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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袁护国成功，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所起的作用，只是部分协助而已。当然，与其说袁世凯败于他人，不如说他败于自己。如果不是他本人昧于时势，倒行逆施，最终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无论孙中山怎样下力“发功”，恐怕也一时难以将他拉下“马”来。
袁世凯一死，一切问题似乎迎刃而解。孙中山马上下令“罢兵”，停止一切党务活动，解散革命党领导的军队，“当息纷争，事建设，以昭信义，固国本”。再造共和成功，孙中山念念不忘的，仍是建设之事。千头万绪之中，仍“以交通便利为第一要着”。
然而，孙中山是怎么也回不到国家建设之路上去了。此时的他，又犯了一个相当天真而自信的错误，以为只要袁世凯一倒台，共和就有了保障。殊不知袁世凯之死，也就意味着北洋凝聚力的失去，中国社会，将陷入各路军阀纷争不息的混战时期。孙中山没有留下一支以作维持共和之用的强有力军队，等到事件猝发，形势窘迫，也就悔之晚矣——精兵强将解散易，组织难。于是，促成孙中山后半生的另一巨变即已潜藏其中。
于南京临时政府起草的《临时约法》之后，袁世凯曾于民国三年（1914年）又公布过一个符合他个人利益的《新约法》。《新约法》规定总统有如君主，可以独揽一切大权，参政院不过总统的一个咨询机构，总统只要经过参政院同意，就可解散立法院。在国人心中，《临时约法》已成为民国象征，“拥护民元临时约法，即所以拥护民国。”鉴于袁世凯之后的北京执政府以《新约法》为准，孙中山不得不重举大旗，再次发动护法运动，维护辛亥革命带来的民主共和制。
维护约法必以实力为基础，孙中山没有军队，缺乏实力，只有寻找合作伙伴，利用军阀反对军阀。1917年7月17日，孙中山借助陆荣廷、唐继尧等西南军阀势力，率章太炎、朱执信、廖仲恺、陈炯明等人南下广东，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组织护法军政府，被推选为大元帅。孙中山力主北伐，恢复约法，但西南各省军阀只是借重孙中山的影响，与北京政府分庭抗礼，“顺时势以保地盘”。孙中山处于西南各省军阀的要挟与“夹缝”中举步维艰，当他深刻地认识到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后，不得不愤而辞职，前往上海。
护法战争虽然劳而无功，但在运转过程中，孙中山也拥有了一支看似属于他的军队，这便是陈炯明的粤军。护法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事事遇阻，唯有作为革命党人的广东省省长朱庆澜真心实意地拥戴孙中山，将他直辖的二十营警卫军拨给孙中山作为护法军的基干队伍，孙中山又以援闽名义，将这二十营人马交给部下陈炯明前往潮汕扩充整编，然后开赴漳州屯驻。孙中山为其提供枪炮，典押自己的房屋维持部队军饷。1918年4月，他离开广州前往上海途中，又专门视察这支队伍，对其经费与弹械供应作出妥善安排。陈炯明不负所望，以八千人的队伍为基础，加强训练，不断扩编，在短短的时间内，终于打造成一支能征善战，拥有两万人之众的粤军。1920年10月，粤军挥师西进，一举击溃占据广州的军阀陆荣廷、莫荣新。孙中山得以从上海返回广州，重组军政府，1921年5月5日，出任广东革命政府（非常）大总统。
孙中山对民国元年迫不得已的辞职耿耿于怀，心中一直存有难以抹去的“总统情结”。哪怕与袁世凯处于“蜜月”时期，准备一心从事经济建设之时，对总统一职也心向往之。一次，孙中山对袁世凯说：“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有人问：“十年以后呢？”孙中山毫不掩饰地答道：“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仍宜以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
不料孙中山的话真的应验了，辞掉临时大总统的他，十年之后，出任非常大总统。只是此时的“服役”就职，他将面临比民国元年更加严峻、复杂、凶险的政治局势。
于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中华大地一时间出现了两个中央政府——北京北洋政府与广东革命政府，双方都标榜自己为正统，视对方为非法；都以武力为手段，以消灭对方、统一全国为目的。
有了广州这一大本营，又讨平了广西的陆荣廷桂系势力，两广联成一体，1921年10月8日，孙中山向广东革命政府非常国会提出北伐议案，并获通过。
然而，就在孙中山紧锣密鼓地成立北伐军大本营，以大元帅名义下达北伐令，分军出师北伐并取得节节胜利之时，却发生了一件令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非常事件——陈炯明叛变！
