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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得有点玄乎，孙武子在2500年前就为美国制订了核战略，你把克劳塞维茨放在哪里去了？”
“我承认克劳塞维茨也是伟大的，但他的博大精深不能和孙武子相比，更何况他比孙武子晚了两千年！在研究《孙子兵法》方面，美国是落在后面的，在西方来说，据我查阅的史料来看，最早的还是贵国的阿米奥特神父，那是1772年，在巴黎出版了他的《孙子兵法》法文译本，最早把狲子兵法》应用于战争的，恐怕是拿破仑。你在拿破仑的传记中就可以看到他挑灯夜读拍案叫绝的篇章。……”
“非常遗憾，在这方面我太孤陋寡闻了。不过，这倒引起我研读《孙子兵法》的兴趣，当然，不是用于实际，而仅仅是增加点知识。
“1860年，俄国的汉学家斯列夫斯基翻译成了俄译本。第二次大战期间苏军便把《孙子兵法》列为军事学术史教学和研究的内容。但是，许多研究还局限在教授们的教案中，总认为它只能是指导古代战争，当然，他们似乎更推崇他们的军事家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其实这是一个失误。
“1910年，德国有了德文译本，可借译得不全，德皇威廉二世在第一次大战失败之后才读到它，他看了《火攻篇》的：‘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温而致战’的慎战思想后，慨叹不已，他说，‘若是我20年前看到这本书，我会避免很多错误。……’”
“1905年有了第一部英译本，但没有受到重视，但是，二次大战之后，英国曾掀起过学习《孙子兵法》的热潮，从军界传播到民间，在1961年蒙哥马利元帅在北京谒见毛泽东时，就提出《孙子兵法》应该作为世界各国军事学院的教材。
“这就是说，孙武子不但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
“完全正确，不过西方人的优越感和对东方人的那种‘东亚病夫’偏见，妨碍了对《孙子兵法》的认识。直到今天，才慢慢开始重视起来。……”
“这就是说，西方世界，花了2500年的时间，才认识了孙武子的伟大了？”
“应该这样说，”安德森不无感慨地说，“可悲的是，我们许多军界人物，思想还没有商界大亨们敏锐，我们还在纸上谈兵研究研究的时候，他们已经率先把《孙子兵法》引进企业管理遴选人材、商业竟争中去而且加以应用了。……在我们的军事学院还没有把《孙子兵法》列为必修课时，我们的许多商业管理学院已经要求学生们必须背熟《孙子兵法》中的许多篇章了。……”
“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吧？”
“完全正常，人生就是战场，《孙子兵法》是通过军事行为展示了深奥的哲理、英明的策略、灵动的思想方法，而这些哲理、策略、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
“我赞赏你的解释，这就是东方谚语里说的：虽然隔行如隔山，但是隔行不隔理。……”
“在日本，已经把《孙子兵法》用到人际关系学和恋爱经上去了。”
“凡事不能过，不能庸俗化。……”我摇摇头恳切地说：“我想借阅一本《孙子兵法》，三天后，我再来跟你深谈一次怎么样？”
“我欣赏斯托里先生的火热心肠，但我向你提几个建议好不好？”
“当然可以，我洗耳恭听！”
“你如果想认真研究一下《孙子兵法》，我建议你到美国国防学院、美国武装部队参谋学院或是空军学院和海军学院，他们那里有专门研究机构。至于西点军校，它不是军事研究机构，而是培养能打能拚的战场指挥官，一个少尉排长，用不到多高的战略，他们是冲锋陷阵的士兵头，而不是在帷幄中运筹的高级指挥员。他们的决胜只在几十米之内而不是在千里之外。……”
“我很想听听你的《不要同中国人打仗》的根本论点！”
“斯托里先生，你是去过越南丛林的，还对胡志明小道考察了一番，我再建议你读一读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还有《战争和战略问题》，……你就会明白，我们在越南是不可能打胜的。
“可是，如果威斯特莫兰将军指挥得当，或是美国再倾尽力量，用孤注一掷的赌徒般的狂热，不顾一切风险，也许能把越南彻底粉碎。
