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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78位特约撰稿人中，没有张申府。在整个《观察》时期，张申府只给《观察》写过一篇短文，即著名的《呼吁和平》，发表在1948年10月出版的第9期头条。当时张申府还给《观察》写过文章，但因为时局的关系，文章未能刊出，为此储安平曾写信向张申府道歉，他说：②
申府先生：
这件事我觉得十分抱歉。
先生的论新政协我们本拟发表，并已排好，但戒严令突然颁布，对于言论自由的环境根本起了变化，我们充其量所能努力的，只能在批评政府的一个范围之内，此间同人认为：尊文在目前的情形下，不便刊载。我希望先生能特别原谅。
附上排好的小样一份，藉以证明我们确是付排了的。
专此 即颂
大安
储安平 十一，十五
《呼吁和平》这篇短文，对张申府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决定了他后半生的道路，可以设想，假如没有这篇短文，以张申府的学历、学识、资历和他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他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他的命运不会终止在一个图书馆研究员的位置上。张申府的《呼吁和平》成了他一生命运的转折点，因为他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以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良知，讲出了他最应该说的话。
在五四时期，由于受李大钊的影响，张申府信仰过共产主义，并译介过一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但张申府毕竟是一个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他虽然参与过共产党的最初建立，但他对政党的理解却执著于一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秉性，不愿在政党铁的组织纪律支配下失去个人的充分自由。1925年，在中共四大上，他能毅然退出共产党，足见其对个人自由的渴望和愿以学者身份参政的超然姿态。他后来参与“北平救国联合会”，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组建民盟等政治活动，都是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而作出的选择，他不是那种愿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具体政治活动中去的人，他的思想深受罗素、罗曼·罗兰等人的和平主义影响，始终愿以超然的独立态度表达自己对战争、对和平、对一切反人道现象的独特见解，而不计较个人一己的利害得失。①
因为《观察》上的这篇文章，张申府被开除出了民盟，并受到共产党及民盟左派领导的严厉批评。《毛泽东选集》中收有一篇《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的文章，“呼吁和平”是加了引号的。虽然没有指明这一口号的具体来历，但可以从中看出对这个口号所持的激烈批判态度。对于张申府的“呼吁和平”，很多人以为是书生气十足的议论，因为当时淮海战役即将开始，国民党败局已定。此时提出和平的要求，正适应了国民党政权企求喘息的需要。这种评价其实误解了张申府。
以张申府的学识和他多年接触政治人物和政治活动的经历看，他不会想不到自己文章将要遭受的命运。张申府作为一个远离具体政治活动的大学教授，他不可能从具体的党派利益出发，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只能凭自己的良知说话，至于他所说出的话在客观上对参与战争的双方哪面有利，他是不考虑的，他面对的是被战争搞得疲惫不堪的人民和丧尽元气的国家。在分清政治操作者和知识分子的区别之后，才能对他们的言行进行具体的评价。如果按照政治操作者的逻辑，张申府不应该“呼吁和平”而应该“呼吁战争”，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这怎么可能呢？
对于张申府的《呼吁和平》，应当持这样评价：书生论政，惟负言责。以党派利益判断一正直知识分子的言论，并以这种言论不符合自己的利益而对这个知识分子加以冷漠是不公正的。
其实张申府在1945年初就发出过和平的呼吁，而且是在《新华日报》上。为什么同样的声音得到的回应却截然不同呢？①在《观察》时期，与张申府声音保持一致的知识分子并非个别人，像杨人楩、董时进、钱端升、梁漱溟等都发出过类似的声音。
张申府认为，现在呼吁和平，就像抗战前呼吁民主一样，不管一时怎样受尽了误会，但在理完全对，所以他“充分相信，必有一样的成功的前程。”
