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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彦明的遗物中发现了那本《航空判读》，大家都伤心地说：“可惜了，多好的一位干部，要是不死，说不定真能坐着飞机看地形呢！”
大索庄战斗之后，冀鲁豫军区通知骑兵团的政委去谈话，大家心想：坏了，这下子要挨批评了。
先到了四分区驻地昆吾县，军分区政委张国华请况玉纯吃早饭。况政委问：“军区领导找我谈什么事呀？”张政委不肯说：“你去了就知道了嘛。”搞得况玉纯心里七上八下。
当时，冀鲁豫军区总部在河南范县。到了那里，好家伙，司令员杨得志、党委书记黄敬、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开国中将）和参谋长阎揆要（开国中将）都在会议室里等着。大家望着况玉纯，只是笑。
司令员和书记推让了好一阵，黄敬书记才板下脸来问骑兵团政委：“中央对顽斗争的新方针，你们接到了没有？”
“没有啊，我们是刚从冀南军区过来的，没有接到文件。”况玉纯也不是傻子，知道什么可以承认、什么不该承认。
“这次去滨河县，四分区给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要我们到滨河一带加强侦察，我的理解是伺机打击敌人。”
“你们骑兵团有没有电台？为什么不向军分区请示？”
“有电台。但当时我们想打邵鸿基一个立足未稳，来不及请示了。”
“你们团领导当时是什么意见？”
“曾团长事先问过我的，我的回答是：不打则已，要打就消灭他。可是，我们真的来不及打电报向四分区请示了……”
黄敬书记笑了起来：“中央有个新精神，在对顽斗争中要加强团结。不过你们没收到文件，也怪不得你们。当然，你们的电台还是要经常使用才行，最好先请示再打仗。”
况玉纯汇报完情况，这一关总算是过了。几位军事首长也轻松起来，一致夸奖这一仗打得漂亮。
大家闲聊的时候，黄敬书记就翻看骑兵团带去的宣传材料，突然笑了起来：“知道吗？这篇文章是在把你们比做曹操呢。”
这让大家吃了一惊。原来，大索庄住着一个老学究。战斗结束后，地方干部希望当地老百姓写个文字材料，群众就推举了他。于是这老先生写了篇骈体文，咿咿呀呀的，满是“仁义之兵，吊民伐罪”之类的好话，大家觉得水平挺高，就送上来了。
黄敬说：“这文章是借用了官渡之战中‘河上老人箪食壶浆’的故事，地点差不多，意思也不坏。只是，我们八路军不是什么真命天子，也不会相信殷馗那样的神仙道士……”
大伙听得目瞪口呆。黄敬书记是浙江绍兴人，是共产党里有名的大才子，要不是他把关，这篇文章登到报纸上可就出洋相了。
这里一波未平，那里一波又起。
阎揆要参谋长以前在西北军的时候也带过骑兵，于是就和骑兵团的干部大讲骑兵战术。正说得高兴，作战参谋边乔反驳他说：“你的打法不对，骑兵应该回旋于内外线，主动寻找利害转变点；现在要求骑兵沿中心轴线向外推，只能是短促出击，效果不好。”
阎揆要参谋长是黄埔一期的，边乔参谋是东北讲武堂九期的，两个军校生辩论了一会就吵了起来，西北军和东北军互不买账。吵着吵着，边参谋昏了头，突然冒出一句：“现在的根据地就像鸡拉屎一样，东一摊西一摊，中看不中用……”
这句话可就惹祸了。
先前争论骑兵战术，首长就已经不耐烦了，现在居然敢批评到根据地建设上来。杨得志司令立刻就拍了桌子：“撤职！处分！”这边乔也真犟，敬了个军礼就出了会议室。
