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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就在那个下午，父亲宣布纽约之行取消了。我们一下都愣住了，只是瞪大眼睛盯着父亲。
大家都震惊极了，我简直就要哭出声来。好机会近在咫尺，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弗罗斯特先生为什么要改变主意？我感到头晕目眩，我想别人大概也差不多。“是我取消的，”爸爸平静的说。我们又一次盯住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摩城公司来电话了。”我的脊梁上掠过一丝寒气。
我很清楚地记得临去“摩城”前的那几天。我仿佛又看见自己站在兰迪那间一年级教室的门前。那天本该轮到马龙接他回家，但我们换了一下。
兰迪的老师祝我在底特律走运，因为兰迪已经告诉她我们将去摩城公司参加试听。兰迪是那么兴奋，这使我不得不提醒自己，他还不知道底特律是什么呢。那时全家的话题只有一个，即摩城，而兰迪甚至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城市。老师说，他还在教室的地球仪上找了半天摩城在哪；那位老师还说，在他看来，我们应该唱《我知道你不知道的》（You Don’t Know Like I Know），因为我们在芝加哥皇家剧院演唱这支歌时，她和一大群老师都开着车去看了。我一边帮着兰迪穿上外套，一边有礼貌的说一定记着这事儿——虽然我心里明白，我们不能在摩城公司唱萨姆和戴维夫的歌儿，因为他们所在的“斯塔克斯”公司是摩城的竞争对手。父亲告诉我们，公司对这类事情看得很重，因此他让我们知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不会有一大群歌迷围着了。他看着我说，他希望他十岁的歌手能表现得像十一岁一样。
我们离开加勒特小学的教学楼，回家的路并不长，但我们必须抓紧。我记得一辆又一辆车开过我们身边时，我有些焦急起来。兰迪抓着我的手；我们向交警招手。我知道明天拉托亚会抽空去学校，因为马龙和我将和别人一起在底特律过夜。
上一次我们在底特律的“福克斯”剧院演出时，节目一完我们就离开了，回到加里已是第二天早上五点钟。路上大部分时间我是在车里睡觉，因此上午在学校并没觉得有多累。可等到下午三点排练的时候，两腿就像灌了铅，只好拖着走了。
那晚我们本可以一演完自己的节目就走的，因为那次我们只得了第三名。可是这样一来，我们就会错过大明星杰基·威尔逊的演出。我虽然在别的舞台上见过他，可那是在“福克斯”，他和他的乐队都站在一个升降舞台上，音乐一起，台子就升上去了。第二天放学后，尽管很累，我还是在一群孩子的围观下，在学校浴室的大镜子前练习了前一天学到的一些动作。我们把这些动作揉合到自己的舞步中，父亲看了也很满意。
就在我和兰迪转过拐角，走上杰克逊大街时，看见路上有一个大水洼。我看看附近有没有车子能把我们带过去，却一辆也没找到。于是，我放掉兰迪的手，从水洼上蹦了过去；我用脚尖着地，以便能及时转身而不弄湿灯心绒裤子的裤脚。我和回头看了看兰迪，知道他也想象我那么做。他往后退了几步，想加一段助跑，但我明白那是一个相当大的水洼，他想要跳过来而不弄湿自己是不可能的。于是，首先作为一个大哥哥，其次作为一位舞蹈老师，我在他落地之后弄湿之前那一瞬及时接住了他。
街对面，一群邻家的孩子在买糖果，其中一些老在学校给我们捣乱的孩子竟问我什么时候去摩城。我告诉了他们，并用我的零花钱给他们和兰迪都买了糖。我不想让兰迪因为我们的走而伤心。
走进我家那座房子时，我听见马龙喊：“谁把车门关一下！”我们那辆大众牌旅行车的侧门大开着；一想到去底特律的一路上都要挨冻，我不禁打了个寒战。马龙把我俩赶进屋里，他正帮着杰基把我们的东西装上车，已经干了半天了。杰基和蒂托就这么一次早回家早了；家里人原以为他们下午有篮球训练，可在冬天，印第安纳到处都是烂泥，再说，我们都急着作好准备。那一年，杰基在中学校队里打篮球，爸爸常说：下一次我们得在罗斯福中学队夺得全州篮球冠军时去印第安纳波利斯演出，那样的话，“杰克逊五兄弟”就可以在晚场或早场比赛之间演唱，而杰基则能投进决定胜负的关键一球。爸爸喜欢跟我们开玩笑，可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对杰克逊兄弟有多么严厉。他希望我们在各方面都出类拔萃，而不仅仅在音乐上。我心想他大概是从当教师的爷爷那儿继承下来了这个脾气。我知道我的老师们可从来不像他对我们那样苛求。当然，他们的一丝不苟和严格要求将会得到应有的报答。