张申府开始呼吁的时候，大局已经大致明了，不要说知识分子，就是一般的民众也看得分明。从当时知识界的情况看，虽然有少数不计较个人私利的知识分子仍在执著地抱着和平的希望，四处奔走，大声为和平疾呼，但对于将要到来的变化，绝非没有一点判断。这时的情形，张申府绝不会一无所知。他明白，这时呼吁和平，会“受尽了误会”，但他还是这样做了。他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着眼点的，他的思路是：“一个国家绝无可以百年内战或百年勘乱的道理。”
张申府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敢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讲出呼吁和平的话，从个人的角度讲是不明智，因为这种声音非常明显会使打得顺手的一方反感，自己的处境可想而知。但张申府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又不能在国家和人民面临战乱的危机时刻一切为自己的私利考虑，这有背于他作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良心。他的呼吁和平，实际就等于把自己的未来置于度外，甚至是冒生命危险的。以张申府的性格论，他是自信的，他是北大数学系出身，对哲学有极深的研究，对于眼前的利害，不会毫无判断，但他还是把自己应讲的话讲出来了。在当时，有资格发出这样声音的著名知识分子绝非张申府一人，但多数人是沉默的，虽然这种沉默不能成为后人非议的前提，但呼吁与沉默比较，就更能显出张申府的可贵。
第四节 张申府的《呼吁和平》（2）
《呼吁和平》中说：“一般人所以还未群起呼吁和平，也许是感到和战决于有力作战的两方，而两方现在显然还无要收兵的模样；在此情况下，呼吁和平，适足于招犯嫌忌，若伤无谓，非但于事无补，更且于己有损。”看得出来，张申府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才出此言的，他完全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深思熟虑，发出自己尽管微弱，但却不能不发的声音。
《呼吁和平》一文对知识分子有深刻的剖析和批评。张申府认为，近些年来，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已经犯了一个绝大的毛病，那就是：“把是非与成败利害混在一起。且常常是只管眼前成败利害，而不管是非。”张申府认为，为国家打算，只应辨是非，而不应该计较个人的成败利害，所以他认定：“凡事，但令其是，就应该说，就应该做。”张申府对于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作法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说：“可惜就在抗战之前，有些号称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已是左了怕得罪现在，右了怕得罪将来。”这样的情形造成了多数知识分子既不敢左，又不敢右，畏首畏尾。
张申府对于当时的国共双方是比较了解的，他对时局的变化绝非毫无所察，他在文章中分析道：“也许有人以为，现在有一方正打得顺手，正打得起劲，正要一劳永逸，一举而成功。在此时呼吁和平，也许转移他们的战态，必为他们所不快，必为他们所不睬，那么打得不甚顺手的一方是不是也不理不睬？其实不管谁睬谁不睬，这样说法，究竟仍是只顾成败利害，而没注意到是与非。”
张申府的这些判断是出于他求真求善的社会理想，虽然很快到来的巨变有些出于张申府的意外，但这种变化的事实并不能说明张申府当时讲的话错了，无论从公理和进步的哪一个角度看，张申府《呼吁和平》的言论都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张申府认为呼吁和平，应当是真正的和平，是长期的和平，是为国为民的和平，必须出于“真情、实感、仁心”而不是别有动机，别有背景，更不是为哪一作战方面“谋取喘息整补空隙时间。”张申府的这些言论被历史误解了半个世纪，当后人开始有重新理解的机会时，他已离开了这个世界。
第三章 《观察》的两次论争
第一节 关于“中国出路”问题（1）
1947年下半年，在《观察》周刊上，曾进行过一场关于“中国出路”问题的讨论，直接和间接卷入这场论战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很多，其中以梁漱溟、张东荪和樊弘为主，另外，费孝通、谷春帆和郭叔壬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场讨论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重要印迹，但以往多数中国现代史都对这场论战作了否定性的评价。
