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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病变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恐惧感充满周身每一个细胞，脑海闪现的第一个念头却是：手术之前要去趟西藏，一旦坐上轮椅就很难成行了。在医院组织的专家会诊中，骨科医生提出了不同意见，只要血管瘤不再增大，不一定非得动手术；适当的运动也可以进行。我理解骨科专家的意思是：现代医疗设备太先进了，本不应该显示出来的东西也显示出来了。我没有接受动手术的方案，而去雪域西藏的念头却没有改变。
置身其中，哪有心思筹划西藏之行？前几年集团跨地域急速扩展形成的割据正在消除，协调不好会无端端消耗公司有限的资源；集团总部正从经营、管理型向管理、监控型过渡，稍有不慎就会给二级公司制造麻烦。要想1995年成行西藏，难！
1996年利用春节假期去湖南张家界连续登了5天山，开始做进藏旅行的体力准备。旅行路线也确定下来：航程飞抵西宁，陆路这样安排，首先走青藏线—青海湖、格尔木，翻昆仑山、唐古拉山、念青唐古拉山，穿越藏北高原，到拉萨河谷；次行中尼线—沿拉萨河横穿藏南谷地，达喜马拉雅高山区的中尼边境口岸樟木，从原路折返日喀则、曲水；再走川藏线南路—顺雅鲁藏布江东行，穿越藏东高山峡谷区至芒康，继续东行出藏进四川巴塘到成都；全部车程6 000公里。进出西藏的车程路线可以通过滇藏线—芒康至云南丽江；还可通过新藏线—新疆喀什至拉萨。
曾设想乘汽车在一个月内穿越这5条路线，但测算下来不可能30天内完成，单是穿越渺无人迹的藏西荒漠的新藏线车程就要15天。最后选择了前3条衔接的路线。即使仅走这3条路线，除去旅行中途停留时间，平均每日车程要在400公里以上才行。
路线在地图上标好的同时也寻找到旅行伙伴、与我有亲戚关系的香港小老板徐小丹。徐老板去香港前是北京一家文艺杂志的摄影记者，曾当过兵，西藏军区现任政委胡永柱将军曾是他当兵时的连队指导员。有这层关系，到了西藏的接应想必不成问题。现在似乎已经万事俱备，只欠确定出发日期。
然而，1996年公司制定了销售库存的计划，代号“孔雀开屏”，还确定了重点投资深圳的策略，代号“跳蚤行动”。就是这只开屏的“孔雀”和反弹的“跳蚤”把集团的主导业务推向新高。由于斡旋于“孔雀”、“跳蚤”之间，1996年一直未能确定出发西藏的时间。我开始怀疑：难道去西藏只是脑海里的一种幻觉？
1997年元旦，我终于和徐小丹确定了8月为进藏的时间。
身边的助手知道了我的打算，可能猜测老总又在出什么怪招，但或许他们会一致认为：脾气暴躁、说话嗦的王老板离开总部一个月，会起到平静总部环境、改善人际关系、提高工作热情的作用。进藏准备开始进入倒计时。
为了适应高山缺氧环境，我开始有意识地负重登山锻炼，6~7月份登了粤东境内的4座1 000米以上的高山。在其中的一次登山活动中结识了深圳青年周行康，他成了我的第二个旅行伙伴，两个人气味相投，都是登山发烧友。登山爱好者彼此互称“山友”，为了联络青藏高原的山友，临出发前还特意请中国登山协会主席曾曙生先生给青海、西藏登山协会写了介绍信。
其后不久，又接受了深圳一位摄影家朋友的建议：出藏时走滇藏线而不走川藏线，一是云南丽江古城有保持完好的明清古建筑，值得搞房地产的人一看；二是途中经过的藏区中甸是传说中的“香格里拉”的原型；三是与丽江相距185公里之遥的泸沽湖，是摩梭族的聚居地，迄今仍保持着走婚制等很多母系氏族社会的习惯。这一改，路上的行程更加紧张，30天的时间显然有些不够用了。
