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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航行十三天以后，我们第一次停泊在拉谟港口。这时船长和我已经成为好朋友了。他喜欢下棋，可是因为他完全是一个新手，他要一个比他更不懂的人作他的对手，所以他就邀请我。怎样下棋，我倒是听说过不少，可是从来没有动手尝试过。下棋的人常说，棋盘有着辽阔的天地可以施展一个人的才智。船长主动说要教我，他发觉我是一个好徒弟，因为我有无限的耐性。每一次我都下输了，这使他更加热心想要教我。我倒是喜欢下棋，但是从未把我的嗜好带出棋盘以外，也不曾把我的知识扩大到移动棋子的限度以外。
船在拉谟停泊了三、四个钟头，我上岸看一看这个港口。船长也上岸了，但是他警告我说，这个海港风浪很大，要我早点回来。
这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我到邮局里去，很高兴在那里看见了几个印度职员，并且和他们攀谈了一下。我还见到了几个非洲人，我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很感兴趣，很想多了解一些情况。
这就耽搁了一些时候。
我在船上还认识了几个统舱的乘客，他们也上岸了，想在岸上亲自做饭，好好地吃它一顿。这时我发现他们正打算回到船上去，于是就和他们一起搭上一只舢板。港内的潮水正在上涨，而我们的舢板又超过了正常的重量。浪潮是这么猛烈，连这只舢板都搭不住轮船的吊梯。它刚接触到吊梯，立刻又被浪潮冲开了。开船的头一遍哨子已经吹过了，我很着急。船长在船桥上看见这情形，下令延缓开船五分钟。当时船边还有另一只舢板，是一个朋友花了十个卢比为我雇来的。这只舢板把我从那只超重的舢板上接过去。这时吊梯已经拉上去了，因此我只好拉住一条索子上去，轮船马上就启碇了。其他的乘客都还没上去。这时我才体会到船长的警告是有道理的。
过了拉谟，第二个港口是蒙巴萨，然后是赞稷巴。在这里停泊的时间可长了，共达八、九天之久，于是我们另换了一条船。
船长很喜欢我，可是这种喜欢发展到一种令人不敢恭维的偏向。他邀请了一个英国朋友和我陪着他上岸逛一逛，我们坐了他的小艇上岸。逛一逛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一点概念也没有。而船长也不知道我在这样的行径中，还是一个一无所知的人。有一个招徕顾客的人把我们带到某些黑人妇女住的地方，每个人都被带进一个房间。我只是站在房里，羞得发呆了。只有天知道那个不幸的女人把我当什么人看待。船长招呼我的时候，我出来了，就象我进去的情形一样。他看出我是一个清白的人。起初我觉得非常害羞，但是因为除了害怕以外，我再也想不到别的事情，羞耻的感觉终于消退了，谢谢上帝：那个女人的样子一点也没有打动我。我厌恶自己的懦弱，并为自己连拒绝走进房间的勇气都没有而感到可悲。
类似的事情在我这一生中，已经算是第三次了。有很多本来是无辜的青年，恐怕就是因为羞耻的虚伪感觉而陷入罪恶的深渊。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受损害的人而感到光彩。如果我不进入那个房间，我就可以算是有光彩了。我应完全感谢那大慈大悲的上帝，亏得他拯救了我。这件事增强了我对上帝的信仰，并在一定程度上教导我抛弃了虚伪的羞耻。
因为我们要在这个港口停留一个星期，我就住到城里，成天在住处附近蹓跶，增加了许多见识。赞稷巴绿树成荫，只有印度的马拉巴才能和它比美，我为那些庞大的树木和颀硕的果子而感到惊奇。
过了赞稷巴，便到了莫桑比克。我们于五月底从那里到达了纳塔耳。
第七章 若干经历
纳塔耳的港口是杜尔班，也叫做纳塔耳港。阿布杜拉赛①到码头上来接我。船靠码头的时候，我看着那些上船来接朋友的人，我发觉印度人并不怎么受人尊敬。我不能不留心观察那些认识阿布杜拉赛的人对他都有一种藐视的神情，这使我们很难受，阿布杜拉赛却已经习惯了。那些望着我的人似乎都带着一种好奇心。我的服装和别的印度人不同。我穿着长过两膝的大礼服，头上却戴着头巾，就跟孟加拉的人戴的“普格里”②相仿。
①赛（Sheth）为阿拉伯语，原意宝剑，转为穆斯林的一种尊称。
②普格里（Pugree），大头巾。
