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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学国学门。在校期间受业于黄侃、陈汉章、刘师培等〃乾嘉老辈〃，或曰〃乾嘉余孽〃，因而他〃没有感觉到《新青年》所提倡的新思潮，是一条出路〃【19】。范毕业后在中学、大学做了近20年的教书匠，于1939年10月辞却教职索性跑到延安并很快受到重用，开始以头号马列主义历史学家的身份撰写《中国通史简编》。据说该大作出版并经《新华日报》连载后，曾轰动一时。《简编》中的〃商朝事迹〃部分，老范引用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的许多资料，同时对史语所及发掘人员的工作业绩给予了赞赏性介绍。其中在〃商代的生产工具〃一节中写道：〃商代生产工具，已经不是石头工具而是金属工具。殷墟发掘专家李济说：'大多数石器都非平常用的东西，有的是一种艺术的创造，有的是一种宗教的寄托，这些东西，在周朝多用玉琢，如璧琮一类的礼器，在殷墟所见仍为石制。'又殷墟发现许多铜器，有矢镞，有勾，有矛，有刀与削，有斧与锛，有觚，有爵，有各种铜范。李济在论殷墟五种铜器说：'殷墟铜器，以矢镞为最多，金属原料，只有到了最便宜时，才能用作箭镞，实际上在青铜时代用作箭镞的仍是骨与燧石，这就是说用铜的时代，并不一定用铜做矢镞。〃
傅斯年来延安之前，与住在李庄的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学界中人已看到了这部著作，但具体作何评价一直不为外界所知，从一贯提倡〃新思潮〃的〃海龟〃傅斯年对〃乾嘉余孽〃和〃土鳖〃们的反对与鄙视来看，恐怕难有好的评价——尽管老范早已〃古为今用〃地改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写此书了。
此次二人延安相逢，老范正在编写一部中国政治史，并打算本着马列主义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重新改写《中国通史简编》。傅得知此情，对这种治学态度表示赞赏，二人由此握手言欢，彼此增加了信任。至于傅是否从范文澜处要到了陈寅恪所请之书，不得而知，想来这点事还是不难办到的吧。令傅想不到的是，1950年后，范重新改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在叙述到商代历史和殷墟发掘的葬坑与出土器物时，只剩了一句〃解放前有人做过发掘〃的话。再后来，连〃有人〃二字也被老范的如椽大笔给一下勾销了，只剩了草草6个字的〃地下发掘证明〃【20】。自此，无论是傅斯年、李济，还是董作宾、梁思永的名字，都与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无缘了。
访问团共在延安逗留4天，傅斯年是否见到了林伯渠，不得而知。若林氏在延安，相见的可能性颇大，只是缺少可查的资料，不便妄加猜测。在6位参政员与中共领导人的相互会见中，黄炎培谈了对国际、国内局势的看法，认为国内各党各派的团结有绝对的必要，并指出国共两党都有恢复谈判的表示。黄氏还谈了所谓一人、一家、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也〃等所谓〃兴亡周期率〃，颇得毛的好感，对方表示中共可以找到一个好法来摆脱这个周期率云云。【21】
毛泽东还对来访者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党不顾人民极力反对，强行要开的所谓国民大会等。重庆来的策士们与中共高层人物经过多次会谈，最后总算形成了一个《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文件，可视为几天来会谈的总成果。
7月5日早餐后，访问团成员匆匆赶往机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到机场送行。最后握别时，毛泽东特地叮嘱6位参政员到重庆后务必向蒋委员长致谢，并称：〃有诸位来延安，使我们听到许多平时不易听到的话，增加了不少了解。并祝蒋委员长健康。〃【22】同时，毛还托傅斯年转达自己对胡适老师的问候——尽管胡适与傅斯年一样，当年甚是不把这位图书馆助理员放在眼里。
6位参政员风尘仆仆回到重庆，除向国民参政会和蒋委员长递交了《会谈纪录》外，各人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了报章文字或发表了谈话。此次访问团的盟主黄炎培于兴奋之中点灯熬油，苦干了几天几夜，草草写成了《延安归来》一书出版发行，内中对延安的人和事极具赞赏，文中说：〃在延安的几天里，随处可以见到，这是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的缘故。我们应该知道中共政治作风已变了。不是变向别的，而是变向平凡。〃又说：〃个个人得投书街头的意见箱，也个个人得上书建议于主席毛泽东。〃最后的结论是，自己的延安之行〃如坐春风中〃。【23】