“仍然不能胜利！”安德森说得如此肯定倒是使我吃惊。他说，“那只会枉自拖长战争的时间而已，毛泽东一句‘兵民是胜利之本’就说到家了，你不能把越南3400万民众全部消灭掉，它们还会继续斗争下去，你就永远无法脱身，最终胜利还是他们的，你很清楚，1812年，贵国皇帝拿破仑曾经占领过莫斯科，占领并不等于征服。……”
“这么说，中国军队、越南军队是强大到不可战胜的军队？”
“不！斯大林对人民战争有过‘安泰理论’。中国和越南的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他立足于本土，如果他离开本国人民的支援，就像离水之鱼，就像安泰离开了大地。
“这是合理的结论！”我说，“那么你的结论里是否含有了美国军队不应该进行对外战争呢？你的《不要同中国人打仗》的命题是不是有点狭隘了？如果有人问：是不是不同8亿人口的有孙子兵法和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的中国人打仗，却能同越南、朝鲜或是其他小国打仗呢？’……”
“不错，”安德森沉思了一下说，“我佩服记者逻辑思维的严密性，我应该从广义上来探索对外用兵的问题，我的研究题目应该改为《不要跟东方人打仗》！”
“也不见得准确！”我提醒他说，“1961年的猪湾战争，败在卡斯特罗手下，古巴并不是东方。……”
“很对，应该是《不要在别国土地上打仗》！这和我的美国应该回到孤立主义去的理论是一致的！”
“这是不是林登·约翰逊总统所追求的‘伟大社会’呢？先把自己国家的事情办好，给世界作个榜样呢？”
“可以这样理解。”
（二）后患无穷
——斯托里《美国巡礼》节录之五
为了答谢我对他的文章命题的质疑，安德森教官以十分随便却又心情沉重地向我谈起了越战给美国人留下的后遗症。
“越战10年，恶果累累，美国陆军元气大伤，许多驻外美军道德败坏士气荡然，许多部门处在无政府状态，几乎天天都有违纪犯罪的行为。其中包括数以千计的谋杀、强奸、抢劫等等案件，好像越战的失败，使美军丧失了军魂，带来了精神崩溃。记者先生，这些情况你们已经连篇累牍地报道过，我不想赘述，在德国驻军的我的同学来信说：‘我真他妈的不想干了，这算是什么部队？好像不是来自美国，而是来自一个野蛮的世界！我宁肯去当驯兽师，也不想干这个倒霉的营长了！’……”
“还有，越战10年，另一个后患是培养了一群吸毒犯，我当别动队长时，曾严禁士兵吸毒，可是，这种诱惑谁也难以阻挡，士兵们以吸大麻烟解闷排忧。与死神为邻，他们根本不计后果，只图一时痛快，因为在越南，毒品非常便宜，士兵们很容易到毒品中去寻求醉生梦死的生活，由此也就毁坏了他的一生，污染了美国的社会空气，驻越美军大约15％的士兵有海洛因毒瘾，归国后，自然造成社会的巨大隐患，犯罪率急剧升高；
“还有，由于沉重的战争负担，引发了国内的民族冲突和动乱，在越战初期，华茨城就爆发了反战暴乱，1968年，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后，爆发了黑人的暴乱，种族仇恨烈火般的蔓延开来，在军营里黑人士兵和白人士兵通常隔离分住，极不利于战斗！
“还有，许多士兵复员之后，并没有获得出国作战的光荣，而是到处受到歧视，就业困难，自然就走向犯罪，他们握有战斗技能和亡命徒式的勇敢，抢劫、强奸、酗酒、斗殴，给警察造成无穷尽的麻烦。
“在这里，我还想给你提供一个线索，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到波士顿监狱里去访问一个罪犯，他是我的别动队的“个士兵，名字叫：伍德罗·杰尔顿，因为他参与抢劫一家银行，枪杀了一名警员被判无期徒刑，我和我的妻子正在为他的减刑而努力。”
“他抢劫银行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他和越战没有关系，我对这些罪犯没有兴趣！”
“当然和越战有关，杰尔顿因受轻伤1969年初退伍回国，但他立即投入了反战浪潮。那时候，尼克松总统首先批准美军进入中立的老挝，而后又进入中立的柬埔寨。其实，你是知道的，老挝和柬埔寨并不中立，它们为越共提供了庇护所，提供了胡志明小道，这次行动我是赞成的，因为只有进入老挝、柬埔寨才有可能把那条小道切断，当然没有成功。当时国内的反战示威变得声势越来越大，那时尼克松总统宣布：加州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的放火的学生是‘沉缅于运动而不顾国家前途之徒！’不久，警察就向游行的学生开枪，15名学生躺在血泊中，4名学生被打死，其中两名是姑娘！几天之内450所大学因游行示威而被关闭。
