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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时克拉克女士感动了，她那双大大的蓝眼睛里闪出了少见的泪花。中华民国前总统的夫人眼下过的这种生活，不要说与外国政要夫人相比，就是与当时在香港的国民党一般官员的生活比起来，也是十分清贫的；甚至一些内地逃到香港的“高级难民”，也比她的生活要好许多。当时，克拉克女士激动地说：“从孙夫人的日常生活，就可以推知孙夫人廉洁勤政的品格。国外捐助中国的款项物资，交到这样的人手里管理，人们是绝对可以放心的。”
会议开始后，宋庆龄简要介绍了保盟的任务，即在“需要者（即中国人民）”与“资金、物资捐赠者（即国外有关机构与保盟支部）”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一方面让国际朋友知道中国战区和敌人占领区人民的真正需要，一方面把捐款和物资送到真正和迫切需要的人们手中。
当时，宋庆龄以宏大的政治家气魄团结了一大批中外著名人士，直接参加或者支持保盟。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担任要职，当天未能出席这个成立会议。但是他们都发来了电报或信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并准备担负保盟分配的任何任务。会议经过认真磋商和选举，决定了保卫中国同盟的领导人。他们分别是主席宋庆龄，会长宋子文（当时亦是国民党政府要员），保盟中央委员会委员有孙科（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长）、冯玉祥（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印度国民大会党领导人尼赫鲁、美国议员罗伯逊、德国知名人士托马斯曼、美国报业巨子卢斯、中国出席国联大会首席代表颜惠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及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等。克拉克女士自告奋勇，担任了保盟的名誉秘书，香港大学教授法郎士任名誉司库，中共驻香港办事处人员邓文钊任司库。原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和新西兰作家贝兰任保盟中央宣传委员，廖梦醒、王安娜、邹韬奋、金仲华、陈君葆、许乃波等人也都参加了保盟中央的工作。而宋庆龄的亲密战友、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何香凝则亦是保盟的积极支持者。
保盟成立后，宋庆龄始终注意坚持保盟的宗旨和原则立场，她把中国人民的斗争和世界人民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反复强调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意义。当时她讲过：“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侵略和黑暗统治的伟大斗争中，中国是一个公开的战场。”她对欧美听众发表谈话说，“中国人民在斗争中已经在帮助着你们”，因此在需要者和捐赠者之间，是互相帮助的国际主义关系，而绝不是“乞求”和“施舍”的关系。当年，她创立了一种全新的理论，开创了一种既让外国朋友帮助中国人民抗日，又不许外国势力借机在中国土地上施加政治影响的良好局面。
这一天，迎着初升的朝阳，爱泼斯坦迈着潇洒的步子，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流，向宋庆龄的香港寓所赶去。作为保盟的宣传委员，今天他就要正式开始工作了。保盟目前没有办公室，宋庆龄就把所有办公地点安排在自己家中，这也是为了节省经费。爱泼斯坦倒乐意这样的安排，因为这样可以在孙夫人身边工作，直接聆听她的教诲。今天上午，他必须赶出保盟的机关刊物《新闻通讯》的第一期。稿件他倒是不愁，感到为难的是这个机关刊物还只能油印。那么，他今天不仅要当编辑，还要兼任刻写蜡纸和推油印机的工人。他这个全世界最大的通迅社……美国合众社的大记者，今天操起这种原始的工具，似乎有点与身份不符。不过，他心里还是很高兴的。他边走边吹起了口哨，最初遇见孙夫人的那一幕，不禁又浮现脑际……
那还是广州沦陷以前。那次盛大的广州火炬游行队伍在大街小巷婉蜒行进，当队伍行进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时，利用门前的一大片空地，群众渐渐聚拢起来。当时，宋庆龄被拥到一块高地上，向游行者发表了讲话。而宋庆龄看到聚拢来的人群中，有一些是外国人，便就一些国际问题激昂地讲了起来：
