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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是香港的产儿，更是20世纪中国大变动时代的产物。如果离开了这个剧烈颠簸、大起大落、至今还在转型当中的时代环境，我们无法接近他的内心，理解他每一步的选择。金庸是个典型的中国人，他之所以受到那么多华人的喜欢，不是无缘无故的。他活得很真实，他的复杂也是其内心真实的呈现。他多次表示自己一生经历极复杂，不愿与人分享内心，“写自己的事情，坏的事情自己不大会写的，一本书全部讲我自己好的，那这本书就是假的”。④
① 《明报月刊》2010年10月号，32—33页。
② 《金庸小说的情感系统》，《胡河清文存》，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195页。
③ 《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3期，29页。
④ 《时代周报》2009年1月12日。
三、入世与出世
在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些年头，金庸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陈平原如此论述：
即便小说家无意影射，政论家的思路也不可能严守边界，不越雷池半步。……同时写作政论与小说，使得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感慨遥深。撰写政论时，自是充满入世精神；即便写作“娱乐性读物”，金庸也并非一味“消闲”。理解查君的这一立场，不难明白其何以能够“超越雅俗”。儒道之互补、出入之调和、自由与责任、个人与国家，在金庸这里，既落实在大侠精神之阐发，也体现为小说与政论之间的巨大张力。
金庸小说的背景，大都是易代之际（如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此种关注国家兴亡的思路，既有政论家的人生感慨，也有“乱世天教重侠游”（柳亚子诗）的现实考虑，还包含章太炎、周作人所说的纲常松弛时思考的自由度。①
这里面也包含了金庸早年的乱世经历，他的人生体验和思考。他说自己的作品“反映了世间的人生真实”。他有人道的关怀、侠义的倡导，通过郭靖等人物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儒家精神。某种意义上，他洞悉人性的幽微变化曲折，写出了人性的复杂与丰富，他一贯认为表面上的善可能恰好是恶，表面上坏的却透出人性中美好的一面。金庸的思想、价值主要是儒家式的，尽管对道家、佛教的观点也有不少肯定。他的《鹿鼎记》最后回归了“忠君爱国”的立场，着意刻画康熙这个圣君明主的形象。在这个意义上，韦小宝仅仅是个插科打诨的陪衬而已。这是儒家历千年不衰的理想，从郭靖与襄阳城的共存亡，到金庸在康熙身上寄托自己的政治和人生理想，那只能是儒家的、人世的，而不是道家或佛教的、出世的。
① 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金庸学术研究会编《名人名家读金庸》，258、261页。
虽然金庸自称“从小就对范蠡、张良一类高人十分钦仰”，最羡慕他们功成身退，他笔下的主角从陈家洛、袁承志、杨过、张无忌到令狐冲几乎都在大吵大闹之后悄然归隐，连韦小宝也是如此。但对他而言，出世是虚，入世为实，入世才是真的。与列夫·托尔斯泰这样具有深沉博大、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的精神巨人不一样，金庸缺少超越性的追求，他是世俗中人，属于红尘，而不属于天国，他的神话只是在商业社会中取得成功的又一例证。
金庸登上香港富豪榜，1987年创刊的《资本》杂志将他排名第二十七位，是百人名单中唯一的作家（报人中，胡仙及《成报》《东方日报》的老板都在他的前面）。1991年，他再次名列《资本》杂志180多人富豪排行榜的第六十四位。
身处商业社会，人对金钱的欲望几乎压倒一切，很少例外。即使农业文明时代的范蠡也是带着西施弃政从商，变成了富甲天下的陶朱公。在功成名就之后退出江湖，飘然而去，道家式的归隐向来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更何况现代社会早已没有可以耕种的桃花源，可以垂钓的富春江。对金庸而言，人生的切肤之痛早已远去，佛经至多能成为茶余饭后的灵魂慰藉。少年时代颠沛流离，饱经动荡与忧患，使他“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这一切自在情理之中。他所有的选择，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真正的根源。直到晚年金庸依然精明，他与北京三联书店合作十年以后提出的三个续约条件，无非为了一个“钱”字。表面的佛、道、隐等出世的话语，掩盖不住骨子里对现实利益的在意。
1981年，李敖发表《我是“善霸”我怕谁》一文，对金庸提出质疑：
1979年我复出后……金庸为国民党捧场，跑到台湾来。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一谈八小时。……他特别提到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他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我说：“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我的话，有点窘，他答复不出来。他当然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就叫作“金庸式伪善”。
其实，金庸自己就曾坦言：
佛教希望人的欲望能尽量减低，最高境界是什么也抛弃掉，连生命也觉得没什么所谓。我离开这境界实在太远了。要我财产完全不要，我做不到；要妻子儿女都不要，做不到；名利不要，也做不到……①
放不下财产、名利，出世自然不可能。但有了这番自白，金庸仍不失坦诚。
他对佛教的信仰并没有超越尘世的网罗，他无所逃于所处的这个特定时空，无所逃于这块天地之间。这不是他个人的悲哀，对一个个体生命来说，他已攀上成功的巅峰，财富和名声、鲜花和掌声笼罩了他整个生命的黄昏。“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透过维多利亚港湾湛蓝的海水，他看到的夕阳依然那样耀眼，但那并不是真实的夕阳，那是与大千世界的悲苦、与亿万男女的欢乐与哀愁无关的夕阳。
儒与道，侠与隐，佛家也好，尘世也好，茫茫人海，无可退隐之地，退出江湖只是一个梦，所以，他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人世与出世之间，他努力寻求平衡，寻找最佳的位置，他的内心深处也许常常无所适从，这是人类普遍面临的问题，不独他一个人如此。
20世纪80年代初，金庸的作品不仅被拍成电影、电视连续剧，还被改编成“武侠话剧”。卢景文执【wＷw。Ｚei8。Ｃom电子书】导的《乔峰》在香港大会堂剧院演出，剧终时，台上演员介绍，金庸先生也在这里。“观众热烈鼓掌，长达一分钟之久，我开心得好像飘在云雾一样。”②
这是金庸真实的一面。掌声之后，他也有孤寂和落寞，更有惘然和茫然，这一切同样真实。有人说他的小说除了《天龙八部》《鹿鼎记》，都给人“回首当时已惘然”的感觉。他回答，“惘然”其实《天龙八部》里也有。
① 转引自杨莉歌《金庸传说》，308页。
② 金庸《深挚热烈的演出》，转引自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55页。
我觉得人生永远美满似乎都不太可能，就算最后圆满，茫然的感觉也在所难免，一切目的都达到了，还是很空虚的。
茫然之感，恐怕更能贴切地传达出人生百态的讯息。我常想着：什么样的感触都会在时间中淡去，淡成了茫然。①
①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77、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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