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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机会，这显然没办法毁坏总统的名声，甚至会被当作总统公正无私的例子。那么，如果总统可以在其他地方，比如纽约为莫妮卡找到一份薪水更高的职务呢？这样一来就彻底改变了整件事情的性质，而且与琼斯案有了深层次的呼应：克林顿在对女人进行了性骚扰案后，习惯于将给她们安排一份好工作，当成对她们的酬谢。琼斯的律师也可以在法庭上这样解释这两件事之间的关系：琼斯就因为拒绝了总统的性骚扰，受到了总统的报复，没能得到更好的工作；而莫妮卡·莱温斯基则正好相反，就因为她与总统有了暧昧关系，因此，她受到了总统的照顾，在事业上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这些只是推测，但确实可以很好地解释琳达·特里普在1997年秋天的反常举动，她一向最支持莫妮卡重返白宫，并且在这件事上给她出了不少点子。可是到了这段时间，她的态度却完全变了，她开始力促莫妮卡离开华盛顿，并且要求总统在其他城市帮她找一份更好的工作。与此同时，她对莫妮卡的态度也变得非常僵硬，时冷时热。现在回过头来看，莫妮卡认为，这是因为特里普心中存有一丝不安和负罪感，这种态度的变化正是她心理发生剧变的折射。
在10月6日进行的这次秘密会谈中，特里普特意给伊斯科夫带来了两卷录音带，可是伊斯科夫害怕一旦听了录音带，他本人会涉嫌违法，因此并没有听。不过，特里普还是向他口述了录音带中的内容。当天他还要去参加一档电视节目的拍摄工作，可是在时间如此紧迫的情况下，他还是反复向特里普强调，他们要写的这个故事一定要与政治、法律沾边，而且他们必须搜集更多、更具体的证据。现在，一旦莫妮卡与总统之间的地下情曝光，每个人都会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琼斯的律师将得到有利于他们的证据；伊斯科夫将会发表震动全美国的独家新闻；戈德伯格将会有可能将这位他不支持的自由派总统赶下台；而特里普……特里普会得到什么东西？
一本书，当然，她会得到一本标有她大名的著作，只是，在此时这本书还根本没有动笔。我们不能不这样猜想，驱使着她不遗余力做出这种事情的，并不是什么所谓的道德感，而是更多、更复杂的情绪——她要报复，报复这么多年来她在学校、在家庭中所受到的轻视与侮辱；她要惩罚白宫，因为这里的人叫她骗子，而且害她的事业受挫；她要折磨莫妮卡，因为在她眼中，莫妮卡已经得到了一切，她要看着她受尽折磨。
确实，在琳达·特里普的眼中，莫妮卡·莱温斯基代表了最大的罪恶。莫妮卡很年轻、可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很招男人喜欢，同时，她还拥有那么多人的关爱，她的父母在尽全力关心着她；她的一群朋友在不断支持着她；总统，那个最有权力的人在照顾着她。这些人，他们都该睁大眼睛瞧瞧，到底是谁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9月份，在谈到特里普的这本书时，戈德伯格曾经提醒特里普注意，这本书可能会对莫妮卡产生非常恶劣的后果，她说，“这肯定会毁了她，而且你得做好准备，你肯定会失去这个朋友。”特里普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噢，我早就准备好了。我已经下决心了。”
不管特里普真实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当她按下录音机的“录音”键时，她就已经撒下了一张大网，她将要做的事，足以令总统蒙羞，也足以导致总统情人的崩溃。
第九章特里普陷阱
特里普陷阱（1）
身材高大的维农·乔丹属于那种彻头彻尾的华盛顿都市权威，一个朋友目录里有总统——包括比尔·克林顿——和其他权贵朋友的律师。从他专门定制的衬衫到言语谈吐，一切的一切都彰显着阶层和品位，即使自认时尚品位出众的莫妮卡·莱温斯基也对他印象深刻。事实上，当1997年11月5日她第一次和乔丹见面，讨论工作前景时，她认为他比总统还要令人望而生畏。
