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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初，他们提议给天津的傅将军1，600万元的军事供应。虽然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了，但第一批武器到11月29日才运到，并且发现这批枪支因缺少关键部件而不能使用。
傅作义虽被看作国民党最坚定、最有能力的军官之一，然而枪支运送的失败却大大动摇了其军队的士气。1949年1月14日，天津失守，北平失去了屏障，同时也断了向海上撤退的路。
傅作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愿意让战火燃烧这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古都，于1月21日带领军队接受整编，把北平交到了共产党手中。
天津失守后，阎锡山曾给傅作义拍了6次电报，要他“勇于牺牲，坚决作战，不要有任何生存的想法”。但是，阎锡山对傅军所受到的压力及其内心的紧张状态一无所知。
实际上，傅作义投降共产党，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成功。共产党在未来的政府中为傅作义安排了一个职务，这都是机智地通过在陕西、甘肃一带活动的西北军阀，傅作义女儿的公公邓宝珊促成的。燕京大学的常同山教授领导的民主党的一些人告诉傅作义，北平人都愿意投降共产党。以市议会议长许辉同为首的商业集团也恳求傅作义“理智些”，不要做损害北平这个历史名城的事情。
傅作义在军事上也感到孤立。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已在东北溃败，傅作义明白他不能依靠答应要来救他的中央军。那时，他的心腹董其武将军在绥远已向共产党投降。
除此之外，从傅作义当时所处的环境来说，要是继续反抗，形势将会对他极为不利。北平和天津的学生虽然并不一定亲共，但大多数都是反蒋的。这样，这个古老的首都和平地交给了共产党。
在南面，蒋介石在徐州和长江一线的防御也被攻破，国民党失去了40万军队。12月3日，徐州失守，通往南京和上海的道路被打开。徐州之战确实是现代军事史上最大的战事之一。
这场战役持续近3个月，注定了蒋介石中央政府在大陆的命运。埃里克·周自始至终关注着这场战役，并看到了一位逃到南京的军官。他就是李弥将军（他后来跑到缅甸，成了国民党残部的首领，以种鸦片为业）。
根据和李弥将军的谈话，加上他本人观察，埃里克·周分析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
1、徐州战场总司令刘峙忠贞不二，深得蒋介石信任。但他一生中从来没打过一次胜仗。他在国民党将军中成了人们的笑料。
2、45万国民党军队与150万共产党人作战，人数相差悬殊。
3、何基沣军队的倒戈在左侧打开了一个缺口，共产党人无需一枪一炮就穿了过去。这个军队原来是宋哲元手下29军的一个师，它在1937年的芦沟桥事变中获得极大声誉，因此它的倒戈对其他部队来讲是当头一击，使他们的士气大挫。
4、国民党军队由广东、四川、云南的部队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组成，缺乏统一领导。在各个部队中，互相不是合作，而是勾心斗角。
5、蒋介石干涉过多。他几乎每天都在南京给各位军官打电话，下命令，往往考虑不到战场上的新动向。
6、共产党通过蒋介石总部的军事助手刘飞把国民党的行动计划了解得一清二楚。刘飞1949年4月被李宗仁派到北平，作为和谈代表团的一员和共产党和谈时，投奔了共产党。
7、通货膨胀加剧，国民党军队苛扣军饷，给养不足。他们被围困时，整连整营的士兵用武器跟共产党人换馒头、米饭吃。
8、国民党缺乏空军支持。美国拒绝为他们提供新飞机，甚至拒绝提供他们的飞机所需要的零件。
1957年，历史学家陈晓伟在香港与埃里克·周谈话时分析说：
1、原广西将领白崇禧是国民党最有能力的将领之一。他是在最后一刻被任命为徐州战场总司令的，但他拒绝了这项任命。白崇裕反对蒋介石在徐州打这场决定性战役的计划，他提议在长江南岸安徽芜湖设下据点、万一共产党打到那里，他们的运输线将会大大拉长。
2、陈纳德将军告诉蒋介石，他有信心只用40架战斗机就能在徐州扭转局势，但大家都知道，美国政府没有答应国民党关于飞机的要求。
3、共产党到处挖洞，作为坦克陷井，因此阻止了国民党的机械化部队。
4、总的来说，国民党军队在战役中，设备和火力方面都劣子对手。
5、国民党打的是防御性阵地战，而共产党则机智灵活猛烈攻击。
徐州战役之后，共产党对同国民党和谈彻底失去了兴趣。
即使李宗仁等对此还存有幻想，但至少蒋介石心里是清楚的。
在徐州战役国民党即将败退之际，蒋介石内心深处受到极大的打击。
