变化怎样莫测，总难免不在许多方面露出蛛丝马迹。只要广泛调查，善于搜集分析情报，一旦发现疑点，穷追不舍，王亚樵就没有地方躲了。”
接着，戴笠马上命令大批特务，广泛与王亚樵的亲信、心腹接触，广泛搜集调查王亚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