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完全是一场侵略战争，而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则是一场反侵略、反奴役的正义战争。世界各国应该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支持中国人民抵抗侵略，制裁日本军国主义。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有些国家却提出了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比如，英国政府率先提出在上海建立‘中立区’，美国政府宣布禁止它的船只向中日两国运送武器。这看起来好像很公平，但实际上呢，这样做只是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抵抗力量，对侵略者却起不到限制作用。有人可能以为，这样可以换取日本对他们利益的不侵犯，但事实上这是一厢情愿的。比如说，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日本帝国主义者就已经使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害和破坏。日本军舰拦截英国的商船，扣留和破坏香港领海的海关巡逻艇；仅在上海，英国已有数百万英镑的财产被日本的军舰和轰炸机所破坏。
至于说到美国所谓禁止向中日两国运送武器，这也是虚伪的。近日日本飞机对广州的轰炸，身在这里的美国侨民你们不感到最难受吗？因为落在你们四周的炸弹，就是美国制造的，敌机就是美国汽油发动的。而美国政府从中得到了什么呢？日本轰炸机追击美国大使，险些使他送命。美国政府应该明白，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包含着对于美国本身的威胁……
这时，听众中呼起了口号：“世界各国团结一致，共同制止日本侵略！”
当时周围正有一些岭南大学的美国教授和留学生，他们听了宋庆龄的演讲，有的摇头叹气，有的耸肩摊手；也有的人皱着眉头表示怀疑：“真是这样的吗？”
这时一位英俊的白人小伙子站了出来，大声说道：“孙夫人讲得太对了！我就清楚地知道，日本用来屠杀中国人民的战略物资，有80％是购自美国的。”
“真的？那我们应该向政府写一份报告，要求他们立即改变目前的方针，再不能姑息和纵容侵略者了！”周围的美国人情绪激动起来。
宋庆龄借着火把的亮光，仔细注视了一眼刚才讲话的小伙子，然后悄声问身边的格兰尼奇：“这个白人小伙子是谁？”
格兰尼奇诡秘地一笑：“他呀？夫人是同他打过交道的，应该知道他的大名，他就是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不过您同他还没有见过面呢。可是他对夫人并不陌生，早就是夫人的崇拜者了。”
“嗅，爱泼斯坦！那是一个正直的、有头脑的年轻人。游行结束后，请你设法找找他，我想同他谈谈。可以吗？”
“那太好了！他曾给我主办的《中国呼声》写过稿子。一次谈话中，他得知我同夫人熟识后，曾要求我安排一次同您的会面，我还没来得及同您讲呢，现在夫人主动约他，也算是帮我还了欠帐啊。”
第二天，爱泼斯坦早早就来到了宋庆龄住处。
“小伙子，能给我先谈谈你的情况吗？”宋庆龄满面含笑地问。
爱泼斯坦当时虽说采访过不少名人，但像眼前这样面对一位世界知名人物，用这样的方式开始谈话，还是不多的。他多少带出点腼腆来：
“孙夫人，我……我是个很普通的人……”
“啊，小伙子，我们随便聊聊。我们过去打过交道，但是一直无缘见面。昨天晚上你的几句话，给了我很好的印象。我已经感到，你在中国是可以干一番大事业的。”
“感谢夫人夸奖。我还是说说我的简要情况吧。我1915年出生于波兰，自幼随父母定居美国，但童年是在中国的天津度过的。1931年起在《京津泰晤士报》从事新闻工作。1937年起任美国合众社记者……哦，就是这么多。”
“没了……就这么简单？”宋庆龄笑着问。
“对！还有，我在十几岁时就读了美国文森特·希恩写的《个人的经历》那本书。文森特在这本书中对孙夫人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深表钦佩和赞赏。自从读过那本书后，我就对孙夫人充满了敬意；并且一直想见到夫人，想能够在夫人领导下为中国的革命贡献一份力量。后来当我在天津英语日报工作的时候，就开始常常收到有夫人签名的声明和呼吁书。比如，有谴责国民党暗杀杨杏佛罪行的、有1933年在远东反战大会上的演说、有营救‘七君子’的声明……”说到这些情况时，爱泼斯坦已经丢掉了最初的那种羞涩表情。他思路明晰，口齿伶俐，脸上洋溢着对孙夫人的虔诚敬重之情。
“哟！你还记得真清楚。”宋庆龄说。
“是的。因为像这样的文章是不很多见的。夫人的文章中总是充满着一种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一种具有远见卓识的深刻思想。尽管那些文字常常是一些字迹比较模糊的复写本，但每次我都要不惜费时逐字辨认，然后誊写清楚，再把它发表出来。当时我曾多次想给夫人复信，以表达我的感想。但是很遗憾，夫人的文章往往是装在没有复信地址的信封里寄来的。”