8月中旬，我们终于正式确定了去青藏高原的日期。就在出发前的一个晚上，徐小丹忽然来电话说要去新西兰洽谈一个项目，不能同行了。然而，8月20日是出发的日子。小丹不能同行的变化并未改变原定的行程表，我和小周分别从北京、广州飞西宁会合，翌晨天微微亮就乘了一辆三菱吉普上了路。
之后，我在青藏高原度过了1个月。
胡永柱将军
曾经答应与我一起进藏的徐老板，因生意关系没能同行。但他当年的连队指导员、现任西藏军区政委胡永柱将军却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徐老板在回忆连队生活时，这样描述当年的连首长：胡永柱刚从其他连队调来任指导员，有个老兵欺生，假装开玩笑，拦腰把个头瘦小的胡指导员抱起来抡圆圈，想趁其晕头转向时撒手，来个下马威！围了一圈的士兵也跟着吆喝起哄。只见小个子指导员顺手在老兵的脖颈摸了一下，老兵应声歪倒在地上。这兵油子哪里晓得新来的指导员是1964年大比武的技术尖子，侦察兵、军事干部出身，只是被团政委发现其宣传鼓动才能，才被动员改行做政治工作。
果然，团政委有眼光，30年前改行当的胡指导员，现在已经升任西藏军区政治委员。然而令我更感兴趣的是徐老板、胡将军曾经所在的部队—陆军54军。在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中，54军是参战的主力部队之一。36年前，一场只持续了30日的边境有限战争不仅以印度陆军蒙羞惨败而告终，还导致了印度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一落千丈。此次青藏之行，很想到边境线上去看看漫长中印边境线的现状，听听胡将军谈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中的54军战史。
进藏和胡政委第一次通上电话是在那曲镇路边餐馆里。当通报了“68年兵”徐小丹的名字，胡将军即刻在电话里回应：“那是我当指导员时提拔的司务长。”在明白我的身份后，将军同意在拉萨见面。
8月27日到拉萨的当晚9∶00，车刚陪同我到军区大院里的胡政委住处。在幽静的大院里不仅能看到戴袖章的巡逻哨兵，还能感到树丛后面流动暗哨碰撞树枝发出的响声，使人感受到平静里掩饰着紧张。拐进一条林荫小道，见到一座不起眼的小四合院，四合院里花草茂盛。嗅到四处飘荡的芬芳花香，周身绷紧的神经才松弛下来。
走进一间办公兼会客的房间，摆满文件的大办公台就占了四分之一的空间，加上摆在靠进门左侧的硬木长沙发，已没有回旋余地。房间之小，家具之简单出乎意料。眼前的胡将军身着戎装，没戴军帽，但梳理整洁的后背头和挺拔的腰板，以及额头下方两条明显的竖向皱纹使人感到一位职业军人的沙场生涯和英武气质。惟有房间里摆放着的硕大钢制医用氧气瓶才使我意识到将军不适应高原缺氧环境的现实。
一见面我就问将军，徐小丹现在是香港商人，忌不忌讳。说话带四川口音的将军答道：“忌讳啥子？在香港定居又不是变成了老虎。小丹当了老板也曾经是我的兵嘛。”胡将军回忆起当年的连队生活，夸奖小丹的军事技术好，本来应提排长，没有名额，才提成负责连队后勤的司务长，惋惜小丹没能长期留部队。
我告诉将军，我也是当兵出身：1968年入伍，在空军后勤系统当汽车兵，1973年在新疆退伍。坐在一旁的摄影家车刚插话说，他没当过兵，但却喜欢充满阳刚之气的部队生活：“我搭乘过陆军航空兵的‘黑鹰’直升飞机航拍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飞机在陡峭的雪峰飞速掠过，下面是湍急的江水。直升机突然向左倾斜，眼瞅着向雪峰撞去，却急转弯飞了个小回环。只有这种飞法，我才有俯拍大峡谷的设计视角。我和飞行员已经形成默契。嘿！那种感觉：刺激、兴奋又伴随着恐惧……”车刚的故事即刻使聊天的气氛活跃起来。话题终于转到中印边境，我请将军谈谈36年前发生的那场战争。
