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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近卫下台，取代他的是军国主义的头子东条英机，随后，日美在华盛顿进行了毫无结果的谈判。
12月7日，日本人在未作任何警告的情况下，轰炸了夏威夷的美国舰队以及香港与马来亚的英国军队。这一天，美国在珍珠港损失了5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和177架飞机。有2343人死亡，876人失踪，1272人受伤。
第二天，美国和英国对日本宣战，中国对德国和意大利宣战。
蒋介石在拍给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中说：“在我们新的共同战斗中，我们将竭尽全力，与你们站在一起，直到太平洋地区和世界从野蛮势力的祸殃中以及无止境的背叛中解脱出来。”
至此，“中国事件”已进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蒋介石传……第十七章 蒋介石和他的同盟者
第十七章 蒋介石和他的同盟者
美国人和英国人参加的一个联合稳定委员会宣告成立。
稳定委员会成立两年之后，在喜马拉雅山上空艰难飞行着的物资护送队，运载着成吨成吨在国外印刷的纸币，以填进严重通货膨胀的无底洞。
珍珠港事件刚刚结束中国的孤立局面，蒋介石就要帮助英美这两个新的盟国。
在日本进攻后的第二天，他就向罗斯福总统、温斯顿·丘吉尔以及斯大林作出了相同的表示，他建议马上召开一次联合军事会议。
斯大林答复说俄国尚未准备好参加太平洋战争；罗斯福和丘吉尔则表示赞同。
这次会议与12月23日在重庆召开，在重庆还成立了一个联合军事委员会，以协调东亚的战略。阿基鲍尔德·韦弗尔将军指出，就英国而言，头等大事就是挽救缅甸，当时日本对缅甸的进攻已迫在眉睫。最后大家同意，从中采取行动。于1941年10月重新开放的缅甸公路，确系中国生死攸关的一条供给线，委员长急于使这条道路保持通畅。除了缅甸和经过俄国的陆路之外，中国现在通向外部世界的另一桥梁就是香港。
但是，此时的香港本身就处在日本人日益加大的压力之下，1941年12月，蒋介石提出派遣大批中国军队帮助英国保卫他们的直辖殖民地。尽管这个建议没有被接受，但他还是出动了相当多的兵力从大陆这边攻打日本人。
这是一种唐吉河德式的行动，因为英国人12月18日就撤离了九龙，香港于圣诞节那天沦陷。在蔡廷锴（此人1932年在上海抗击过日军）领导下的中国军队落入了日本人的夹击之中，逐被来自九龙和广州两个方面的日军击溃。
后来，蒋介石又提出派兵帮助缅甸的英国人。他的建议再次遭到了拒绝，英国人担心中国军队的到来会损害与缅甸人的关系。但是，随着日本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英国人又改变了主意。这样，委员长把他的第五、第六军派到了缅甸前线，在那里，中国军队于1942年2月16日首次与日军交战。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作了一次密而不宣的印度之行他此行的动机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他的确希望能利用目己的影响，为盟国的事业扭转印度的公众舆论。因为当时大英帝国的威望已降到了很低的水平。另外一个不那么无私但又十分体面的动机是，他要争取在战后的世界上做一位伟大的亚洲领袖。罗斯福认为这次访问是个好主意，但丘吉尔却把它看作是未经允许的一种干涉。
这次印度之行十分秘密，委员长和蒋夫人到达印度五天之后才宣布消息。
很快他们就遇到了一个礼仪上的奇怪问题。按照中国的礼节，委员长应该到孟买附近甘地的住处沃尔塔去登门拜访。但是印度的习惯则要求甘地前往客人的住处（这次是在新德里）去会面，总督要求按照印度的习惯去做，当时的印度总督是林利恩戈勋爵。英国驻中国的大使阿基鲍尔德·克拉克——克尔将总督的一封信交给了蒋夫人，信上说：如果蒋氏夫妇到沃尔塔去，那么总督将处于政治上十分尴尬的境地，他真诚地希望不要这样做，丘吉尔首相此时也打电报给蒋介石，请他不要违背总督的意愿。他说，否则“就可能使我们联合全印度参加抗日的共同愿望受到损害”，而且“还可能会在这个最需要团结的时刻，无意之中造成突出社会差异的效果”。
委员长十分宽厚地屈从了这些同时而来的各种压力，加尔各答便被选为妥协后的会谈地点。印度的这位领导人是乘坐三等车厢而来的，他与穷苦人一起经受了旅途的辛劳。委员长得知此事后极受感动，随后，两人大谈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
在2月21日，即访问的最后一天，蒋夫人广播了委员长对印度人民讲话的英译稿。不顾英国的不快，他表示希望印度尽快得到自治权，井同时号召印度人民全心全意地支持世界范围内的反侵略斗争。