大家都觉得奇怪，边乔平时闷头闷脑的不爱吱声，怎么一开口就点这么大的炮仗！况政委说，还好是遇到了黄敬书记和杨得志司令员，这要是放在早些年的红四方面军，有那句话都够枪毙几回了。要知道，冀鲁豫的根据地建设是刚受到党中央表扬的呀！
不管怎么样，边乔的职务是没有了。当时，作战参谋是营级干部，边乔被一撸到底，去通信队背电台，摇发电机。
其实，边乔的火气这么大，多半是因为不愿意让骑兵团去开荒种地。职业军人出身的他，对八路军的“大生产运动”不理解，有抵触情绪。
在冀鲁豫军区的这次会议上，党委书记黄敬向骑兵团传达了一个新任务：到沙区去帮老百姓种地。原来，由于旱灾，许多老百姓都丢下土地逃荒去了，为了不耽误春耕，军区要派部队去参加生产救灾，帮群众补种庄稼。
黄敬书记告诉况玉纯：“执行任务之前要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犁地是要伤战马的。我在冀中工作时有体会，伤了马战士们可想不通了，是要哭鼻子的，难办啊！”
况玉纯政委当即表示：“豁上一个连的马也要完成生产任务。”
其他人都没接嘴。黄敬书记见状也挺明白，笑笑说：“任务要完成，也要做好思想工作。”
思想工作是在加强党的组织生活和政治教育基础上进行的，主要是反对单纯依赖上级的错误思想，同时号召全体同志爱护病号、爱护身体、爱护马匹，加强生活管理，克服认为参加生产是“额外负担”的情绪。
至于犁地伤害战马，那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只有想办法把损失降到最低点。
骑兵团的代耕地在内黄县的沙区。所谓“沙区”，就是黄河改道后的故道。这里早已没有了滔滔河水，四周只剩下些大大小小的沙丘。听领导说沙区原来是群众基础很好的根据地，并且盛产花生和大枣，可战士们一路上只觉得人烟稀少，看不到有什么粮食作物。
部队出发前，准备了几大车粮食。马匹和战士的食物一样，全是黑豆。
黑豆这东西，虽说是杂粮，可比不了小米，也不如山药蛋和荞麦面，唯一的好处是个“懒庄稼”，种下去就不用管，收获起来一大堆，兵荒马乱的年月里种它挺合适。
黑豆一般是用来喂牲口的，在平常，即使最穷的人家也不会拿它当正经粮食。刘春雷当兵以前是开豆腐坊的，见到的豆子多了，可说什么也不会想到要吃黑豆。这玩意儿炒着吃，又苦又涩，难以下咽；下锅一煮，出来的是黑红色的稀汤，气味难闻，本来饿得很，可一闻到那味道就猛反胃，简直吞不下去。
去沙区的路上，刘春雷担任收容后卫，远离大部队慢腾腾地走着。这时候，路边岔道上过来两个生意人，边走边开心地说着话。年纪大的那人带着顶礼帽；年轻的那位的头上包着白毛巾，穿着小褂。两人干净整洁，见人就热情地打招呼。这让大刘想起了自己在石家庄饭馆里当伙计时的情景。“如果不打仗，现在自己也在跑买卖了吧，也许成家了吧。……”一时间，他对战争前的安宁岁月充满了温馨的回忆，眼泪差点掉下来。
到沙区去的路越走越荒凉，部队的情绪也越来越低落。以往行军是为了打仗，大家对周围的景致并不在意；而这次是去搞生产，战士们对地理条件就比较关心。走着走着，四边全是荒地了，看不见路人。大风刮起，沙砾打在脸上一阵阵生痛，连眼睛都睁不开，大家于是愈加烦躁起来。
领导们也觉得气氛不对，一个劲地鼓动打气，可效果并不大。
到最后，大家都是阴沉着脸赶路。
经过几天的行军，部队到达了沙区中心的井店集①，发现这里也是冷冷清清毫无生气。以往，八路军到老根据地，路口总有男女老少迎接，热情地张罗着安排住宿。可这次，等了好久才出来一个人，病歪歪的，有气无力。曾团长和况政委一面和他交谈，一面安排干部们分组探访百姓。