“就在这个时候，品学兼优的四年级女大学生卡萨琳和她的同学苏珊娜联络退伍的杰尔顿准备抢劫波士顿银行，用所劫钞票购买炸药，炸毁运载军用物资去越南的列车，此外还联络另外两名暴徒准备发动反战的武装斗争！……”
“有点荒唐！”
“但符合大学生们在反战狂热中的思维方法。他们进入银行，被警铃唤来的警员突然赶到现场，双手持枪对抢劫者喊了声‘别动！举起……’话还没有说完，他就被杰尔顿一枪击毙在门台上！他们抢劫了3万美元驱车逃遁，还没有实施他们的爆炸计划，就落入法网，唯有卡萨琳隐匿无踪，成为全美十大通缉犯之一，杰尔顿被判无期徒刑，我去看望他，并表示为他的减刑奔走时。他摇摇头说：‘头，你不必费心了，越战使我习惯了铤而走险，习惯了暴力行事，我蹲在这里倒挺安闲，只不过是从一个杀人与被杀的地狱走进了一个风平浪静的地狱。……’这个鲁莽的大兵竟然懂得一点人生哲理了！”
“这是一部惊险小说的题材，卡萨琳的失踪给我增加了某种神秘感，我非常担心在某个地方忽然发现了她的尸首，因为我希望她还活着，如果我是律师，我就认定她是热情犯罪或是正义犯罪。……”
“我得感谢记者先生，你给我的士兵的罪责作了开脱，而且给法律辞典创造了两个新名辞！可有正义犯罪一说？”
“这得去查查辞典，关于你的士兵历险记还是留给小说家去采访，提到波士顿，我倒想到了尊夫人康妮；她不是还在《箴言报》编辑部吗？我倒想从她那里挖点内部消息。你不托我给她带点什么礼物吗？”
“不，现在她挺着大肚子不想见人，离分娩还有半个月，有礼物还是我亲自带给她更好一些。……”
“安德森先生，谢谢你拨冗接待了，”我站起来告辞，而后自嘲地说，“记者是个令人讨厌的角色，所以个个都得脸皮厚，因为不死乞白赖就别想抓到材料，说不定你的夫人在分娩前就会遇见一位不速之客！”
（三）多米诺骨牌理论的破灭
——斯托里《美国巡礼》节录之六
当我按响康妮的门铃时，她正在整理行装，她从挂有绞链的门缝里问我找谁，我扬扬手里的一盒包装精美的糖果说，我来给未来的小安德森或是小康妮送一点小小的礼物，并把法新社的记者证交给她。
她非常礼貌地让我进去，并告诉我，她就要到费城老安德森的田庄上去迎接她的新生婴儿。她说：“不过冲着你夏尔·斯托里的名声，可以陪你喝半个小时的咖啡，因为事先我已经接到了安德森的警告，不要让那位死皮赖脸的记者缠住！”说完径自哈哈大笑起来。
“在这方面，女记者比男记者能干十倍！”我谦恭地回敬她说，“因为她们的死皮赖脸隐藏在千娇百媚之后，令人难以抵挡！”
“斯托里先生，凭着你这句真诚的恭维，我把咱们的谈话增加十分钟，安德森在电话里告诉我，你对他的《不要与中国人打仗》的命题提出了不同见解，还说你很有灵感并且善于抓住！”
我请求女主人允许我吸一支雪茄烟，因为烟比咖啡更能激发我的谈锋，我的灵感告诉我，在跟妇女拉家常中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我说：
“我的灵感而且善于抓谁，是跟你们美国人学的！”
“这话我很欣赏，”康妮女士坐了下来，善意地笑笑，竟然也点上了一支香烟，“你用什么例子来证明不是廉价的恭维呢？”
“我记得在十几年前，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麦斯威尔咖啡工厂，经理请他品尝一杯，他一口把咖啡喝完，廉价地恭维说‘喝到最后一滴都是香的！’还把杯子倒过来给经理看。……总统的灵感立即被经理的灵感抓住，所以直到今天麦斯威尔咖啡厂的广告语还是：‘喝到最后一滴都是香的！’它给这个厂带来了数以亿计的利润。……”
康妮开朗地笑了，并且补充说：
“而且在包装上还是用的那只倒得一滴不剩的空咖啡杯！”
“关键就是善于抓住。如果那位经理只是表示几句感谢，他就等于放跑了已经落进网兜里的灵感之鱼！……所以，今天，我就是到康妮女士这里来抓灵感的！”
“恐怕你会失望，我大概无灵感让你可抓！”
“中国有句成语，叫作抛砖引玉，我可以先抛块玉给你。”
“那么要当心，引过去的砖头会砸破你的头！”
“那么，我先把玉一块一块抛给你：第一块，长达20年来，美国连续五届政府——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到尼克松，都把南越政府的存在与自由世界的安危息息相关，自从美国从越南拔腿之后，短短55天后就寿终正寝了，西贡市也已不复存在，胡志明市代表着新的时代开始，越南已经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的国家了，那么，从美国的观点来看，它真的对自由世界是个巨大的威胁吗？”
“美国人对此有几十种看法，你要听哪一种？”
“就听（箴言报》编辑部的一种！”
