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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窍戮鲂拇笃厝缡当ǖ溃⒈沓汕С赏蛲目嗄选４�5月11日起，他几乎派出所有记者到第一线采访，沙头角、粉岭、元朗、罗湖等移民聚集的地方，到处都有《明报》记者的身影，他们了解难民的生活、心态，并拍摄了大量照片。这是《明报》创刊三年来首次大规模的采访，也是第一次与几家大报硬打硬拼、争抢新闻。《明报》头版连日都是有关“逃亡潮”的报道，大标题，大图片。5月13日，他发表《巨大的痛苦和不幸》社评，指出这样大的“逃亡潮”，是由于“连续三年来内地的灾荒，粮食发生严重困难”，“逃亡潮”令香港当局很感头痛，内地当局想必也感到头痛，更感到痛苦的是偷渡入境又被遣送回去的同胞以及他们在香港的亲友。面对这样巨大的痛苦，巨大的不幸，谁都会感到束手无策。
① 《敬请指教和答复》十一，《明报》1964年12月8日。
5月14日刊出的《边境采访记》报道，“梧桐山中云愁雾惨，遗下不少伤病妇孺”。当天，查良镛安排龙国云等记者前往梧桐山一带采访，由于香港当局出动大批警察拦截，大量偷渡者被堵在山上，许多老弱妇幼在山上跌伤、患病，他们水尽粮绝，吃树皮、木菌，坐以待毙，至亲的人也无法相救，于是夫弃其妻，兄舍其弟。生平不会哭的龙国云，每天都睁着双眼流泪。5月15日，《明报》头版头条刊登陈非（龙国云）的特写《梧桐山上惨绝人寰》，大字标题非常醒目。另有一篇《边境山头一片呼儿唤母声，闻者心酸肠断》，慈母背婴儿翻越梧桐山，母死儿生，哀啼尸侧，同行者恻然俱无人加以援手。他发表社评《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抢救队上梧桐山》与此相呼应：
……由于饥饿而求生，这是每个人所要争取的最低限度的权利。我们在香港的居民，幸而没受到饥饿的威胁，但我们大多数也都是从内地来的，只不过早来了些时候而已。想到那些陷身于苦难中的同胞，谁都会感到恻然难过。我们极盼中共当局派人去救援，也极盼本港当局派人去救援。
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火速！救命！”的大标题，震撼人心。有人说，这是查良镛开始受读者注意，与读者拉近距离的一篇社评。《明报》的人力、物力，根本无法与大报相比，但他的社评独辟蹊径，在新闻报道之外，引起了读者的重视。5月21日、22日，他发表社评《协助警方，共渡难关》《请勿加重警方困难》，23日他发表社评《巨大的定时炸弹》：
事实上，这件事好比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警方人员正在小心翼翼、全神贯注地设法移开，是否能够安全解决，现在尚未可知。万一处理稍有不慎，以致爆炸开来，那么全香港320万居民就要受到极大的灾祸。……我们呼吁市民，不要阻挠警方处理这难题，不要认为警方执行任务，是对我们中国人含有敌意。……不要轻视这个危机！我们是否能够继续安居乐业，和这个炸弹是否爆炸，有极大的关系。
面对“逃亡潮”，查良镛从不闻不问到全力以赴，有人说这是他在社会变动中学到的生存伎俩。从5月13日起，他安排记者每天送一车食品到边境，分发给难民。读者连日送来善款和食品，小小的报馆仿佛成了一个人道主义救援中心，全体员工忙得透不过气来。《明报》两次刊登《本报读者捐款芳名》，其中一次就有20笔共1510元港币。许多读者打电话愿捐款、捐面包等，也有许多读者响应《明报》的呼吁，愿参加救援队上梧桐山救人。5月18日，查良镛还发表社评《请当局准许分发救济品》，但香港当局禁止他们进入边境。5月19日只好刊登启事《本报暂停接受读者捐款》，“因限于各种环境关系，未能顺利展开救济，故暂时停止接受捐款”。
当时，《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都在大力报道“逃亡潮”，但对难民的实际救助远不如《明报》。《明报》因“凸现了人道主义和个性”而贴近读者，出现希望的转机，在香港林林总总的报纸中脱颖而出，刹那的光芒甚至让所有的大报黯然失色，几乎一夜之间就让香港市民刮目相看，突破了销量在2万多份徘徊不前的僵局，5月份平均日发行量31068份①，当年下半年突破4万份。
二、“自由谈”副刊
从这时起，《明报》加强了对内地新闻的报道。查良镛不讳言，“逃亡潮”的刺激，使《明报》对内地批评的意见增加了，态度也变得比较尖锐。《明报》终于度过了惨淡经营的三年草创时期，由一张以刊登武侠小说为支柱的娱乐小报迅速向以新闻、评论为主的大报转型。“自由谈”副刊的开辟成为这一转型的重要标志。
1962年6月8日，“逃亡潮”后不久，《明报》刊登“自由谈”征稿启事：