与黄炎培不同的是，左舜生则写了《记民主同盟政团延安之游》一文，内中念念不忘他的梦中情人——蓝苹，左氏说：〃我本来向毛泽东提议，要见见他的蓝苹的，但毛说她生病，不能见客。七月五日那天，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毛带着他们一个七八岁的女儿（南按：即李讷，时5岁）来送我们，两只秀美活泼的眼睛，看样子似乎和我在战前见过一次的蓝苹有点像，可是蓝苹本人依然没有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当我们的飞机起飞以后，我还是感到这是此行的一点遗憾。〃【24】
到了这个时候，舜生还不明白，毛泽东托词对方生病不让相见，显然不愿让其回重庆后四处宣扬他和江青的婚姻关系，也可能是中共政治局作出的硬性规定，不让在国统区名声不佳又极爱出风头的蓝苹在此种场合抛头露面，以免节外生枝。舜生只是枉费心机、自作聪明地破解了〃江青〃之名的典故（南按：〃江青〃之名典出唐朝诗人钱起于公元751年的应试诗《省试湘灵鼓瑟》名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毛正是依据这两句唐诗为他的心上人蓝苹命名的）。左舜生劳神了半天，最终还是弄了个〃曲终人不见〃的悲凉局面。此憾未得弥补，想来左氏当是死不瞑目的吧。
第一部分 第10节：延安归来（2）
与黄、左二人大不同的是，傅斯年的延安之行，却有自己独特的观感与政治洞见。据罗家伦说：〃他（傅）在重庆被国民参政会推举为访问延安的代表团的五（6）代表之一，他回来以后，和我谈过几次。他认为当时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和毛泽东因为旧曾相识的关系，单独聊了一夜。上天入地的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他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一流。毛泽东和他漫步到礼堂里，看见密密层层的锦旗，各处向毛献的。孟真讽刺地赞道：'堂哉皇哉！'毛泽东有点感觉到。他痛恨同去的人没有出息……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25】
罗家伦这段回忆难免有政治偏见及主观成分，但所说的许多内容与史料相吻合，说明并不是空谷来风。傅罗谈话，较为透彻地反映了傅氏的内心世界和人生观。傅斯年对中共与苏联皆无好感，并公开表示反对。他在1932年发表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开宣称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26】。除了反共，傅同样反苏，并宣称〃因为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所以反共反苏〃【27】。在傅斯年的眼里，中共与苏共是连带的，不可分割的。按他的说法，中共紧随苏联其后，学斯大林那一套，搞的不是民主而是专制，有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所以一旦共产党掌权，社会秩序就将大乱，甚至人民的自由也会被剥夺，文化会变成荒漠，等等。【28】
正是因了这样的政治观念，傅斯年与毛泽东的关系，和后来的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极其相似。各自的性格与政治倾向不同，是傅斯年不可能对毛泽东产生崇拜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他回到重庆后，口出此言的一个不难理解的缘由。后来，当傅斯年看到很多青年人逐渐演变成为激烈的左派分子时，如芒在背，一次闲聊时他对李济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接着又说：〃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29】简短几言透出了他内心对左派青年的不满与对共产党决绝的态度，这一态度直到他退守孤岛都没有改变，真可谓是一个〃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典型人物了。
注释：
【1】《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访问，任育德记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2】《湖南会战》下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转引自《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战场》，罗玉明著，学林出版社2002年出版。
【3】《国民参政会资料》，第188页，转引自《傅斯年》，岳玉玺、李泉、马亮宽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4】此信收入《陈寅恪集·书信集》（页36至37），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6月出版。据此著凡例，凡系年〃能确定者，在该函署名后月日之上用括号注明年份，大致估计者，注约某年〃，这封信按第二种情况处理，注为〃约一九二九年〃。页下编者注：
