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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国涌
写在前面的话
1969年4月25日，《明报》头版刊出查良镛执笔的社评《自来帝皇，不喜太子》，预言当时正红得发紫的林彪没有好下场：
从前的皇帝不得不立皇太子，由于在“家天下”的制度下，若不立皇太子，自己死后政权可能落入别家手中，那是非立不可。但在中共的制度下，竟然也公开规定了接班人，这显然是违反毛泽东本愿的。所以如此，当然由于林彪造成了这样的形势，好像唐朝玄武门之变之后，唐高祖欲不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其可得乎？
同一天的副刊上，他的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已连载到708段，江湖上正在“比武夺帅”，杀得难分难解。
《笑傲江湖》模糊了年代，并不是有意要影射“文化大革命”，但金庸当时天天关注内地的时局动向，不经意间受到影响也是可能的。“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他的笔下是江湖还是江山已不重要。他直言，在他心中不管任我行、东方不败，还是左冷禅、岳不群，都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虚道长、定闲师太、莫大先生、余沧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都有，在别的国家也有。
自1959年5月20日在香港创办《明报》，“十年辛苦不寻常”，他想起《明报》创刊的第一天，他在九龙尖沙咀那间小小的编辑室中写下：“如果我们能多报道一些社会上美好的事物，如果我们这份小小的报纸能增加读者们生活中一些喜悦，那将使我们感到很大的幸福。”他在《创刊十年，亦喜亦忧》社评中说：
十年后，《明报》已不怎么小了。然而，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这十年来却历尽了苦难。我们企图报道整个世界、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进步和幸福，但不幸的是，十年来报纸的篇幅之中，充满了国家的危难和人民的眼泪。
十年来，吞噬数千万生命的大饥荒，席卷内地的“文革”波涛，在《明报》都留下了深深的辙痕，香港也经历了1967年的“五月风暴”，他本人还上了暗杀名单。
到1969年，《明报》已摆脱初创时的艰难，俨然成为一张大报，严肃的思想文化期刊《明报月刊》、娱乐性的《明报周刊》，以及海外的《新明日报》先后创刊，明报集团初具雏形，《明报晚报》即将诞生。金庸从事武侠小说创作已有十几个年头，大部分作品都已完成。他恳切表示：
我们相信，读者们喜欢《明报》“客观报道，客观评论”的作风，赞同我们“明辨是非”的办报方针。这方针和作风是永远不会变的。我们只希望，《明报》今后能有更多令人喜悦的消息向读者们报道，希望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中，今后会有更多的欢笑，更少的忧伤。
虽然未来还有不确定的因素，但《明报》此时日销10万份以上，从零起步，聚沙成塔，已在香港站住了脚跟，《明报月刊》则在知识分子当中受到尊重。
1949年就到过香港的白先勇（1937…）说，香港这几十年来的发展是一个世界奇迹。香港人凭什么创造出这个奇迹来？简单的答案恐怕是，香港人享有了其他华人地区罕有的自由：经济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有了自由，人便有了无限的可能，人的聪明才能发挥到极致，香港人便可以白手起家，在这块弹丸之地聚集起惊人的财富。“多年来，当海峡两岸铁幕深垂，戒严令森森的时刻，香港报纸一直是黑暗中的一盏探照灯，穿过重重封锁，将我们民族的大起大落，悲欢离合，揭露于世人的眼前。新闻自由的确是香港弥足珍贵的一个传统。”《明报》“也是香港奇迹之一”，金庸就是这个“香港奇迹”的产物，或者说，他参与创造了“香港奇迹”。
金庸两手写文章，一手写武侠小说，一手写社评，在现实的家国世界和虚拟的江湖之间纵横自如，在知识分子和市民大众中都拥有广泛的读者，在高度商业化的香港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白先勇很早就在台湾岛上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将《射雕英雄传》当作那个年代的“天书秘籍”，却多年没有将金庸与《明报》的查良镛联系起来。
