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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准备，顿时被打得趴在沟里难以动弹。
班长李元海想把受重伤的李连长送下去，才到大庙广场边上就中弹身亡。战士白冒又赶紧跑过去把连长抱回来。刚回到道沟，他没来得及放下伤员也被机枪打倒，牺牲了。副指导员马书龙说：“同志们，退路已经断了，现在我们只有一条道，就是横下决心、死守阵地、寸步不退。”战士们都喊：“和敌人拼了！”
马书龙把连干部的公文包交给通讯员马珠，嘱咐说：“向团长报告这里的情况。四连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阵地上集中了全部火力压制住小楼上敌人的火力点。通讯员马珠趁机往外冲，他肩部受伤，突了出来。
况玉纯团长立刻派三连进攻朱照村，要求他们拼死攻击架设机枪的小楼，无论如何也要给阵地上争取五分钟时间，他自己则带着警卫和通讯员进道沟去接应四连。刘春雷和几个战斗骨干也赶紧跟在后面。大家都清楚，如果担任后卫的四连今天真的覆没在阵地上，给骑兵团士气和声誉的打击将会是致命的。
到了大庙的东面，听见四连正在对面道沟里激战，况团长命令警卫员张致新通知四连抓紧时间往下撤，还特别强调一定要把李树茂带下来。这位小警卫员，因为发型怪异得了个“小钢盔”的外号，非常聪明灵活。他趁着战友们开枪吸引敌人火力的当口，一溜烟就跑到西面道沟里去了。
三连在朱照村那边打响了，小楼上伪军的机枪立刻熄了火。刘春雷他们迅速向四连靠拢，一顿手榴弹把接近阵地的敌人打退，再交替掩护着往回撤。这时候，四连阵地上只剩下十四个人了。
李树茂被抬了下来，大刘看见他头部右侧流着血，在耳边喊了几声。他睁开眼睛，嘴唇动了动却说不出话来。团长赶紧派人往下送，还派卫生员专门跟着李连长：“要保住他的命，他是四连的老人。”
听见这话，刘春雷不由得心里一缩。他想起四连是在漳河店伏击战之后成立的新连队。算起来，四连初创时期的干部，到现在真的只剩下李树茂一个人了。
四连撤下来之后，大刘先通过，马书龙和“小钢盔”张致新跑在后面。马副指导员刚跳进道沟，身边的“小钢盔”却被一颗子弹打中后脑，一头栽到沟里，当场就牺牲了。
团长正在前面等着，见面问：“背的是谁？”刘春雷说：“小张牺牲了。”况玉纯立刻就要背他，大家抢着不让。况团长说：“他跟我两年了，让我最后送他一次吧。”于是况团长一直把张致新背了下去。
骑兵团回到高平集，这里已成了骑兵团和二十一团的伤兵站。
场院上躺着二三百位伤号，担架队还在不停地往里送。轻伤员还好办，救治以后就可以分散转移到群众家里；而重伤员却不行，老百姓不敢收，必须由卫生队照顾。没有病床，伤员就成片地躺在露天场地上，鲜血染红了身体下面铺着的麦秸，染红了土地。有的战士不声不响就牺牲了。
乡亲们烧水，洗绷带，抬伤员，儿童团的小孩也忙着抱麦秸，运柴草，到处是鲜血和眼泪，气氛十分悲伤。这时候又听说，二十一团的老团长、军分区参谋长胡乃超也因伤势过重，牺牲了。
二十一团损失很大，骑兵团也被打惨了。虽然战士们很不服气，但实事求是地说，这一仗，八路军的两个主力团确实是败在了孙殿英的伪军手上。
174①双村营：在今河南滑县城关镇东南。