他的私人秘书陈布雷自杀了。
埃里克·周两星期前和陈布雷谈话时，发现他异常忧郁。
陈布雷责备自己没能更好地为国家效力。蒋介石参加了他的葬礼，看起来很悲痛的样子。在陈布雷的日记后面有这样一句话：“我现在已到了灯枯油干的时候了。”他身体虚弱，患有失眠症，心情总是很忧郁。然而，最不能使他忍受的是，他发现自己唯一的女儿竟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她把重要机密送给了共产党。陈布雷感到国民党的失败已是不可避免的、并责怪自己没能影响蒋介石的政策和决定。
风云多变的1948年就要过去了。这时，国民党政府内部出现了一个和平团体。起初，这些人的头头是蒋介石的优秀将领白崇禧，但很快这些人就由白崇禧的广西老朋友李宗仁负责了。
这一年的12月，白崇禧与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频繁地在一起秘密商议。两人都认为只有和共产党谈判，才能延缓共产党的进攻。白崇禧马上发出很多电报，以采取行动。第一封电报是让官兵传阅的，倡导和谈。然后他给张群和张治中发电报，要他们向蒋介石提议同共产党和谈。接着，湖南、湖北、河南、广西各省参议会议长联合签发了一份电报，谴责蒋介石，要他对他自己的前途马上作出决定，以便使和谈不受阻碍地按时进行。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诚还发电要总统辞职。
蒋介石对此大为震惊，认为这些迹象都是不服从命令和失败主义的表现。
此时，白崇禧控制着50万军队，对他的要求，蒋介石不能掉以轻心。所以，蒋介石派他忠诚的朋友张群两次去汉口，和白将军商讨形势，试图消除误会。不久，人们就发现白崇禧起码不是个失败主义者。蒋介石不断被各种来电所震动，而此时，共产党军队则继徐州战役获胜之后，正在坚定地向长江以南挺进。
在白崇禧看来，现在应是和淡停战的时候，这样，国民党军队可以在湖南、湖北、江西、广西、云南、贵州等地重新组织力量防御。但是，主和派中却有些真正的失败主义者，甚至有亲共人员，张治中想让蒋介石辞职，以便李宗仁能立即与共产党和谈。
根据张群的汇报，蒋介石原以为能和白崇禧达成一些理解。
但圣诞节那天，他收到了白崇禧的电报，要他在美苏联合调停下立即与共产党和谈，这使蒋介石醒悟过来了，他对此极为恼火。
这时队香港也传来了令他烦恼的消息：共产党控制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在和李宗仁副总统的密使“谈判”。而且，甚至张群都对蒋说他也赞成和谈，当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不会例外。
从根本上讲，蒋介石己无后退余地，正象他已表示的那样他也想下野但必须按他自己提出的条件下野。如果是按别人提出的条件下野，或者他在压力下下野的话，那他可受不了。然而，没有政治同僚的支持他怎么能再打下去呢？
12月31日，蒋介石发表新年致词时，邀请了大约40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吃饭。他默默地听完了他们谨慎的发言，接着咆哮说：
“我不想引退，你们这些国民党官员却想让我引退。我引退并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国民党内部的某些人。”
他已准备好了新年文告，宣布他愿意和谈，但他知道他提出的和谈条件共产党是不会接受的。他的条件是：不违背“宪法”；维护民主形式；维护现有武装力量的存在。他表示只要能够和平，他将不在乎自己的地位。他要在这种情况下，和人民大众的感情保持一致。当来宾们重新进行讨论时，蒋介石下令发表他的新年文告。
几小时之后，主和派（现在的领袖为李副总统）开始在报纸或城墙上用口号来打扰蒋介石，“蒋总统不辞退，共产党就不和谈”，“蒋总统不辞退，就没有希望得到美国的援助。”事实上，美国大使馆一直赞成和谈，支持李宗仁及其主和派。
现在已是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使国民党感到失望的宣言。共产党的电台播送了和谈的8项条件，宣布一开始就指控蒋介石为“中国第一号战犯”，“国民党匪帮头子”；“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全部卖给了美国政府的民国伪总统”。年底之前，共产党公布了43名“一级战犯”的名单，蒋介石当然被列为榜首。
共产党的和谈条件是：
1、惩办战犯；2、废除伪宪法；3、废除伪立宪政府；4、在民主原则基础上，改组所有反动军队；5、没收官僚资本；6、进行土地改革；7、废除一切卖国条约；8、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管反动的南京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一切权力。面对这些条件，主和派认为别无选择，只好接受，1月19日，行政院宣布准备“立即与共产党停战，双方派代表开始和谈。”
