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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与历史赋予的使命密切相关。近代所面临的任务，一方面要抵御西方列强的渗透与侵略，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与尊严；另一方面，则要除旧布新，改变原有的社会运行机制，促使中国摆脱羸弱与困境，走向繁荣与富强。抵抗侵略、维护主权的英雄通常被推崇为道德与理想的楷模，比如林则徐就是；而另一类精英，既要经受自我认识、自我嬗变、自我转型的痛苦煎熬，还得改革旧有传统，触及广大民众认可的固有观念，触犯某些集团的既得利益，遭致方方面面的误解反弹、无端掣肘、谩骂指责乃至猛烈攻击，在一种起而哄之的情绪化氛围中，被“妖魔化”地贴上“汉奸”、“买办”、“卖国贼”之类的标签，比如郭嵩焘、曾国藩、李鸿章就是。当然，还有另一种情形，那就是政治的利用与宣传的需要。
因此，《千古大变局》的创作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去魅、去惑、去蛊的过程，为近代人物正视正听、正名正身，去掉“神化”或“鬼化”的外衣，还原为七情六欲的真实的“人”。
中国近代史只有七八十年光阴，不过一个短暂的过渡期而已，与几千年漫长的古代史相比较，就时间而言，简直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它却是中国历史长河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转型阶段，其内容远比中国古代史更为丰富、复杂与深厚。
《千古大变局》是我创作耗时最长的一部作品。除了不断地阅读，不断地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地思索，不断地深化外，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冷静。我时常处于或激动愤慨，或郁闷消沉的状态。于是，就强迫自己停下笔来（严格地说是停止电脑的敲击），待情绪平静，复归正常后“再续前缘”。无论个人，还是群体，乃至一个民族，只有冷静客观地正视自身，正视历史，才是一种成熟的表现，才能扔掉包袱很好地走向未来。因此，我必须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既深入其中又超乎其外，不能被某种情绪、某一观点所左右。我不得不再三再四地对自己说，要尽可能地客观一些，公正一些，公平一些，留一份清醒与真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尽管如此，当敲完最后一篇的最后一个字时，我仍然情不自持，热泪盈眶……
我们生活在历史之中，逝去的一切无时无刻不以或深或浅、或显或隐的方式作用于我们，影响着我们。我们从历史中获得生存的定位与行动的立足点，获得理性的思索与人生的启迪。与此同时，我们的一切，也将凝为具有无数诠释方式与可能的永恒历史。
正是从这样的角度与意义而言，孙中山的遗言不仅适合于近代和现代，也同样适合于我们今天：“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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