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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片中扮演了女主角阿绣，并演唱了片中的插曲《小小洞房》、《莫负青春》、《阿弥陀佛天知道》、《月下的祈祷》、和《桃李春风》。
1948年12月，香港大中华影业公司又为周璇量身定制了一部黑白故事片《歌女之歌》。周璇的一生似乎和“歌女”这个词有着不解之缘。正像她自己在十几岁时就对记者说过的：“我是为唱歌来到这个世界的。”她在这部影片里又演唱了《爱神的箭》、《知音何处觅》、《一片痴情》、《歌女之歌》和《陋巷之春》五首插曲。
1948年12月，在香港永华影业公司拍摄古装故事片《清宫秘史》中，周璇与舒适再度合作，在该片中扮演珍妃这一角色，并演唱了影片中《御香飘渺歌》和《冷宫怨》两首插曲。这部影片是周璇的电影代表作之一。
到了五十年代初，毛泽东主席曾把《清宫秘史》这部电影提高到“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理论高度予以评述。这就使得这部影片载入了我们的史册。
1949年，周璇参与了香港长城影业公司摄制的喜剧故事片《彩虹曲》。这是周璇拍的第一部彩色故事片。在这部影片里她与富于喜剧表演才能的男明星韩非再度合作。影片反映了一个船长的女儿在睡梦中乘船出游南洋，在影片里周璇载歌载舞，充满诙谐和幽默，是香港最早的搞笑片之一。
周璇在影片中主唱的插曲是《彩虹曲》、《青春之歌》、《鸡牛猫狗》、《扫地歌》、《厨房歌》。据说，在这几首歌中，周璇第一次使用了花腔女高音的唱腔，显示出她以往从未施展过的演唱才华。《彩虹曲》的主题歌是这样唱的：云破日出满呀满山红遍野歌声歌彩虹美丽的彩虹高挂天空红黄相连青紫相融你使山更青水更绿满地的花儿更鲜红光明的彩虹来去匆匆你苏醒多少人的迷梦今朝相别后来朝相逢让我们把希望寄给彩虹助我们成功等那时云破日出满呀满山红这一年（1949年），周璇又一次与韩非合作，在香港长城影业公司摄制的歌舞片《花街》出任女主角。在该片中周璇演唱了《媳妇受折磨》、《母女俩》、《逃亡》、《韭菜花开》、《歌虚荣》、《秋江曲》六首插曲。
这是周璇在香港拍的最后一部电影。
后来成为港岛大导演的李翰祥也参与了《花街》的拍摄，他在于1987年出版的《影海生涯》一书里回忆了和周璇交往的片断，从而可见周璇为人处世随和、谦恭、颇得人缘的一面。李翰祥说：“最早认识周璇，是在北平读三中的时候，一曲《西厢记》里的《拷红》，几乎连蹬三轮儿和拉洋车的都会唱了，大街小巷整天都是：‘夜深深，停了针绣，和小姐谈闲心……’这之前也经常听到她唱《四季歌》：‘春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怎么也想不到在香港会和她同台演戏。……她一看见我总是和颜悦色地叫一声李先生。我还真有点飘飘然。和周璇小姐同台演戏，真令人觉得舒服万分。导演讲完剧情之后，叫她试一遍，试完之后总是回头低声地问我：‘李先生，你看我演得行吗？你可得给我说说！’我还真有点受宠若惊，不得不给她提点意见：‘你出场鞠躬的时候，头再低一点就更好了，敌伪时期台下看白戏的汉奸多啊，不虔诚，他们就喝倒彩了！’‘对，你说得对！’她还不是敷衍，真正拍的时候，一出场亮相，还真是毕恭毕敬地向台下行了90度的鞠躬礼。”
这种没有丝毫大明星架子、无比谦恭的待人接物的姿态，给港岛名导李翰祥留下了一辈子难以忘怀的美好印象。
是的，那时的周璇，不论是演戏还是为人，都已经成熟。她的演艺生涯也渐近巅峰。
可是，光明的彩虹来去匆匆，厄运正在前面等待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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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充满幽默感的人
周璇的一生，除了和养母叶凤珠长期厮守以外，很少有知心朋友。有一个争议颇多的女伴，40年代，和她过往甚密。有舆论认为她曾是周璇的女秘书，并做了一些有害于周璇的事，并把这种情形编入了戏剧和电视剧的情节里。
但她本人在80多岁时回忆起和周璇在一起的日子时，还对周璇充满深情。她自称是周璇40年代生活中最亲热的伴侣（有关这一点，也可以在《周璇日记》里得到证实。在周璇患病期间，始终陪伴在她身边的就是这位女伴，周璇在日记里提到最多的人，除了儿子敏敏外就是这位女伴了，周璇称这位女伴是她最好的朋友）。
