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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南日报》1942年9月3日、4日、6日，7日、8日，浙江省档案馆藏缩微胶卷。
十一、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
查良镛与江文焕、王浩然、黄文俊、吴汝榕，还有三个女生程正迦、程正返、朱卿云结伴踏上西去求学之路，继续乱世中的求学梦。从浙江到重庆，数千里的漫漫长途，一路颠簸跋涉，形同流浪。他们一行八人先在衢州航埠乡王浩然家里集中，带着随身衣物和路上吃的炒米，挤上去江西的火车，凭着流亡学生证明可以免票。车上挤满了逃难的男女老少。
火车开出浙江，天就下雨了，越下越大，暴雨引起山洪，冲塌了前面好几段铁路路基，车到江西贵溪，浙赣铁路中断，火车停开。查良镛年纪最小，话很少，一路都听江文焕拿主意。程正迦印象中查良镛的个子没有她恋人江文焕高，是个忠厚老实的小弟弟。
八个人在贵溪站台上商量，决定还是继续去大后方，火车不开，靠两条腿走。为避免遭遇日军，他们选择走山路。他们背着行李，男生背重的，女生背轻的，靠着随身带的指北针把握方向往西走。山路曲曲弯弯，好几次他们顺着一条小路走到头，下面是悬崖峭壁，只好回头重新找路。有时钻过盘根错节的杂树林、毛竹灌木丛，不小心踩到蛇、爬虫，吓出一身冷汗，路却找到了。山上渺无人烟，渴了，喝山泉水；饿了，吃炒米。炒米吃完了，幸亏还带了生米，怎么吃呢？他们随身带着课本、铅笔盒，把米放在铁皮铅笔盒里，添点水，捡干树枝点火做饭吃。既怕撞到日军又怕碰到野兽，他们如惊弓之鸟，听到一点可疑的声音就钻进树丛草丛躲起来。走到南丰，才知日军刚刚占了南城县。他们与日军几乎同时走在两条平行线上，日军行进的大路与他们相距不过十公里！
因为连续赶路，日晒雨淋，吃不好睡不好，除了查良镛，另外七个人都病倒了。他们住进一户人家，房东老大娘收留了他们，让男生睡堂前，女生睡里面房间。八个人商议接下来怎么走，查良镛说要去湖南找老同学，王浩然、朱卿云提出去投靠亲戚。他们一行分开了。①
① 程正迦《程正迦回忆录》自印本，5—9页。
他们大约在赣州分手。蒋经国时任赣南行署专员，查良镛读中学时就对蒋经国的“蒋青天”大名听之已久，经赣州时，他还到专员公署去看了一看，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异之处，唯一印象深刻的，是赣南人的发音，读专员公署四字时，听起来就是“转运公司”。很多年后，他还记起此事。①
1942年冬天，查良镛辗转到达湘西。偏僻的湘西，战时成了进入四川的重要通道，西南公路由此通过，贯穿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的交通。
这时，查良镛带的盘缠已用得所剩无几，有一个同学家在这里，可以暂时借住。离考期尚远，他决定在同学哥哥开办的私人农场一边干活，一边复习功课。美丽、贫困而神秘的湘西成为他临时的栖息地。直到1943年初夏，联考的考期将临，他才负笈前往重庆。
处于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处的重庆，“是一个风云际会之点，是一个具有夸张的地理意义的临时宿营地，像慕尼黑和凡尔赛一样。重庆是一个成千上万人分享过的插曲……”②
1943年，查良镛也汇入了这支“插曲”之中。王浩然、江文焕也先后到了重庆，三人都考取了西南联大外文系，这是查良镛的第一志愿。这所由北大、清华和南开组成的战时临时大学，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神圣学府。他虽然有幸被录取了，却因为没有钱，西南联大远在昆明，路途遥远，最后放弃了。他同时考取中央大学、四川大学的外文系，也觉得经济上负担不起，他和王浩然选择了不收费的中央政治学校，江文焕独自到西南联大入学，还替他俩办理了保留一年学籍的手续。③
查良镛在中央政治学校读的是外交系，他自称从小爱看外国名著，对英文很有兴趣。他想做外交官，主要是想周游世界。那时许多中国人都很想到外面去看看，而做普通工作很少有机会出国，外交人员却不同，即使普通职员也有机会出国。虽然这所学校的外交系很难考，他却偏喜欢向困难挑战，所幸中英文都考得不错，考上了。那时，很多有出国梦的学子都有相似的想法，与他同龄的绍兴中学学生陈桥驿看到大学招生简章，对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最有兴趣，后来辗转到江西投考，就是冲着这个系去的。①