175①高平集：今河南滑县高平镇。
双村营战斗后，骑兵团开到黄河西岸休整。团部特务连被撤销，人员补充到一连和三连，二连和四连的损失太大，一时间无法补充。
6月中旬，团领导宣布将骑兵二连和四连合并。二连没有了，新的四连就成了红马连，也成为了红军连。周开树担任四连连长，刘春雷也到四连当二排排长。
一天，营地里来了一彪人马，大刘认得领头的是十分区骑兵连的连长李明德，就问李连长来这里干什么。他回答说：“来参加骑兵团呀，欢迎不欢迎？”当然欢迎，大伙顿时高兴极了。
这以后的一些天里，到骑兵团来报到的人络绎不绝，有成编制来的，也有零散来的；有骑马来的，也有步行来的。很快，团里就有了上千号人马。骑兵团以往一直是五个连的小团，这一次终于成为了货真价实的主力大团，人员一千五，战马上千匹！
扩编后的团队包括：
团部：特务连（第七连，原骑兵团徒步五连，现在上马了）；
第一营：一连（原红一连，黑马连），二连（原十一分区骑兵连），三连（原红三连，白马连）；
第二营：四连（原红二连、四连，红马连），五连（原九分区骑兵连），六连（原十分区骑兵连）；
第三营（步兵营）：八连，九连（原军区直属队一连、二连）。
改编后的骑兵团，由况玉纯任团长，李庭桂任政委，万怀臣任副团长。刘春雷所在的二营，营长为吕兆清（原三连连长），教导员为王凤翔（原五连指导员），副营长是李树茂。
骑兵团兵员增多，战马增多，武器装备也增多了。新编进的部队中装备最整齐的要数十一分区骑兵连，一色的蒙古马，一色的新马鞍，一色的八一式步枪。这种枪是咱们的军械所自己造的，比日本马枪长点，又比普通步枪短点，刺刀还可以折叠，无论乘马射击或是下马步战都挺合适，这让大家都羡慕得不行。不过，后来又发现这枪有个毛病：开始的时候射击精度还可以，可把它那个折叠刺刀打开合上一番，再打枪就没谱了。
新来的人员都没有马刀，于是就赶紧通知供给部，指定要做成日本军刀的样式。没想到这回军工厂弄糊涂了，他们找了把普通尉官军刀当样板，结果做出来的比马刀短了一截（日军骑兵军刀全长一百零二厘米；普通军刀九十三厘米）。于是，骑兵团就出现了一个特殊现象，挎长马刀的是三个老红军连，其他连队则挎短军刀，这无形中给老连队的战士们增添了不少荣誉感和使命感。
部队扩编后，需要通过实战进行磨合，领导们正琢磨着找谁练手呢，有人就自己送上门来了。
6月底的一天，骑兵团在长垣县灰池村召开全团干部大会，总结整编工作。下午，因为天热，就改在村外的一片柳树林里集中。会议刚开到一半，两个侦察员从南面疾驰而来，报告说邵鸿基的部队正在南岳集大、小金寨一带抢粮。况玉纯问有多少人，回答说有四五百。
况团长李政委商议之后，决定停止开会，准备打仗。大家听说要打仗，喜得一蹦老高，都上马回驻地去带各自的部队。南岳集在灰池村西南二三十里，况玉纯叫住二连的连长，说你们连队在南边，先过去把顽军抓住，不要让敌人跑了。二连长全福盛答应着，连忙跟着一营长黄斌去做准备。他俩都是刚从十一分区来的，当然想让二连打个开门红。
到大、小金寨来的顽军是邵鸿基部何冠三的六支队。这个何冠三是西北军出身，以前在高树勋那里当团长，后来带着几十个人投奔邵鸿基，被委任为六支队长。原先，邵鸿基部队的兵权在赵子安手上。索庄战斗中，骑兵团痛歼了赵支队，搞得赵子安十分郁闷。这何冠三就假意安慰赵子安，陪他抽大烟，派卫兵把赵支队长打死在炕上，夺了他的赵支队。
