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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我就到特发贸易部报到。同一天报到的还有一位名叫张西甫的转业军人，“文革”前他曾被选送到飞行航校学飞行，但“文革”时受父亲牵连转业当工人，父亲复出后他又穿回绿军装，现在是二次转业，自愿到特区闯荡。
接待我们两人的是特发贸易部总经理—陆润灵先生，瘦瘦的、客家人，东江纵队老战士，来深圳之前在韶关某报纸任总编。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的陆总说起话来极具煽动性且言简意赅：“贸易部没有钱，但有‘三张皮’，那就是纸皮—批文、地皮—土地、牛皮—鼓吹改革的特区优惠。要走正路，一不做违法的事，二靠大树—依托北京各部委的资源，三傍大款—把国际财团吸引到特区……”
我和张西甫被分配到贸易一科，科长是单璇女士，北京人；业务员邱其浩，一位老大学生，大家叫他邱工；还有本地人蔡作幸和广州外语学院刚毕业的陈超等。
贸易部没有现成的业务，全凭个人的关系或送上门的机会做进出口买卖。来自北京医药局的单科长跑北京的进口医疗器械单，来自七机部的邱工正忙着给七机部的研究院进口计算机需要的CPU（中央处理器），个子瘦高的小蔡忙着进口小额装修材料，张西甫一上班就把电话打到广州钢厂基建处，争取开门红……
我做什么呢？心里没一点数。
凡事总要先从了解和熟悉情况开始。在走访了深圳的几家进出口公司后，我发现深圳最畅销的进口产品竟然是台湾产的折叠伞和日本制造的味之素（味精），只要弄上几千打折叠伞或半吨味精的批文，就有需求方将钱打过来，这么做，转手赚几万、十几万块钱没有问题。但我既没有选择做折叠伞，也没有跟风去申请味精批文。我想，现在申请批文、订货，待交货时，说不定市场已过剩，供过于求。
一天，乘小巴去蛇口。从深南路拐进蛇口的丁字路口，望见路北一侧耸立着几个高大的白铁皮金属罐。在蛇口码头边也见到三座类似的金属罐。我好奇地向周围的人打听，得知是饲料厂的玉米储藏仓。位于丁字路口的是泰国正大集团、美国大陆谷物公司与深圳养鸡公司合资的饲料生产企业—正大康地；依托蛇口码头的饲料厂是新加坡远东集团投资的面粉加工以及饲料厂—蛇口远东金钱面粉饲料企业。
“玉米？广东不生产玉米啊，这些玉米哪来的？“
“从香港。”
“香港也不产玉米啊？”
再问，得知这些玉米来自美国、泰国和中国东北。
“为什么厂家不直接从东北采购？”我带着疑问找到正大康地。接待我的是卢达民先生，个子高高的，戴副眼镜，说话不紧不慢，潮州口音：“公司也想从东北直接采购，以降低原料成本，只是解决不了运输。”
“我解决运输工具，铁路、海运都没问题，组织来的玉米你们要吗？”
“要！马上就可以签合同！厂里正在试运转，设计能力为30万吨/年，70％的成分就是玉米，平均每个月的需求量在1。7万吨左右。”
乖乖，这一开始就是大生意！“正大康地能先开L/C（信用证）吗？”我小心翼翼地问。只要正大康地肯给卖方开信用证，我就可以背书开给真正的卖方，“空手套白狼”了。
“签合同之后就开出去。”卢先生应承得很爽快。
“付的是外汇吗？”
“对我们来讲，付外汇、人民币都一样。”
“货是外贸部门提供，我要求付外汇。”
“OK。”
我并不清楚东北到深圳的运输情况，但在巨大生意机会的驱动下，我必须硬着头皮往前闯。
首先，我找到赤湾码头询问航线情况。码头经理告诉我，刚建成的赤湾港目前只有从北欧进口的散装化肥货源，还没有开通各地的航线。
“能接受多大载重的货轮？”
“万吨轮没有问题。”
然后，我找到广州远洋公司询问有无开通大连—赤湾航线的可能。
回答是：近海的航线归广州海运局。
探听到广州海运局总部设在沙面，我再次联系。
海运局回答：只要有货源，随时开通。
“每月至少两万吨的运输量。”我神气起来，胸有成竹：正大康地、远东金钱各一万吨。
玉米生意就这样开始了。
经陆总批准，成立了饲料贸易组，独立于贸易一科，王石任组长，独立核算。
现在的问题是要雇请个帮手了。
我想到了招待所楼下那座无线电器件装配车间，每天上下楼都会闻到一股硫酸味。找到监工，试探其能否推荐一名打工仔。瘦瘦的监工扭头冲着一个正端着喷灯，呼呼呼，吹化着锡条的工人，“就他行吗？”看那模样又瘦又小，像个童工，我压制着心中的不满，嘴上却回答：“行！”
“多大年纪了？”我问。
“18岁。”就这样，邓奕权成为我聘请的第一位员工。
燕雀焉知鸿鹄之志