陈炯明在思想认识上与孙中山有着严重的分歧，他不主张北伐，认为“以广东一省之力，而抵抗全国武人，殊非易事”。陈炯明的本意，是想从广州着手，将广东建设成方方面面起表率作用的模范省，推及西南，然后影响全国。基于这样的思想，陈炯明对孙中山的出师北伐，武力统一中国极不以为然，认为是一种冒险，绝无成功希望，对其命令常常阳奉阴违或有意阻挠。比如孙中山要求调动四十营粤军参加北伐，由广东承担北伐军费，陈炯明不便公开反对，就以不作明确答复的方式回避拖延。作为广东人的陈炯明，以为广州由他率领的粤军打下，便将广东视为个人地盘，既不容他人染指，也不愿损耗自己为孙中山出力。如果将他们两人作一比较的话，孙中山是一位名符其实的政治家，他高瞻远瞩、胸怀远大，着眼点在于全国乃至世界；而陈炯明充其量只是一时得势的政客，他的着眼点，是脚下的地盘与目前的蝇头小利。
近来部分书籍、文章为陈炯明“辩诬”，说陈炯明是想推行美国式的联邦制，实行联省自治。其实，所谓的联邦制、联省自治，在中国这块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土壤的国度，只能起离心力的作用，那就是各路军阀占地为王，将整个国家分裂成无数小国，给西方列强特别是日本的各个击破、瓜分瓦解、乘机吞灭带来便利。联邦制于列强环伺的中国而言，只会加速崩溃的进程，带来亡国亡种的惨剧。
即使认识有别，不予支持也就罢了，然而，以势力范围、个人利益为重的陈炯明忘了自己的实力资本，其实源于孙中山，更忘了孙中山对他的栽培提携之恩，竟然发动武装叛变，炮轰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而后快。
陈炯明的这一举动实在出乎孙中山意料之外，他想粤军由自己一手培养，主要将领陈炯明、叶举等人跟随他多年，即使不赞同北伐，也不至于向他动武。然而他错了！孙中山一辈子在很多事情上都显得十分天真，或是过于轻信他人，或是将事情看得过于简单，结果犯下无以更改的错误。当然，也正因为这种天真，使得孙中山始终葆有着一股浪漫的革命激情与纯粹的理想情怀，全身透射着一股特殊的人格魅力。
陈炯明叛变后，马上派人联系吴佩孚，欲对孙中山南北夹击。此举一旦施行，北伐军将陷入全军覆没的境地，孙中山此后东山再起的一点火种也将全部扑灭。幸而吴佩孚不屑与他联合：“竞存（陈炯明字）太无人格了，别人可以打中山，你不能打中山。”就连吴佩孚手下的将领曹锟、王承斌、熊秉琦也鄙视陈炯明，认为与他联合，今后自己的部下效仿这种犯上作难怎么办？
陈炯明叛变孙中山，于公于私，都无半点可取之处。于私是犯上作乱，违反传统人伦，德行有亏；于公则破坏内部和平，阻挠统一大计。对此，笔者以为李宗仁的一段话说得最为到位：“陈氏最大的错误，在于其为人有欠光明磊落。他身为革命党员，受中山厚托，揽军政大权于一身，如以中山计划为不可行，大可剀切陈词，力辩此计划的非计。如中山不纳，也大可洁身引退，以见一己的坦诚无私。做一个革命党人，原应以国家民族为重，不能盲从领袖。而陈炯明既不敢公开提出自己的主张，对中山的计划又口是而心非。到了最后关头，竟至唆使部曲叛变，不论公谊私交，陈氏都不应出此下策，沦为叛逆，实不可恕。”
于陈炯明的叛变，孙中山可谓痛心疾首、后悔莫及：“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
因此，继承孙中山北伐政策，统一全国后的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可以原谅他过去的一切政敌如吴佩孚、段祺瑞、曹锟等人，而对陈炯明，却一直持不予宽恕的立场，不予理睬的态度。
一次，陈炯明部下兼好友马育航问他，如果让你重新选择，是支持北伐，将联省自治的理想推迟三五年，还是与孙中山决裂，让联省自治变得遥遥无期？陈炯明闻言，睁大眼睛，木然呆坐，长久默然。此时的陈炯明，心中是否产生了一丝悔意？然而，他也是一位极富个性的人物，一般不会轻易表露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
1933年9月22日，年仅55岁的陈炯明在贫病交加中郁郁而终。
陈炯明叛变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中断了北伐进程，但内里的深远影响，却一直为人们所忽略：由孙中山个人及其领导的革命党人，到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变化及走向，都或深或浅打上了因陈炯明叛变而留下的历史烙印。
为肃清内乱，孙中山一方面联合部分滇军、桂军等军阀势力组成讨贼军；一方面目光向外，获取俄国援助，以俄为师，联俄联共，重塑国民党，“改组党务，创立党军，宣传党义”。