见面的一个月前，乔丹出现在莫妮卡的“雷达”范围内。10月6日这个充满宿命意味的日子里，琳达·特里普扔给她一个炸弹般的消息——她已经被列入了白宫的黑名单。两个女人在讨论莫妮卡去纽约工作的愿望时，特里普提到了乔丹这个名字，他是“搞定先生”，除了是Akin、Gump、Sreauss、Hauer&Feld等华盛顿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外，还出现在无数重量级公司的董事会里。
那会儿，莫妮卡依然完全信任特里普，后者也还扮演着一个关心她、支持她的好朋友的角色。“我一生都需要你。”她告诉莫妮卡，催促她离开华盛顿，鼓励她向总统要求一个新工作，比她现在五角大楼的那份收入更高，甚至嘲笑莫妮卡6万美元年薪的目标实在太低。当莫妮卡在给总统的一张留言中谈到，她希望能得到一份级别G12或G13（低级）的政府工作时，特里普告诉她能有更好的工作。
莫妮卡希望从总统那里得到两样东西，一个道歉和一份工作。她在一次电话聊天中告诉特里普，他应该承认“他也有份搞砸了我的生活……如果我还打算再和一个已婚男人——特别是一个总统——搞上一段，那么就杀了我。”
除了信任特里普，莫妮卡听说她不可能再在白宫工作后的第一反应，就是打电话给贝蒂·库里，希望能和总统讲话。不幸的是，他当时正和以色列总统一起晚宴，不能接听电话。所以，在特里普的支持下，她给他写了一封短信。这也是她给总统一系列信中的一封，发泄着她的不快、愤怒和对他们那段关系的期望，他曾经许诺了如此之多，可是付出却如此之少。在这张纸条中，她说最近这段时间自己肯定没希望重返白宫了，因此希望能和他见一面，讨论她的工作问题。她的语调很悲伤：“英俊的先生，过去几个月来你一直在疏远我，摒弃我。我不知道原因。是因为你不再喜欢我了，还是你害怕了？”
第二天，10月7日，她把信快递出去，然后再次打电话问贝蒂她何时可以见总统。当贝蒂回答说只能和总统打一个电话时，莫妮卡非常愤怒，脱口而出：“我受够你们俩了。我不想再和你说话，你把我整整晾了一年，现在我想请你滚蛋。”贝帝非常平静地听完了这些冒犯的话，没有什么不快的表示。到了下午，她打电话给莫妮卡，表示晚上总统会给她电话，还强调说如果总统愿意见莫妮卡，无论多晚她都会到白宫安排，并且亲自把她带进白宫。
“我不清楚他是否会打来电话。”莫妮卡回忆说，“要么就打来，要么就彻底玩完。就算在感情还没有结束时，在夜晚入睡之前，我也总是无法预料他是不是会打电话给我。我一直醒着，望着钟，几次突然哭起来。太痛苦了，这不是他的错，他根本不知道我在承受多大的折磨。我终于尝到了惩罚的滋味——头脑不清醒，或者缺乏逃避感情的力量，就会陷入可怕的境地。”
幸好，这次总统的电话来了，10月10日凌晨2点30分。那么晚了，她还想不顾一切冲到白宫去见他，不过他用夜太深的理由拒绝了她。“你不可能总是顺着自己的意思来，所以别冲着我发火。”这是一段序曲，之后是他们之间最漫长最凶狠的一次争吵，就像莫妮卡说的那样，整整90分钟的“咆哮比赛”，“他太生气了，肯定气得脸都紫了。”
她一直在哭，他则冲她吼叫，完全不理会她对自己工作的抱怨，也不在乎她对白宫那段时光的怀念。更糟糕的是，他居然在吵架中说出这样的话：“如果我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人，我肯定不会和你发生关系。”对莫妮卡来说，这是他说过最刺人的话，她当时觉得自己“伤心透了”。
她告诉他，当1996年4月她发现自己即将被转送五角大楼时，多么希望他能干涉一下，让她留下。不过，她说：“我不想把你卷进来，选举更为重要。如果我有什么麻烦，我都自己耐心去解决，我没有要求什么。我是一个好女孩，相信你的承诺。”她的话没缓和什么气氛，总统嗤之以鼻，重重地回击道：“如果我早知道那么麻烦，肯定一开始就打住了。”
他继续大声咆哮，那是他愤怒时的习惯。“我能想到的一切，除了你，就是你的工作。每天早上醒来，我一想到这些就心中不安。除了你和你的工作，我的生活空空如也。我拥有的一切，除了工作就是这份困扰，我和你是一起的。”莫妮卡把这段出人意料的情感表白，理解为他支持她在白宫找一份工作，虽然现在一无所获，但这并非他的过错。他们都发泄了自己的不满，重新冷静下来，谈话回到正常的轨道。在总统挂上电话之前——那时是凌晨4点——他答应会帮助她在纽约找份工作。
10月11日，周六，那天是克林顿结婚22周年。因此莫妮卡接到贝蒂要她去一趟白宫的电话时，非常惊讶。那会儿只有早上8点30，她马上推迟了和弟弟在纽约见面的计划，去见总统。9点半过一点，她到了白宫，被带进椭圆办公室。风暴过后世界恢复了平静，总统语调温和地告诉她，他挂了电话之后才意识到，其实自己根本不清楚她到底想要什么。