第一单到的货是30吨的玉米，装了一个车皮，卖给深圳养鸡公司。（该公司是后来的上市公司康达尔的前身）
深圳养鸡公司将30吨的玉米拉走了，我也要去公司收钱了。骑着自行车，后座上夹着两个条纹塑料大口袋，一边骑，我一边想：“这30吨的玉米现金用自行车驮回去，不会遇到打劫的吧？可得小心点儿。”
到了红岭路的养鸡公司。我对公司的袁经理扬了扬提着的编织袋：“货你都拉走了，我来收钱了。”
正抽着烟的袁经理看着我：“发票呢？”
发票？我有点懵了。
在省外经委三年，对合同、信用证等常识还比较熟悉，但却不知道发票是何物。又不好意思问，就猜想可能是收据一类的凭证，“你要发票呀，我回去给你拿。”
回到特发公司，找到财务部要求开个证明。会计是一位刚从暨南大学财会大专班毕业分配到来的女生，叫张敏。
“小张，给我开个收款的证明。”
“开什么证明？”身材有些单薄的小张会计疑惑地问我。
“你就写‘卖了30吨玉米给深圳养鸡公司，每吨人民币1 300元，共计3。9万元，特此证明’，就行啦。”
“从来没有开过这种证明啊？”
“你就开吧，客户要求的。”
小张给我开了证明，上面盖了财务章。
骑着自行车，后座依然夹着塑料编织袋，到了养鸡公司。把证明递袁经理：“给，发票。”
袁经理接过那张证明条，瞥了一眼，乐得呛着了喉咙，一边咳嗽着一边说：“来，小王跟我来。”
把我领到财务室，袁从财务抽屉里拿出一本发票：“呐，发票上有国家税务专用章。这是专门印制的，证明不能作为发票。你回去告诉财务要发票，她就清楚了。”
再次返回公司，对张敏说：“他们要发票。”
张敏笑了：“早开好了，我还纳闷怎么不拿发票就能收到钱？”
发票送到养鸡公司财务手上，对方给了我一式二联的银行转账单。
再次敲门，进了财务室隔壁的袁经理办公室。
“怎么没有给钱，却给了两张这样的东西？”我彻底糊涂了。
袁经理又乐了：“小王啊，你回去把这两张单交给财务，其中一联是给银行的，银行见票就会把钱划拨到特发财务。”
半信半疑回到公司，将转账单交给张敏：“这就是钱吗？”
“如果银行弹票，就说明养鸡公司银行账号上没有钱。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应该没有问题。”张敏耐心解释，我释然。
这两来两往，让我深刻感受到业务知识的贫乏，尤其财务方面，我更是个门外汉。我开始规定自己：每晚下班后，无论多晚都要看两个小时的财务书。通过自学，我才了解到什么是资产负债表，什么是资产平衡表。为了加深对财务的理解，我就在日常经营中进行练习，自己开始学着记账，将每天的交易、支出、收入记下来，下月初的时候，同张敏的财务账对照比较。
三个月过去，阅读财务报表没有障碍了。
赚了钱，买了一辆1。5吨的丰田小卡车。一人多职：组长、推销员、货场搬运、鸡饲料推销、司机……忙得不可开交。
随着业务的拓展，就是三头六臂，每天24小时连轴转也顾不过来。一个助手已经不能应对业务的拓展。我招聘了第二名助手，一位本地民办教师，黄世浩。陆陆续续的招聘，加上特发的关系介绍，饲料贸易组的人手增加到7人。
邓奕权虽然个子瘦小，人却机灵，也肯卖力气，星期天的时间还悄悄把“王经理”（他从不叫我“王组长”）的脏衣服给洗了。他小学文化程度，文字表述能力奇差，数学也不行。除了民办教师出身的黄世浩，其余的农民工，文化程度同邓仔差不多。我决定给这些农村孩子开文化课。规定每星期三个晚上上课，每次一个小时，数学和语文轮流上。给他们上完课后，我自己一个人自学财务课程至零点。睡觉前，再听半个小时音乐磁带，威瓦尔第的《四季》、德沃夏克的《新大陆》、莫扎特的《弥撒曲》成为伴我入眠的天籁。
四个月过去了。一天中午，省外经委的一位同僚来深圳办事，顺便来探望我。恰逢午饭时间，他表示吃过了，但可以陪我午餐。我说：“不用，很快就可以打发。”顺手撕开一袋方便面，倒了一杯温开水，咯哧咯哧，就着温水，嚼咽了起来。三分钟时间，拍拍手上的面渣，“瞧，午餐结束了。”
“你就这样对付，是不是艰苦了点？胃受得了吗？”广州的朋友很惊讶，我却一点不觉的，反而喜欢这种富有激情的特区节奏。虽然未来的道路有许多不确定性，但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才使你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艰苦？”我反问了一句，“在新疆戈壁滩上开汽车的时候，冬天零下30几度，夏天零上40度，一天两顿饭，连续十几个小时驾驶，有时候驾驶着汽车就睡着了，汽车一偏斜就脱离公路驶进戈壁滩，呵，好在那时候公路上行驶的车辆不多。”