进了村，发现四处房屋破败，大门半掩，十室九空，院子里停着尸体没人管。即使有活人的屋里，也只剩下个把老人，灶里的火早熄灭了，人饿得皮包骨头，奄奄一息。有间房子里，床上躺着饿死的母亲，怀里还抱着死去的婴儿……
幸存的百姓看见八路军来了，就像见到了大救星，泪流满面，不停地作揖，好久都哭不出声音来。
打了几年仗，骑兵们早就习惯了生与死的场面，可是，村里的惨状还是让久经沙场的战士们禁不住捂住了眼睛。回到村口，很多人都哭了。
原来，就在去年，日军独立第一混成旅团在汉奸孙步月的配合下对沙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为制造“无人区”，敌人施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无论男女老幼，只要遇上，无一幸免。仅在南张堡等十五个村子，就有一千八百七十二人被害。杨固村有七口水井，其中六口填满了被害的群众，很多人家因此绝户。
汉奸孙步月是豫北一带的大地主，挂过“千顷牌”。他不仅帮着鬼子杀戮抢劫，还把沙区的枣树都砍了，把木料拉走修据点，其他的就放火烧掉，以此断绝群众的生活来源，逼迫人们搬走。汉奸的手段和鬼子一样的毒辣疯狂，灾区的许多老百姓一听见孙步月的名字就发抖。
自然灾害和敌人的抢劫使得当地粮食断绝，大屠杀又使得许多村落成为了废墟。大批群众被迫外出逃荒，留下的老人和孩子身体虚弱，大多冻饿而死。昔日繁华的乡村，如今到处是残垣断壁，土地荒芜，人烟稀少。如果不及时把春耕春播搞好，沙区也许就真的就要变成了“无人区”了。
日军的罪行是最有力的反面教材，惨不忍睹的现状胜过了千百次思想教育。骑兵团战士们的拳头捏紧了，满腔的激愤化成了无穷的力量，也化成了战天斗地的实际行动。所有的人，原先软弱的想法消失了，埋怨的情绪消失了，动摇的思想消失了。大家都明白，如果不坚强地战斗下去，就会当亡国奴，就会有沙区百姓一样的悲剧再重演。
《铁骑报》连续发出了动员号召，曾玉良团长说的是“洒尽全身血，还有硬骨头，拼死和日寇干到底”，况玉纯政委提出“变沙区为绿色原野”。政治处把标语写在了墙上——打仗勇敢杀日寇，生产勤劳救群众！
部队分散到了各代耕点。“无人区”赤地一片，满目凄凉，战士们先要清除杂草和灰土，还要清理床边屋角无人掩埋的尸骨残骸。尸体大多腐败了，有的尸骸已经风化剥落了，认不出模样来。工作没多久就有人病倒了，一检查才发现是霍乱。上级赶紧设置疫情观察哨，还送来了大批烧酒到处喷洒。
骑兵们打扫卫生、掩埋尸首、分发粮食、修理房屋，帮助老百姓重建家园。把军粮支援给群众以后，战士们自己就挖野菜、吃树皮。由于先前敌人把死尸塞到井里，上面压上磨盘，使得生活用水遭到污染，所以吃水饮马也都要另建设施……这么忙碌了十多天，才开始耕种。
团里规定，每人每天耕种一亩地，但干部和党员都纷纷给自己加任务。政治处也开展了“看谁耕地多，看谁贡献大”的竞赛活动。刘春雷原先在家里时并没有种过地，团里像他这样的战士也不少，可大家都咬紧牙关、勒紧腰带拼命干活。每天，各班留一人挖野菜、准备饭食，其他的人则牵马下地，早出晚归抢种粮食。