胡将军介绍，他自己在中印边境战争中还是个娃娃兵。“我所在的135师没参战，上去的是有丰富山地作战经验的130师。中印边境冲突升级为战争时，驻防在四川雅安的130师才奉命紧急开进西藏战区的察隅。这期间西藏军区边防部队已在中印边境东段麦克马洪线主战场克节朗河谷、达旺地区，全歼印军王牌4师第7旅，生擒旅长达尔维。察隅距克节朗320公里。54军面对的是王牌4师第11旅。兵力上130师占优势，战役部署上要全歼11旅。11月14日战役开始。仅3天时间11旅就全线崩溃，瓦弄机场迅速被占领。至12月初130师撤离瓦弄，击毙印军754名，俘虏502名。但没能全歼11旅，是击溃战。指挥作战的丁盛军长为此大为光火，在指挥所里大喊：‘我怎么向主席交代？！’我军的士气非常高昂。”说到这儿，胡将军停顿了下来，流露出既得意又遗憾的神情。
对印军的失败，谙熟战况的胡将军从战术角度谈到5点：
1。 兵力和装备上印军处于劣势；
2。 兵力分散，在两军对峙时犯了兵家大忌；
3。 缺乏纵深配置，防线缺口一打开，我军犹入无人之境；
4。 缺乏山地作战经验，无法组织战术配合抵挡我军的反击攻势；
5。 没有建立有效的后勤保障系统。
“印军绝不是草包，”将军强调，“130师在瓦弄战役中阵亡210名，就很能说明……”胡将军侃侃而谈，如数家珍，并且引用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延伸”的原则，评价印军失败最根本原因在于：尼赫鲁政府对华外交政策的严重失误。
将军还谈了中印边境战争对加速印度国防建设和第3次印巴战争的影响：中印边境战争的失败成了印度发展国防和加强军队建设的契机。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前夕，印度陆军的总兵力比1962年增长了80％，装备进行了更新，海空军力量也得到较快发展，实力已比巴基斯坦军队强了许多。
将军的一席话使我回想起第三次印巴战争期间我在新疆的亲身感受。我告诉将军：“我所在的汽车营负责南疆飞机场的航油运输任务。1971年底，运送航油任务突然加重。上级命令7天的路程要在3天内赶到。运送航油的车队昼夜兼程。航油送到机场时，见到跑道上频繁起落的歼击机，还在场站见到许多巴基斯坦空军飞行员。从部队运送航油总结会上得知，来接收飞机的巴国飞行员中有一名曾驾驶中国制造的歼—6战斗机击落两架印军苏制米格21的战斗英雄。记得全场官兵热烈鼓掌，就像中国空军部队打了胜仗。”
但第三次印巴战争的结果却是以巴基斯坦军队惨败而告终。中印边境战争，印军溃不成军，9年之后却摆脱失败的阴影，显示出军事强国的实力。可惜的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在印度加速国防现代化时，我们国家正经历着文化大革命，国防现代化进程受到影响。
话题从军事转到西藏风土人情、经济大潮、特区建设……
和车刚从胡政委住处出来，已近午夜12点钟。