“这里是康妮女士的宿舍，不是编辑部，而且我也无权代表编辑部答记者问。……”
“我只是需要康妮女士抛过一块砖来。”
“玉比砖好，那么请斯托里先生抛第二块玉。”
“抛个远一点的给你，1968年8月，苏联联合（不说胁迫）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同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苏联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1969年6月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中国、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17个党没有参加。……康妮女士对此有何评论！”
“这几块从远方飞来的玉石挺有意思，它好像打在了美国的多米诺骨牌理论上！……”
“你不觉得共产主义世界也在起着微妙的变化吗？苏联为了从南北两方夹击中国，大力援助刚刚统一后的越南，而中国也不迟钝，他们把支持的重点放在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身上。……西哈努克并不是共产党。
“很有意思，斯托里先生，我倒希望你再抛几块玉给我！”
“我再随手拣一块给你，你注意到1972年2月2日毛泽东和尼克松在中南海他的住所紧紧握手的情景吗？尼克松访华，双方发表了使世界瞩目令越南的北方和南方都为之震惊的《上海公报》；2月21日周恩来设宴欢迎尼克松，星条旗和五星红旗挂在一起而两国国歌在一起共鸣的时候，你不觉得尼克松需要中国而中国也需要尼克松吗？毛泽东并没有和勃列日涅夫握手，更没有向他微笑。你不觉得世界格局已经变了吗？”
“再抛几块玉过来！”康妮笑笑，“然后我再给你砖！”
“制约反制约，夹击反夹击，……互为朋友，互为敌人，可见国家利益是超越社会制度的差别的！君不见即使是一个家族中的至爱亲朋为了遗产或是其他利益冲突而互相残杀吗？”
康妮急剧地向我转过身来，眸子里隐现出兴奋的神采，显然，我的几块玉石砸中了她的心，“斯托里先生，这几块玉石很有质量，它能够改变美国上层人士的许多观念，由‘主义原则’回到‘利益原则’上来。……你的发现和安德森在‘菜园理论’的思考里，有某些共通之处，美国只应考虑自己的事，使自己无比强大起来，不要管什么多米诺骨牌，你就是把全球都变成资本主义，未必就是美国的福音，资本主义之间就能和平相处吗？也许狼吃狼厮打得更厉害！”
“康妮女士，你砸了我一块历史感挺强的砖头，在共产主义幽灵还没有出现在地平线上时，世界上已经炮火连天了！美国人有没有算一笔账，你们若是占有了南越，就是把它榨干了，也捞不回美国为它耗费的2360亿美元，死了多少人，遭了多少罪，挨了多少骂，那就更不用说了！精明的美国人做了一场亏老本的买卖！……是什么东西让美国鬼迷了心窍呢？多米诺骨牌理论！”
“现在，我再砸你一块砖，约翰·肯尼迪在没有当选总统前，曾发表过很有名的三次演说，我只说大意，你有兴趣可以去查原文。第一次是1959年10月在纽约罗契斯特大学的演说。其中有一段很有意思，他说：不幸的是，近年来我们对共产主义抱有严格的机械的看法，用非白即黑的绝对方式来看共产主义世界，……我们没有认识到共产主义世界已经不是一块坚硬的顽石；第二次是1959年11月在加利福尼亚的演说。他说，他希望印度成为自由、胜利的亚洲领袖，在和平比赛中战胜赤色中国；……第三次是1960年10月在美籍波兰人大会上的演说。他说：我们的任务是奉行一种耐心的鼓励自由、谨慎地压制暴政的政策，这是一种期望演变而不是期望革命的政策——是一种依靠和平而不是依靠战争的政策。……”
“妙极了！”我会心地笑笑说，“这就是说，和平演变策略从那个时候就提出来了。……”
“在此之前，杜鲁门，艾奇逊、艾森豪威尔都有过类似的言论，不过，没有肯尼迪那样明确就是了。”
“可是，他当上了总统之后，就改变了他的初衷。……”我说，“是不是被多米诺骨牌理论拖下了水？”
“与其说拖他下水的是多米诺骨牌理论，不如说是他的总统职位。”
“康女士，你这块砖头质量很高，你是不是说，谁处在那个位置上都要那样干呢？”
“很可能！最初我和安德森都是鹰派，如果当时的总统丢掉了南越，我们一定认为他是自由世界的罪人！”康妮一改调侃的口吻严肃地说，“总的说来，民众的舆论是不负责任的，当你丢了南越，它就怪你见死不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