为了保护战马，人和马一起拉犁；那些有战伤的干部战士，自动结成小组互相鼓励。每个人手上都打起了大血泡，每天都有同志因饥饿劳累晕倒在地里，但谁都没有怨言，依然你追我赶地进行生产。三连指导员赵有金（1943年牺牲）每天能耕两亩地，被评为模范；团长曾玉良天黑了还在地里忙活，被称为“铁汉”，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经过八路军的大生产运动，沙区的耕地补种上了粮食。外出逃荒的群众也陆续回来了。看见黄沙一片的荒地又蒙上了绿色，老百姓抱着八路军战士激动得直哭。地方政权组织也重新恢复起来，沙区的村庄又重新呈现出了生机。
在沙区，刘春雷第一次听到了《黄河大合唱》。
当时，边区行署的干部也到灾区参加生产劳动。傍晚收工的时候，宣传队的十多个男女排队站在村口，没带锣鼓乐器也没穿戏服，大家都不知道他们准备要干什么。反正周围已经聚集着许多围观的战士和群众，大刘也就挤在人群里看热闹。
队列里，一个戴眼镜的青年走出来，用浑厚响亮的嗓音向大家发问：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
听见这深情的吟诵，喧闹的人群立刻安静下来，刘春雷只觉得自己的心一下子被揪紧了。
咳哟！
咳哟！咳哟……冲上前！
咳哟，冲上前！
咳哟，冲上前！
乌云哪，遮满天！波涛哪，高如山！
冷风哪，扑上脸！浪花哪，打进船！
咳哟！咳哟……
伙伴哪，睁开眼！舵手哪，把住腕！
当心哪，别偷懒！拼命哪，莫胆寒！
不怕那千丈波涛高如山，
行船好比上火线，团结一心冲上前！
咳哟！咳哟……
紧张激情的混声交错响起，在场所有人的面孔都涨得通红，无论是干部战士还是老百姓，全都被高亢的战斗呐喊震撼得泪流满面。
整整四五天，骑兵们的耳边都萦绕着这激昂的曲调，从此，刘春雷就坚定地认为：《黄河大合唱》是全世界写得最好的歌曲。（霸气 书库 ｜。。）
八路军的大生产活动是在敌人的层层包围中进行的。1943年，日伪在华北地区建立了密集的封锁线，仅在冀鲁豫边区就有据点一千零九十八个、封锁沟七百公里，把广大的乡村分割成无数的小块。
与八路军相对峙的，除了日伪军，还有国民党顽固派、地方封建势力以及见谁打谁的土匪。敌我势力犬牙交错，一些地方名义上有共产党的政府，实际我们只掌握了方圆几公里的地盘，被戏称为“一枪打穿根据地”。这些地方没有防御纵深，主力部队待不住，地方干部办事要化装，运送物资要武装护卫，骑兵团就经常充当保镖队、救援队，在敌后来回穿插。
1943年，骑兵多次担任护送任务，从没有出过事。
年底的一天，二连奉命护送一位干部过平汉路。以往，这种任务骑兵们干得多了，最多也就是出动一个排，这次却显得格外慎重，不仅全连出动，而且还由作战参谋李华珍带队。到了集合地点一看，整个护送队有穿便衣的，有穿军装的，加起来起码有一个营，把刘春雷他们吓了一跳，心说这一定是个不得了的大干部。跑去问李华珍，他还保密不肯说，直到任务完成回来才悄悄告诉二连长张起旺：那是新四军的陈毅军长，要到延安去开会。
当时，根据地实施精兵简政，机关规模缩小，有些部队的团部都被撤销了。干部们也进行了分流，有的转移去后方大根据地，学习政权建设、军队建设的知识，为将来的反攻做准备，所以被称为“反攻干部”；有的就留在敌后游击区坚持斗争，就叫“咬牙干部”。
骑兵团既要护送“反攻干部”安全过路，也要协助“咬牙干部”坚持斗争。
9月里的一天，五分区朱程司令员在山东曹县遭到日军合围，正在执行任务的骑兵二连得知情况，紧急前去救援。
刘春雷他们赶到曹县附近，五分区的部队已经被打散了，一路上不时能遇到蓬头垢面、满身血迹的伤员。骑兵们设置撤退拦阻线，收容了不少民军第一团的失散人员。据他们说，当天上午，民一团团长桑玉山、副政委何楚雄牺牲了，朱程司令员和鲁西南专署专员袁复荣、五分区政治部主任（兼民一团政委）魏明伦等人都被鬼子的快速部队包围，情况不明。