她也说：“我和周璇是好朋友，她请我帮她，主要是让我教她学习英语。周璇天资聪颖，学习英语进度很快，几年下来，已有骄人成绩。在香港生活，和当地上层打交道，读英文信件，在摄影棚里与外籍工作人员交流等等，甚至在上海生活和工作，都需要用到英语。此外我还经常和周璇一起阅读剧本，帮她背台词，对于剧本中的有关情节、人物的思想和个性，我也会谈一些想法和她一起分析。我常常为周璇能够听取我的一些建议而高兴。”
她说：“我热爱周璇，她是我心中的偶像，我为此生能曾经有幸和她结伴成双，常常同出同归，感到幸福和光荣。”
她叫朱爱珍，现已年过八旬。我们不少戏剧和电视剧的编剧都有过份惊人的胡编乱造的想象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宁可采信这个年愈八旬的上海老人：周璇在成名后，仍跟她学英语，表现出聪慧的天资和高尚的情趣。
使我们最感兴趣的是，朱爱珍老人道出了周璇性格中最具特色的一面，这在许多文人、记者的笔下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或者出现了、却被完全忽视。那就是周璇的言谈举止富于幽默感。有人说过，幽默感即是智力上的优越感。那就是说，周璇聪敏过人。了解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只有比较充分把握了周璇性格上的主要特点，才能比较接近和可靠地诠释她最后的命运和归宿。才不至于像世俗普遍的偏见那样：自以为是地去悲天悯人。
和周璇朝夕相处过六七年的朱爱珍说：“说起周璇，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常常对同样一件事、一件物的态度和反应，由她去做，去表达出来，就会逗得大家咯咯咯地开心地大笑起来，只要她愿意，她的一举一动，一个微笑，一个表示生气的小表情，都是那么地惹人喜爱，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一好白相一一老老好白相的（这是上海方言，意思接近滑稽可笑），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她经常会做出一些令人开怀大笑的事情来，又好比电影中的视觉形象，似很难用准确的语言来表达，仅以她的天真、活泼、可爱，在今天的银幕上，似可与赵薇小姐相喻，当然周璇不是赵薇小姐，两个人生活的年代、形象和气质都不尽相同，我只是打个不很恰当的比方，总之，周璇确实确实非常地招人喜爱。”
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周璇的确是一言—行都富于幽默感的。如果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随便说句话，随便做一个动作，都能把人逗得哈哈大笑，这个人一定是反应敏捷而且富有智慧的，即便是侯宝林也不一定能做到的。老人最后的比方当然是完全不恰当的。她没能通过周璇的这些表现，进而深入到她的个性中去。
对于周璇的这种睿智的性格特点，我们还可以从其它方面得到进一步的佐证。这里不妨举一个很小的例子。老电影演员吕玉堃曾说过和周璇交往中的这么一件小事：
有一个她自己讲给我们听的笑话，1947年我们在香港大中华电影公司拍戏，她拍戏时来回都坐的士，车内装有计价器，车子一发动，司机按下开关，表上就显出1。50，接着0。20、0。20往上跳。
那天，周璇冲进片场，边走边笑着说：“真气死我了。”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汽车快到片场时，我想省两角钱，就赶紧叫司机停车，谁知刚要停下，啪，正好又跳两角，司机车也停了，两角钱也跳了，早知这样，我还可以坐到片场门口，你说多倒霉，钱也花了，人还走一段路。我们听完哈哈大笑，她自己也边说边张嘴大笑。
许多人知道这件事，一致评价是她的节俭。李翰祥也在回忆中提及这件事，认为周璇多么抠门。而怎么没人看到在这个细节里，包含着她自嘲的意味呢？
只有一个相当自信的人，才会有自我嘲弄的习惯和素养。倘周璇九泉之下得知人们这样来评价她的自嘲，那么，她只能对他们抛出一句尽人皆知的她的口头禅：
“滑稽得来！”
机智的吐谈，灵巧的对话
周璇一生中接受过无数次记者的采访，其中最精采的一次刊登在1948年12月1日出版的上海《电影杂志》上。
九十年代，上海有家杂志转载过周璇这篇和记者的问答。而且加了一个编者按。他们是这样评述的：“明星少，媒体多，各家各户都争着做明星访谈。访来访去那么几个人，很多访谈既无味又无趣还不得体。有人感慨现在的明星文化素质差……想到三、四十年代中国最红的女明星周璇，她从小失学，但她的言行却极具修养。文化的高低岂在于识字的多少，生活中细细涓涓的涵养积累，才构得成一个人的文化素养。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新的明星访问难做。我们刊登一篇旧的周璇访问记。周璇那种聪明得体、出口成章的回答，实在是明星典范。”
