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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基山拉尔和其他的领袖们也都被释放了。阿里弟兄也是直接从监狱里赶到大会的。人们感到无比的欢欣。潘迪特。莫迪拉尔。尼赫鲁是那次大会的主席；他牺牲了极为兴旺的律师业务，把旁遮普当作他的总部，提供了巨大的服务。已故史华密。史罗昙纳吉是接待委员会的主席。
截至这个时候，我参加国大党的年会还只限于建设性地提倡使用印地语，我的发言限于主张将印地语规定为国语，此外是在发言中提出印度海外侨民的问题。这一年我不想再做什么超越这个范围的事情。然而正如往常的许多情况一样，负责的工作总是突然地落到我的身上。
英皇所宣布的改革方案那时刚刚公布。这个方案连我都不能完全满意，其他人也都不满意。不过我当时觉得，那个方案虽有缺点，还是可以接受的。在英皇的公告中和那个方案的语气里，我感到辛哈勋爵也参加了意见，这就显露了一线希望。然而那些久经锻炼的老战士如已故罗卡曼尼亚和德希班度。齐达朗建。达斯却频频摇头，表示不以为然。潘迪特。马拉维亚吉则采取中立态度。
马拉维亚吉把我安置在他自己的屋里。我在印度教徒大学的奠基典礼上，对他的简朴生活已有所了解；但是这一次因为同处一室，就能够对他的日常生活作细致的观察，而我所看见的事实使我充满了欢欣惊奇的心情。他的房间有一种近乎贫民免费公寓的神气。你简直很难从屋里通过。屋里因为过分拥挤，简直没有转身的余地，有很多不速之客随时来找他，并且可以随便占用他多少时间。在这个小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着我的棕绳木床，倒显得很庄严的样子。
不过我不应当占用这一章来描写马拉维亚吉的生活方式，现在还是言归正传吧。
这样我就可以天天同马拉维亚吉讨论，他常常象老大哥一样亲切地向我解释各党派的不同观点。我明白我参加关于改革方案的决议的讨论是无可避免的了。我既然负责起草国大党关于旁遮普事件的报告书，便觉得对于此案其他的未了事宜，也应当注意。就这个问题来说，需要和政府有所接洽。同样还有基拉法问题没有解决。我那时还相信，蒙太鸠先生不会变节，印度的事业也不容许被出卖。阿里弟兄和其他人的释放，我以为也是一种吉祥的征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通过一个接受而不是拒绝那个改革方案的决议，是正确的。相反，德希班度。齐达朗建。达斯却坚决主张应当拒绝，认为那个方案完全不恰当和不能令人满意。已故罗卡曼尼亚多多少少采取中立，但是决定支持德希班度所赞同的任何决议。
和这些处世有方、久经锻炼、受大家敬仰的领袖们的意见不同，对我来说，是一件难于忍受的事。但是另一方面，我的良心的声音却又非常清楚。我企图离开这次大会，我告诉潘迪特。马拉维亚吉和莫迪拉尔吉：如果我不参加大会的其余几次会议，对大家都有好处。那样我就免得暴露我同那些受人尊敬的领导人的意见上的分歧。
然而我的建议并没有为这两位前辈所赞同。有人把我的意见告诉了拉拉。哈基山拉尔。他说：“那是断断不可的，那样做会大大地伤害旁遮普人的感情。我同罗卡曼尼亚、德希班度和真纳先生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什么办法。最后，我把我的苦处告诉了马拉维亚吉。我对他说：“我看不出有妥协的希望，如果我提出我的议案，会上就会引起分裂，那就得进行表决。然而我在这里看不出有什么好办法。在大会的公开会议上，我们一向是采取举手表决的方式，正式代表和列席旁听的人因此很难区分，而在这样的大会上我们还没有找到进行计算表决的方法。所以即使我想分别进行表决，既没有这种条件，也看不出有什么意思。”但是拉拉。哈基山拉尔来给我解了围，他决定采取必要的安排。他说：“进行表决那一天，我们不准旁听的人进入会场。至于计算票数，我有办法。但是你千万不能离开大会。”
我只好屈服了；我把议案写好，胆战心惊地准备在大会上提出来。潘迪特。马拉维亚吉和真纳先生打算加以赞助。我看得出来，我们的意见分歧虽然并没有产生恶感的任何迹象，而我们的发言虽然都是根据冷静的推论，但是意见分歧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人们所不能容忍的；这使他们痛心，他们要求全体一致的意见。