作为小说家，金庸的武侠小说到底有没有文学价值，至今仍不断引发激烈的论战。他早年坦承：“我说老实话，我以为我的武侠小说是第一流的，但说是伟大的文学作品，那就不够资格了，这是真心话。”1956年，金庸谈到《书剑恩仇录》时，认为这只是“娱乐性的通俗读物”“无所谓的通俗小说”，不是“真正的文学著作”。1969年他说：“武侠小说本身是一种娱乐性的东西，不管写得怎样成功，能否超越它形式本身的限制，这真是个问题。”他还多次说：“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这一点他实际上做到了。他的小说写作出于商业动机，却着力刻画人性，把人文精神注入古老的武侠小说之中，创造了一个独具魅力的虚拟世界。
金庸经历了大时代的烽火硝烟，饱尝过生离死别的痛苦，母亲死于20世纪30年代的日寇入侵，父亲死于50年代镇压反革命大潮，香港成为他最后安身立命的地方。对于生和死、和平与战争，他都有刻骨铭心的亲身体验，这一切都被他概括在小说中。无论如何，他的小说保持了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当整个大陆陷入反右、“文革”的灾难深渊时，他在遥远的香港，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古老的汉语，保留了中国文化的一脉温情，给无数海外游子带去心灵的慰藉。
作为一个报人，查良镛在香港这块特殊的土地上手创《明报》，他的社评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老《大公报》“文人论政”的传统，他有幸亲沐胡政之等一代报人的教诲，虽然为时很短，却长留在记忆的深处。老大公报人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们深入骨髓的民族感情，面对日本强敌入侵时如此，“二战”以后民族尊严遭到伤害时也是如此，无论这一伤害远自美国，还是来自近邻苏联，更无论它们立国的价值观如何。这一点在他身上也得到了体现。1972年4月25日，他发表社评说：
人类目前的当务之急，并不是如何增加生产，因为总生产早已够了。最重要的事，是怎样使全人类和谐相处。在这件事上，中国人应当当仁不让，因为任何外国都不及中国的经验丰富。
我们如果存一种自省精神，对中国人的民族性作自我批评，必须承认，一般说来，中国人远比外国人狡猾、诡计多端。这正由于中国人累积了数千年的经验，深知人性的弱点，因而善于利用别人的贪婪、虚荣、骄傲、好色、愤怒等七情六欲。但另一方面，我们重视温情、家庭、亲情、友谊等感情，人与人之间少走极端，不爱打官司，不喜欢做到无法转圜的地步。“仁义孝友”等道德观念深入人心，尽管大家未必能做到，但都知道是好事，认为理应如此。
他的大量社评传递的是中国立场、中国情结。但他是香港的产儿，有香港才有金庸，是香港成全了他。有人问起他“文革”时的敢言，他淡然表示，“因为香港是一个自由港，说几句真话毕竟算不了什么”；当时毒骂他为“汉奸”的人，有些也许是身不由己；他的言论若有人敢在内地提出，方为真正的勇者。
他是一个色彩复杂的人物，香港山顶道宽大的书房里摆满了外文精装书，但他很少受西方文明的影响，终其一生都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他的小说、政论都是典型的中国文化产物，他身上有很深的“大中国主义”情结和香港商业社会的特质。
有人说他是郭靖，有人从他身上看到陈家洛，也有人说他是“韦小宝的化身”，他对记者说：“我肯定不是乔峰，也不是陈家洛，更不是韦小宝……因为我做事毕竟是严谨的，不可能会这样潇洒风流……”与他认识多年的沈西城说：“他一向木讷，不喜多言，他心里面的话，似乎完全宣泄在他的小说里，读者所喜欢的郭靖或者令狐冲，大半是金庸的化身。不过，活生生的金庸，略略要比郭靖、令狐冲多了一份狡黠……”
第一篇 生逢乱世
第一章 海宁袁花
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移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真似百万大军冲锋，于金鼓齐鸣中一往直前。
……潮水愈近愈快，震撼激射，吞天沃月，一座巨大的水墙直向海塘压来……月影银涛，光摇喷雪，云移玉岸，浪卷轰雷，海潮势若万马奔腾，奋蹄疾驰……但潮来得快，退得也快，顷刻间，塘上潮水退得干干净净。
金庸本名查良镛，他幼时即熟悉每年农历八月十八的“海宁潮”，这是他生命中刻骨铭心的“海宁潮”，所以，他在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以动情的笔触写下“十万军声半夜潮”这一大自然的奇观。