特里普陷阱（2）
莫妮卡站在那里，和他隔着一张餐桌，告诉他自己想去纽约，因为她母亲生活在那里。而且水门公寓已经被出售了，她必须在10月底前搬出去。这个消息并不完全是真的，但是鉴于他为她在白宫找工作时的拖沓表现，她认为有必要撒一点小谎，这回她可不想把这又演变成一个长期计划。她还讲到需要白宫里某个人提供些工作指导，和几个可能的工作岗位——联合国，或者他朋友维农·乔丹能帮她找个私企的职位。“好主意！”总统对后一个提议更感兴趣（其实，莫妮卡在几天前和特里普的谈话中才想到这点）。
这是一次轻松的见面。莫妮卡描述自己的工作计划时，他亲切地微笑着。当她不再侃侃而谈，发现他正冲她促狭地笑着，不禁问道：“有什么好笑的？”他回答说：“没什么。只是看着你很开心，过来，我们拥抱一下。”莫妮卡的回忆略带几份忧伤：“这是我们感情生活中，人们绝不会强调的那部分，如此具有感染力，如此温柔，如此亲切。他总是这样温柔可爱，我们之间总是禁不住相互吸引，即使分手在即。”她离开前，下周将出访南美的总统要她交一份“工作意愿”，以便他回国后研究一下。
莫妮卡满怀着对她“爱人”的爱意和温暖离开了白宫。那天的晚些时候，她到了纽约，流连于跳蚤市场为他寻觅一件圣诞礼物。她知道他正在收集白宫纪念品，特意为他淘到了一件只售10美元的刻着白宫的玻璃镇纸。她的慷慨甚至压倒了预算，还为他花重金买了一个昂贵的古董雪茄架子。
整个周末她都在考虑自己的前程，发觉自己其实不想在联合国工作，那地方太像白宫了。因此，当她给总统发送“工作意愿”时，明确表示她改变主意，不想去联合国了，强调她的工作兴趣转移到了PR（公共关系），那个让她觉得“富有挑战、激情和兴趣”的领域。
太晚了。这次总统一改作风早早采取了行动，告诉贝蒂他想给莫妮卡安排类似联合国的工作。在他出访南美期间，人事部门主管约翰·泼迪斯塔——他曾经帮助莫妮卡申请重回白宫——向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比尔·理查德森简单地提了一下，让他给贝蒂的一个朋友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安排一份初级工作。
10月底的一个周末，莫妮卡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要她“接听理查德森大使的电话”。她后来回忆，大使是个“开心家伙”，声音温和：“嘿，我是比尔·理查德森。我知道你想到我这里工作。”谈了几分钟后，他们约定在10月31日面谈。挂了电话，又困惑又恼怒的莫妮卡打电话给贝蒂，说她想和总统谈谈最近寻找工作中的麻烦，想知道他是不是想直接把她送到联合国去。
总统的电话真来了，这次没有歇斯底里的尖锐言辞。根据莫妮卡的描述，他们享受了一次“甜蜜的”谈话，她告诉他自己不想在联合国工作，他回答说“我希望你有所选择。比尔·理查德森真是个好人。”他还承诺会找乔丹好好聊聊，“维农不在市里，不过我会尽快和他谈谈。”
然后他们就开始交换黄色笑话——这是莱温斯基的强项——大多关于犹太人。莫妮卡说了一个：“为什么犹太人喜欢倒着放黄片？这样他们就可以看到妓女给钱了。”总统也说了一个：“当你用一个苹果和一个犹太裔美国公主干，会得到什么？一台不听你使唤的苹果电脑。”他们还为她最近发给他的那批下流E…mail而大笑不已。当他们准备挂线时，她说了一句“我爱你”，然后马上意识到这么轻松的谈话里，这句话显得太沉重了，急忙加了一句“这个傻瓜”。
直到10月30日，她和理查德森大使约好面谈前一天，她才和总统再次通话。随着这大日子临近，她越来越紧张，所以打电话给贝蒂，问总统是否能指导她面试的正确方法。他告诉她肯定能表现良好的，为了不让她过分担心，他还表示，那些相信她有背景的白宫人，会让大使对她的能量产生错误的印象。
他们结束交谈时，她问总统能否戴上她送给他的万圣节别针，他答应了。第二天，她高兴地看到总统在一次访问学校的讲演中，专门提到自己在衣服上别了个别针，来代表万圣节。一个孩子问能否送给他，不过总统拒绝了，“是我的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不过，在和特里普一次奇怪的谈话后，莫妮卡面试前的紧张情绪不减反增。当她表示自己会在她的水门公寓和大使见面，特里普暴跳如雷，叫了起来：“如果你要去那酒店房间，除非我死了，他们想引你上钩。”出于保护和关心，她反复强调莫妮卡为了预防可能的危险局面，应该要求将面谈安排在酒店餐厅。