我们把这篇周璇答记者问辑录于下：
问（记者）：能不能告诉我们关于你的身世、籍贯及通讯处？
答（周璇）：早年失怙，萱堂健在。原籍广东，年近三旬。现在上海。
问：你的歌喉是天生或是苦练而成的？怎样保护？以你的意见，“金嗓子”还能保持多久？
答：既非天生，也非苦练，我也不懂怎么去保护。“金嗓子”愧不敢当；反正能唱一天就多唱一天。
问：你和白杨是学生们最喜欢的女演员，大家羡慕你，你高兴吗？
答：当然高兴。大家羡慕我，我羡慕他们，他们是一群时代骄子。啊，学生生活！我是一个失学的人。
问：人家称你为“金嗓子”，当你唱歌的时候，你认为你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请你坦白说，是否名符其实？
答：只有惭愧！唱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不过在我未唱之前，总是先体会一下歌词的意义。“名符其实”，是你们的夸张。
问：你的人生观如何？
答：做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要好好做人，像一个人。
问：如果有人在报纸上说你不喜欢的事，你生气吗？
答：假使有像你所说的事，我绝不生气。心地坦白，何畏人言，对吗？
问：你从影以来，喜欢和哪一个男明星合作？
答：演员以服从为天职，怎容私见呢？
问：你的影坛生活有没有受到意外刺激？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些？
答：背一句古语作为答复吧？“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
问：你献身影界已经很久了，曾感到一个电影演员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是什么吗？
答：请多多指示！我在这里，向你立正敬礼。
问：请问你为何要和严华离婚？
答：请你愿谅，免谈往事，好吗？
问：那么谈现在的事，严华又结婚了，你有何感想？
答：世界上或者又多了一个美满家庭吧。
问：大部分影星对婚姻都不太慎重，其用心是否籍以扬名？
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似是而非。
问：你还没有拍电影之前的思想是怎么样的？拍了之后呢？
答：未上影坛之前，我尚在童年，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思想；献身银幕后，越演越越害怕，因为凡事不进则退。
问：你平时喜欢和什么人接近；你讨厌哪些人？
答：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说不上喜欢和讨厌。
问：你是怎么学唱歌的？
答：“曲不离口”而已。
问：你相信命运吗？
答：可信而可不信，不可全信，不可不信。
问：做一个明星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否受年龄的限制？
答：不一定这么说，我认为对事对人认真的人，是无可限制的。
问：做一个优秀而前进的演员，他应具备有甚么基本条件？
答：认真，万事认真！尊意如何？
问：你对于好莱坞出品的影片有一种怎样的概念？
答：并非“月亮也是美国的好”，好莱坞的出品好在片片认真，这是我的浅见。
以上问答中，画龙点睛的一笔，是周璇准备向发问的记者“立正敬礼”。我们可以想象，那时她的模样一定像“好兵帅克”，令人捧腹、令人喷饭，且令人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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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孩子，妈妈把你带回上海去
1950年7月，香港的天气闷热，令人烦躁。
那时，周璇已怀孕8个月，气候使她的心情更为忐忑不安。知情的朋友香港作曲家李厚襄和女明星欧阳莎菲，一再劝她留在香港生下这孩子。而她自己对“走还是留”始终举棋不定。她为什么犹豫呢？现在谁都说不清了，只有周璇自己心里清楚，只有天知道。