妈妈走到门口，递给我们热水瓶和包好的三明治。我还记得，她叮嘱我别再把演出用的衬衫撕个口子，她前一天晚上刚缝好并叠好它。我和兰迪帮忙把一些东西运上车，然后跑进厨房。瑞比正在那儿为爸爸准备晚餐，同时，还得照看坐在高背椅上的小珍妮。
瑞比作为老大，日子从来没有轻松过。我们知道，摩城公司的试听一结束，我们就得立刻决定是否搬家。如果搬家的话，她就要去南方和未婚夫一起生活了。在妈妈上夜校攻读由于疾病而放弃的高中文凭时，她便在家里料理一切。记得妈妈告诉我们她要去补习高中课程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会儿我担心她跟杰基和蒂托那样年级的孩子一道上学，会被大家笑话；我还记得，她那样哈哈笑了一阵，然后耐心向我解释说，她是和其他大人一起上学。我听了以后变忧为喜，觉得家里有一个跟我们一道做家庭作业的妈妈可真有意思。
装车的活儿比往常要容易。平常情况下，罗尼和约翰尼会和我们一起去，但这次摩城公司有音乐家为我们伴奏，我们就自己走了。我走进我们的屋子，杰梅恩正在那儿赶他的作业，我知道他想把它们尽快打发掉。他对我说，我们应该自己去摩城，把爸爸留在家里，因为杰基已经通过了驾驶考核，并且有了自己的车钥匙。我们都笑了，但在内心深处，我想象不出父亲怎能不去。因为即使在爸爸未能及时从班上赶回，而由妈妈指导我们放学之后的排练时，他也好像在场一样，妈妈就像他的耳目。她总能看出昨天晚上谁表现得好，今天白天谁粗心大意。爸爸晚上回来，便能从妈妈的微小暗示中说出我们谁没有像他预期的那样排练，在我看来就好像他们之间有什么特殊暗号或别的什么似的。
我们出发前的告别很简短。妈妈早就习惯了我们在外面一呆就好几天，或是在学校放假时外出参赛。拉托亚噘了噘嘴。因为她也想去。她只在芝加哥看过我们演出；在波士顿或菲尼克斯演出时，由于时间很紧，也没来得及给她买点儿东西回来。我觉得她一定认为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魅力，因为她除了去上学就是呆在家里。瑞比忙着哄珍妮睡觉，她向我们挥了挥手作别。我在兰迪脑袋上最后拍了一下，大家就出发了。
当我们驱车上路时，爸爸和杰基在地图上扫了一遍，这大多是出于习惯，其实我们已经去过底特律了。穿过市中心时，我们路过了市政厅旁基思先生那座录音棚。在“钢城”公司录过那张唱片后，我们又录了些唱片样本，爸爸把它们送到了摩城公司。当我们开上高速公路时太阳正缓缓向地平线沉去。马龙说，如果我们能在WVON电台听到自己的歌曲，那么等待我们的一定是好运气。我们都点头赞同。爸爸插进来问大家记得不记得“WVON”代表什么意思，同时用胳膊肘碰了碰杰基，示意他别作声。我凝视着窗外，一边琢磨着几种可能性，杰梅恩突然开口了。“代表‘黑人之声’”他说道。然后，我们就开始想出每个电台的代号，轮番命名。“WGN——世界上最大的报纸（《芝加哥论坛报》下属一报纸）”“WLS——世界上最大的商店（希尔斯）”，“WCFL……”我们咽住了，谁也想不出来。“芝加哥劳工联盟，”爸爸一边说，一边伸手要过热水瓶。我们转上了九十四号州际公路，加里车站和拉马祖车站都从视线里消失了。我们开在收音机里到处寻找加拿大安达略省CKLM电台播送的“甲壳虫”乐队的歌曲。
在家的时候，我是个“垄断”游戏迷，开车去摩城也有点儿像那个游戏。在“垄断”游戏中，你得在一块板上转来转去，买卖东西，作出决定；那些举办过“猪肠子”巡回演出，我们在那儿得过奖的剧院多少也有些像这块板，上面充满着机遇和陷阱，一路走走停停，我们终于到达了纽约哈莱姆区的阿波罗剧院——对我们这样年轻的演员来说，这正像是到了游戏中的“停车场”，似乎可以止步不前了，而现在，我们又开上了“木板路”，直奔摩城。我们会赢吗？我们会“破产”，让唾手可得的成功离我们远去，再等下一盘吗？
我的内心深处正发生着某种变化我可以感觉得到在旅行车里我甚至哆嗦起来。几年来当我们驶向芝加哥时总在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走出加里结果证明我们能行。然后我们驶向纽约心里想如果事实证明我们的水平在那儿不可能获胜那将是我们最倒霉的时刻。哪怕是在费城或华盛顿的那些夜晚，我也没有多少自信，我不能去想，也许我们没听说过的纽约的什么小组或歌星会最终击败我们。当我们在阿波罗剧院打破这个神话的时候，我们终于感到，什么东西也无法阻挡我们了。现在我们正驶向摩城，没有什么东西能再让我们感到吃惊了。我们要让他们震惊，就像我们一直做的那样。
爸爸从手套箱中抽出一份打印的指示图，我们离开了高速公路，经过伍德沃德大街的入口。路上没有什么人，因为夜已经深了。