① 《明报》1972年6月9日社评。
② ＇美＇白修德、＇美＇贾安娜《中国的惊雷》，端纳译，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1页。
③ 王浩然《难忘金庸在衢州中学的日子》，《衢州日报》2004年11月2日。
查良镛自嘲在中央政治学校读书的唯一好处就是方便，免受家庭的约束。学校是国民党训练干部的地方，衣食住行样样供应，以至于他跟家庭几乎断绝联系了。当然，他完全依靠公费生活，手头还是拮据的，他常常想去成都玩玩，也因没有旅费而始终没有去成。②
中央政治学校是国民党“党立的最高学府”，前身为中央党务学校，1927年成立于南京，蒋介石亲任校长。1929年，改名为中央政治学校（1946年，与“三青团”的中央干部学校合并，改名为国立政治大学），实际主持学校工作的是权势显赫的陈果夫。这所学校的教育方法、课程配置都很特殊，强调军事训练、军事管理制度，第一学期即以军训为主。在“文派学堂武派办”的中央政校，学生见到教官要立正敬礼，敬礼时，脚要用力蹬一下，双脚合拢，挺起胸膛，对此学生们无不牢骚满腹。查出来不到课要受罚，如果不是为了点名，查良镛宁可去图书馆钻一整天，也不愿去受冤枉的苦。
那时，国民党政府中不乏有向日本求和之想的人，经常宣传“岳飞不懂政治，秦桧能顾大局”的思想。有一次陶希圣到学校演讲，语气间就有这样的一些意思，学生听得很气愤，等到他第二次演讲前，一些同学就先在黑板上写了“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这副对联。陶希圣见了这副对联，心里有数，就不再提这个话题了。③
查良镛课余也读共产党在重庆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喜欢乔冠华以“于怀”的笔名所写的那些国际述评。1944年，他在重庆写过一篇短篇小说，题材是泰国华侨的生活，采用新文学的形式，题为《白象之恋》，参加重庆市政府的征文比赛，获得二等奖，署的是真名。
在半军事化管理的环境下，查良镛读完了一年级。放假前，教育长程天放在全校师生参加的“总理纪念周”上宣布，这一学年查良镛的成绩名列第一，予以嘉奖。暑假里，同学们大都回家去了，他和一些无家可归的同学住在学校。天气炎热，大太阳下除了游泳不能做其他运动，他就在教室里埋头读书，读了大部头的《资治通鉴》和威尔斯的《世界史纲》。《资治通鉴》是中华书局出的线装本，字体很大，薄薄的书本拿在手里颇有古典之乐。《世界史纲》是大开本的插图本，既厚且重，必须摊在桌上，他边欣赏书中的图画，边享受威尔斯以漂亮的文笔叙述世界史事。读得倦了，他便大汗淋漓地蜷曲在窄窄的长凳上睡觉，醒来再读。长凳只有半尺来宽，就是《阿Q正传》里所说的那种条凳，他睡了一个暑假，居然从来没有在梦中掉下来过。多年后回想，他说，《神雕侠侣》中写小龙女在一条悬空的绳子上睡觉，灵感或许由此而来。那个暑假，他以中西两部精彩的历史书为伴，过得充实而快乐。①
① 陈桥驿《八十逆旅》，中华书局2011年版，149、256页。
② 《明报月刊》1981年9月号，12页。
③ 金庸等《三剑楼随笔》，116页。
在碧湖，一篇《阿丽丝漫游记》几乎使查良镛失学；在石梁，他又因反对训育主任的学潮上了“黑名单”。这些教训他没有忘记，到了重庆，他只想埋头读书，尽管中央政治学校的派系斗争很激烈，他从不介入，“我是很个人主义化的，我对校政虽有不满，但却没有兴趣加入对抗校方的政治活动。我只抱着现时西方学生的那种心态，希望多点个人发挥的自由。读书归读书，不要有太多的管束”。
最终查良镛还是闯了祸。“在这所训练干部的学校里，学生多对国民党很忠心，有些守旧的同学甚至会把一些思想比较开明的同学拉到台上去打。我看了很气愤，就去找训导主任辩理，主任反把我骂一顿，说我多管闲事，还说这些打人的同学是见义勇为，打的是异己分子。我说就算不喜欢异己分子，要打人也要讲证据，况且不能这样侮辱同学。但是我人微言轻，终究说不通，就离开了（退学）。”当时，他激动地对训导主任说：“好的领袖，好的三民主义是值得我们去拥护的，但是不能说不容他人怀疑、讨论。”“离开”不是他自愿的选择，他是被勒令退学。②
同学余兆文则提供了不同的说法。1944年6月长沙沦陷，8月衡阳失守，接着日军进占独山，窥伺贵阳，重庆震动，国民党一度打算迁都西康。10月，蒋介石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发起史无前例的青年从军运动，招募大、中学生组织“青年军”。中央政治学校规定，所有学生，不管哪个年级，哪个系科，都要有投笔从戎的壮志和为国捐躯的决心，自己先报名，校方再审批。查良镛不想参军，拒绝报名。“你不参军，他们并不勉强，只是另请高就，滚出学校。”①