现在蒋介石已拿定了主意，他要从现实中退出来，而不是辞职。
如果李宗仁认为他与共产党和谈能成功，那就让他去谈好了。
无论李宗仁成功与否，一切都将咎由自取。
至于蒋介石本人，尽管和共产党的斗争曾“停止”过一段时间，但现在还得继续斗下去，在发表新年致词前，他就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台湾，以作为最后的防守阵地。为此，他任命蒋经国为台湾国民党首领，陈诚为省政府主席。
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
“如果从此以后共产党能认识到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而下令停战，同意与国民政府进行和谈的话，那我的愿望也就实现了。这样，人民就会免受极大的痛苦，国家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便能得以保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主权也能得以维护。并且，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秩序将会永远地继续下去，人民的生活和自由亦将得到保障。”
事实上，蒋介石很清楚，在当时的“宪法”条款中，没有总统辞职的规定。蒋介石只不过是根据“宪法”第49条的规定，把权力移交给了副总统。
为了表明他并没有完全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他仍保留了国民党总裁的职务。
蒋介石下野之后，回到了他的家乡浙江省。
蒋介石传……第廿一章 蒋介石失去大陆
第廿一章 蒋介石失去大陆
蒋介石现在考虑的还有另外两件事：
发动一个新的外交攻势，迫使美国重新全力支持国民党统治中国；认真研究在国民党统治区更广泛地实行最后防御的可能性。
10月1日，毛泽东宣告新的共和国成立，那天和他一起庆祝这个伟大胜利的人不仅有他的战友，还有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和一些内战期间改变了其立场的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程潜及“基督教徒将军”冯玉祥的遗蠕，还有一些来自上海和新加坡的名人。
蒋介石带着儿子蒋经国回到老家溪口，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
到溪口后，蒋介石给他儿子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让他督促空军司令部按时完成定海机场的修建，不得拖延，当时蒋介石并没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接受命令的蒋经国和空军官员们也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不久，原因就清楚了：定海属于浙江省，位于溪口和上海之间，蒋介石下令这样做，事实上已表明他对保住中国最大港口城市上海已不抱什么希望。在“引退”期间，他一直在询问机场修建的进展情况。
4个月后，上海失守，国民党守兵靠定海机场撤至台湾。
有一天，蒋介石对蒋经国说：“我们要在这儿呆3个月”，他没有说错。
李代总统很快就发现下属部长们并不服从他的命令，军队、警察也是如此。
此外，他也缺少资金。蒋介石从他隐居的老家传来旨令，命令中华民国银行总裁俞鸿钩把50万盎斯的黄金运往台北，从宪法的角度来讲，蒋介石当时根本无权下达这样的命令。
但是，这道旨令却被执行了，一则是因为这是蒋介石下的命令；再则他是在行使国民党总裁的权力。他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无疑是为了继续与共产党对抗，因为蒋介石当时认为共产党证服大陆是不可避免的，1949年2月20日，黄金运走了。如果不把这些黄金运往台湾，仍放在老地方，那毫无疑问，李宗仁要以此为条件与毛泽东和谈。
李宗仁听说黄金运走了，大为恼火。他严禁中央银行再往台湾运送任何财产；中央银行在战争期间曾没收了大量珍珠、钻石、宝石等，存放在位于上海的地下保险库里。李宗仁派舰艇及时赶到那儿，使这批货物没有被运往台湾。
后来，共产党占领上海，得到了这些珍宝。对李宗仁来说，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央银行对于他要求的政府管理费用置之不理。由于没有黄金作后盾，金圆券市值又开始急剧下跌。