所谓“快速部队”就是日军骑兵第四旅团，他们专门在大“扫荡”中追击八路军的指挥机关。这时候天色已晚，骑兵二连转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打听到五分区机关的下落。第二天，遇到五分区骑兵连的指导员，他亲眼看到朱程和警卫员被打死在王厂村，袁复荣专员和魏明伦政委也同时牺牲了。
朱程是华北民军的抗日领袖，他先前是四分区的副司令员，刚调到五分区不久。朱程的日语水平很好，作战时常听见他向日本人喊话，四分区缴获了日军的文件也送去给他看。他的牺牲对冀鲁豫抗日战场的震动很大。刘春雷他们也感到非常懊悔。骑兵们觉得，如果当时的行动再快一点、情报再准确一点，没准就可以把五分区和鲁西南专署的领导救出来了。
朱程和袁复荣牺牲以后，曹县青集镇一带改名叫复程县。七分区政委赵基梅（1947年牺牲）接任五分区司令员，主力部队也加大了对五分区的支援。
158①井店集：今河南省内黄县井店镇。
在敌后战场上，八路军咬牙坚持着，国民党军队却坚持不下去了。
19４３年５月，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在河南的陵川地区叛变投敌。他们当了伪军，番号不变，只不过把“国民革命军”的招牌换成了“和平建国军”，下辖第四十军、二十七军和新五军。
从1941年到1943年，国民党大批高级将领对抗战前途丧失信心，纷纷叛国投敌，这也是汪伪“和平军”高速扩张的时期。如果说1941年以前八路军面对的敌人是日军多伪军少，1941年、1942年间是鬼子汉奸各占一半，那么，1942年以后的伪军数量就急剧增加，远远超过了日本鬼子。从那以后，日军越打越少，伪军却越打越多，到了1944年，冀鲁豫根据地当面的敌人，伪军居然是日军的十二倍！
国军变成了伪军，唯一不变的宗旨是“反共”。抗战期间，汪伪“和平军”加上“华北绥靖总署”的治安军，总数超过了一百万。这些伪军基本上不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几乎把全部的力量都用于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他们和国民党顽固派沆瀣一气，给根据地军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把挑衅的矛头指向了共产党。6月，胡宗南部向陕甘宁根据地进攻，掀起了新一轮反共高潮。这使得国共两党的关系再度恶化起来。6月底，国民党第二十八集团军在李仙洲的指挥下，经冀鲁豫边区的单县、曹县，向八路军山东根据地方向攻击前进。与此同时，已投靠日伪的庞炳勋伪第二十四集团军也向冀鲁豫根据地开来，军区立刻下达作战命令：“坚决阻击。截住庞炳勋，顶住李仙洲。”
骑兵团首先打击的是伪四十军三十九师，这是庞炳勋看家的老底子。
在战前的动员会上，领导再三强调，庞炳勋是历次反共摩擦的急先锋，现在又当了汉奸，是个双料大坏蛋。战士们群情激愤，个个都想杀敌立功。
7月2日，骑兵团奔袭东明县沙窝村，攻击三十九师特务营。
一大早，沙窝的敌人正在村口列队，准备出发，完全没有想到骑兵会突然打过来，惊慌之下，纷纷往村里撤。于是，冲在最前面的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