（一）陆贾，汉初楚人，从高祖刘邦定天下。使说南越尉佗，佗称臣。帝令著秦汉所以兴亡之故，因著《新语》十二篇，帝称善。
（二）郦生指北魏郦道元，范阳涿县人。为吏威猛为治。道元好学博览，访渎搜集，撰《水经注》四十卷，本志十三篇，皆行于世。
（三）多九公、林之洋，事见《镜花缘》。
（四）〃求之与抑与之与〃第三、七两与字读欤。此句出自《论语·学而》篇。
（五）邢邵，字子才，北齐人，雅有才思，日诵万言，有书甚多，不甚雠校，当谓误书思之，更是一适。
南按：以上注释，有两处不确。
第一部分 第11节：延安归来（3）
第一，此信并非写于1929年，而是写于1944年。1929年，傅斯年没有西北之行的任何计划，从他一生的行踪看，也找不到任何文字与事实上的印痕。而只有放在1944年这个时间段，方可解释全文旨意。信中说到〃闻彼处有新刊中国史数种〃，这个〃彼处〃就是延安。〃竟向林、范诸人索取〃一句的林，指的是林伯渠，其人是陈寅恪1904年考取官费生第二次留日时的同学，又是1916、1917年间在湖南省长公署任职时的同事。1934年，林氏参加红军长征，到延安后历任中共要职。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成立国民参政会作为国家最高咨询机关，林伯渠是中共七位参政员之一。范，当指范文澜，其时属延安知识分子首领之一，所著《中国通史简编》已经行世，并引起全国学术界的注意。范氏在196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绪言》中，曾回忆此书初版的写作经过：〃1940年我去延安，组织上要我编写一本十几万字的中国通史，为某些干部补习文化之用。我当时就同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的几位同志分工写作，由我总编。由于缺乏集体写作的经验，对如何编法没有一致的意见，稿子是齐了，有的太详，有的太略，不甚合用。组织上叫我索性从头写起。1940年8月至第二年四五月完成了上册（五代、十国以前），至年底完成中册（下册原拟写近代史部分）。校完全书我就转入整风运动中去，不再接触这个工作了。〃既然范文澜1940年才到延安，1941年底才完成古代史部分书稿，则陈寅恪的信不可能写于1942年之前。另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云，1942年6月，陈寅恪抵桂林，任教广西大学，1943年8月启程北行，12月底至成都，任教燕京大学。这段时间，傅斯年主要在李庄与重庆之间穿梭，同样没有要赴西北的计划，因而此信只有写于1944年延安视察团即将起行前。
第二，信中的〃郦生〃非指郦道元而是西汉的郦食其。据《史记》载，郦生初识刘邦，便请命游说陈留令，使刘邦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号称〃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的陈留。后又游说齐王田广，计成，〃伏轼下齐七十余城〃。只是未等齐王献城投降，韩信便听从谋僚之计，举大兵攻打齐国，令齐王大为恼火，认为是郦食其欺骗了自己，遂将其捕来投入油锅当做人肉麻花一烹了之。因陆贾与郦生皆刘邦时代有名的说客，司马迁乃把陆郦并举，记于史册。《太史公自序》述其作意云：〃结言通使，约怀诸侯；诸侯咸亲，归汉为藩辅。作《郦生陆贾列传》。〃
又，陈寅恪信中的〃陆贾之功〃与〃郦生之能〃，喻古代朝廷使者劝说地方势力归附中央政府的功绩和才能，而当时傅斯年的〃西北之行〃是负有类似使命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陈氏凭借一个伟大历史学家的洞察力和对时局的非凡卓见，加之与傅斯年的特殊关系，他没有用〃未必〃之类的含糊措辞，而是非常肯定地预言傅斯年的〃西北之行〃，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之下不可能达到目的，只能是〃无陆贾之功，亦无郦生之能〃，权作多九公、林之洋的海外之游罢了。这种对未来历史走向的洞见，在他的诗文以及与友人、学生的谈话中多有反映。所以说，信中的郦生非指郦道元而实指郦食其也。
至于〃纵有误读〃之句的含义，则是陈氏虽不喜欢〃先存马列主义见解，再研究学术〃，但这并不妨碍像他当年在瑞士读《资本论》原文一样，了解一下号称延安头号马列主义学者的范文澜的史著。读不读是一回事，信与不信又是一回事，两者之区别就看每个人的识见与思想信仰了。
【5】《无穷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许纪霖著，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6】《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出版。