地处钱塘江北岸的海宁在清末和民国初年，不论叫海宁州还是海宁县，都属杭州管辖，1935年后才归嘉兴。这个以海潮出名的滨海小县自古以来人文鼎盛，被誉为“文化之邦，藏书之府”。据吴晗的《江浙藏书家史略》统计，海宁历代藏书家达38家，超过绍兴、嘉兴、海盐等地，仅次于杭州，文风之盛，可见一斑。近代以来著名的人物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都是海宁人（蒋、徐还是查家的亲戚），查家也是人才辈出。
1923年，查良镛出生在海宁袁花赫山房（今袁花镇新伟村一组）①，“一个五进院的大宅子里，院内有90多间房子和一个大花园。”②赫山房离观潮胜地盐官镇相去不过十数里地，幼时他几乎每年都要跟母亲去看海潮，上小学时做童子军，还在石塘边露营过，半夜里瞧着滚滚怒潮汹涌而来……
良镛的“良”是排行，他这一辈兄弟的名字中全有一个“良”字。《海宁查氏族谱》称，先祖查瑜以下六世，没有严格的字辈排行。自第七世起规定了字辈排行：“秉志允大，继嗣克昌，奕世有人，济美忠良。”到查良镛这一代正好是“良”字辈，再往下是“传”字辈，“传家孝友，华国文章，宗英绍起，祖德载光”。祖父给查良镛取了个小名宜孙，因他排行第二，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大人都叫他宜官。“宜”“二”在海宁方言中同音。③
在他出生的年代，军阀混战连绵不断，1924年上半年浙江军阀卢永祥与江苏军阀齐燮元为争夺上海地盘，垄断鸦片买卖，在离海宁不远的上海附近大打出手，史称“齐卢之战”。9月，孙传芳乘机自福建长驱直入浙江，赶走卢永祥，独霸浙江三年之久。1927年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势力进入江南，南京国民政府在“四一二”政变的血泊中浮起。
在动荡的乱世，海宁仍保持着一份难得的从容与安宁，使查良镛得以平静地度过飘逸着书香的童年、少年时代。
① 杭州东南日报社档案中有查良镛1946年亲笔填写的简历，“出生年月”一栏是“民国十二年二月”。1947年3月的“职工名册”上，他的年龄一栏是“二十五岁”。1955年10月5日他在《新晚报》发表《漫谈》第一句说，“梁羽生弟是我知交好友，我叨长他一岁”。梁生于1924年3月22日，属鼠。查良镛弟弟查良钰说：“小阿哥良镛是属猪的，生在阴历1923年底，阳历1924年初。”见宾语、潘泽平《金庸是我的“小阿哥”》，《人物》2000年第7期，114页。刘国重考证，如他确实属猪，也确实生于2月6日，应不是阳历2月6日，而是阴历癸亥年二月六日，即1923年3月22日。
② 宾语、潘泽平《金庸是我的“小阿哥”》，《人物》2000年第7期，114页。
③ 金庸《月云》，《收获》2000年第1期，135页。另一说他小名宜生，行二，叫二官。钟文《查良镛》，《海宁人物资料》（二），137页。
一、海宁查家
自唐宋以来查氏即是大族，“查祝许董周”是海宁的五个大姓，查姓居首，查家成为历久不衰的名门望族，袁花镇上姓查的人很多，有“袁花镇，查半边”的说法。①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查氏先人查瑜为避兵祸，携妻带子，从婺源沿着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顺流而下，先在嘉兴落脚，不久发现海宁龙山（即袁花）一带土地肥沃，依山面海，民风淳朴和婺源相似，而且海宁与查家祖籍休宁的旧名相似，遂决定在龙山之东定居下来，时在1357年（元至正十七年）。从此，他恪守祖训，以儒为业，耕读传家。到查良镛出生时，查家已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了五百多年。②
明清两代，海宁查氏科甲鼎盛，成为江南有数的“文宦之家”。民国《海宁州志稿》载，明代查氏中进士6人，中举人17人，查继佐是1633年（明崇祯六年）杭州乡试的亚魁（第二名），负有盛名的画家、学者。到了清代，查氏科甲更盛，有进士14人、举人59人，仅康熙年间就有10个进士。查慎行本名嗣琏，和二弟嗣瑮、三弟嗣庭都是翰林；此外，堂兄嗣韩、侄儿查昇也是翰林；大儿子克建、堂弟嗣珣都是进士，当时有“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之说。查昇以人品、书法深得康熙器重，入值南书房三十八年。康熙亲书“嘉瑞堂”匾额赐予袁花的查氏宗祠，还有“澹远堂”“敬业堂”匾额分别赐予查昇、查慎行。海宁查家被誉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查家三兄弟的藏书闻名遐迩，查慎行藏书处在袁花镇西南三里，名“得树楼”，藏书两三万卷。查嗣瑮藏书处在袁花镇横涨桥边，名“查浦书屋”，有书五千卷。查嗣庭的藏书室在袁花西南，名为“双遂堂”。③