作为权宜之计，孙中山联合军阀讨陈，便在某种程度上等于将自己降低到了军阀的水准，与“树立真正之共和”的目标越来越远。随着形势的好转，又不得不回过头来驱逐、消灭那些曾经与之合作、利用过的军阀。孙中山向西方列强呼吁援助，却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支持他。即他在广州成立的南方革命政府，也得不到他们的承认。唯有苏联，不仅主动废除过去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愿意在外交上、物质上给予孙中山以实质性的帮助。这是他一生中得到的唯一一次国际援助，不得不十分珍惜并加以利用，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就像一个溺水之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但联俄的结果，则使得孙中山在“向后转”改组中华党，崇奉一个领袖的基础上，变得更加左倾倒退。对此，史扶邻在《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愈了解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便愈决意要落实其一党专政的计划。”梁启超也说他“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其结果是逐渐远离英美主流文明，形成“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威权政治体制：成立黄埔军校，学习苏联红军将党凌驾于军队之上组建党军；又将党军制度推而广之以建立党国，而党国统治在某种程度、某些方面甚至要比皇权统治更加专制、更加残暴……这样的发展结果，恐怕是一辈子崇奉“天下为公”，追求民主自由的孙中山所万万没有想到，也万万不愿见到的！
1924年10月，中国政局出现了一次新的转机。。电子书下载
北京政府陆军检阅使、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趁直、奉两军在山海关、石门寨激战之际，10月19日突然回师北京，发动武装政变，包围总统府，囚禁贿选总统曹锟。接着迫使曹锟辞职，吴佩孚南逃，直系军阀垮台。
北京政变得以发动，除直系内部矛盾外，实与孙中山革命理论的广泛宣传密不可分。孙中山曾指示于右任、焦易堂等秘密联系冯玉祥，送他六千本《三民主义》，一千本《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冯玉祥又将这些赠书作为必须悉心研读的资料，分发给部队官兵。据冯玉祥《我的生活》一书所述：“中山先生把他手写的《建国大纲》命孔庸之先生送给我，使我看了对革命建国的憧憬，益加具体化，而信心益加坚强。其间，徐季龙先生奉中山先生之命，常常驻在我们军中，教育总长黄膺白先生及其他国民党友人亦过从至密，他们都多次和我洽商反直大计。”
因此，政变成功后的冯玉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孙中山，马上拍发电报，邀他北上，主持国家政局。
孙中山曾与段祺瑞、张作霖订有共同讨伐曹锟、吴佩孚的协议，如今曹吴已倒，和平的希望与曙光出现在东方天际，一向推崇武力夺取政权的孙中山，接电后当即决定北上，召开国民会议，以共同协商的方式达到革命之目的。这既是孙中山基于现实、依据情势的一种调整与转变，也是他晚年思想认识的向前发展。
赴京前夕，许多同志都劝孙中山不要北上自投罗网，因为那里是北洋军阀的范围，他们的军队仍在，势力仍强；那里更是一块封建皇权的凝聚之地，浓得化不开的专制氛围，会令人压抑、窒息。但孙中山慨然答道：“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余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耶？况余年已五十九岁，虽死亦可安心矣。”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动身离开广州，他的心头，突然涌出一股莫可名状的沉痛与悲壮：“这次北上，不论成败，决不回来，革命大任，交黄埔军校同志负之！”
颇有意味的是，孙中山每次离开广州，似乎都有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情绪笼罩心头。1922年出师北伐前，他曾说道：“我北伐而胜，固势不能回两广；北伐而败，且尤无颜再回两广。”而此次可谓一语成谶，孙中山真的再也没有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广东，没有回到他所建立的唯一一块根据地。离开广州时，他已患病在身，沿途二十多天宣传革命的连续演讲，与中外友人的频繁会晤及通宵达旦的谈话，还有了解情势的不时读报，大脑不停地思考国策大计……过度的劳累与忧愤，使得病情不断加重。抵达北京时，他已病得不能走下火车，只能躺在一张藤椅上被人抬下，更不能像以前那样进行声情并茂、振奋人心、吸引大众的演讲，只能以传单的形式散发一份简短的《入京宣言》。
