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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
“苏先生。”
“别那么客气，叫我苏群吧。”
“哦。”
他喝了一口茶，看着我吃饭，忽然问：“安妮，你以前，认识王先生？”
“不认识。”坚决摇头。
“可是——”他沉吟，一副惜言如金的样子，“你好像……嗯，和王先生，有矛盾？”
“没有。他是上司，我是下属。他说什么，我听什么，没矛盾。”斩钉截铁。
他冷眼看我，面如寒冰。过了片刻，他说：“昨天晚上，我有事找王先生，正好看见你怒气冲冲地从他的房间里跑出来。”
得，我做了那么多好事，没人看见。一做恶就给人盯上了。
我知道我的表现很不专业，只好厚脸皮狡辩：“没有的事！王先生说他需要一本字典，我就到我的房间里去拿给他。”
他继续冷冷地看着我。
“就是这样。”我唇干舌燥，双手一摊，没词了。
“你是翻译，查字典这种事，好像是该你来干，对吧？”他不动声色地反问。
“我们对一个词的翻译有争执。所以要查字典。你知道，王先生也认得不少汉字的。”
谁说我不能说谎。
他的语气骤然变硬，声调微微上扬：“你确信，你是拿字典给他，而不是用字典砸他？”
“什么？我砸他？我？我哪敢啊？”
这话我说得有些心虚。我的确不记得自己在盛怒之下，都做了些什么。我只记得，我把那本字典往他身上一扔，拧头就走了。想到这里，我的手心不由得冒出冷汗。那本字典挺厚，怎么说也有两三斤吧。如果不提防地扔一下，效果就跟扔一块砖头差不多。
我的嗓门顿时降低了五度：“没有，我没有……砸他。”
“还说没砸，他痛得半天站不起来！那字典上，还写着你的名字。谢小秋，是不是你？”
这一说我更郁闷了。那字典是N年前沥川送我的。那次我们逛新华书店，看见了这本字典，我嫌贵，拿在手上，想了半天，舍不得买，还是沥川掏的钱。我于是在扉页上还写了“沥川赠”三个字。后来沥川走了，我还得用这本字典，一看见沥川的名字就生气，便又用黑色的记号笔在上面打了一个大叉，又粗又黑，将原字基本覆盖了。估计苏群没看出来。
我小心翼翼地问：“那他……受伤了？”
“受伤？他上个月滑雪，腰受了伤还没好。今天他要去工地，现在取消了。早上的会，也没来。我刚才去看他，他还躺在床上。”
“那怎么办？你还不快送他去医院？”
“王先生最讨厌医院。医院这两个字，谁都不能在他面前提！”
这倒是不错。他一贯如此。
“这份工作，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他幽幽地说。
“……不是。”一个月六千，还有丰厚的年终奖。让我辞，我喝西北风去？我倒不怕丢工作，这“暴力袭击上司”的恶名，我可不能沾上。沾上以后谁还敢用我？
“那你去和他道歉。”
我想了想，人又蔫了：“不去。”
他站起来，说：“我去找张总。”张总管人事。
“等等，”我拦住他，“我去。”
我磨磨蹭蹭地来到沥川的门前，敲了敲门。半天，里面才应了一声：“进来，门没锁。”
我推门而入，穿过客厅，越过办公室，到他寝室门口，门没关，可我还是敲了敲门。
“我是安妮。”
“我暂时不能起床，你若不介意，就进来说话。你若介意，有什么话就在外面说吧。”他的声音很低，倒看不出来有何虚弱的征兆。
完了，伤得不轻。我也傻眼了。往年和沥川在街上走，我总替他挡着人流。人家碰他一下我还要找人吵架，现在发展到拿砖头砸他，真是进步了：“不介意。那我进来了。”
他果然一个人盖着毯子，半躺在床上。身边堆了好几卷图纸。当中有个矮几，放着他的笔记本电脑。从床头的一左一右，伸出两个可移动支架。上面是两个三十寸的苹果超薄显示器，里面是花花绿绿的设计图片，各种角度，平面，侧面，三维，鸟瞰。
他的脸色很有些苍白，双眉微蹙，唇线笔直，甚至，有些硬。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带着条纹的衬衣，烫得硬硬的领子，衬着他脸上的轮廓，也是硬硬的。
他看着我，显然出乎意料：“什么事？”
我板着脸，话音却没底气：“把昨天的资料还我。你很忙，我是翻译，还是我来翻吧。”
他的目光回到屏幕上，手在电子感应器上飞快地画图：“不用了。我自己可以查字典。”
过了一会儿，他点了一个键，我听见隔壁的办公室里，激光绘图仪“簌簌”地响了起来。他把屏幕从床边推开，看着我，说：“你还有事吗？”