我被送到那家商行的住所，他们给了我一个单间，和阿布杜拉赛隔壁。他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他。他读着他弟弟交我带来的信件，更不知怎么办才好。他以为他弟弟给他送来了一只白象。我的服装和生活看起来就和欧洲人一样费钱，这使他颇为震惊。当时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工作可以叫我做。他们的案子是在德兰士瓦耳进行的，把我立即送到那里去是没有什么意思的。那么他怎样才能相信我的能力和为人呢。他又不会到比勒陀利亚去看我办事。被告都在比勒陀利亚，他还以为他们对我会有不好的影响。而且如果有关这案子的工作不能交给我去做，那么又有什么工作可以交给我呢，因为所有别的工作他的职员都能干得更好？职员如果做错了事，还可以加以责备。如果我也做错了，那该怎么办呢？这么说来，要是和这件案子有关的工作不能交给我，那么，把我留下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阿布杜拉赛实际上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可是他有丰富的经验。他有一种巨大的智力，他自己也感觉有这一点特长。因为经常使用，他学会了一点点英文，仅够日常会话之用，但是这已够他处理一切事务，无论是和银行经理或欧洲商人来往，还是向他的法律顾问陈述案情。印度人对他极为尊敬。他的商行是当时印度商行中最大的，至少也是最大的一个。在这许多长处之中，他有一个短处——天性多疑。
他很看重伊斯兰教，而且喜欢谈论伊斯兰的哲学。他虽然不懂阿拉伯文，但他对可兰经和一般的伊斯兰教文学，却懂得不少。他善于旁征博引，随时应用。我和他来往，获得了不少伊斯兰教的实际知识。当我们的关系密切起来以后，我们常常长时间地讨论宗教问题。
我到了两三天，他便带我去看杜尔班的法院。他在那里介绍我认识了几个人，让我坐在他的注律代理人的身边。庭长不断地望着我，后来还叫我摘下头巾。这一点我拒绝了，于是离开了法庭。
因此我就意识到，未来的斗争又在这里等候着我了。
阿布杜拉赛向我解释为什么叫一些印度人摘头巾。他说那些穿伊斯兰教服装的人可以戴着头巾，但是其他的印度人一到法庭，照例要摘下头巾。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点多余的区别，我必须详细说个清楚。在这两三天当中，我已看出来，印度人是被分成好几派的。一派是穆斯林商人，自称为“阿拉伯人”。另一派是印度教徒，还有一派是波希人，都是当职员的。印度教徒职员既不属于这一派，也不属于那一派，［·］除非他们投身于“阿拉伯人”的队伍。波希人则自称为波斯人。这三种人彼此都有些社会关系。但是为数最多的还是泰米尔、德鲁古以及北印度订有契约的和自由的工人这三种人所构成的一个阶层。那些有契约的工人是根据协议到纳塔耳来做五年工的，他们叫做“吉尔米提亚人”，是英文“协议”一字的变音。其他三个阶层和这个阶层只有生意上的关系。英国人称呼这些人做“苦力”，而由于大部分的印度侨民属于这个劳动阶层，所有印度人都被叫做“苦力”或“沙弥”。“沙弥”是泰米尔文的接尾语，很多泰米尔人的名字后面都加上这个字，其实就是梵文的“史华密”，意即主人。因此如果有一个印度人不满意自己被称为“沙弥”，而他又有足够的胆识，他就会回敬一句：“你可以叫我‘沙弥’，但是你忘了‘沙弥’的意思是主人。我并不是你的主人呀！”有些英国人听了就会犹疑起来，另外一些人却会生气，骂印度人，如果有机会的话，甚至加以殴打；因为对他来说，“沙弥”是一句污辱人的话，把它说成是主人，简直是一种诬蔑！
因为这个缘故，我便得了一个“苦力律师”的称号，做生意的也就被称为“苦力商人”了。“苦力”这个字的原意就这样被遗忘了，却成为所有印度人一个普通的称呼。穆斯林商人很不高兴这种名称，常说：“我不是苦力，我是阿拉伯人”，或者说“我是商人”，如果他碰到的是一个客气的英国人，就会向他表示歉意。
在这种情形下，戴头巾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人如果被迫摘下印度头巾，这就无异忍受了一场耻辱。所以我想我倒不如和印度头巾分手而改戴一顶英国式的帽子，免得受这种耻辱和引起不愉快的争论。
然而阿布杜拉赛不赞成我这个主意。他说：“如果你这样做，影响一定很坏。那些坚持要戴印度头巾的人，你将置他们于何地？而且你戴印度头巾是很相称的。你要是戴上英国式的帽子，倒象是一个招待员了。”