①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7—8页。
② 金庸告诉严家炎：“那个学校国民党控制很严，国民党特务学生把很多人看作‘异党分子’，甚至还乱打人。我因为不满意这种状况，学校当局就勒令我退学。”《明报月刊》1998年12月号，34页。他对记者说：“蒋介石是我们的校长，一听到蒋介石的名字要立正敬礼，我就说：‘对校长当然要尊敬了，可是这样子就像对希特勒一样。’那些学生就打我：‘你为什么把我们校长比作希特勒，怎么可以比呢？’后来学校就把我开除了，说：‘你污辱校长。’我说：‘我对校长很尊敬的。’”《时代周报》2009年1月12日。
他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只读了一年两个月，1944年11月又一次失学。
十二、中央图书馆
离开校园，年轻的查良镛前路茫茫，他想到了表兄蒋复璁，当时正好在国立中央图书馆任馆长。他进了中央图书馆，具体工作是登记借书和还书，每天的工作时间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
图书馆的工作，薪水不高，仅足以糊口，却给了他大量读书的机会。查良镛在图书馆里一边管理图书，一边读书。一年时间里，集中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有一部分读的还是英文原版。他比较喜欢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森、雨果的小说。②雨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他读的中译本名为《钟楼驼侠》。在他看来，这些18、19世纪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有共同点是“故事性”，但也不限于此：
以“伟大文学”而论，大仲马与雨果的作品正是实至名归。大仲马能在世界文学史中占一席地，自然并非由于他的小说中情节的离奇，而是由于书中人物的生动。能创造一个活生生的人物，是小说家极高的文学才能。③
当时，一本以时事译作为主的《时与潮》半月刊在重庆风行一时，这是几个东北青年1938年5月在武汉创办的，以齐世英为发行人，后迁到重庆。因为及时把国际上关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的文章翻译过来，受到许多读者欢迎，每期销到两万多份，又增出了副刊、文艺双月刊，合在一起总销量有三万五到四万份。①
① 彭华、赵敬立《挥戈鲁阳：金庸传》，30—31页。
②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16页。
③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96—197页。
查良镛是《时与潮》的热心读者，看到这个刊物受欢迎，也想模仿《时与潮》办一份刊物。他找了几个老同学，合计办一份《太平洋杂志》，刊登从国外翻译过来的作品。他充分利用图书馆丰富的藏书、资料，每天上班时，一有空就着手编他的杂志。下了班，他就带着英汉字典，匆匆忙忙赶到离中央图书馆不远的美军俱乐部，抢译新到的外国报纸杂志，这些报刊由美军飞机直接带来，都是最近出版的。几个穷学生四处借钱，也没有筹到印刷费，好不容易找到重庆大东书局，勉强赊账给他们印了一期，创刊号印了三千册，很快就销完了。但由于纸价飞涨，当他找大东书局印第二期时，他们说什么也不答应赊欠，《太平洋杂志》只出一期就停刊了，创刊号成了终刊号。
在图书馆管图书不是长久之计。第一次办刊的失败对查良镛打击不小，正当他失落、彷徨的时候，湘西那个同学的哥哥有事到了重庆，恳切邀请他再度去湘西，帮助经营农场，并承诺只要等农场开垦出来种上油桐树，就送他出国读书。留学何尝不是他的梦，如此诱人的条件足以令他动心。想到湘西地处偏僻，时间长了，未免寂寞，他向农场主提出一个条件，要带同学余兆文一起去，待遇必须和他一样。农场主爽快地答应了。双方当时交谈的情景，余兆文亲眼所见：