甚至当发言正在进行的时候，主席台上也在酝酿解决意见分歧的办法，领导人之间也在为了这个目的而自由地交换纸条。马拉维亚吉想尽种种方法，要把鸿沟消除，正在这个时候，捷朗达斯递了一个修正案给我，用他那亲切的态度，请我设法避免使代表们陷于分裂的困境。他的修正案正合我的意思。马拉维亚吉的眼睛已经在向各方探索希望之光。我告诉他捷朗达斯的修正案在我看来似乎双方都可以接受。接着看这个修正案的是罗卡曼尼亚，他说：“如果西。勒。达斯同意，我也不反对。”德希班度后来终于软化了，他望了比彬。昌德罗。巴尔先生一眼，象是在要求他的支持。马拉维亚吉满怀着希望，他抢过那一张修正案的纸条，在德希班度还没有说出肯定的“行”以前，就向大会嚷道：“代表弟兄们，你们一定乐于知道，妥协已经达成了。”那时的情景实在无法形容，会场里响起热烈的掌声，而听众的阴暗的面孔立即露出了快乐的光辉。
修正案的全文用不着说明了。我在这里的目的只是在于说明这个议案是怎样通过的，作为我在这几章里所谈到的一部分经验。
这次的妥协进一步加重了我的责任。
第三十八章 国大党的入党礼
我应当认为我参加国民大会党的阿姆里察会议是我真正参加了国大党的政治活动。我出席过去的几届年会，只不过是为了要重申我对于国大党的忠心罢了。在那种情况下，除了仅仅是私人事务以外，我从来不曾感到有什么工作需要我去做，而且自己也不希望做更多的事。
我在阿姆里察的经验说明，也许有一些事情我是有一点能力做的，而且对于国大党是有用的。我已经看出，我在旁遮普所进行的调查工作，已故罗卡曼尼亚、德希班度、潘迪特。莫迪拉尔等领导人是很高兴的。他们常常邀请我参加他们的非正式集会，我发现他们在这种集会里，讨论和构成提案委员会的议案。只有那些得到领导人特别信任以及他们的服务是为领导人所需要的人，才能得到邀请参加这种集会。在这种集会上，有时还有一些不相干的人来参加。
第二年有两件事情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我对这两个问题有一点癖好，一个是纪念嘉里安瓦拉花园的大屠杀。国民大会党已经通过了一个决议，得到热烈的支持。为此必须募集五十万卢比以上的基金。潘迪特。马拉维亚吉在公众事业中享有群丐之王的声誉。但是我知道就这方面来说，我比他差不了多少。我在南非的时候发现我有这方面的能力。我没有马拉维亚吉那种向印度权贵们募集大宗款项的那种无可比拟的魔术。然而，我知道为了建立嘉里安瓦拉花园纪念堂而向王公们募捐是不成问题的。正如我所预料的，募捐的主要责任就这样落到我的肩上。慷慨的孟买市民捐献了大量的款项，而纪念堂的基金至今在银行里还有一笔相当可观的余款。然而今天全国所面临的问题却是在那个地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纪念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绞尽了脑汁。这三个教派的人不但不能在和谐和仁爱中团结一致，却在那里公开地互相攻击，以致如何应用这一笔纪念基金的问题，整个印度都没有办法。
国大党可以利用我的另一种能力就是起草文件。国大党的领导人发现了我有把问题简炼地表达出来的能力，这种能力我是在长期的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当时国大党的党章是戈克利的遗作。他拟定了几条规章作为国大党这个机构运用的基础，制定这些规章的有趣的历史是戈克利亲自告诉我的。然而由于国大党的事务越来越繁重，现在大家都感到这些规章已经不能适应需要了。这个问题年复一年地被提出来。那个时候国大党在闭会期间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机构进行日常工作或者处理在这个期间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现存的规章规定有三个书记，但是事实上只有一个书记做实际工作，而且还不是专职干部。他一个人单枪匹马，怎么能够照顾国大党的党部，考虑未来的工作，或者承担国大党上届大会所规定的今年的任务呢？所以在那一年内，大家都觉得这个问题比往常更加重要了。国大党大会是一个非常臃肿的组织，讨论公众的事务很不方便。大会对于代表人数毫无限制，对于各省代表的人数也没有规定。对于这种混乱的情况，大家都觉得有绝对的必要进行一些改进。我答应在一个条件下承担修订党章的责任。我明白当时有两个领导人，即罗卡曼尼亚和德希班度，对群众有极大的影响。我的条件是，作为人民的代表，他们应当参与修订党章委员会的工作。