何冠三曾经袭击过长垣县日军警备队，也算得上是条好汉。可他受邵鸿基的影响，坚决反共，号称要“打走日本人，赶走共产党，成为华北领袖人物”，所以，八路军逮着机会也要教训他一下，让这小子别太狂了。
刘春雷赶回驻地带队伍上战场，可到了金寨，却看见战斗已经结束了，各连队正在四处抓俘虏。
原来，二连最先赶到小金寨的北边，本来也是想等后续部队到达再动手的。可是有个战士的下马动作不熟练，枪管子戳到了马脑袋上，那战马顿时惊了，嘶叫着朝前面乱跑。八路军眼看情况不对，立刻展开进攻。邵鸿基的队伍是见识过骑兵团的厉害的，看见战马就望风而逃，从小金寨一直跑到大金寨。这时候，骑兵三连也赶到了，举着马刀一路砍过去，敌人哪里跑得过战马，很快就投降了。
四连没捞着仗打，很不甘愿，就分开来抓俘虏。刘春雷在树林边遇到一个老乡，说是邵鸿基和何冠三往东跑了，他急忙向连长汇报。周开树一听就乐坏了，命令二排赶紧去追：“不顾疲劳一定追上，把他们歼灭掉。”
刘春雷带领全排催马加鞭猛追了一个小时，不见敌人的影子。几个班长都说：“连长他们没有跟上来，会不会是情况有变呀？再说，我们追了这么长时间，人累马乏的，天也快黑了，干脆算了吧。”刘排长也有些犹豫，但又一想：任务没完成，到时候挨骂的肯定是自己这个当排长的，可不能轻易就算了。于是商量了一番，决定再追一阵，到天黑才回去。
又狂奔了二十多分钟，前面有人向骑兵开枪。这下子大家可高兴了，都说：“天老爷，总算是追上了！”于是迎着枪声冲上去，战马奔腾，枪击、刀砍，不到十分钟就解决了战斗，毙敌十人，俘虏三十二人。这些顽军一路逃跑，累得都站不住了，实在没有什么战斗力了。
八路军挨个辨认邵鸿基和何冠三，没找到。发现一个人背了个大包，里面装着换洗衣服、钢笔、毛笔、书籍、本子，还有一把银色的左轮手枪和邵鸿基的私章。刘春雷看这家伙年纪轻轻的不像是邵老头子，就问他是什么人。他说是邵鸿基的勤务兵，刚才邵司令和何支队长命令他们在这里顶住，自己却骑马跑远了。这时候天色已晚，骑兵们也就只好就此收兵。
收兵回营，可是却迷路了。这一片是黄河的河道。1938年蒋介石命令扒开花园口以后，黄河改了道，这里就成了一片河滩荒地，到处是黄沙堆、芦苇丛、柳树茬子，四周见不到人烟，天黑了以后分不清方向，怎么走也走不出去。叫俘虏带路，他们也跑糊涂了，同样找不到路，这可把八路军急坏了。
人和马又累又饿，俘虏也捣乱，躺在地上喊走不动，拽也拽不起来。刘排长急了，说：“起不来，那就地处理。”这么一讲不打紧，俘虏们立刻一骨碌爬起来求饶，说：“能走，能走，这就走。”
缴获的长枪，把枪栓卸了以后交俘虏扛着，可一两百颗手榴弹实在太重，就分几批引爆销毁掉。接着摸黑往前走，走着走着发现远处有火光。大家高兴极了，立刻向有光亮的地方前进。
晚上九点多钟，走到火堆跟前终于看见连长了。接着四连、二连和特务连的人都出来，把刘春雷他们“包围”了。周开树说：“先前听到炮响，认为你们遇上了大股敌人，可是又没听见枪声，不知道怎么增援，实在担心得很。”
刘春雷说：“我们迷路了。那炮声是我们销毁带不了的手榴弹。……”
回来的路上，刘春雷把邵鸿基的银色左轮手枪拿出来炫耀。那把枪实在太漂亮了，通体锃亮，枪把子镶银，还画着一只白头老鹰。大伙都说：“好啊大刘，你这一趟不白跑，算是捡着了。”