在他离开后不久，甘地和其他一些国会领导人被捕入狱，这种事在他们与英国统治者的斗争中时常发生。
委员长为了不得罪他以前的英国主子，请罗斯福总统从中调解，总统谢绝了这番好意。
蒋介石回到重庆后没几天，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就于1942年3月6日抵达中国的战时首都，中美之间的重大争执从此便开始了。
关于史迪威与蒋介石的争论，美国方面己有了许多的记载，特别是史迪威那些尖刻的日记发表之后。因此，我们更应该记住中国方面对此也有自己的观点。
实际上，磨擦始于史迪威从华盛顿带来的多种交叉重叠的任务。第一次见面他就通知委员长，他将指挥在中国、缅甸和印度战场（一般简称“中缅印”）的所有美国军队，在中国所有的国际战争委员会中代表美国政府，并负责对中国根据租借法获得的物资以及其他美国的国际援助计划进行管理和监督，同时又是中国最高司令蒋委员长的参谋长。除了这些之外，他还负责蒋介石与韦弗尔将军之间的联络，韦弗尔当时指挥着缅甸和印度的英国军队。作为最高司令的参谋长，史迪威应接受委员长的命令。但是在除此之外的其他方面，总统的命令自然要高于蒋介石的。
尤其让蒋介石讨厌的是，史迪威还担任租借官员的工作，这样一来，如果史迪威认为发放给中国军队的某批援助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就可以予以扣压。
使事情更槽的是，中国在享受租借法时没有别国那么“平等”。英国、俄国和其他受援国可以在自己的国家内把美国的援助用于自己认为合适的地方，只有蒋介石必须把他的要求一项一项地呈报给史迪威将军。
显然，这种侮辱性的规定是华盛顿那些支持苏联的人设置的，他们不愿让蒋介石享有阻止向中共提供物资的否决权。
即使史迪威是个讲究策略、精于外交的完人，遇到这种情况也够棘手的，何况他并不是这么一个完人。
在他寄往华盛顿的快件里，这位“刺头儿”把委员长称作是“花生米”（无聊的小人物）、“小响尾蛇”（爱吵架的人）；可是后来人们从他的日记中又发现，他把罗斯福叫作“老软蛋”，并给当时其他许多知名人士起了他爱用的侮骂性的绰号。
此外，他是带着某种野心回到中国的，对此他起初还是藏而不露的，但后来却干脆不加掩饰了，他想取代蒋介石作为中国军队最高司令的位置。
这种愿望只不过是一种梦想，这一点史迪威当时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然而，他只看到了蒋介石战略上的弱点，却对自己的军事天才无比自信。
与史迪威发生冲突的并不只有蒋介石一个人，另外一个便是陈纳德。
珍珠港事件之后，陈纳德被并入美国军队，级别是空军少将，陈纳德和他那些志愿兵的到来已经大大鼓舞了中国人的士气，这支“飞虎队”很快使成了传奇式的人物，在此之前，面对日本的空袭，中国毫无防御，现在他们觉得自己有了保护。陈纳德的志愿兵成了美国的中国空军特遣部队，后来又成为第十四航空队，按照史迪威和蒋介石制定的战略计划，陈纳德统管湖南、广西和云南的一系列空军基地，这些基地将用美国的援助修建，并用飞机从印度翻过喜玛拉雅山空运给养。
关于这些空运过来的物资应优先用于何处，史迪威与陈纳德有不同的看法。陈纳德希望把它用于他的空军基地，但史迪威却想用于训练在印度拉姆加尔以及云南昆明的中国新兵，史迪威指望用这批军队赶走缅甸的日军。
与史迪威不同，陈纳德与蒋介石相处得很好。
1947年在南京与埃里克·周的一次谈话中，委员长当时的秘书长吴铁成曾谈到过这种少见的和睦关系，他列举了一些原因。
他说，陈纳德对中国国内的政治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而且一贯尊重蒋介石。他只谈论他最了解的话题，即空军问题，这一点极少有例外。另外一个促进两人关系的因素是，陈纳德对他手下训练的中国飞行员十分信任，因而极少提出批评。作为职业军人，陈纳德很得蒋介石的赏识，因为蒋介石也是职业军人，就这个层次而言，蒋介石同样欣赏史迪威的气质，只不过这种单方面的欣赏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史迪威主要还是个战场的将军，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类将军里最好的之一。他的第一次缅甸战役于1942年的头几个月里打响，5月份以失败撤退告终。当他看到撤离显然不可避免时，他连委员长都懒得通知一声。
他倒是给他在重庆的助手马格鲁德将军拍了两份电报，说他的部队已分散成小部队，无法再集中起来，他将把部队撤出缅甸，开往印度。事前，委员长就下了命令，万一失败，中国军队就撤到缅甸北部的密支那，再从那里回国，没有与蒋介石商量一下，史迪威就撤消了这道命令，并下令中国军队撤入印度。
一听说史迪威的这道命令，委员长就马上给缅甸的中国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将军拍了电报。尽管史迪威对集中部队表示悲观，但杜幸明还是想方设法集结了三个师的兵力。他们成功地杀出了一条回国的道路。对此，史迪威大为恼火，回到重庆就给蒋委员长写了一封信，说蒋介石不应该直接与他手下的将军联系。