医院诊断结果表明，孙中山所患肝癌已进入晚期。孙中山暴躁易怒，从医学的角度而言，怒则伤肝，他的“大炮”性子显然给他的肝脏带来了一定的麻烦。如果他不是一位职业革命家，如果他对革命事业不是那么过于急躁，如果他不是非常急切地考虑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并为之长期焦躁、忧虑，那么，他极有可能不会患上肝病，至少不是属于不治之症的肝癌。
既已进入肝癌晚期，肉体生命非人力所能挽回，本是名医的孙中山一旦得知实情，自能以一种达观的态度面对死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临终前夕，孙中山留下了三篇遗嘱，一为国事；二为家事；第三篇则用英语口述，由鲍罗廷、陈友仁、宋子文、孙科记录，留给苏联政府。
在给苏联的遗书中，孙中山说道：“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孙中山已明确地预见到他缔造的国民党将对中国的政治、社会与前途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只是没有想到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会在短时间内违背他的遗愿，令他所希望的国共、中俄长期而真诚的合作化为泡影。
关于家事，他一生坦荡无私，所有积蓄全部用于革命，无甚家产，唯有华侨赠给他的一幢位于上海利爱路29号的房子，再就是一些常用的书籍与衣物。他最放心不下的是年轻的爱妻宋庆龄，宋庆龄真挚的爱情，是他不断失意与打击中的强有力的支撑，是他长期处于激动与暴躁状态中的心灵的温暖与抚慰。弥留之际，他感谢宋庆龄十年来为他献出的美丽青春与纯真感情，一再叮嘱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希望她好好照顾宋庆龄。
在留给国民党的遗嘱中，孙中山特别强调：“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孙中山的个人理论、学说与思想，主要体现在国事遗嘱中他特别强调“务须依照”、“以求贯彻”的《三民主义》与《建国方略》之中。
1905年，孙中山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大主义”；1906年底概括为三大革命——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后确定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三民主义源于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其意思，据孙中山的一次演讲阐释，“是要把全国的主权，都放在本族人民手内；一国的政令，都是由人民所出；所得的国家利益，由人民共享。”
孙中山的思想理论，有一个不断形成、发展、充实、成熟的过程。
三民主义学说，产生于民族主义，经过民权主义，完成于民生主义，三者互为条件、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三民主义又有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的过渡与发展。
前此曾经提及的民族主义，便由早期狭隘的“驱逐鞑虏”，推翻满清政府，到汉、满、蒙、回、藏等族共为一体，熔为一炉，铸成一中华民族，然后发展为反对帝国主义。
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孙中山认为：“世界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了民权，便没有办法可以反抗。”因此，“主张民权，就是顺应世界的潮流。”孙中山提倡的民权主义，最初含义是“建立民国”，即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孙中山并不满足于西方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他认为中国古代也有三权宪法，即考试权、君权、弹劾权，于是，便与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来了个中外融合，提出“五权宪法”以“救三权鼎立之弊”。所谓的五权宪法，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弹劾权、考试权，他在《五权宪法之讲解》中指出：“行政设一执行政务底大总统，立法就是国会，司法就是裁判官，与弹劾、考试同是一样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