第二天，大刘拿着左轮手枪去团部，况团长一看见这玩意儿就眼睛放光，立刻夺了过去，大刘请求多玩两天再上缴都不答应。况玉纯说：“这么高级的宝贝是你能玩的吗？这把枪连我都不敢用，估计到军区也留不住，要送到中央首长那里去。”
不过，况团长给了刘春雷一把崭新的九四式手枪。这手枪也不错，日本货，顶上膛能装七颗子弹，指哪打哪，骑兵使用起来很方便，比大刘原先的二把盒子强多了。
大、小金寨战斗，邵鸿基又送给八路军二十挺机枪、三十架马车，外带许多武器弹药，解决了骑兵团扩编后的燃眉之急。大家都表扬这老小子的表现真不错。
1944年7月，团部下达命令，要求各连上报留守人员和病号名单。大家立刻知道又要进行长途机动作战了，虽然不清楚要去哪里，各连队都已着手进行出发准备。等了好几天，上级发了防暑药又发防病药，军医也把战马检查了一遍又一遍，可就是没有动身的消息，大家都觉得奇怪。
7月18日下午，刘春雷出去遛马的时候遇见区政府的文书，听说军区的几个主力团已经向东边开拔了，他立刻回驻地把用不着的东西全都送到留守处去。连里的战友弄不明白，大刘就解释其中的玄机：“步兵先走一两天，说明战场肯定很远。大热天长途行军，带那么多累赘干什么。”听的人都觉得有道理，于是就跟着照办。
把东西送到营部，李树茂说：“咦？我正要去通知各连轻装呢，你们的动作倒快。”大家哈哈一笑：“都是老兵了，谁能不懂这个？”
果然，第二天一早，团长就宣布：根据朱总司令的命令打击顽军，要求各部队保持行军军容和速度，路上如遇敌情，不可恋战，要勇往直前地冲过去。李庭桂政委也讲话：天气炎热，长途行军，要保证人马健康。穿越封锁线，通过游击区时，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部队出发，穿过长垣、东明、定陶、成武、单县、丰县，一路向沛县方向前进。三个红军连交替担任团队的前锋。每经过一个地方，老百姓都走出来看热闹：“哇！好多红马。呀！好多白马。啊，好漂亮……”骑兵们于是十分得意。
行进途中，骑兵团追上了步兵部队，骑兵在步兵面前总是装成一副轻轻松松、满不在乎的样子。就算是屁股磨得生痛、腰背累得抽筋，也得端着肩膀，斜着脑袋，装出十分逍遥自在的表情。人家步兵其实也不爱答理骑兵。本来嘛，大热的天，正火急火燎地赶路，身边偏又来了这么些尘土飞扬，装模作样的家伙，谁能不心烦呀！
也有爱说话的会打个招呼：“喂，骑马的，你们行军一定挺凉快吧。”骑兵们就谦虚地回答：“哪里哪里？还是比不上你们走路实在啊！”
又走了两天，骑兵团由后卫变成了前卫，于是就展开战斗队型，四连也和敌人零星交火，迅速突破了封锁线。可打仗的时候，刘春雷却不在作战队列里，他被罚到炊事班去了。
事情是这样的：
八路军夜晚住宿在老百姓家里，第二天部队开拔时，团政治处要派人逐户进行调查，如果群众反映有违反纪律的情况，部队必须把责任人叫回来赔偿并道歉。一天上午，宣传干事追到队列里，说四连二排昨天住宿时把房东家的锄头弄断了，要赶紧派人回去赔。
刘春雷问是谁干的，大家都摇头，说我们挑水、扫地、睡大觉用不着使用锄头，那老乡肯定是在讹人呢。刘排长也就不理睬这事了。
团部总支书记张存有在村里等了好久也不见二排的人回来，只好自己掏钱赔了锄头，气呼呼地追赶队伍。