奇怪的是，作为一个中国通，史迪威竟然愚蠢到无视中国将士的军心。中国军队历来就有这么一个传统：“当中国军队无路可走时，他们也绝不会降低自己的人格，躲到国外去。”
尽管在罗斯福总统送给蒋介石的礼物中，史迪威不是最受欢迎的，但是毕竟还有其他东西值得感谢。最受欢迎的一件就是1942年初那笔500，000美元的贷款。
当时蒋介石正在新德里，总统给他拍了一封报告这个好消息的电报，电文说：“中国军队对于凶恶的侵略者的英勇抵抗，赢得了美国人民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最高赞扬。”这类话还说了很多。十分高兴的蒋介石回电说：“你在世界的这场最大的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值得让一切真正的政治家羡慕。”3月8日达成的贷款协议中的第二条，把最后的偿还期推迟到战后，条件是要“符合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并有利于建立世寻永久性的和平与安全。”
接着，英国人也马上带来了5千万英镑的贷款。有美国人和英国人参加的一个联合稳定委员会宣告成立。
在记述这些事情时，唐（即霍灵顿·唐。一译者）说：
“联合协作的目的，是期望在以后的战争中能使中国的货币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但这完全是个空想。
史迪威到达中国时，正值美国和英国宣布对华贷款，这时，中国的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了。“苦力随身都有50元”的现象使史迪威十分震惊。随着战争的延续，货币不断贬值。到最后（据怀持和雅各比的记载），一个月的所得，在一个晚会上就能花光。
为了保障平民百姓的生存，政府按冻结后的价格向他们每月定量供应大米、布匹、食油、盐以及燃料。
稳定委员会成立两年之后，在喜玛拉雅山上空艰难地飞行着的物资护送队，运载着成吨成吨在国外印制的纸币，以填进严重通货膨胀的无底洞。
然而，钱并不是中国人生活中追求的唯一目标，“脸面”对他们更为重要。
在1942年10月10日的“双十”纪念日上，委员长公布了一件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最为中国人挽回脸面的事情。他宣布，美国和英国已经放弃了那些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所给予他们的治外法权。英美两国放弃这些权力并非出于被迫，就这一层而言，中国的这两个盟国作出重大的让步可以说是自愿的，但是，这并不是他们主动提出来的。
起初，他们主张在战后再作决定。但是，蒋介石对他们指出，早一些宣布会起到鼓舞中国人民的效果，考虑到这一点，英美作出了让步。
当蒋介石逐渐成为战争中盟国的一位领袖人物时，毛泽东掌握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
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终于在1941年初破裂，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便是1941年1月的“新四军事件”。对这一事件。两方的宣传机器至今仍在争论，而事实真相则更加模糊当时，新四军一直在长江以南离上海不远的地方作战。
1940年9月，蒋介石的参谋长何应钦命令新四军向江北转移，然后再过黄河与第十八路集团军（国民党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叫法）配合夺取新的据点。
共产党犹豫不定，一方面因为冒着日军的火力过长江太危险，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计划，他们想在长江以南的南京——上海——汉口的三角地带中建立新的作战根据地（此处汉口应为杭州——译者）。
蒋介石把转移的最后期限延长到了12月31日，但是新四军仍在原地未动。
突然，共产党的参谋长项英秘密率领他的部队南移。1941年1月4日，新四军与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政府第十四师交火。后来的事情就不清楚了。能肯定的是，项英被杀，新四军的军长叶挺受伤入狱。共产党大约损失了1000人。
1月17日，蒋介石命令解散新四军。共产党没有理会这个命令，以同样的名称重新组成了新四军，用七个师的兵力代替原来的那支军队。在好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共产党的宣传猛烈指责国民党解散新四军的做法，并指出这个决定是“亲日派”打算与日本人签定和约并参加反共协定的计划的一部分。