但是他们显然没有时间亲自参加修订党章的工作，因此我建议委员会里应有两个享有他们信任的人同我一齐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不超过三人。这个建议被已故罗卡曼尼亚和已故德希班度所接受，他们分别提名克尔卡和埃。比。沈先生作为他们的代表。党章委员会连一次会也没有开成，但是我们依靠通讯互相商讨，最后提出了一个一致同意的报告书。我认为这个党章有一定的可以自豪的地方。我以为如果我们能够完满地制定出这个党章，这个事实本身就可以为我们带来自治。就因为有了这种责任感，所以我说我已经真正加入了国大党的政治活动。
第三十九章 土布运动的诞生
1908年我在《印度自治》一书中把织布机或纺车描画为救治印度的日益增长的贫困的万应药膏，那时我并不记得我曾经看见过那些东西。在那本书里，我以为任何可以使印度广大群众摆脱其极度贫困的，在同一过程中也就可以使他们得到自治。就是到了1915年我从南非回到印度的时候，我也没有真正看见过一具纺车。非暴力抵抗学院在沙巴尔玛第成立以后，我们弄到了几部织布机。可是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了困难。我们所有的人，不是自由职业者，就是做生意的，没有一个人是懂得手艺的。在我们还没有使用织布机以前，我们需要找一个纺织专家来教我们纺织。后来我们从巴兰埔找到了一个人，可是他并没有把他的手艺全部传授给我们。然而摩干拉尔。甘地却不肯就此罢休，他有运用机械的天才，不久便精通了这门手艺，于是便在学院里一个一个地把新的纺织者训练起来了。
我们自己所规定的目标是要用自己的手织出我们衣着所需要的全部布疋。因此我们决定不用纺织厂生产的细布，学院里的全体人员都要穿用印度土纱和土法织出来的粗布。这个实践使我们获得极为丰富的经验。这使我们通过直接的接触，了解到纺织工人的生活状况，他们的产量的限度，采购棉纱的困难，受人欺诈的苦处，以及最后他们债务日增的情况。我们还不可能一下子就生产出我们所需要的全部布疋。因此就只好向织布手艺人购买欠缺的部分。然而用印度纺纱厂的棉纱所织成的现成布疋却不是容易可以从布商或织布人本人那里买得到的。织布工人所织成的所有的细布都是采用外国棉纱，因为印度的纺织厂并不生产细纱。就是到今天，印度纺纱厂所生产的细纱也很有限，最高级的细纱则根本纺不出来。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才找到几个织布工人愿意给我们纺本国棉纱，唯一的条件就是学院必须全部包购他们所生产的布。我们这样用纺纱厂的棉纱所织出来的布做衣服，并在朋友中间广为宣传，就使我们自己成为印度纺纱工厂自愿的代理人了。这反过来又使我们同纺纱厂有了接触，并使我们有可能了解一点他们的经营情况和困难。我们明白纺纱厂的目标是越来越多地采用他们纺出来的棉纱来织布；他们同土布纺织工人的合同并非出于自愿，而是无可奈何的，临时的。我们对于还不能纺自己的棉纱这件事，觉得很不耐烦。事情很清楚，除非我们能够自己纺纱，依赖纺纱厂的情况就无法改变。我们并不认为继续充当印度纺纱厂的代理人，会对国家有什么好处。
无尽的困难又向我们袭来。我们既弄不到纺车，也找不到一个纺工来教我们纺纱。我们学院里倒有几个卷棉纱的轮子和纺织线轴，可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些也可以当作纺车用。有一天卡里达斯。贾维礼发现有一个妇女，愿意给我们表演一下纺纱的手艺。我们便派了学院里一个擅长学习新事物的人到她那里。然而就连这个人也没有找到这门手艺的窍门而徒手归来。
光阴蹉跎过去，我也越发不耐烦了。每逢碰到前来学院参观的似乎懂得一点纺纱手艺的人，我都向他打听有关这门技术的许多问题。然而这门技术只限于妇女才懂得，而且差不多要绝迹了，如果偶然还有这样的人生存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也只有少数妇女可能知道在哪里。
1917年，我被几个古遮拉特朋友拉去主持布洛亚赤教育会议。我在那里发现了那位异乎寻常的妇人甘嘉朋。马兹蒙妲。她是一个寡妇，但是她的事业精神是无限的，她所受的教育，按照教育的普通意义来说，并不算多。然而以胆量和常识而论，她却胜过一般受过教育的妇女，她已经摆脱了不可接触制度的陈规，无所恐惧地在被压迫的阶级中活动并为他们工作。她能够自己谋生，她的需要也很简单。她有一个饱经风霜的身体，无论到哪里去都用不着有人护送。她善于骑马。我在戈德罗会议上对她有了更深切的了解。我向她倾吐了关于纺车的苦楚，她答应要为我们进行认真而不断的搜寻，找一个纺车，这使我如释重负。