本报定本月十七日起，每星期增出“自由谈”副刊，内容自由之极，自国家大事、本港兴革、赛马电影，以至饮食男女、吸烟跳舞，无所不谈。……《明报》不受任何政治力量的影响，为纯粹的民间报纸，有条件同时刊登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自由谈”副刊由本报总编辑亲自处理来稿，保证不偏不倚，公正无私，对任何读者均极端尊重。
①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108页。
“自由谈”的名称是查良镛与潘粤生、董千里一起议定的。6月17日，“自由谈”正式问世，发刊词指出它追溯《申报》“自由谈”副刊传统，力图办成一个开放的公共园地。“自由谈”以刊登关心内地的杂文、随感为主，大量的读者来稿都有在内地亲身经历的遭遇。有文章直接嘲讽香港左派报纸的“车大炮”（指吹牛浮夸），对粮食“放卫星”等假大空新闻不但大字套红标题，而且有时间，有地点，有图片，甚至有特派记者亲睹，结果老百姓饿肚皮，冒死逃亡。
六七月间，查良镛以“华小民”的笔名为“自由谈”写了《天灾的好处》《民食不足是谁之过》等历史随笔，借古讽今，直指当下。
他在“自由谈”上与曹聚仁发生过小小的笔战。曹是资深记者，定居香港，多次北上，备受“礼遇”，在香港发表《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等，无视“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的灾难，反而以一连串“数字”大夸内地的建设成就。也曾相信过马克思主义的查良镛，此时已转而信奉英国哲学家罗素的理性主义。他说，曹先生从不信到相信马克思主义，他则是从信到不信，他们两人向着不同的方向走，可能在某个什么地方有过交叉点。①
与纯粹娱乐性的副刊不同，“自由谈”谈王实味，谈陈寅恪，谈《红楼梦》等，透着一种强烈的文化味和自由气息。
“自由谈”以浓厚的书生色彩，深受知识分子尤其那些离乡背井、从内地出来的知识青年的喜欢。②本来每周只出一期，因大受读者欢迎，从7月14日起就变成一周两期，每周逢三、六刊出。1963年1月11日，初到香港的李文西以“庸人”笔名投稿“自由谈”：“和许多青年学生一样，我怀着痛苦的心情，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亲爱的祖国，来到这号称东方之珠，但却是个十分沉闷的地方！也和许多从内地出来的人一样，我爱上了《明报》的‘自由谈’。看了几篇文章，手痒难禁，也想发泄一下心中的苦闷，吐出鲠在喉中的由衷之言。”①
① 参考东西《永远“前进”的金庸》，《开放》2012年7月号。
②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112、118页。
金庸在1963年3月10日的《明报》社评说，“本报创办‘自由谈’副刊，目的就是诉诸读者的理性，希望用事实来说明问题，请读者们不要受任何宣传所蒙蔽，不要凭一时冲动而轻下判断”。《明报》从面向小市民的休闲报纸，转变为知识分子报纸，“自由谈”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自由谈”编辑室的座右铭“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成为整个《明报》的报训不是偶然的。
三、社评初露锋芒
查良镛有长期编副刊的经验，他最初只想办一份副刊性的报纸，但那种只迎合市民口味的副刊并不是他真正的志趣所在，“自由谈”寄托了他的某些理想。他毕竟受过转向前的老《大公报》熏陶，“文人论政”的梦潜伏在他生命当中，在他的血液中暗暗流淌。
《明报》初创，他每隔两三天才写一篇社评，从1959年底起，他几乎每天写一篇，每篇三五百字，但“观点平平”，影响力无法与他的武侠小说相提并论。进入1962年，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大写社评，他在5月13日说：“最近我们很少发表社评，因为事实上，许多问题令我们感到不安，可是又提不出可行的合理对策。”
“逃亡潮”使查良镛的社评浮出水面。8月31日他在社评中批评北京支持阿尔及尔新政府，送了九千吨小麦、三千吨钢铁，这个决定让香港人反感。内地粮食不足，港人节衣缩食，将一磅两磅的粮包寄回内地，但内地却对痛痒无关的阿尔及尔送粮九千吨，便是九百万个小邮包，等于全港每人送了三个小邮包。9月18日，距离“逃亡潮”不到三个月，成千上万饥饿的同胞涌来香港的情景如在眼前，他发表《要求中共减少输出粮食》社评，当时传来内地要给斯里兰卡二十万吨粮食的消息，他说不如分给老百姓吃了为妙。9月22日，他的《“预卜有大秋”》社评从陈毅9月1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旧体诗说起——