5年部队生活，当时年轻，并不解其中滋味。到了深圳创业，才感觉到部队磨练出的吃苦精神、坚忍不拔的耐性对创业者来说，是多么的弥足珍贵。
业务开展得顺风顺水，航线开通了，远东金钱饲料厂和正大康地的业务十分顺利。随着时间推移，特发公司财务部的饲料组专项账户上资金越滚越多。风言风语也伴随而来：王石自成体系，借用特发名誉，却背着特发贸易部赚大钱。贴着4分钱邮票的匿名信纷纷向特发总经理办公室飞去……
特发总办主任李守芬曾任宝安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个矮壮实，黑白发间杂。大概是抽烟太多的原因，话音有些嘶哑。我申请进口饲料指标或其他业务前往总办时，碰到李总往往只是点点头，算是礼节性的招呼。但有一次，李主任把我唤进他的办公室，从抽屉里掏出一沓撕开的信封，“你干得很好，总办清楚。这些信的内容就没有必要告诉你了。”
临走时，这位当地出身的干部拍拍我的肩膀：“去闯吧，不要有后顾之忧。”听到这位老干部的鼓励，心里暖融融的。
去特发经常打交道的除了财务部的几位人员，还有业务秘书曾国华。健谈的曾秘书属老三届，毕业于宝安一中，善思考，同其谈话有种快感。去总办办事，总要同曾秘书聊上一会儿，最感兴趣的话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制问题，比如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的一些观点很值得借鉴等。风言风语的环境中，能遇到一位谈得来的同事，真是很愉快的事。
工作中的兴奋点之一是新的玉米又到了笋岗北站。我带上邓仔到笋岗，雇请好民工就指挥着他们装卸玉米包，就像一位战地指挥官。有时候，忍不住自己也加入装卸玉米的行列。仗着年轻，150斤的玉米包，肩头一抗，来回十几趟。一次中间休息，一位民工不解地问：“一个城里人，随便做什么不成，不用和我们一起扛麻袋啊。”
我淡淡一笑，没吱声，心里想：燕雀焉知鸿鹄之志！
两条三五烟的贿赂
饲料组将玉米卖给饲料厂的同时，也开始拓展成品鸡、猪饲料的销售业务。公司的客户分散在珠三角和湖南、江西、广西等华南地区。饲料产品很受饲养户欢迎，许多销售公司提着现款等货，一包包印着“正大康地”商标的新出炉的饲料散发着略带鱼腥味的香味等待运送各地。交通一时成了销售的瓶颈。从成本的角度考虑，超过200公里距离，通过铁路运输较划算，但特区内的饲料产品并没有纳入铁道部门的货运计划。要想利用铁路运送成品饲料只有申请计划外指标。打听下来，计划外指标却很难申请到……
了解到笋岗北站货运主任姓姚，抽烟，也得知了他的住处。怎么同姚主任套近乎呢？交代邓奕权花了20元买两条三五牌香烟给姚主任送去，“烟放下，什么也不要说就回来。”
两个小时后，小伙计提着香烟回来了，“主任不收。”
“真没用，两条烟都送不出去！不会赚钱，还不会花钱？”
我决定亲自出马。骑自行车到了铁路宿舍。敲门进了屋，将两条烟放到了桌子上，动作却不大自然。为了获得商业上的某种好处给对方送礼，我还是第一遭。
“要车皮的吧？”干练的货运主任笑吟吟地问。
这种开门见山的询问，让我反而不知该怎么回答。说“是”，突兀了点；说“不是”，我来干嘛？“能给批两个计划外车皮吗？”
姚主任将两条烟递到我手上：“呐，烟你拿回去，明天你或小伙计直接去货运办公室找我。别说两个车皮，就是10个也批给你。”
我愣住了。
“我早注意到你了，你不知道吧？在货场，常看到一个城市模样的年轻人同民工一起卸玉米，不像是犯错误的惩罚，也不像包工头。我觉得这位年轻人想干一番事业，很想帮忙。但我能帮什么呢？我搞货运的，能提供帮助的就是计划外车皮。没想到你还找上门来了。你知道计划外车皮的行情吗？”
“什么行情？”我一头雾水。
主任伸出两个手指头：“一个车皮红包100元，两条烟只是行情的1/10。”
带着两条烟返回东门招待所。躺在床上脑海里浮现着姚主任的那张笑脸，是嫌两条烟太少还是真想帮忙？辗转反侧，一宿难眠。
翌日，顺利办下两个计划外车皮指标。
通过这件事，我悟出一个道理：在商业社会里，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是买不来尊重和荣誉的。而货运主任对我所诉求的正是后者。货运主任的精神需求很简单：欣赏这位城市年轻人的做事态度和吃苦精神，愿意无偿伸出援助之手，从支持行为中获得精神的满足感。既然是在做令人敬佩的事业，为什么还要通过物质的诉求，直白地讲，用行贿手法来获取计划外车皮呢？