我想了想，说：“如果你现在有空，我想把昨天晚上的翻译做完。我不想耽误你的工作。”这话的语气，好像我在求他是似的。我的脸不由自主地红了。
“现在没空。”他冷冷地说。
“那就麻烦你告诉苏先生，是你没空，不是我不想工作。”
“苏群？”他眉头一皱，“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我不吭声。我才不告状呢。
对峙。
过了一会儿，他说：“除了字典之外，你有没有电子翻译软件？这样手查太麻烦。”
我一听愣住。先头还以为他赌气，看样子，他还真要自己翻译。他就认得九百五十个汉字，我打赌这六年他至少忘掉一半，能不能看懂《读者文摘》都成问题。
“有！我有最新版金山辞霸。”
“拿来给我装一份。”
U盘就在我的钥匙琏子里，我递给他，看见他把它插入USB端口。
“文件名是JSCB，在my software的文件夹里。”
我看见他的鼠标就动了两下，然后，他就把U盘抽出来还给我：“现在没时间找文件，先把整个U盘考下来。晚上再慢慢找。”
这回轮到我抓狂了。
别的文件我都不怕，可是，U盘里有《沥川往事》的原稿。我不可以告诉他，更不可以显出着急的样子。不然，他一好奇，非要找出来看不可。有金山辞霸，不怕他看不懂。
“好吧。”我按兵不动，暗暗祈祷上苍，千万不要让他发现了我的秘密。
他的样子，好像等着我离开。我偏不走。
“你还有什么事吗？”
“有！既然你要自己翻译这些资料，请问，我做什么？”
他想了想，说：“你休息。”
我的嘴拧成一个大圆：“我？休息？”
“嗯，你休息。”
“工资照付吗？”
“照付。”
“那我这就买机票回北京。”
“不行。”
我瞪他：“你不是说我休息吗？”
“你在这里休息，随时待命。如果我要见什么人，你得过来当翻译。”
“那好，”我看见他孤零零的样子，心又软了，“反正我也没事，今晚开始译《永嘉郡志》，后天晚上译好给你。”
“《永嘉郡志》我也可以自己看，我有金山辞霸。”
我冷笑打击：“《永嘉郡志》是文言文，道光年间的文言文，你看得懂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道光年间的文言文与乾隆年间的文言文有啥区别。就是诈他一下。
他用手撑着自己，从床上坐直，说：“看样子，道光年间的文言文对你来说，是小事一桩。既是这样，能不能快点？明天下午三点之前，把译稿交给我。若是晚了，别怪我到王总那里plain。”
说罢，掀开被子，那条唯一的修长的腿在地毯上找拖鞋。然后，俯身下去，要从地毯上拾起拐杖。我看着他，猛然又想起N年前的某个夜晚，他开冰箱拿牛奶的情景。一阵没来由地心痛。
抢着拾起拐杖递给他。
他站起来，穿着一条黑色的瑜珈裤。看得出，行动有些迟缓，似乎还隐隐地咬牙忍痛。他随我走到门口，替我拉开门。他低头我抬头，额头正好撞着他的下巴。我迅速地往旁边一闪。
他说： “Off you go。”
我正打算走，忽然想起一件事：“对了，我的词典呢？词典还我。”
他进屋，找到那本远东词典，搁到我手上。如果说，他替我开门，动作还算客气，把这本词典交到我手中，却是明显的不客气。
词典的头一页，夹着一个象牙书签。是我爸送我的。现在不见了。
我怒目而视，正要发难。他说：“在后面。昨晚我查了几个单词。”
“什么在后面？”
“你的书签。”
我生气不止为这个：“第一页呢？怎么没了？”
“撕了。”
“为什么？”
“你说呢？”
我扭头就走。
那本《永嘉郡志》并不厚。加上我在九通两个月训练出来的底子，加上沥川想看的重点只有文化和地理，我抽烟、喝茶、喝咖啡，不眠不休地干了一个通宵，到了第二天早上十点，已经大致译完。字句不是很讲究，但对错肯定没问题。我又花了三个小时润色，然后，见沥川的头像在CGP的MSN上显身，一封word文件从MSN上传了过去。
一会儿，弹出一条回信：“Thanks。 Could I also have a hard copy？”（谢谢，不过，我还需要一份打印件。）
我打字，英文：“Don’t you have a printer in your office？”（难道你办公室里没有打印机吗？）
没回音，不理我了。
过了半个小时，床头的电话响了。
“安妮，到我这里来一下！”
一阵小跑，来到他的房间。这回他不在床上，而是坐在轮椅里。手里拿着我译稿。他示意我坐，我只好又坐在那个白沙发上。前天的那块红色还留在原地，朗朗在目。
“谢灵运是谁？”
“东晋大诗人。”