“谢谢，谢谢你帮我发表那些文章，也谢谢你帮我辨认那些模糊不清的文字。那时不写明地址，是不得已而为之，想你能够理解吧？”宋庆龄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些情况，也不由得激动起来。
“不必谢什么，夫人。倒是我应该谢您。是您的那些文章，使我对中国的真实情况有了了解。”爱泼斯坦说。
“好啦，现在情况不同了。那一段黑暗的年代已经过去，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对中国进行疯狂侵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国共两党已经捐弃前嫌，携手抗日。我们是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但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中国抗日还缺乏了解，我们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加强对外宣传，争取世界各国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眼下我非常需要一位精通外语的朋友来帮助我进行这项工作，不知你是否愿意在这方面帮我？”宋庆龄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啊……如果夫人以为我能够胜任的话，我是非常乐于接受这个任务的。我在中国出生，也算半个中国人吧。在夫人领导下为中国革命出力，是我向往已久的事情。如果必要，我甚至愿意辞掉合众社记者的职务，专职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当即爱泼斯坦站了起来，庄严地像宣誓一样举起了右手。
“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工作，小伙子。呵……不，爱泼斯坦同志！”宋庆龄紧紧握住了爱泼斯坦的手……
此后，爱泼斯坦果然辞去了合众社记者的职务，一心一意编印《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当年这个刊物在他的主持下，除了发表宋庆龄一系列致国际友人和华侨的函电文章外，主要刊登外国朋友在中国采写的反映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国民党军队抗日的战地报告和评论文章。由于它坚持用事实说话，客观、真实、可信，加上爱泼斯坦的加工润色，文笔朴实，文章短小精悍、生动活泼且新鲜及时，很快赢得了海内外读者的广泛欢迎。于是宋庆龄十分庆幸，找到了一位对外宣传的好助手。
后来，经过宋庆龄的努力，《新闻通讯》得到了香港《南华早报》的支持，不久就改为铅印的刊物。此后，《新闻通讯》和保盟编印的其他刊物广泛发行到欧美和东南亚各国，一时几乎遍及五大洲；其时对于外国朋友和海外华侨及时了解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动员他们以捐款或捐赠实物的方式支援中国抗战，起到了重大作用。
一次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发生了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情。
那天，大船主克里斯蒂聚精会神地读着挪威援华会成员安桑带来的保盟编印的《新闻通讯》。他一会儿轻轻点头，一会儿攥紧拳头在桌上咚咚敲着。过了一会儿，他把小册子往桌上一放，站了起来。
“先生，您认为中国军人同侵略者战斗的精神怎样？”安桑抓住时机问。
“这些军人作战的确是非常勇敢的。不过，敌人打进家里了，叫我也会拿起武器同敌人决战的。”克里斯蒂眼睛并不朝这边望。
“但中国军人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们只有落后的老套筒，原始的炸弹，却敢于同装备先进的敌人作战，而且打得敌人心惊胆战，这样的军人令人钦敬！”
“我们西方有一句名言：‘剑短，就向前一步！’武器落后，当然只能靠勇敢了。”克里斯蒂还是这种口吻。
安桑并不灰心：“武器落后可以靠勇敢弥补，可是他们在寒冷的冬天连棉衣也没有，负伤以后没有药品治疗。我想您在材料上看到了，八路军根据地一位伤员截肢时甚至只能用锯木头的锯子，你不感到他们确实需要援助吗？”
“这种情形是让人同情的，不过我当初创业的时候也吃过不少苦。不经苦中苦，哪得甜上甜呀？”
“克里斯蒂先生……”
安桑涨红着脸：“这么说，您是不准备为那些抵抗日本侵略的战士们提供帮助了？”
“我那样说了吗？”