1662年（清康熙元年）发生一起文字狱——湖州庄家《明史》案，查继佐受牵连，入狱五个多月。“江西科场试题案”是查家第二次遭遇文字狱。1726年（清雍正四年），查嗣庭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被派去做江西乡试正主考。后世野史、笔记小说盛传他出的试题是“维民所止”，出自《诗经·商颂·玄鸟》，有人向雍正皇帝告发，指控“维止”两字即是“雍正”两字去了头，意在影射。雍正初登大位，砍了不少人的头，不免心虚，将查嗣庭全家逮捕严办。另有一种说法是，查嗣庭写了一部《维止录》，被一个太监举报。
① 宾语、潘泽平《金庸是我的“小阿哥”》，《人物》2000年第7期，113页。
② 潘光旦在《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对海宁查氏的源流作过研究。《海宁查氏来源于安徽婺源》，《海宁文史资料》第46辑，1、12页。
③ 《文宦之家》，《海宁文史资料》第46辑，2—3页。
其实，查嗣庭在江西出的试题，首题是《论语》：“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廷旨举出《书经·舜典》“敷奏以言”四字，硬说尧舜之世尚以言陈奏，怎么能说“不以言举人”，当时正行保举，这试题就是对此不满、暗中讥讪。第二题是《孟子》：“君犹腹心，臣犹股肱。”廷旨指控，为什么称“腹心”，不称元首，分明不知有君上之尊。第三题是《孟子》：“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这题出得较为偏僻，挑不出什么毛病，廷旨说“不知何指，居心殊不可问”。还有《易经》次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诗经》次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雍正点出这二题中“正”与“止”大有文章，查嗣庭先用“正”，后用“止”，显然是诽谤“雍正”年号。后世传查嗣庭以“维民所止”惹祸大概由此推衍而来。
查嗣庭全家被捕，全部书籍送到刑部，他大受拷掠，死在狱中，雍正还下令戮尸，儿子也死在狱中，家属流放。查慎行和查嗣瑮因受胞弟文字狱之累，1726年（清雍正四年）严冬，全家百口老少奉旨自故乡赴京投狱。1727年（清雍正五年）春，查嗣瑮全家被流放到陕西蓝田，本人客死他乡。当时不少名士受到牵连，浙江全省士人六年不准参加举人与进士考试。
查慎行投狱途中写诗给一位同科进士的难友，留下了“如此冰霜如此路，七旬以外两同年”的诗句。狱中半年，侥幸活着回到故乡，不到一年就去世了。他的《敬业堂诗集》有诗4427首，《续集》六卷收入731首。《鹿鼎记》有五十回的回目都出自《敬业堂诗集》。①
“江西科场试题案”是雍正初年最大的一起文字狱。查嗣庭获罪，只是雍正登基以后铲除异己的举措。①海宁查家经此一劫，元气大伤，由盛转衰，直到1754年（清乾隆十九年）才有人中进士。废科举以后，查家还出过学者查猛济、实业家查济民、教育家查良钊、法学家查良鉴等，查良镛为故乡与家世感到骄傲。
① 《清代文字狱与查氏》，《海宁文史资料》第46辑，7—9页；金庸《鹿鼎记》第一回“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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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祖父查文清
查良镛祖父查文清本是“美”字辈，字沧珊，故乡的父老们称为“沧珊先生”，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中进士，在江苏丹阳做知县，有成绩，加了同知衔。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4月发生著名的“丹阳教案”，从丹阳开始，无锡、金匮、阳湖、江阴、如皋等地教堂相继被焚毁，上司要查文清将为首烧教堂的两人斩首示众，以便向外国教士交代。但他同情烧教堂的民众，通知那两人逃走，回报上司：此事由外国教士欺压良民而引起公愤，数百人一拥而上，焚毁教堂，并无为首之人。跟着他就辞官，结果被甄别参革。②查家和袁花的乡亲却引以为荣。
查文清从此闲居故乡，读书作诗自娱，也做了一些公益事业，设立了一座义庄，买了几千亩田地收租，租金用于资助族中的孤儿寡妇，使他们能平安过活。凡是上了中学、大学的人，每年都可分两次领一笔津贴，如果有人出国留学，津贴的数额更大。③他编了一部《海宁查氏诗钞》，有数百卷之多，但雕版未完工他就去世了。出丧之时，丹阳推了十几位绅士来吊祭，领头烧教堂的两人一路哭拜而来。查良镛幼时听伯父、父亲说，那两人走一里路，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