“东晋？”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应该不生疏吧。
“陶渊明，你认不认得？”
“不大认得。”
“谢灵运和陶渊明，是中国山水诗和田园诗的创始人。”
“我问谢灵运，你提陶渊明干什么？”
“他们都是东晋时期人。”
“东晋是什么时期？”
无语！郁闷！王沥川，我真是高估了你的汉语水平！
我花了十五分钟，跟这个人讲东晋的历史。
“现在，你明白了？”
“明白了。”态度倒老实。“这么说，谢灵运在温州——也就是那时的永嘉——呆过。”
“他是永嘉太守。”
“这句话，Pond and pool grows with grasses of spring； Garden willows very the birds that there sing。 就是他的千古名句？”
“嗯，中文读做：‘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我看写得不怎么样。”他说，“要不，就是你没翻好。——你说说看，‘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这句话，究竟好在哪里？”
“谢灵远被贬永嘉，心情不好，整个冬天卧床不起。有一天，他打开厚厚的窗帘，看见窗外的池塘，已长满了春草，园子里柳树发芽，鸟的叫声也大不一样。整个冬季的心灰意懒，于是一扫而空。”
看他听得不太懂，我又用英文给他解释了一遍。
“你明白了没有？”
“意思我懂，可我还是不明白，这句究竟好在哪里。”
“这句好就好在，它用了倒装句。”我在心里检讨，我不该译太多谢灵运的诗。谢灵运是温州的文化名人，所有的方志都会提到他，提到他的诗。可是，我没有必要译那么多啊，如果沥川把每句诗都像这样问我，我非完蛋不可。现在，我只好拿古代语法来为难他了。
“什么是倒装句？”
“Dislocation。这句的语法，原本是‘池塘春草生，园柳鸣禽变’。谓语‘生’跑到了主语‘春草’的前面，这叫主谓倒装。在唐诗中，倒装句的主要功能，是要将意象从语法中孤立出来，直接带给你视觉冲击。”
“嗯，视觉冲击。——我喜欢这个词。”
看样子他还要问，再问我就露底了。赶紧拦住：“这跟你的建筑，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就不能听听，顺便长长知识？”
我闭嘴。
“谢灵运姓谢，你也姓谢，你是不是和谢灵运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我没有好气，“我爸说，我们谢家是陈郡谢氏的一支，和谢灵运同宗。”
“我爷爷说，我们是琅琊的王氏。也是古老的大族。”
“所以，唐诗里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指的就是这两家人。我们的祖先，以前就同住在金陵城外，朱雀桥边，乌衣巷里，大家彼此都认识。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明白了吗？”
他老实地点头：“明白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安妮，我发现你的学问越来越深了。前天晚上，你说的很多单词，我从来没听说过。比如说，什么是Actinidia Chinensis？”
“猕猴桃。”
“如果你说Kiwifruit，也许我能明白得更快一些。”
“Kiwi是新西兰的意思。而猕猴桃的原生地在中国，千万年来，就在这里，土生土长。唐诗里都说‘中庭井栏上，一架猕猴桃’。直到1904年才由传教士传入新西兰。你爱叫它什么随你便，总之，我就不叫它Kiwi。”
“嗯，佩服。一直没发现你这么爱国，都爱到水果上了。”
作者有话要说：川粉~~这名字很好听啊~~。听见大家有很多的讨论，很多的猜测，呵呵。我呢，故事已经想好了，所以，肯定是按想好的来写。关于萧关和萧观。我有短期记忆丧失症哈，写后头一个名字的时候，没料到前头已经用过一次了。过几天我回头把前面的萧关改掉就好了。那个萧关又不重要。
第26章
我在沥川的屋子里足足坐了两个半小时，给他详细解释谢灵运的每首诗。开始，我还以为是工作的需要，渐渐地有些怀疑他不过是拿我消遣。最后，我又困又饿，当着他的面打起了呵欠。