3月6日，蒋介石给国民参政会写了一封长信，指责共产党不讲信用，并加上了下面这段并不全是实话的文字：
我无须声明，我们的政府唯一关心的就是领导全国抗击日本侵略者，消灭叛徒汉奸，它绝没有一点要再以武力“镇压共产党”的意思。政府不愿再听到那种现在已成为中国历史遗迹的不吉利的话。望他们服从命令，放弃对他们的战斗同志的攻击，并停止一切挑衅行动；这样，政府将尽可能地为他们考虑。
以前，蒋介石曾私下说过：“日本人是肌肤之病，共产党则是心头之患。”
即使在“新四军事件”之后，国共两党的关系仍在继续。
1942年3月28日，周恩来和林彪（此人在黄埔军校曾是蒋介石的学生）以共产党的名义提出了四条要求：
一、在全国范围内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而目前只是有限的容忍。
二、正式承认“解放”区的行政机构。
三、将八路军由三个师扩充到十二个师。
四、允许新编的新四军留在黄河以南，直至战争结束。
蒋介石拒绝了这些要求，但是一年之后，它们又被提出来了。
在新四军事件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桂林和昆明这类城市中势头越来越猛的反蒋活动。当时，委员长手下的桂林政府是由李济深主管的，这样，原来以香港为基地的左翼作家和剧作家便云集桂林。
李济深愿意为这些文化难民提供保护，他为他们找工作，给他们以财政资助。那时，欧阳予倩领导着省立戏剧艺术学院，他以前曾参加过福建省国民革命政府。在他的指导下，以反政府为主题的剧目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尽管这些剧目没有对蒋介石指名道姓，但是观众一看就知道他是靶子。人们从秦始皇和曾国藩这类剧中人，看到了蒋介石的影子——前者是秦朝的第一个皇帝，后者是蒋介石十分佩服的一个十九世纪的军事政治家。对反蒋立场不加掩饰的杂志也如同雨后春笋。
但是，真正使蒋头疼的还是地下共产党。如杨刚女士、萨空了和金仲华等人，在美国战略情报处与美国驻桂林领事馆主办的鸡尾酒会上，他们都是常客。
后来，杨女士在1949年成了中共外交部对外政策委员会的副主席，萨空了当上了国务院全国少数民族委员会的副主席，而金仲华则成了上海市的副市长。在1942年，他们为争取美国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是党要求他们按“国际统一战线”的原则所做的一项工作。
在昆明，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成了反蒋人士和共产党的同情者的庇难所。虽然民主同盟一直到1946年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时才公开活动，但1943年他们在昆明时就已经十分活跃。
民盟一些领导人物当时都在昆明讲学，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们又在北京出现。其中有罗隆基，后来任北京的轻工业部部长，另一位是吴晗，后来任北京市的副市长，他的剧作《海瑞罢官》成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民主同盟在昆明的其他人士还有闻一多和李公朴；后来他们两人都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云南省长龙云以前是个军阀，对于民盟在学生中的活动、他或表示宽容，或故意不管。后来，他也作为“民主人士”出现在北京。在西南联大，人们首先利用墙报表达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和批评，虽然这些文章没有直接攻击蒋介石，但它们对整个重庆政府以及蒋介石信任的部下进行了猛烈的批评。
在重庆，战略情报处（后改名为美国情报处）雇用了许多左翼人士。这些人在宣传国民党政府的黑暗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外交官和外国记者们都把这里当作重要的消息来源地。
1941年4月，苏日签定了中立条约之后，日本人马上开始了他们那项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即杀光、烧光、抢光）。
他们的直接目标就是八路军，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被迫减少了共产党军队在中国北部平原的出击，把兵力撤到了山西的高原以及山东的丘陵地区。
从1942年2月到9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起了整风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