他这一番话夹杂着实际见识，爱国思想和一点点狭隘心理。这种见识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不是出于爱国，他就不会坚持要戴印度头巾；他那么轻蔑地提到招待员正好说明他的狭隘。印度契约工人包括三个阶层的人，即印度教徒，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后者是皈依了基督教的印度契约工人的儿女。就是在1893年的时候，他们的人数就已经很多了。他们穿英国服装，多数靠在旅馆里充当招待员为生。阿布杜拉批评英国式的帽子，指的就是这些人的服装。在旅馆里当招待员，被认为是一种不体面的事。时至今日，有这种想法的人还很多呢。
大体说来，阿布杜拉赛的话我是赞成的。我给报馆写了一封信谈这件事，为我在法庭里戴印度头巾辩解。这问题在报纸上引起了很多争认，我则被描写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来客”。这样一来，我到那里不过几天，这件事便为我在南非做了一次意外的广告。有的人支持我，也有人严厉批评我的冒昧。
事实上在我旅居南非期间，我差不多一直戴着印度头巾。
我在南非什么时候和为什么根本不戴头饰，以后再谈吧。
第八章 赴比勒托里亚途中
不久，我就和住在杜尔班的信奉基督教的印度人有了接触。法院的译员保罗先生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我认识了他，还认识了当时在新教会倡办的学校里教书的已故的苏班。戈夫莱先生，他是1924年访问过印度的南非代表团团员詹姆斯。戈夫莱先生的父亲。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我还结识了已故已希。罗斯敦吉和已故阿丹吉。米耶汗，所有这几位朋友，当时除了做生意以外，从无往来，后来却有了密切的交往。关于他们的情况，以后还要谈到。
当我正在这样扩大我的交游范围的时候，这家商行接到了他们的律师的一封信，说是应该准备好打一场官司，还说阿布杜拉赛应当亲自到比勒托里亚，或者派一个代表到那里去。
阿布杜拉赛把这封信拿给我看，还问我愿不愿意上比勒托里亚去。我说：“只有等我从你那里弄清楚了这件案子，我才好说话。现在我还不明白到那里去我应该做什么。”他便叫他的几个职员向我说明这件案子的案情。
我一开始研究这件案子，便感到对于这个问题需要从头学起。我逗留在赞稷巴的那几天，曾到法庭去见识见识那里的工作。有一个波希律师正在考查一个证人，问他账本子里的许多贷方和借方的问题，我却一点也不懂。我在学校里念书和留学英国的时候，都没有学过簿记。而我到南非来所要处理的案子，主要的都是一些有关账目的问题。只有懂得账目的人才能理解和说明当中的问题。那个职员滔滔不绝地谈论这个借方和那个贷方，我却觉得越来越糊涂。我不懂P．Noto是什么意思，字典里也查不到这个字，只好求教于那个职员，才知道P．Note原来是期票。我买了一本有关簿记的书，加以研究。这倒给了我一些信心。我终于把案情弄清楚了。阿布杜拉赛本来不会记账，可是他有很多实际知识可以很快地解决簿记中的复杂问题。我告诉他们，我已准备好上比勒托里亚去。
“你打算住在哪里？”他问道。
“随便你怎么安排都行。”我说道。
“那么我就写信给我们的律师，他会为你安排住处。我还可以写几封信给那里的弥曼朋友，不过我劝你不要和他们住在一起。我们的对手在比勒托里亚有很大的势力。要是他们当中有人设法看到了我们的私人通讯，对我们就很不利。你越是避免和他们混熟了，对我们越有利。”
“你的律师叫我住哪里，我就住哪里，要不然我就找一个单独的住处，请你放心吧。谁也不会知道我们中间的秘密的。但是我却想结识我们的对手，和他们交朋友。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试试在法庭以外解决这个案子。不管怎么说，铁布赛总归是你的亲戚”。
铁布。哈齐汗。穆罕默德赛本来是阿布杜拉赛的近亲。
提到有可能解决这个案子，我看多少使阿布杜拉赛感到有点意外。然而我到杜尔班已经六、七天了，现在我们算是彼此有些了解了。我已经不再是一只“白象”了。所以他说：
“那……好吧。能够在法庭以外和解是再好不过了。不过我们都是亲戚，彼此都很清楚。铁布赛不是一个随便就能答应和解的人。只要我们这方面有一点点粗心大意，他就会钻尽我们所有的空子，把我们整到底。所以你要有什么举动，请三思而后行。”