回到宾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数日旅途奔波，躺在松软的床上早应入睡了，但却辗转反侧没有丝毫睡意。拉萨半夜下起雨来。耳听窗外淅洒沥沥的雨声，回想起30年前当兵的情景：新兵连到农场割麦子。我不服气农村兵比城市兵割得快，和农村兵摆擂台，但哪是刚刚穿上军装的农民的对手？眼见竞赛对手猫着腰，唰唰超过一截，我咬牙跪在地上割一把，挪一步，双手磨出血来也不肯服输，硬是紧追后面，没被甩掉。比赛下来，我仰面瘫躺在麦田一动也不想动了。在提倡吃大苦、耐大劳的连队生活里，优势显然不在城市兵这边。
5年之后退伍的时候，我想我不适应部队生活，总算离开了。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连队生活的经历却一直萦绕在记忆中。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珍惜部队的生活和磨炼。可以说，部队团队协作的精神、雷厉风行的作风、助人为乐的传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处世方法和人生态度。和胡将军的聊天勾起了对连队生活的回忆，也勾起了对曾朝夕相处战友的怀念……
厚墙内的红衣僧人
到拉萨翌日，天还未放亮，我溜出宾馆顺街散步（“夜猫子”小周还在酣睡）。渍水的地面使我想起那场夜雨。空气清新、凉爽，深深呼吸两口，周身舒畅。宾馆所在的街道没有路灯，浓浓夜幕仍笼罩着一切。听不到鸡鸣声，听不到犬吠声，也听不到早班车的轮胎与路面磨擦发出的咝咝声。拉萨还在沉睡中……
忽然，某种从未感受过的神秘的声响牵动了我的神经。我蓦然停住脚，紧张地辨别着这声响来自何方。这是一种只有用“心”才能感受得到的响动。是高原黎明前的天籁？还是冥冥神灵在作祟？朦胧中依稀可辨一些人影在游弋，忽隐忽现，一个、两个、三个……迎面而来，又飘然而去，很快消失在黑暗中。我扭转身，情不自禁地加入了这支神秘莫测的队伍。他们的脚步很快，走在前面的人早已不见了踪影，后面的人又紧跟上来和我擦肩而过，犹如脚踏风轮。他们的袍袖发出悉索悉索的声响，更使我感到心跳加快。我追随了一阵，感到力不从心，饥饿感阵阵袭来，半途退了出来已是气喘嘘嘘。
回到宾馆，天刚放亮。从“巴依老爷”口里得知：这些人都是虔诚的朝圣的信徒，而我方才跟着他们，正走在朝拜的转经道上。所走路线是围绕拉萨城转圈的外经道，一圈转下来至少得3个小时。此外，围绕大昭寺的八角街为中经道，长度1。5公里。在大昭寺内围绕佛祖殿的为内经道。围绕佛像周而复始的转圈，是众信徒朝拜佛祖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于半途而退的行为，“巴依”一本正经地告诫我：“转经道上哪能中途退出？心跳突然加快、想吃东西是佛祖在考验你的诚意。许多虔诚的信徒是在转经道上完成人生最后的旅途，含笑倒下，飞升天国。你连一圈都没走完，如何能得到佛祖的保佑？”
也许真是佛祖在考验我：渴望吃东西的愿望从来没有这样强烈！自青藏线上身体进入辟谷状态，第一次有了进食的欲望。这么早，到哪吃早餐呢？
披着霞光，伴随肚子咕噜咕噜的响声，打的到大昭寺参观。寺院负责接待的是位年轻的喇嘛，身子骨略显单薄，名叫尼玛次仁。尼玛16岁皈依佛门，至今已有十几个春秋，曾在北京高级佛学院进修，能讲多种语言，现任大昭寺管委会副主任。得知我还饿着肚子，他便邀请我到他的寝室喝酥油茶、吃糌巴。
尼玛的寝室大约13平方米，是间典型的职业宗教者的宿舍，客人被请坐在床上。举目所望，排放整齐的宗教书籍把几个书橱塞得满满的。落地藏柜上摆列着一排盛满净水的银碗和几个活佛的相片。我能认得出的有十世班禅和十四世达赖。