对于《观察》时期所开展的这场关于“中国出路”问题的争论，可以理解为知识分子在国家面临分裂、内战连绵不断的情况下，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热情，以自己对东西方文化的了解，坦诚的讲述自己对国家前途的看法，虽然后来很快发生的历史剧变没有能按照他们所想的那样进行，但这不能成为他们的历史错误。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学识，独立思考，坦陈己见，时时处处体现着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在评价这场争论时，不能把它作为政治活动看待，因为这场讨论是自发的，每一个参与争论的知识分子只有自己的学术背景，而无党派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把这场争论看作是一场自由的学术论争。这场争论是由梁漱溟一篇文章引起的。
1949年9月，梁漱溟在《观察》第3卷第4、5期连续发表了《预告选灾，追论宪政》的长篇文章。
梁漱溟的文章首先触及了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最敏感的问题，即宪政。这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久存于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一块心病，从当时历史情况看，知识分子没有人不认为宪政是好东西，但好东西是一回事，好东西能不能在中国生根则又是一回事。从理论上讲梁漱溟也认为宪政是好，但不适合中国国情，这个问题已经困挠了中国知识分子很长时间。
一般说来，凡留学欧美，详细研究过欧美宪政理论的人倾向于宪政可行，而沉浸在中国传统文化，又对中国乡村政治结构有较深了解的知识分子，对宪政的实行多持怀疑态度。概括地说，倾向于宪政可行的知识分子多从长远的文化发展着眼，而不计较宪政实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令人不安的行为；反对实施宪政的知识分子，一般比较注重当时的现实，过分看重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主张实行宪政的知识分子是理想主义者，而反对者，多为现实主义者。从长远的文明发展进程看，理想主义者是值得敬重的，从当时的具体国情看，反对实行宪政的知识分子又应得到理解。
梁漱溟的文章一发表，很快引起争论，也说明当时知识分子对于宪政问题比较关心，而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梁漱溟力陈他曾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及《乡村理论建设》中多次阐述过的观点。他认为：“中国需要民主，亦需要宪政，不过民主宪政在中国都要从其固有文化中发挥，而剀切于当前事实，不能袭取外国制度。”①
接着梁漱溟详细回顾了近五六十年来中国政治改造运动的历史，认为宪政在中国的失败根源在于太被动而缺乏自觉。梁漱溟不仅认为欧美宪政在中国行不通，就是苏联的党治在中国也不行，他始终认为新的政治制度建立，还是要依靠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来完成。
梁漱溟的文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国民党选举闹剧的愤慨，但整篇文章则在于从学理上讲述宪政在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之原因，他的理解是既然不能实行，则不必强行。
梁漱溟对自己的理论抱有绝对的自信，他说：“廿年来，我对于中国问题解决，是有一整套主张的，并不止政治制度一项。”梁漱溟是一个有个性的知识分子，他对西方文化有了解，但对中国文化更自信，特别是他搞过乡村运动，对基层的社会生活更有深刻的体察，另外，他是一个试图把自己的理论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的知识分子，读他的论著，总给人一种感觉，他在寻求知音，寻求能够实施自己理论的政治操作者，这也是为什么梁漱溟曾经一度处在政治旋涡中心的缘故。在他不能兼济天下的时候，他便退出政治中心，著书立说，独善其身了。梁漱溟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具备传统知识分子几乎所有的美德，大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被人称为是中国最后一个儒生，曾有人指出，梁在政治上很幼稚，这也体现了梁漱溟作为知识分子的本色。①
梁漱溟一生曾有异常活跃的时候，但在这篇文章中却透出了自己内心的孤独，他说：“我怀此见解主张，既二十年，虽曾埋头工作于乡村，顾未得高明之士，唱和于学术界。自愧不学，尤苦无友，怅前途之艰难，不知何以负荷。”梁漱溟的这篇长文是以引用张东荪《理性与民主》一书中的一段话为结束的，他认为张东荪有些意见与他颇为相近，很快张东荪即在《观察》第7期上发表了《我亦追论宪政兼及文化的诊断》一文，阐述自己的观点。