在李宗仁发现他的政府手中没有什么钱的同时，他还发现他的个人权力是极其有限的，但是有一点是特别清楚的——他有权与共产党进行和谈。
他采取的第一步措施就是和苏联大使勃希钦商讨这个问题，苏联大使立即同意帮他的忙，条件是美、苏两国将来若有冲突，中国政府必须保持中立，而且中国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消除美国在中国的影响。
于是，外交上毫无经验的李宗仁天真地把他与苏联大使的会谈纪要送给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博士，要求美国公开保证支持国民政府。
蒋介石在溪口听到这步奇怪的棋，哭笑不得。
因此，当美国国务院拒绝答应消除美国自身在中国的影响时，蒋介石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冬天快过去了，南京和上海出现了很多“和谈中间人”，李宗仁一心和谈，因此对这些人的见解洗耳恭听。其中一人就是中央大学的吴玉浩教授，另一位是李明扬将军，他曾与汪精卫的傀儡政权有过联系，还有立法院的吴厚山。
然而，这些人除了从代总统那里得到点钱外，他们作为“中间人”并没起任何作用。
“和谈中间人”当中还有两位李宗仁的人——刘崇俊及黄奇汉。他们俩都声称是“第三派”成员，即介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中间分子。然而，人们后来发现他们俩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1月22日，李宗仁指派由五个人组成的委员会代表国民政府与共产党谈判。两天后，他宣布解除戒严令，释放政治犯，解散秘密警察。
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同意以共产党的8点建议作为和谈的基础。
正是在这个时候，李代总统发现他的“代总统”是空的。
在和谈这件事上他既没有和行政院商议，也没有告诉行政院院长孙科，孙科大为恼火，拒绝承认电报有效，宣称他在立法院面前是对代总统的措施一概不负责任。他还宣布要把政府搬到广州。
2月5日，除代总统的办公室外，所有政府部门都按时从南京搬走了。
和中华民国有外交关系的各国政府也被要求于当日把使馆迁到广州。司徒雷登拒绝了这个要求，其他大部分国家的使馆也不同意迁走，使人们茫然不解的是，勃希钦是唯一的例外。
他发现自己一旦身居广州，只是与国民党的一些残余人员打交道，其中包括当时的外交部长吴铁城，同时，李宗仁与和谈小组仍呆在南京。
在其他方面，这个不在位的大总统也在削弱他的“代理”人的权力。
他往台湾运送了30万嫡系部队，还有26艘舰艇及空军力量，大约90万国民党军队仍留在大陆，但是这些军队中只有白崇禧将军的12万人听从李宗仁调遣，因为这是老同事的缘故。
警察局和情报机构都从陈立夫那里得到指令，而陈立夫是代表引退在幕后的蒋介石的。因此，代总统赦免政治犯、遣散秘密警察的命令成了一纸空文。
李宗仁想以释放少帅张学良来获得众望，但却找不到少帅。
张学良从1936年西安事变后一直被囚禁着，如今蒋介石把张学良运到了台湾，仍然囚禁着他。
蒋介石相信他能重掌大权（这和他的人生信条“‘引退’并不意味着永远‘引退’”是一致的）。此时，他正享受“引退”
给他带来的乐趣。
他过惯了依靠国家开支的享乐生活，所以在农业银行他以私人名义借了100万金圆券，按官价值10000美元，供他挥霍。
对蒋介石来说，这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陈立夫控制着农业银行。除了蒋经国外，和蒋介石在一起的还有一名秘书和一名侍从。蒋介石的儿子在田地里散步，重返儿时母亲让他去的祠堂庙院，这些勾起了蒋介石怀旧的思绪。起初，他就象戴高乐将军的习惯一样，拒绝接见任何来访者，李代总统就是要求与蒋介石会晤而遭拒绝的人之一。然而，蒋介石精心安排的情报人员发来的信函和电报又使他对时局了如指掌。
张治中是李代总统任命的北平和谈代表团团长，他给蒋介石发了封电报，说要到溪口谒见委员长，以求指教。
但是，蒋介石颇有经验，对即将举行的和谈淡然处之。看完电报后对蒋经国说，“他来不来都无所谓”。
第二天，张治中来到了溪口，但是委员长一点儿也不提和谈，而且当张治中一有提及此事的迹象，他就把话题岔开，一定要带张治中去看当地的美景。那天晚上，蒋经国把父亲为什么对和谈持怀疑态度及不感兴趣的原因告诉了张治中。
但是，张治中却说：无论如何他也要和谈。带着这种态度，张治中离开了溪口。
蒋介石听说毛泽东在和谈问题上给李宗仁增加了不少难度，他一点也不感到吃惊。
李代总统是从中国封建军阀一步步地升到现在这个地位的，他幻想着和共产党作笔交易，或国民党或李宗仁的部分军队统治长江以南地区。但他很快发现毛泽东对这笔交易毫无兴趣，共产党的目标是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