酥油茶在暖水瓶里，是现成的。糌巴则是临吃前准备。特意洗过手的尼玛把炒熟的青稞面倒进一只精致的银碗里，拌上酥油、白糖、水，然后用手慢慢捏抓。直到糌巴攥在手上可以成形后，把银碗递过来：“试试糌巴的味道。不一定习惯。”也许是肚饿的缘故，我连喝了四碗酥油茶，还把一碗糌巴吃得干干净净。当尼玛知道我是第一次吃糌巴时，显得惊讶不已，因为连藏区的汉人都很难适应藏民族特有的饮食习惯，更何况初来乍到者。
藏传佛教讲前世和来世，我想：也许我的前世和西藏有缘吧，可是餐餐酥油茶和糌巴也未免单调了些。
尼玛介绍说，按“不杀生害命”的佛律，饮食上汉传和南传佛教均采取素食制度。藏区地势高寒，不食肉类体力很难维持，所以藏传佛教僧尼除了糌巴乳品外，允许食肉，但不食飞禽鱼类和驴马，广东人喜欢的狗肉是最大的忌讳。
聊天中，尼玛递给我一本相册，头几张是他参加全国青联代表大会期间活动的留影。而我更感兴趣的却是尼玛自己从各个角度拍摄的大昭寺的照片。勤学的尼玛是位摄影爱好者，有中国民俗摄影协会会员头衔。尼玛告诉我，他想创作一幅七色彩虹悬在大昭寺上空的照片，有几次好机会，只是没有广角镜头，气势出不来。实际上，尼玛拥有的只是一架傻瓜相机，经济上不允许他在个人嗜好上有更多的破费。尼玛每个月的收入在400元左右。食宿的开销，再加上必须支出的书籍费，剩余就不多了。
说话间一个小僧人探进头来，又缩了回去不见了。尼玛告诉我，那是他的亲弟弟，是大昭寺的小喇嘛。尼玛有两个弟弟，另外一个也在拉萨，正上小学，和尼玛住在一起。一家出了两个喇嘛颇使我感到意外，更让我意外的是他的８岁小弟也准备出家当喇嘛。尼玛解释，因为他的小弟没有拉萨户口而面临休学回家乡，在大昭寺出家当喇嘛是较佳的选择。
“三兄弟全当喇嘛，父母会同意吗？谁来伺候老人？谁来传宗接代？谁来从事牧业生产？”显然，我的提问有些冒昧。
尼玛平静地回答：“当然，父母不同意是不行的。在我们藏区，一个家庭能出几个喇嘛是一种荣誉和功德呢。因为家庭的一些原因，喇嘛还俗的也有，那是少数，是很不光彩的。民主改革前，藏民族的人口越来越少，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出家当喇嘛的太多了。西藏是高原，生存的条件差，要是人口太多了，没饭吃，都活不了。从这个角度看，出家人没有后代也是件好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不是马克思的理论吗？这个道理和佛教教义是不矛盾的……”
不知为什么，和尼玛聊天使我的心境安静平和。窗外就是著名的八角街，商贩的吆喝声、佛徒的诵经声、游客的步履声、牲畜的铃铛声不绝于耳，让人感受到农业文明的市井风情，好一幅拉萨的“清明上河图”。在深圳的现代环境下待长了，物质生活的享受和积累财富的诱惑，使人变得浮躁和惶恐；在大昭寺待上一个时辰，惴惴的心就会平静下来，对现代人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和调剂。
也许是职业上的习惯，尼玛没向我提出任何问题，只是认真地倾听和解答。尼玛倾听提问时显得有些羞涩，但每当解答问题时，两眼即刻放出明亮的光彩，双手上下比划着，显示出职业宗教者的解说才能和对信仰的虔诚和执著。上午的时光就这样不知不觉过去了，尼玛约我下午4：30半再来。他说那时可以安排到释迦佛祖大殿膜拜佛祖12岁等身像，这座镀金铜像是1 300年前文成公主从长安携带进藏的。还可以让我到大昭寺天台观赏鎏金屋顶，远眺巍峨壮观的布达拉宫……
哲蚌雪顿节
来到拉萨正赶上一年一度的雪顿节。大街小巷彩旗飞舞，一派喜气洋洋的节日景象。据介绍，雪顿节原来是宗教节庆活动，后来衍化为演出藏戏歌舞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