父亲对我们的食宿有些不放心，我感到奇怪，直到我知道摩城公司已经为我们挑好了旅馆，才明白他不放心的原因。我们不习惯事事都为我们准备停当，我们喜欢做自己的老板。爸爸一直是我们的订票员、导游和经理。如果他不能照料这一切，妈妈就代劳。因此，这不奇怪，即使是摩城公司作了这一切安排，他仍不放心。他觉得该由他亲自订旅馆，亲自布置一切。
我们在“纽约人”旅馆下榻。房间早已预定好，一切都井井有条。我们屋里有台电视，可是所有频道都已停播了。第二天上午十点开始试听，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再熬夜了。爸爸看着我们上了床，锁上门，走了出去。我和杰梅恩都累得没心思说话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都准时起了床；是爸爸叫的我们。其实，大家都跟他一样兴奋，所以他一叫，我们都一骨碌爬下床来。试听对我们来说不同寻常，因为许多职业歌手该去演唱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我们知道，要对我们唱得如何作出评价并非易事。过去不论是参加比赛还是在夜总会演出，我们都习惯于观众们热烈的反应，但父亲告诫我们，我们在唱完后越能保持平静，他们便越想听下去。
在咖啡店吃过麦片和牛奶之后，我们钻进了那辆大众牌。我注意到他们的菜单上有粗燕麦粥，便知道了这儿有不少南方来的人。那时我们还从未去过南部，希望有一天去看看妈妈的家乡。我们想对自己的根和那儿的黑人有一个了解，尤其是金博士遭人暗算之后。我真真切切的记得他死去的日子。每个人都在那天被击垮了。那晚我们没有排练，妈妈带着我和其他几个孩子去了圣殿。人们哭得就像他们自己家里的人去世了一般，连那些平时不露声色的男人们都控制不住他们的悲痛心情。那时我还太小，并不理解这一悲剧的场面的全部意义，但当我现在回想起那一天，我不禁哭出声来——为金博士，为他的全家，也为我们所有的人。
杰梅恩第一个看到了录音棚，人们都管它叫“美国流行音乐之城”。看上去它像是快要倒塌了，和我想象中的并不一样。我们猜想着会见到谁，谁会在那天来这儿录音。爸爸已经告诉我们，一切由他应酬，我们的任务就是像从未演出过那样去唱歌。这要求可有些过分，因为我们向来对每首歌都尽心尽力，不过我们明白他的意思。
里面有很多人在等着，但爸爸说出我们的名字后，一个穿衬衫打领带的人便走出来迎接我们。他能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使我们很吃惊。他让我们把大衣留在外面，然后跟他走，别的人都把眼光投向我们，好像我们是一群魔鬼。我想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有怎样的经历。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吧？他们是否一天天的等在这里，希望不用预约就能进去？
我们进到录音棚里时，一个摩城公司的伙计正在调试一架摄像机。有一块地方放满了话筒和各种器材，爸爸走进一个小录音室，去和里面什么人交涉。我努力装作我是站在“福克斯”剧院逐渐上升的舞台上，这次不过是个平常的演出而已。环顾四周之后，我拿定主意，有朝一日我建造自己的录音棚时，一定要安装一个能从地板下升起来的麦克风，就像阿波罗剧院里的那个一样。那次，当麦克风缓缓的消失进舞台的地板下之后，我竭力想找出它去了什么地方，差点儿在地下室的楼梯上摔个嘴啃泥。
我们最后唱的是《谁爱你》（Who's Lovin' You）。歌曲结束，没人鼓掌，也没人说话。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冒失，脱口问道：“唱得怎么样？”杰梅恩冲我嘘了一声。那些给我们评分的老家伙们不知道为什么在笑。我从眼角里看着他们。“这就是‘杰克逊摇摆乐’哈？”他们当中一个人咧开大嘴笑着说道。我迷惑了。我想哥哥们也和我一样不知所措。带我们出来的人对我们说了句：“多谢光临。”我们想从父亲脸上找到答案，但他看上去既不高兴也不失望。离开那儿的时候天色仍然大亮，我们沿九十四号公路回加里，一路上克制着自己，一边想着还要准备明天上课的作业，一边问自己，是否一切就这样结束了。