① 转引自东西《永远“前进”的金庸》，《开放》2012年7月号。
今年收成比去年好，是中央对于人民公社的自由市场开放、生产权力自公社下交到生产队等措施的结果。这只有证明，从前的人民公社制度根本行不通，土地全公有、吃大锅饭、全部集体化的政策优越，我们对这种解释不表同意。
大陆农村经济有所好转，那是农民自留地增加……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挥了的结果。……“人民公社好”口头上说说没有关系，如果真的死硬到底，坚持人民公社的生产办法，那就“预卜有大冬”了……
9月23日，查良镛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社评中继续说：
听说大陆今年农业生产比去年好，港人感到高兴。中国经过了这三年来的惨痛教训，大概已不得不认识到：将农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土地、农具、牲口、副业等全部充公，非天下大乱不可。这是违反基本人性的。……然而，“为己”这两个字，不但是人性，不但是动物性，而且是生物性的。要七亿人在一晚之间竟然觉悟，个个为公不为私，实在是“唯心”主义之至。现在农民有自留地了，鸡鸭可以自养了，尽管仍旧要农民在公社地里劳动，农民当作是不得不付出的“捐税”，那是可以忍耐的。
这些社评得罪了左派的老朋友，日后都将成为他的“罪状”。
内地针对头脑中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查良镛认为强行洗脑的做法根本违反人的自由，1963年3月24日，他“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说话”：“我们认为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初级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也好，哪一种经济制度能使大多数老百姓丰衣足食，我们就拥护哪一种办法。第一要义是使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中共军队在手，政权在握，实在不必害怕资本主义复辟、异己分子造反。为了坚持某一种主义和理想，为了追求一个‘未必在中国一定行得通’的目标，宁可牺牲经济发展的利益，使千千万万百姓遭受不必要的痛苦，那是不是值得的呢？”
当然，他的社评也有对内地的肯定，1963年12月5日，他的社评《顶硬上还债，人穷志不穷》说，自1950年以来向苏联借的外债约一百亿港币左右，“中共在经济最困难的年月中，咬紧牙关还了苏联的欠债，那可说是‘人穷志不穷’了”。
四、“裤子与核子”
金庸在《大公报》系统工作近十年，虽不满其“左”的方针而离开，但终究是有感情的。他自办《明报》坚持中立的原则，《大公报》等左派报纸最初对《明报》不仅没有敌意，而且将其看作是朋友的报纸。《明报》头版的许多社会性特稿，都由左派报纸的记者、编辑提供，创刊号头条关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译文就是《大公报》编辑潘思勉翻译的。《明报》记者出去采访，也常常搭左派报纸的车。
1960年2月，台北警察查禁武侠小说，其中有金庸的《碧血剑》《射雕英雄传》，《大公报》19日作了报道，21日发表评论《怪哉，蒋集团怕武侠小说》（署名“迎侠”），为他们鸣不平：“何况一些比较好的武侠小说中，多带一点‘爱国思想’，而这种思想便正是读者所欢迎，而台湾当局认为（的）‘毒素’了。在所有的武侠小说中，都是贪官污吏，或为非作恶，或投靠异族之辈，才会怕侠士的，而今台湾当局竟然也怕武侠，不怕被人拿作话柄么？”
《大公报》为武侠小说辩护无非是借题发挥，出发点是政治性的，但说明他们对他这位昔日的同人还是友好的。从1955年到1960年，金庸几乎年年都应邀为《新晚报》报庆撰文庆贺。《明报》经济困难时期，新华社香港分社主动要提供白报纸。金庸为保持《明报》的独立性，婉言谢绝。《明报》初创的三年，他之所以不断表明中立的立场，也是要摆脱左派阵营的影响。
“逃亡潮”后，《明报》支持港府遣返难民，批评内地，引起《大公报》等左派报纸的不满，但矛盾的公开化要等到一年多后。
1963年，《明报》平均日发行5万多份，已经稳定。7月3日，从德辅道中搬到湾仔谢斐道399号，共租用四层，包括二楼、三楼、四楼及地下一层。地下是机房，二楼是排字房，三楼是编辑部，四楼是经理部和员工食堂。