部队仍在行进，路边有个小孩，张着嘴瞪着眼看骑兵，傻呵呵地看呆了。大刘觉得挺好玩，掏出颗玉米粒顺手丢过去，没想到正巧扔进他嘴里。那孩子一惊慌就吸进了气管，差点没憋死。孩子家长围着八路军又哭又闹，恰好被赶回来的张存有看见，总支书记气不打一处来，当即就罚刘排长去了炊事班。
据说，步兵的人被罚去炊事班，干的活是背大铁锅。骑兵不用背锅，刘春雷要干的活是担水磨面。到井里担水和推碾子磨面都是最重的家务活。过去北方人说“缸里没面打婆娘，瓮里没水骂汉子”，表明这活确实没人爱干。
村里的水井是公用的，要排着队一桶一桶地提。有的地方干旱，一口井老深老深，半天摇不上一桶来，等得不耐烦了先去趟茅房，蹲够了出来一看：咦？那家伙还在那里摇辘轳呢！
磨面也是这样，全村就一个石碾子，白天老百姓要用，部队只能晚上磨面。战马是不能干这活的，全要靠人工，转得头晕眼花还磨不出一斗面。你想，全连那么多人，一天得喝多少水、吃多少面，真是累死人。刘春雷打小就没干过这种活，才干了一天就琢磨着要换个工作，上灶做饭去。
那时候，河南老百姓的家里是“一天两冒烟”，可部队不同，一日三餐。早饭喝“糊涂”。这“糊涂”也叫“俩头”，因为端着饭碗低头一看，清汤寡水，能照见人脑袋。午饭吃“疙瘩”，晚饭喝面汤啃窝头，一般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一个星期吃一顿“高头饭”，也就是小米干饭加上点菜浇头，如果能再配上碗蒸菜，有盐有醋有猪油，大伙简直就高兴坏了。像电影里演的炊事员担着肉包子喊开饭，八路军那时没见过。
不过行军打仗的时候，伙食确实好一点。好在哪里呢？早上加几个菜馍，晚上面汤改面条，中午没变化。不过窝头做得比平时多，可以管饱，有时还有菜窝头，于是不饿的人也揣两个，留着慢慢吃。
刘春雷毕竟是在正规饭馆学过的，懂得配菜，试着做了一顿，战士们反应不错。于是免去了其他苦力活，专做菜馍菜窝头。这菜窝头之类的东西，就是在面粉、高粱、玉米面里头加上些红薯、萝卜、南瓜、葫芦、豆角之类，使它变得很大，吃起来有味；看上去也挺好，其实不顶饿。
做菜馍必须有菜，刘大厨子拎着两个大筐出门了，正琢磨着先上哪家去访一访，迎面跑来几个小孩。于是就问：“小孩，你们家有新鲜菜吗？”
“有啊，要多少？”
“把这两个筐装满。”
小孩各自跑回家了，大刘就坐在旁边等。不一会儿，娃娃们来了，搬个南瓜放进去，看看不够又去抱葫芦，再瞧瞧还是不满又去拿别的，一直到把两个大筐填得严严实实才住手。
刘春雷问：“多少钱？”
“不知道。”
刘厨子也不知道，只好去问炊事班长。班长看了看，说给一块大洋吧，孩子们拿了钱高高兴兴地跑了。为什么要给大洋呢？因为这里是游击区，给边币等于是欺负小孩，人家没法用嘛。
第二天一早，小孩们又哭哭啼啼跑来了，说是钱不见了。原来一块大洋没法分，他们就把它埋到河边滩地里，还做了记号。没想到，晚饭后骑兵去刷马，把那一片踩得乱七八糟，于是钱就找不到了。刘春雷陪他们到河滩去转了一圈，还真是难找。眼看部队就要开拔了，只好偷偷摸出一块大洋，说：“在这里了，拿去吧。”
其实那是他自己的补助费。在当时，伤员归队后可以享受一段时间的营养伙食，如果不吃小灶，就可以换成钱。
小孩欣喜地接过大洋，看一眼，嘴又撅起来：“不是这个，我们那个比这个大。”原来这光洋有大小之分，袁大头、孙小头，虽然价值一样，但外表个头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