安桑脸上露出笑容：“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克里斯蒂先生，那么您准备捐助多少呢？”
“我说过要捐助了吗？”
“什么？您到底还是不愿帮助中国呀？你这个一毛不拔的吝啬鬼！你白白耽误了我半天时间！不同情别人的人，上帝是不会保佑他的！你的船队在海上将遇到风暴，撞上冰山！你将变成一个穷光蛋！到那时，看谁肯施舍你一餐饭吃！你会饿死的！’） 安桑气呼呼地抓起帽子，转身准备离开。
这时，克里斯蒂又开口了：“安桑先生，好大的脾气呀！你不要忙走，我们再谈谈嘛！”
“还谈什么？还要再白白耽误我的时间吗？告诉您，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都向中国人伸出了他们的援助之手。即使您一分钱不出，他们也将会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的正义战争也会取得胜利！”安桑的愤怒之情仍旧溢于言表。
克里斯蒂倒不愠不火：“安桑先生，你不惜牺牲自己的时间为中国人募捐，你的确是挪威人中的俊杰。可是你说话的艺术还欠火候！我早已拿定主意要捐一笔钱。但老实说，并不是因为你的游说，而是因为我刚才读了宋庆龄女士的文章，她的那种为了国家和人民的炽热情感打动了我。但是你要知道，我的钱并不是白来的，要我出钱，我是有条件的。”
“要什么条件，您说说看？”
“全世界都知道宋庆龄女士是一位年轻美丽的圣洁女神，我也对她无限景仰！如果她能答应……”
“说……答应什么？”安桑参加的挪威援华会是保卫中国同盟直接促进建立的，与保盟联系密切，因此宋庆龄不仅是保盟的主席，也是这些援华会的精神领袖，安桑对宋庆龄十分敬重。他决不允许任何人对宋庆龄有一点儿不敬言行。此刻他早把拳头握得紧紧的，准备对面这个老家伙一旦说出无礼的话，就给他来个满脸开花。
克里斯蒂对安桑的动作却毫无察觉，他依旧沉浸在自己的思路里说道：“如果她能答应在我的捐款收据上亲笔签名，我立即把钱汇往香港。”
安桑此时才松了一口气，原来是这样。但他立即又想到，这恐怕也是不可能的，全世界每天捐往中国的款项和物资该有多少，如果都要孙夫人…一签名，怎么可能呢？于是他狠狠地盯住克里斯蒂看了一会儿说：“我看不出您还有什么诚意！”说完转身就往外走去。
克里斯蒂追了出来：“我要捐500万盾，这笔钱足够装备一个炮兵营的！”
安桑头也不回：“您还是把它留给自己吧！”
克里斯蒂急了，他两步追上抓住安桑的胳膊说：“安桑！你无权替中国人拒绝捐款！”
安桑望了望对方，嘴巴微翘，露出一种嘲讽的笑意，什么也没说便走了。
当时克里斯蒂像一只斗败的公鸡，垂头落手。他望着安桑远去的背影，又使劲喊了一声：“安桑，我等着你再来。”
香港，西摩道21号。保卫中国同盟新建会址。
克拉克女士拿着电报悄悄进来，看见宋庆龄正全神贯注地起草一篇文稿，便在宋庆龄身后站住了。
“你好，克拉克！有什么事？”宋庆龄问。
“啊孙夫人！您并没有回头，怎么知道身后有人？又怎么知道是我呢？”克拉克惊奇地问。
宋庆龄回头莞尔一笑：“大概是第六感官吧。”
“怪不得那些特务都不能暗害您，您有中国神功吧？”
“什么事情，请讲吧。”宋庆龄转移了话题。
“是这样，挪威援华会电报说，一位挪威船主有意捐款，但他坚持要夫人的亲笔签名。挪威援华会询问是否答应那个船主？”
“哦……有这种事？”宋庆龄不无疑惑地说。
“孙夫人，我看不必答应。这些实业主算盘拨得很精，说不定他们会拿了夫人的亲笔签名去为他们的企业作广告。他们的捐款从来都是不赔本的买卖呀！”
“嗯，不能排除有这种情况。”宋庆龄未动声色。
停了一会儿，克拉克女士又开口了：“当然，孙夫人声名远播，也许有人出于对夫人的敬意，只不过想借此得个纪念，要是那样的话……则又当别论了。”
“好吧，不论哪种情况，只要人家拿出钱来帮助了我们抗日，我签个名又有何不可以。孙先生生前常讲，为了国家和人民，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签名比起牺牲性命来，总是微不足道吧！”宋庆龄说。
终于，克里斯蒂如愿以偿，非常高兴。他把宋庆龄亲笔签名的原件锁进保险柜，却把影印件挂在办公室里，还刊登在当地报纸上，引得许多人羡慕不已。很快，英国的纺织业主、美国的农场主、加拿大的林场主和新西兰的渔业主等等，纷纷向中国的抗战慷慨解囊。当时这些人一方面确实是支援了中国抗战，另一方面也有得到一个宋庆龄亲笔签名的小小私愿。于是，宋庆龄不论工作多忙，只要捐款人提出这方面的要求，她总是给予满足。那些日子里，由于宋庆龄和保盟成员的努力工作，世界各国成立的援华会多达100多个，各种捐款和物资源源而来，有力地支援了中国抗日各个战场。而宋庆龄因为要不停地给捐助人签名，她柔嫩的手指上竟磨出了茧子。
进入9月后，香港还是裤暑炎夏、热汗沾衣的季节。
一天，宋庆龄在保盟仓库整理各地捐赠的物资、药品，整整忙了一天，汗水把她的后背都浸透了。一向爱整洁的宋庆龄是从来不让自己出现这种情况的，她随时都注意把自己的衣裙整理得妥妥贴贴，保持一种雍容华贵的风范。可现在，为了把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