“关于这一点，请你不必操心。”我说。“我不需要和铁布赛谈什么，也不需要和别的任何人谈起这件案子。我只消向他建议来一个谅解，免得引起一场不必要的诉讼。”
我到了杜尔班不过七、八天便离开了。他们给我买了一张头等车票，如果需要卧铺，通常要另付五先令。阿布杜拉赛一定要我订卧铺，但是由于固执和骄傲，也为了节省那五个先令，我谢绝了。阿布杜拉警告我说：“小心点，这里不同印度。谢谢上帝，我们还花得起这一点点钱。你需要什么东西，请你不要吝啬。”
我谢谢他，并请他不必操心。
火车于晚上九时左右抵达纳塔耳的省城马利兹堡。卧铺照例是在这一站给的。有一个乘务员来问我要不要卧铺。我说：“不要，我自己有铺盖。”他便走了。可是跟着便来了一个乘客，从头到脚打量我一番。他看我是一个“有色人种”，便不高兴起来。他马上走开，带了一两个官员回来。他们一言不发，这时又来了一个官员对我说：“跟我来，你必须到贷车厢里去。”
“可是我有一张头等车票呀。”我说。
“那不算数，”另一个反驳道：“我告诉你，你必须到货车厢里去。
“我告诉你，他们在杜尔班就准许我坐这个车厢的，我一定要坐到目的地。”
“不行，”那个官员说道：“你必须离开这个车厢，否则我只好叫警察推你出去。”
“好，你去叫吧。我决不能自动出去。”
警察果然来了。他拉着我的手，把我推出去。我的行李也被扔出去，我不肯到别的车厢里去，火车也就开走了。我到候车室里坐着，手里带着我的提包，其他的行李放在原处，由铁路当局负责保管。
当时正是冬天，而在南非的高地上，冬天是非常寒冷的。马利兹堡地势很高，冷得特别厉害。我的外衣放在行李里面，可是我却不敢去拿，免得又受到侮辱，所以我就坐在那里发抖。房里没有灯光。大概在半夜里有一个乘客进来，似乎想要和我讲话。但是我却没有心情讲话。
我开始想到我的职责。我应该为自己的权利进行斗争呢，或者干脆回印度呢，还是把这个侮辱置诸度外而赶到比勒托里亚去办完这件案子再回印度？没有完成自己的责任就跑回印度去，这是懦弱的表现。我现在所遭受的痛苦还是表面的，只不过是种族歧视的一种沉重的病症罢了。如果可能的话，我应当设法把这病根除，哪怕因此要遭受一些痛苦。我所寻求的伸雪不过是要把种族偏见加以消除罢了。
于是我决定搭下一班列车赶到比勒托里亚去。
第二天早晨我打了一个长途电报给铁路局长，并且通知了阿布杜拉赛，他立刻去见那位局长。局长认为铁路当局的做法是正当的，但通知阿布杜拉赛说他已指示站长使我平安抵达我的目的地。阿布杜拉赛打电报给马利兹堡的印度商人和别的地方的朋友，请他们到站上来接我并加以照料。那些商人便到站上来看我，把他们所遇到的苦处告诉我，并且解释说，我所碰到的事情不算不平常，借此来安慰我。他们还说，印度人出门坐头等或二等火车，就得准备遭受铁路官员和白种人旅客的麻烦。那一天就这样听着他们诉苦过去了。后来夜车到了，上面有一个给我定下的床位。这时我便在马利兹堡购买了我在杜尔班不肯购买的卧铺票。
火车把我送到了查理斯城。
第九章 更多的苦头
火车在早上到了查理斯城。那时候，查理斯城和约翰内斯堡之间还没有铁路，只有驿站，中途要在史丹德顿过夜。我本来有一张车票，虽然在马利兹堡耽搁了一天，依然有效；而且阿布杜拉赛还给查理斯城的驿站经纪人打过一个电报。
然而那个经纪人却想借故把我拉下，所以他一发现我是一个生客，便说：“你的票已经被取消了。”我据理批驳。其实他内心的理由并不是因为没有座位，而是另有打算。乘客本来都应该坐在车厢里，但是因为我被当作“苦力”，而且样子象个生客，那个被叫做“领班”的马车管理员——是个白种人，认为我和白种人乘客坐在一起是不恰当的。马车两边本来有两个座位，领班的照例坐在其中一个座位上。这一次他却坐在里面，把他的位子让给我。我知道这完全是不正当的，而且是一种侮辱，但是我想还是忍受为妙。我不能强迫自己坐到车厢里面去，要是我提出抗议，这辆马车就会不带我走了，把我丢在一旁。这样便得再延误一天，天知道第二天又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心里虽然极为忿怨，却不声不响地在车夫旁边坐下了。
大约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马车到了巴德科夫。这时领班的却想坐到我的位子上来吸烟，或者想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于是他从车夫那里拿了一块肮脏的麻布铺在脚踏板上，对着我说：“沙弥，你坐这里，我要坐在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