得知我们通过了摩城公司的试听考核的消息后大家欣喜若狂。我记得贝里·戈迪让我们全都坐下来，对我们说，历史将会因我们的存在变得更加多彩。“我会把你们变成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他说：“你们的名字将被载入史册。”他真的和我们讲了这番话。我们身子朝前倾着，一边听他讲，一边忙不迭的应着：“这太棒了！太棒了！”此情此景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我们把他的屋子闹了个底朝天；听着这位体格强健、充满智慧的先生不停地讲着我们将会如何大获成功，就好像一个童话世界会成现实一般。“你们的第一张唱片将名列榜首，你们的第二张唱片将名列榜首，你们的第三张唱片还将名列榜首——连续三个第一。你们会打破唱片销售量的记录，就像黛安娜·罗斯和‘至高无上者’演唱小组一样。”在当时，这些我们连想都不敢想，可这话给他说着了；我们全力以赴的投入工作，也就实现了他的预言。连续三个第一。
如此来说，虽然不是黛安娜最先发现了我们的才能，但我觉得，对于那些日子里她曾给予我们的帮助，我们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回报的。事实上，在我们最终得以迁居到南加利福尼亚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是和黛安娜一起度过的，或者住在她的房子里，或者和她呆在一起。我们兄弟五个中，有的和贝里·戈迪住在一起，有的和黛安娜住在一起，过一段时间，我们就调换一下。她那样慈爱，像母亲一样照料我们，让我们感觉到就像在家里一样。
当时，我的父母正忙于关闭在加里市的住处并在加利福尼亚寻找一所房子，好让我们全都能住进去。这段时间里，她就帮助照顾我们的起居饮食，前后起码有一年半。贝里和黛安娜住在贝弗利希尔斯的同一条街道上，这对我们来说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能走着去贝里的住处，然后再走回黛安娜那儿。大多数日子里，我白天呆在黛安娜那儿，晚上在贝里那儿过夜。这在我的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因为黛安娜热爱艺术，并鼓励我去艺术的海洋中遨游。她花了不少时间在这方面引导我。我们几乎每天都跑出去——就我们俩人——买来铅笔作画。不练画的时候，我们就去博物馆参观。她向我介绍一些杰出艺术家的作品，像米开朗琪罗的和德加的；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对艺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了对其毕生的探索。她的确教给了我很多很多。我感到那么新鲜，那么兴奋。生活一下子变得和过去迥然不同了，过去我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唱歌，除了排练还是排练。你不会想到，像黛安娜那样一位巨星竟肯花费时间教一个孩子作画，去给他上艺术课；可她这样做了，我因此而热爱她。现在仍然是。我被她迷住了。她是我的母亲，我的情人，我的姐姐——她是由这三者奇特的结合而成的人。
对我和我的哥哥们来说，那真是令人心荡神驰的日子。当我们从芝加哥飞抵加利福尼亚时，就好像走进了另外一个国度。我们来自印第安纳州城市化严重的地区，看惯了那里萧条冷落的景象，因此，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着陆后，我们就好像走进了一个奇妙的梦境。那会儿，我简直无法控制住自己，跑遍了那儿所有的地方——迪斯尼世界，落日大道，还有海滩。我的哥哥们也很喜爱这地方，我们到处乱窜，就像第一次光顾糖果店的一帮孩子。我们被加利福尼亚的旖旎风光深深迷住了：隆冬季节，树木依然葱葱郁郁，枝头挂满柑子；魅力的夕照映衬着一株株棕榈；气候也温暖宜人。每一天都充满着新意；我会做着一件有趣的事儿，不希望它停下来，可同时又觉得还会有另外的什么事情，一样有趣，一样的叫我神往。那真是令人陶陶欲醉的日子。
在那儿的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事情，是和摩城公司中所有的大明星会面。他们都是继贝里·戈迪从底特律迁到加利福尼亚之后，陆续移居过来的。我还记得第一次同斯莫基·罗宾逊握手时的情景，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在与一位国王握手。我兴奋得两眼直冒金星；记得事后我告诉妈妈说，他的手就像鸭绒枕头一样柔软。要是你是一个大明星，你不会留意你一举手一投足给人们的印象，可是你的崇拜者们留意这个，至少，我知道当时我留意这个。我是说，那会儿我逢人便讲：“他的手是那么那么柔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