第四十章 终于找到了！
最后，甘嘉朋遍访古遮拉特，总算在巴洛达邦的维嘉埔找到了纺车。那里有很多人家都有纺车，但是久已把这些纺车当作废材，束之高阁。她们对甘嘉朋表示，只要有人答应经常供给纺织的棉条，并购买她们所纺出来的棉纱，她们便预备重理纺纱业。甘嘉朋把这个可喜的消息传给我，供给棉条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乌玛尔。苏班尼（现已故），他立即叫他的工厂供给足够的棉条，这便解决了我们的困难。我把乌玛尔。苏班尼所供给的棉条送到甘嘉朋那里，不久棉纱便出来，其产量之多，使我们穷于应付。
乌玛尔。苏班尼先生倒是非常慷慨，但是我们总不能老是那么占他的便宜。我从他那里不断地收取棉条，心里觉得很不安。而且我总认为使用纺织厂的棉条，是一个根本错误。如果人们可以使用机器棉条，为什么就不能使用机器棉纱呢？难道古代的人是靠纺纱厂供给棉条的吗？那么当时他们怎么造的棉条呢？心里有了这些念头，我便建议甘嘉朋找一些可以供给棉条的梳棉匠。她悄悄地负起这个使命，雇了一个愿意梳棉的梳棉匠。他每月要35个卢比的报酬。我那时不惜出任何代价。她训练了几个青年把梳好的棉花做成棉条，我向孟买要求供给棉花。亚斯望普拉沙德。德赛先生立刻答应了。甘嘉朋的事业因此意外地发达起来。她又找了一些职工，把维加埔纺成的棉纱织成布疋，于是维加埔的土布不久便出名了。
当这些事正在维加埔发展的时候，纺车在学院里已经迅速地占了一席地位。摩干拉尔。甘地还以他的出色的机械天才，把纺车作了许多改进，非暴力抵抗学院跟着便开始制造纺车和附件了。学院里自己织出来的头一匹布每码价值17个安那。布虽然粗，价格也贵，我还是毫不迟疑地向朋友们推销，而他们也乐于出这个价钱。
我在孟买虽然害病，却还可以勉力出去寻找纺车。最后，我碰巧遇见了两个纺工。他们每纺一西尔①棉纱索价一个卢比，那就是28个拖拉或将近四分之三磅。我当时还不了解土布的行情，我觉得能够买得到手纺棉纱，价钱再贵也在所不惜。及至我把自己所出的价钱同维加埔的价钱一比较，我才知道自己受骗了。这两个纺工却不愿意减价，因此我就不再找他们做工了。不过他们也算做了好事，他们教会了阿望蒂嘉白夫人，商卡拉尔。班克的寡母罗密白。康达夫人和华素玛蒂朋夫人怎样纺纱。纺车的辘辘之声开始兴高采烈地在我的房里响起来了，我敢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健康的恢复，纺车的声音实在出力不小。我承认在这件事上，心理上的效果大于生理上的效果。然而这也已经表明，心理对于生理的影响是多么巨大了。我自己也从事纺纱，不过当时纺得不多。
①印度重量单位，约等于两磅。
在孟买，供应手工做的棉条的老问题又发生了。有一个梳棉工人天天在列瓦商卡先生的门前震弦而过。我把他找来，才知道他是弹棉被的。他答应给我们梳棉条，可是索价颇高，虽然，我还是照付了。我把这样得来的棉纱卖给毗湿奴教派的朋友们作为“叶迦德希”绝食日供献花环之用。许福济先生在孟买开了一个纺纱训练班。所有这些实验花了不少钱，但是那些具有爱国主义的朋友们，热爱祖国的人们，对土布运动都有信心，愿意花这笔钱。所以照我的肤浅意思看来，这样花的钱并不算浪费。它给我们带来了极为丰富的经验，而且向我们显示了运用纺车的可能性。
我对于自己还没有服用土布这件事觉得难于容忍了。我的“拖地”仍然是印度纺织厂生产的细布。非暴力抵抗学院和维加埔所生产的粗布只有30英寸宽，我通知甘嘉朋说，如果她在一个月内不供给我一条45英寸宽的土布“拖地”，我就只好穿用短的土布“拖地”了。这个最后通牒使她大为震动。然而事实证明她是能够满足这个要求的。不到一个月，她便送来了两条45英寸宽的土布“拖地”，把我从困难的处境中拯救出来。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拉克斯密达斯先生和他的夫人甘嘉朋带了一个纺织工人兰芝先生从拉底来到非暴力抵抗学院，就在学院里从事纺织土布“拖地”。这对夫妻在推广土布的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实在不小。他们在古遮拉特内外带动了一帮人从事手纺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