张东荪的文章不是与梁文商榷，而是由梁文引发出自己的观点，在宪政问题上他基本同意梁的观点，但这种同意是态度上的相同，而在解释上却有不同的地方。
张东荪认为，宪政在中国难以实行固然与中国文化的特性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存在一种“特殊的势力”，这种“特殊势力”常常利用选举来谋私利，而这“特殊势力”的产生又与中国文化的特性有关。
张东荪在文章中提出了他“甲橛”和“乙橛”的观点。他说：“最近《大公报》专栏上有费孝通者一篇《行政基层的僵化》的文章，其中有一点颇得我心。他认为中国政治轨道有两个，一是自上而下的；另一是自下而上的。虽然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等用语容易导人于误解，但事实上，确有这样两橛的分别。所以我特别避用这些容易误会的名词，而只把上一橛名为甲橛，把下一橛名为乙橛。甲橛是皇帝的政权与官僚的政治。乙橛是乡民为了地方公益而自己实行的互助。这种互助并不是完全政治性的，乃同时包含宗教、家族、慈善等方面，其中尤以社会方面为多。”①
第一节 关于“中国出路”问题（2）
张东荪观察到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人民对土皇帝的受不了实基于全国性的皇帝”。他认为，后世儒家无不采道家其主要之点就在于想用种种方法和希望在甲橛下仍保留乙橛，不使甲橛完全把乙橛吞没了。由此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都是旨在保护乙橛。从这样的观点看，他始终认为儒家在历史上可以说尽了他的使命，他们总是想在甲橛吞并乙橛的压迫过程中设法抵抗。他说：“中国古人（先儒）没有人主张把皇帝废除，这决不证明他们是为皇帝张目。因此，我对于儒家的看法和现在时流论客很不相同。我以为儒家在历史上说得好些是功多于罪，说得坏些亦只是功罪参半，而断不可认为完全是罪人。”接着，张东荪以甲橛和乙橛的观点，比较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他认为西方多是“民族国家”而中国则是“天下式国家”。民族国家把甲乙橛打成一片，成为一个一元的。而凡民族国家所有的制度和办法搬到天下式国家来，除了助长政府的权力，使其对人民更加高压和榨取以外，没有别的，而毛病就出在中国文化上。
在梁张的文章之后，经济学家樊弘在《观察》第3卷14期上发表了《与梁漱溟张东荪两先生论中国的文化与政治》一文。
樊弘认为，梁张两人提倡的是通儒政治，而这是行不通的。他从经济学的观点分析了中国经济特征之后指出：“为什么民主政治在中国屡试而败呢？就是因为中国永远停滞在农业的阶段，无论任何的阶级都不敢在维持土地生产力一点上，有舍君主而取民主的必要，中国的工业发展到今天，始终没有造成一个可与地主阶级对抗的资本家阶级。因此，中国的民主政治不为旧社会所谒诚拥护。”他认为，中国的民主问题要看将来中国的工业是否走资本主义的老道，如果是，中国自然需要民主，如果不是，也不就是完全不需要民主，而是不需要具资本家阶级领导的民主了。他预言，“中国今后还有一个劳动万能的时代。今后中国的建设需要由中国有计划的集体劳动来领导，同时中国的民主政治亦需要这个伟大的有计划的集体劳动来领导。”
与樊弘文章同时，梁漱溟又写了《略论中国政治问题———答张、费二先生》，对于张东荪的文章和费孝通发表在《大公报》上的《再论双轨政治》一文进行了答辩，梁漱溟认为张费二先生在许多方面误解了他的意思，然后又逐条阐释了自己对政治的看法。①
樊弘文章发表之后，张东荪又写了《敬答樊弘先生》一文。首先声明自己从来没有主张过通儒主政之说。然后指出他与樊弘看问题的态度不同。他认为，一种政治理想由于人们或一部分人有此需要而使其得以实现，是一件事，而这个政治理想本身是否合乎人类幸福，又是一件事；这样在思想就形成了两种情况，一种重现实，一种重理想。注重现实的以为一切都是由现实推演而成，高谈理想的以为必如此如此为算为好，其弊在于绝尘而奔。但注重现实也难于说清为什么会有进化。张东荪认为两者都趋于极端，都有毛病。
张东荪认为，我们不能说停留在农业中的中国人对民主有不迫切的需要，未即全体努力推动它，却不能说中国人不认识民主是一个好东西。就是乡下不识字的百姓，如果告诉他民主的道理，他也会明白民主比专制好。对此张东荪说：“所以我们还不能说农民不要民主，而民主只是资本主义制度而有的。我个人对于民主看法是分两种：一是把民主只认为是一个理想，一个原则。一是把他分作一种制度。制度当然是由理想而模制的，但实际上因为情形不同，不但总和理想相差，并且各地因环境而有不同的实现。至于理想亦不是完全凭空而来，当然有种种因素与影响，现在不必细加讨论”。②在文章的最后，张东荪指出樊弘所说的集体劳动在中国也行不通。
张东荪的文章刊出后，樊弘立即又发表了《我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