他一直不停地用铅笔在我的译稿上做记号，很少抬头。听见我打呵欠，终于问了一句：“怎么，昨晚没睡觉？”
“睡了。”我这样的天才，用得着求上进吧？用得着为工作熬通宵吗？
他又问：“那你，吃过午饭了吗？”
——我进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了。
“……还没。”实在饿得不行了。
“今天就工作到这里。”他收起笔，站起来，走到门口替我开门。
我跑到门外的小吃店，胡乱地吃了个葱油饼，然后回房洗了个澡，倒头就睡。
一觉睡到第二天下午，没人找我。
我起来， 在走廊上遇到制图部的小丁，其实也不怎么认识，便约着一起到餐厅吃饭，吃完饭，我问他：“小丁，我很少去制图部里玩，不好意思，你叫丁什么？”
“丁春秋。”
他说完，研究我的表情：“怎么，你不觉得这个名字有些古怪？”
“丁春秋，挺好的名字呀！《左传》，不是就叫《左氏春秋》吗？”
“你看不看金庸？”
“不看。”
他和我握手：“安妮，你是我见过的唯一的一个不被武侠小说腐蚀的女孩。我向你表示崇高的敬意。”
我捂嘴偷笑。原来，是怕人家说他是“星宿老怪”。
“其它的人都到哪里去了？”我的眼光越过他的身子，扫了一眼餐厅，看不见几个CGP的人，也不见沥川。
“大多数人都在自己的房子里工作，几位老总跟着沥川先生去了现场。我们很紧张啊，截止期很快就到了。现在是把两个月前做的工作全部推倒重来一遍，却必须在十天之内完成，还要夺标，大家都忙疯了。”
我发现CGP的人喜欢称沥川为沥川先生，而不是王先生。因为公司里有五个人姓王。
不过，说实话，我没觉得沥川很忙。都是什么时候了，他还在研究谢灵运。
“那么，到现在为止，总设计图和方案已经有眉目了吗？”
“沥川先生要画的图已经出来了好几张，重要景观的效果图、主要视点透视图的手绘稿已经出来了一些。交通和景观的分析图由江总和张总来做。总平面图、鸟瞰图、空间竖向设计、空间构成剖面图这几样还没出来。最后他还要写文字案：创意说明、功能说明、济指标说明等等。我们这些人要做的不过是些后期渲染工作。”他顿了顿，又说，“不过，这事儿真说到补救，只有找沥川先生。他是出名的快手，从不拖延时间，还经常提前完成设计。有他在，我们的心放下了一半。——只看他身体受不受得了这么繁重的工作。”
我觉得，自己的笑容僵住了：“身体？他身体看上去挺好的啊。”
“听说是滑雪受了伤，加上他严重贫血，本来就难得好。江总打电话请他的时候，他还住在医院里。这两天一忙，好像又加重了。本来他说，设计完成之后，要和大家一起做建筑模型，现在江总说什么也不敢让他干。”
“为什么？”
“做模型要用裁纸刀，万一他不小心划伤自己，止不住血，就麻烦了。”
我从没听说沥川贫血。我和他相处的那段时间，他就只生过两次病。一次是肺炎，住院了，不过，听他的口气，说是医生小题大做。一次是发烧，吃了几颗银翘片，还是我逼他的。他平日看上去精力充沛，没有半点贫血的样子。
我还想继续问下去，小丁却在看手表：“安妮，不和你聊了，我得忙我的去了。”
我回房，继续躺在床上，心头涌起一阵莫名的焦虑。紧接着，我的手机响了，一看号码，是张总。
“安妮，你还在宾馆吗？”
“在。”
“能去机场接两个人吗？外国人。”
“能。”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很踊跃。我是这里唯一的翻译，又是最闲的，我不去谁去。
“是这样，来的人是王先生的哥哥王霁川和一位法国设计师，名字叫Rene。王先生本来打算亲自去接机的，可我们现在还在现场勘测，赶不回来，所以麻烦你去接一下。住处我们已经安排好了。”
“航班号和到港时间是——”
“王先生说，他把班次和时间打印在一张纸上，就在他的办公桌上，走的时候忘记拿了。只记得好像是下午六点半到温州。我刚给保安打了电话。你可以到服务台去领一把备用钥匙，把那张纸拿出来，再去接人。”
我一看手表，五点四十。时间紧迫。我关掉手机，到服务台拿钥匙，打开沥川的房门，找到那张纸，回屋匆匆忙忙地换了套像样的衣服，化了妆，拿了我的手袋，就打的去了机场。
冬季的温州，天黑得很早。
机场十分忙碌。
我在巨大的电子公告栏里找到了我要找的航班号，发现因为“天气原因”，飞机在北京推迟起飞。从北京到温州，是两个小时的飞行时间，所以，我至少要在这里等两个小时。
我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