那时候，上海已经解放，她在演艺界里的许多熟人都希望她回上海（据说是于伶托人带信给她，希望她回上海）。有不少在香港的艺人，纷纷回上海，这在当时形成了一种趋势，就像当时一首歌里唱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周璇最终决定回上海，也有为这种时代趋势所裹的成份，这是可信的。但依照周璇这么一个有个性、有主见的人，她个人的想法，无疑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她是那么地喜欢腹中的孩子（我们在后面还要特别提到这一点），她不希望孤苦伶丁地把他生在香港，香港虽好，毕竟不是家乡。香港，为海所环抱，像一叶飘零的小舟，使她茫然，在香港她没有一个亲人。
而在上海还有从小相依为命的养母，有熟悉的街道和乡音，有华山路上枕流公寓里能令她心安的亲切的家，客厅角上的钢琴、窗外的法国梧桐……
是啊，孩子，我们回家吧。情感丰富的周璇一定会抚摸着隆起的腹部，在心里喃喃自语：孩子，跟妈妈回家吧，妈妈把你带回上海去。
周璇比旁人想象得要坚强，她一旦决定的事，必定义无反顾地去实行。就像从前她决定和严华决裂，便不惜离家出走一样。
现在，她决定了，要把孩子带回上海去生。她甚至没有通知身边最接近的朋友：作曲家李厚襄，独自乘车到广州，然后回上海。
大凡有主见的人，在某些命运攸关的事上，往往是一意孤行的。有人写到周璇在香港时，把有关腹中孩子的父亲一事，与欧阳莎菲商讨过，这是靠不住的。
像周璇这么一个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十二岁就跨出家门，步入险恶的上海滩，在复杂的娱乐圈里滚打厮混、阅历极其丰富、智商又很高的人，怎么会轻易向旁人吐露内心隐秘、向旁人诉苦呢？她心里非常清楚，在这个世界上“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说无一二”。
她既然如此孤傲地不告而别，怎么可能随便将这种个人难言的隐私告之与人呢？因此，我们宁肯相信，周璇怀揣着世上只有她自己知道的秘密，怀孕着她的骨肉孩子，掉头北返，踏上归途。
归途中，她当然是满怀伤感的，也许她的心里涌起了前两年在香港拍的《清宫秘史》里的那首《冷宫怨》的插曲：风儿吹着虚廊月儿照着空房一声声虫儿唱一阵阵树儿响从前的锦帐牙床都让于鼠儿狂从前的书架琴囊都赋予蛛丝网家庭间是那么乖张朝廷上是那么荒唐晒台上的开幕礼自从那年头儿到年底天天的早晨都打不破这例这样的生活我过得真有点儿腻是啊，此时周璇也完全可能已对俗世的生活产生腻烦，唯有腹中蠕动的小生命是实实在在的可爱，是她心头最重要的牵系。
“孩子，妈妈多么爱你！”不管路途多么远，不管行程多么孤寂，不管前面有什么风险，“孩子啊，我的孩子！”归途中，周璇始终怜爱地抚摸着隆起的腹部，她要把她的孩子，带回到她自己认为靠得住的地方去，带回到上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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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孩子的父亲？
几乎一致的舆论认为：周璇从香港返回上海，是去找孩子的父亲朱怀德。错了，大错而特错了！且不论，这个孩子的父亲究竟是不是朱怀德，只有另有图谋的人，才会纠缠在这类事上，并借此大做文章。周璇做出的实际行动已经粉碎了千百张毫无根据的油嘴滑舌。她回到上海不久，便登报声明如下：
周 璇
启事 我俩因意见不合，故在登报之日起脱离同居关系。
朱怀德
特此声明。
倘若，像世俗公认的：周璇匆匆返沪是为了让朱怀德来认可这个孩子，倘若周璇对朱怀德仍心存幻想，她断不会冒天下之大不讳，出此一招。须知，以周璇在上海的知名度，她自己不会不知道，公开登载此广告，必然会引发轩然大波，给她带来沉重的舆论和精神压力。可见，周璇那时已无所顾忌，和当年与严华决裂一样，在这件事上，她已痛下决心：快刀斩乱麻，一断了之，免得罗唆。
很明显，她不想在这件事上作过多的纠缠，这件事就这样处理了。面对上海当时的情况，她一定有她自己的考虑和安排。在当时的处境下，她有些难言之隐，不足以为外人道。也不像现在所有的书报上说的，她是在这件事上受了刺激，而精神失常的，有关这一点，我们在下文还将作出专门的探讨。
再看当事人朱怀德这方面，在上海有关部门的强大的压力下，按照常理，他只有从实招来这条路可走。但恰恰是作为资本家身份、处境异常艰难的朱怀德，居然不认账，提出要验血做出鉴定。而周璇这方面却则置之不理、不予响应，然后一刀了断。可见，事情未必像“一致公认”那么简单。
我们万万不可轻易相信那种趋于一律的舆论，往往在简单的“舆论一律”的背后，蕴藏着令人不可思议的复杂得多的凄美的真相。
我们在撰写本书的时候，专程去采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