人的需求是两个层面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前者可以用金钱和物质来满足，后者则不然。人与人的关系也有两种，一种是赤裸裸的物质关系，另一种是尊重和荣誉。既然人有两面性，何不用自己的行为引发他人精神层面的共鸣呢？想想送烟的动机，不禁让我汗颜！
想通了，也清楚了经营企业的底线：绝不行贿！
在东南亚某些国家，贿赂已经成为社会的隐性规则，企业不行贿很难生存，如果企业坚持不行贿就可能出现生存问题。中国的市场改革试验中也存在着行贿受贿的不良风气，中国也会步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后尘吗？果真如此，不行贿能生存吗？我无法预测未来中国社会风气的走向，我只能假定：中国的改革不会步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后尘。如果这一假定是错的，我宁可是个失败者也不愿意同流合污。
破产边缘、困兽犹斗
1983年8月，香港媒体的新闻报道：鸡饲料中发现致癌物质。
一夜间，香港人不再吃鸡肉，改吃肉鸽。珠三角出口香港的肉鸡也在瞬间失去了市场，饲养主不再购买饲料养鸡，饲料厂也暂时停产。再次来到正大康地，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刚孵化出来的种鸡苗成千上万只地推送进焚化炉烧掉！过去只从书本上读到：经济危机发生时，积压的牛奶成千吨地倒进海里，刚出生的牛犊就被宰杀；而眼前的场景则如出一辙。残酷和浪费就展现在眼前！细想之下，看似残酷的行为却有其合理性：继续将雏鸡饲养大而又没有市场接受，经济损失会更大。残酷的选择未必不是合理的选择。
城墙失火殃及池鱼。王石饲料组的畅销玉米也成了滞销货。
月内，铁路在途的近千吨玉米陆续抵达笋岗北站。车站的仓库塞满了玉米包；站台也码满了玉米堆；装玉米的车皮仍在抵达，没地方卸货就临时甩在铁路直线上……通知到货的车皮数量在不可遏制地增加着。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拿到相关表单，核对的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本月到达的玉米是原计划的4倍：4 000吨！
怎么会增加这么多？打电报询问发货单位：原来计划内发往香港的玉米因香港方面不开信用证而临时改计划发给了王石。没有“致癌素”事件，玉米多多益善，可现在的情形却让人欲哭无泪。
这下子，整个笋岗北站，到处都是堆放的玉米，还有二十几辆待卸的玉米车皮。
没几日，台风肆虐深圳。台风过去，我来到货场，只见遮盖玉米的帆布破口处冒着白沫，如同大闸蟹吐沫的情形。怎么回事？原来，破口处灌进雨水，玉米受潮，加之闷热发酵便产生气泡……整个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酸酸的味道。继续捂下去，不是酿成酸醋就是玉米酒！我急忙动员全组人员，雇请20个民工摊开帆布，打开麻袋，晾晒潮湿的玉米，剔除发霉变质的玉米。
将麻袋的封线剪开，再将150斤重的麻袋拎起，将玉米抖出来，摊开。干着干着，突然发现麻袋口上血迹斑斑。哪来的血迹？张开手掌，自己的十指被磨破，血淋淋的，却没有感到一丝疼痛。
每天上午晾晒玉米，下午则开着小卡车，在方圆半径150公里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推销玉米，就像篦篦子一样将顺德、东莞、佛山、惠阳地区生产大队一级的饲养场篦了一遍。但香港人不吃鸡了，谁还有心思养鸡？生意好的时候，买家最少批量采购30吨，现在却是多少不限，我还负责送玉米上门。
一次，黄世浩兴冲冲地介绍了一个买主：他过去任教学校的一位老师，购买1。5吨玉米，条件是还要无偿运送2吨猪饲料。我爽快答应了，送完一吨半玉米，再开车来到一处偏远的养鸡场。这位经营家庭农场的民办老师指着一堆清理出的鸡粪：“这就是喂猪的饲料，装车吧。”我二话没说，脱鞋袜、挽裤腿，赤脚站到鸡粪里，屏住呼吸，抡起铁锹往丰田小卡车箱里甩鸡巴巴。难道这位老师是教授生物的？鸡屙出的巴巴，没有完全消化的蛋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