【7、8】《黄炎培日记》，1945年6月27日。转载《无穷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许纪霖著，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9】《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第一部分 第12节：延安归来（4）
【10】《毛泽东自传》，斯诺录，汪衡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
【11、13】《西行漫记》，［美］埃德加斯诺著，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
【12】《傅孟真先生与五四运动》，傅乐成，转引自《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14、26、27、28】《傅斯年全集》，第四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15】《忆傅孟真师》，何兹全，载台湾《传记文学》，第60卷第2期。
【16】对于这句话，有研究者认为傅斯年〃将毛泽东比作雄才大略的项羽、刘邦，并将不堪大任的国军比作功败垂成的陈胜、吴广〃（《圣地之光——城子崖遗址发掘记》，石淑波、于桂军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年出版）。此说恐怕有误。当时的〃国军〃正配合盟军进入对日本军队的全面反攻阶段，达到了自抗战以来如日中天，最为辉煌的鼎盛时期，何以用来与两个自喻为鸿鹄实为燕雀而究不能成大器的草莽英雄陈胜、吴广之辈比之。傅其言，实乃以项刘比做国共两党，具体言之，乃以项刘比做蒋介石与毛泽东。陈胜、吴广是对自己以及五四时代的学生领袖罗家伦等辈无可奈何的自嘲与自谑。从傅的话中还可看出，此时的他依然没有把所谓的第三党——民主同盟放在眼里，更没有产生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辈认为的〃苍茫大地〃，须由民盟来力主沉浮的幻觉。因而，这也注定了傅在延安的观察与感受，与黄、章等人的大不同。
【17】《学术大师治学录》，中国社科院科研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另，关于尹达撰写《报告》一事，中科院编的《治学录》作了如下叙述：1936年春，尹达（1906…1983）从殷墟被抽调到山东日照两城镇参加龙山文化遗址考古，由梁思永带队。这次发掘是为进一步探讨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的面貌，共发掘50多个龙山文化时期的墓葬。发现最多的是陶器，墓中的头骨已经腐朽，经多方努力，收取了30多个。发掘所得于秋天运到南京。撰写发掘报告的重担落在尹达肩上。他一面参加清理标本的工作，一面着手整理记录，编写考古报告。报告的主体部分写好后，还没有来得及写结论，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经长驱直入，南京告急。1937年秋，尹达随史语所匆忙迁往长沙，敌机很快就对长沙开始轰炸。国难当头，尹达决心忍痛放弃即将完成的研究项目，毅然离开个人收入优厚、工作条件令人羡慕的学术机构，投身到民族革命战争的伟大洪流中。他和几位同事相约结伴，投奔延安参加抗日。1937年的年终这一天，尹达到达延安。
关于《山东日照两城镇史前遗址发掘报告》稿，考古学家梁思永在1939年以《龙山文化》为主题所发表的论文中说：〃这个报告将成为对于山东沿海的龙山文化的标准著作，是研究龙山陶器不可缺少的参考书。〃另据近年从台湾传来的消息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将用尹达的原名刘耀，出版这部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考古报告的未完稿。这份由史语所带到台湾去的考古报告稿，经过60多年的世事沧桑，终于获得了问世的机会，惜报告的执笔人却已命赴黄泉，无法看到自己的心血结晶了。
【18、22】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档案。
【19】《范文澜》，朱瑞熙、徐曰彪，载《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刘启林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
【20】《中国通史》，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21】1949之后，黄炎培官至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这是中共投桃报李的酬谢。但黄氏经常在毛泽东面前不断地念及当年自己在延安时戴在中共头上的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也〃、〃打天下易，坐天下难〃等圣人圣言〃紧箍咒〃。最后，已被念得极不耐烦的毛泽东，可能想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