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北京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发展核武器。这年1月21日，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赤色巨龙将有核子牙乎？》。当时，苏联赫鲁晓夫挖苦中国如果勉强要制造原子弹，人民将会连裤子都没得穿。10月28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在北京接见日本记者团时驳斥这一嘲弄，表示不管中国有多穷，“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①日本各大报纸报道了“宁无裤子，也要核子”，全世界各大传媒纷纷转载，“核裤论”引起广泛关注。向来反对制造核武器的金庸，10月30日在《明报》发表社评《宁要裤子，不要核弹》：
一个政府把军事力量放在第一位，将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二位，老实说，那决不是好政府。我们只希望，这只是陈毅一时愤激之言，未必是中共的真正政策。不知陈毅是否了解，一个人民没有裤子穿的国家，即使勉强制造了一两枚原子弹出来，这个国家也是决计不会强盛的，而这个政府是一定不会稳固的。……请问几枚袖珍原子弹，有何用处？还是让人民多做几条裤子穿吧！
金庸如此不留情面，尖锐地批评内地还是第一次。此论一出，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文汇报》《新晚报》《大公报》《香港商报》《晶报》等左派报纸群起而攻之。10月31日，《文汇报》在“编余漫笔”发表评论《怕中国有？是什么人！》，不点名地指责他，“一望而知这是毒蛇嘴里的玫瑰”，“那决不是好人”，“利用中国人的身份，装成一副悲天悯人的伪善面孔”。同一天，他的老同事羊朱在《新晚报》的“夕夕谈”发表评论《裤子固要，核子也要》。左派报刊虽然给他加了许多罪名，如“不是中国人”“其心可诛”等，但这次还算客气，并没有点名。
面对左派报纸阵营的围攻，《明报》孤军应战，但金庸没有低头，左派的围攻反而成全了他，他的社评读者与日俱增，《明报》的日发行量不断攀升。他在10月31日、11月1日继续发表社评《中共制核弹，无益加有害》《若非谣言，便须引咎》。31日，副刊上还发表三苏的《有核无裤、无核有裤与核裤皆无论》。11月2日，他发表社评《我们关于裤核问题的十点立场》，重申自创刊《明报》以来，一贯反对核试验，主张全面、坚决、彻底、干净地销毁全世界所有核子武器的立场。
① 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111—112页。
“纵然无裤也要核论”……我们对这句话深感愤慨，这句话中所包含的意义对全国人民极为不利。我们还认为，陈毅的话根本不通。中共要制造核弹，未必要牺牲人民的裤子，即使要减少一些裤子，也决不至于全国人民都无裤子。如果真的如陈毅所云，“全国人民没有裤子”，我们相信核弹决计造不出来。
奇怪的是，左派报纸暂时偃旗息鼓，不再反击了。
五、笔战《大公报》
1963年，金庸成为国际新闻协会（IPI）的会员。这是世界性的新闻工作者组织，经常有机会到各国参加活动。1964年1月，他以《明报》记者身份应邀参加日本《世界周刊》举办的报人座谈会。4月，他再次赴日，参加国际新闻协会在东京举办的“亚洲报人座谈会”。他发现日本报人享有充分的新闻自由，一个重要报人的地位高于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他看到外相大平正芳对《每日新闻》前任社长、时为日本新闻协会会长的本田态度恭敬得很，本田却潇洒自在，并没觉得大平是如何“贵”的贵客。
他参观日销日报420万份、晚报280万份的《朝日新闻》，报社有几十架印报机，报纸一出来，就由几十条传送带同时输往打包车间，这是他第一次亲眼目睹现代化的报纸运作方式。日本三大报的记者外出采访可以坐各自报社的飞机。在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中，他体会最深的是：“在民主的社会中，政府绝不能影响报纸，报纸却可以影响政府。政要可以上台下台，内阁可以改组更换，报纸的言论和立场却必须是一贯的。报纸不诚实，读者不看它，报纸非垮台不可。政府不诚实，报纸不断地攻击它，政府也非垮台不可。归根结底，政府的命脉，是真正操在广大人民手里。”①
1964年，《明报》从日出对开一大张扩充为对开两大张，已具备中型报纸的规格。自转型为知识分子报纸后，经常会接到读者来信，反对他们以大量篇幅刊载马经、狗经以及无聊小说。10月12日，金庸在社评中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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