莫妮卡觉得她朋友太坚持己见了，不过没有怀疑她的动机。其实，特里普的坚持是她和迈克尔·伊斯科夫陷害莫妮卡和总统的计划的一部分。伊斯科夫安排了另外一个《新闻周刊》的记者坐在餐厅里，假装只是另一个客人，他会看到莫妮卡和理查德森坐在一起，这样就证实了特里普的猜测——总统正在滥用权限，为女友安排政府工作。
莱温斯基与比尔的“搞定先生”关于工作的见面。这个女人已为工作或者回到白宫的问题而陷入疯狂的臆想中。她正在被命运，或者一个可怕的神秘之手，推向理想的牺牲品。减肥成功的特里普，在她的衣橱里发现了那件沾有总统精液的蓝色衣服。而后来特里普甚至试图去偷这件衣服。当然，莱温斯基却认为，“这段衣服插曲是整件丑闻中最令人羞愧的事情，真是恶心。”
特里普陷阱（3）
也就在这段时间，葆拉·琼斯的律师团收到来自一个女人——相信是特里普——多个匿名电话，声称他们应该传召莫妮卡和特里普。10月早些时候，琼丝律师团刚拿下两次关键判罚，声势大振，他们被授权可以质询总统，了解他和其他女人的“性关系”，还能指出任何被发现有问题的人。
莫妮卡浑然不觉这些法律进展和特里普的马基亚维利式阴谋，只是担心她只有联合国这
样惟一的工作选择。她的面试进展得相当顺利，和大使见面后几天就得到了一个在联合国美
国代表团内的低级职位。
她还是牵挂着没和维农·乔丹见上面，就给贝蒂发了张催促信，表示了自己对在联合国工作的疑虑，还想见一见克林顿的“搞定先生”。贝蒂打电话给莫妮卡，让她和乔丹的秘书联系并安排见面。莫妮卡照着办了，和乔丹的面谈约在11月5日。
没见乔丹之前，莫妮卡对总统的律师朋友所有的了解不过是他和克林顿打过许多次高尔夫，在非裔美国人族群中地位卓著，是一个出了名的“搞定先生”。直到很久以后，她才发现他一个最好的朋友正是彼得·斯特劳斯，两人已经认识了二十多年，而斯特劳斯正是她未来的继父。
对于和律师的见面，莫妮卡即使不说害怕，起码有点紧张。一开始他那严肃的眼神和沉默寡言的态度就让人望而生畏。他问她到这里找他有什么事，她再次搬出那套“香草”故事，讲述自己离开华盛顿的愿望，向他解释自己希望能重返白宫，不过几个高级官员，比如埃夫林·里贝曼并不喜欢她。“哦，她也不喜欢我，没什么好担心的。”乔丹微笑着说。这样他们大概谈了20分钟，他说道：“好吧，我们切入正题，我会帮你在纽约找个工作。”又神秘地加了一句：“你的来头很大啊。”这句话让莫妮卡觉得之前他和总统有过谈话。最后，他们约定两周后再度见面。
第二天，莫妮卡给乔丹写了张感谢信，上面写着“我知道我们的朋友对你充满信心，真令人高兴。”她对这个华盛顿律师的个人魅力可是倾倒不已，告诉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这一辈子都没遇见如此的人物”，不过乔丹明显对她不怎么感冒。事实上，他后来告诉大陪审团自己根本不记得那时和她见过面。这种遗忘，被独立检察官肯尼斯·斯塔尔归结为乔丹没有把为莫妮卡寻找工作太当回事。斯塔尔根据这个想法推导出一个结论——只有当莫妮卡卷进葆拉·琼斯案，并要签署那份书面陈述后，乔丹才真正想帮助她找工作。不过，当斯塔尔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调查乔丹在莫妮卡寻找工作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时，现实生活中，他只是她兵工厂里又一件武器，只有在她的自我臆想中才卷入了第一线。
还有许多人因为莫妮卡的工作问题而经受责问，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玛西娅·刘易斯。自从她9月搬到纽约后，就不断吹嘘着这城市的好处，怂恿莫妮卡也搬过去。所以不难理解，当10月份莫妮卡决定结束这一切，她母亲位于第五大道的公寓里肯定是欢声一片。
一旦莫妮卡下定决心去纽约，她母亲也不再需要遮遮掩掩，采取措施，不给她什么回头路。她联系纽约的朋友，看他们是否知道有什么空缺，还找到一个职业顾问马里林·乌尔曼帮着为莫妮卡寻找工作。10月初，莫妮卡和乌尔曼见了一面（她为总统买白宫镇纸的同一天），在过去的一年里，她学到了一件事，就是再也不能依赖别人的同情心了，即使是总统的。她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