金庸也不是一个计较一时报酬的人，只求有个陪伴，要带我同去，待遇也和他一样，这也是有待农场有了出息以后的事，算不上苛求……所以双方毋须讨价还价，也不必立据定约，只是君子协定，开诚布公几句话就谈妥了。我们又没有什么细软或大包大件要打点的。两人只带了一卷铺盖一只箱，说走就走。②
1945年，他向图书馆办完离职手续，就和余兆文匆匆离开重庆，告别了一年中有半年被雾和雨笼罩的雾都。
① 《齐世英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161—162页。
② 彭华、赵敬立《挥戈鲁阳：金庸传》，35页。
十三、湘西的民歌
在湘西农场，查良镛还是保持着阅读的习惯。离开重庆时，他带了一箱书，有许多外文书，有空时，他便尝试着翻译。1942年，他就想动笔将《诗经》译成英文，只译了一部分就作罢了。初来湘西，他计划编译一本《牛津袖珍字典》，最终也没有完成。
在湘西种油桐树的时光是寂寞的，也是值得回味的，那是沈从文小说《边城》中翠翠的故乡，那里的山山水水，热乎乎的烤红薯，悠扬的民歌，淳朴的民风都留在了他记忆的深处。
当地汉人苗人没一个不会唱歌，几乎没一个不是出口成歌的歌手，对于他们，唱歌就是言语的一部分。冬天的晚上，我和他们一齐围着从地下挖起来的大树根烤火，一面从火堆里捡起烤热了的红薯吃，一面听他们你歌我和地唱着，我就用铅笔一首首地记录下来，一共记了厚厚的三大册，总数有一千余首。这些歌中谈情的数量固然最多，但也颇有相当数量的歌曲是诅咒当时政治的，然而在一般印行的民歌集子中，却很难看到这些东西，那当然是因为怕犯当政者之所忌的关系。①
不知那三大册、上千首铅笔记下的民歌而今安在？
在这个民歌荡漾的世界，查良镛先后两次共生活了约两年时光。难怪他会一次次地想起湘西，《射雕英雄传》中一灯大师、瑛姑隐居的地方都在湘西，“铁掌山”在洞庭湖向西，“经常德、辰州，溯沅江而上，泸溪与辰溪之间有座形如五指向天的高山”。这些地名不是来自书本、地图，而是他足迹到过的地方，是他生命中所熟悉的。《连城诀》中忠厚纯朴的狄云就出自这片土地——“那是湘西沅陵南郊的麻溪乡下”。小说中有个细节，狄云在狱中五年终于出来时，“剥了萝卜皮，大大咬了一口。生萝卜甜美而辛辣的汁液流入咽喉。五年多没尝到了，想到了湖南的乡下，不知有多少次，曾和戚师妹一起拔了生萝卜，在田野间漫步剥食……”
① 金庸等《三剑楼随笔》，174页。
他说：“我的小说中，最好的女人是湖南人，最好的男人也是湖南人。……最好的男主角是很忠厚、老实、朴素，受了委屈也不怪人家，武功不是很好，对人很体贴的狄云，湘西沅陵一带人……我从小就听桃花江的歌，我想象到湖南来可以见到很多漂亮的小姐。实际上当然还是见到了，不过见到了，也只是看看罢了，没有下文。”①
湖南的风俗习惯在查良镛的生命中也留下了烙印。《飞狐外传》写到胡斐过五岭入湖南，在衡阳的饭馆吃饭——
少停酒菜送上，湖南人吃饭，筷极长，碗极大，无菜不辣，每味皆浓，颇有豪迈之风……
这当中就有查良镛自身的体验。《射雕英雄传》中描述的沅江的纤夫，正是他熟悉的——
眼见日将当午，沅江两旁群山愈来愈是险峻……只见上行的船只都由人拉纤，大船的纤夫多至数十人，最小的小船也有三四人。每名纤夫躬身弯腰，一步步地往上挨着，额头几和地面相触，在急流冲激之下，船只竟似钉住不动一般。众纤夫都是头缠白布，上身赤膊，古铜色的皮肤上满是汗珠，在烈日下闪闪发光，口中大声吆喝，数里长的河谷问呼声此伏彼起，绵绵不绝。
① 江堤、杨晖编选《金庸：中国历史大势》，21、26页。
第三章 初入报界
一、重回故乡
1945年8月10日，重庆的天气酷热而郁闷，无线电波传来惊人的消息，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愿意接受盟国《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无论雾都山城，还是上海十里洋场，都陷入不夜的狂欢之中。那一刻，查良镛正在湘西的农场，未能加入狂欢的人流。在他的家乡海宁，8月11日清晨，重庆中央电台一遍又一遍地广播日本政府的请降书已送达盟国的消息。当天，海宁县政府把这一消息布告全县民众，还印发了各种小型宣传品。下午，国民党县政府进驻县城，袁花区署同时进驻袁花镇上办公。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饱受八年战争蹂躏，牺牲了无以数计的生命、财产的海宁，全县城乡和整个中国一起陷入欢腾之中。
姗姗来迟的胜利消息也抵达了偏僻的湘西。由于农场主一再挽留，直到1946年初夏查良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