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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二十六路军的兵运工作产生重大影响！此外，还有七十三旅的旅长董振堂。也是同情革命的人，他为人正直，爱国心强，在士兵之中威望很高，且与赵博生的私交很好。我看这两个人可否一同考虑。当然，他们毕竟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万一出了纰漏，其破坏的作用也是很大的。因此，我们要慎之又慎。”
王超在一旁点了点头，说道：“赵博生现在内心活动的主要方向，应该是积极地寻找新的出路，我们党此时不采取主动的办法是会失去机会的！至于董振堂，我想暂时先放一放。中央曾批评过我们，在工作中过于倾向于官长，要求我们将工作重点转到士兵方面来……”
特别支部经反复研究，决定先向赵博生发出一封信。
这封信中，首先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的局势，接着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二十六路军目前进退维谷的处境。其中特别揭露了蒋介石派二十六路军来江西名为“剿共”，实际上是排除异己，借刀杀人的阴险诡计。以及在目前的处境下，二十六路军唯一的出路就是联合红军，一致抗日。希望赵博生能认清形势，并对此作出贡献。
此次会议决定：信由罗亚平同志负责转交。因为罗亚平的公开身份是总指挥部译电主任，他进出赵博生的办公室比较方便，不会引起怀疑。并决定如情况良好，由罗出面给找党的关系；万一出了岔，罗就直接逃往苏区。
会开完了，鸡也吃的只剩下骨架了，罗亚平把信揣入怀中，几个人像往常一样哼着小曲儿下了楼，装着几分醉意各自归队。
第二天上午，趁赵博生不在的时候，罗亚平拿着电报夹进了他的房间。在把几份电文放在桌上的同时，也把那封信悄悄塞入了抽屉里。
接下来便是不安中的等待，此时罗亚平内心是焦急的，主要还是担心出事，到那时自己逃走事小，要影响到特别支部就麻烦了，那么党在二十六路军中所有的努力和工作就都白费了。罗亚平不敢再想下去了，静下心来平静的度过每一个难熬的夜晚。几天后，罗亚平象往常一样准备去出早操，赵博生站在门口叫住了他，“罗主任，到我寝室来一下。”
罗亚平跟在参谋长的后面进了房间；此时的他反倒镇定许多。赵博生待罗亚平坐下后；缓缓地从桌上的书中抽出那封信放在罗亚平的面前，罗亚平不动声色。其实；赵博生对部队里共产党的活动；已隐隐约约有所察觉，再根据罗亚平平时的言谈表现；对罗的身份也猜出了几分。对于桌上的那封信；似乎也猜出了来历。赵博生一贯和蔼诚恳的态度；在此时显得更加亲切，他笑着说：“这封信我猜不是你写的；但与你有关！？要是吃官司判罪的话，你是第一个嫌疑犯，你说对吗？”
罗亚平仍是选择沉默，并不急于表态。为打消罗的顾虑，赵博生笑了笑，继续说道：“信的内容我都看过了；说得对；说得完全对！蒋介石就是不抵抗主义嘛！不抗日，中国一定亡。三民主义我看过很多遍，说了好多为人民谋福利的话，要百姓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还有许多建国的大计划。但是谁来办？怎么办？现在军阀、官僚横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弄得人民流离失所，哀鸿遍野、饿殍载道。到处找不到生路，真是民不聊生啊！”接着赵博生又说道：“我的情况你是了解的；有志革命已久；苦于无人领导。自从在西北军里接触了刘伯坚主任；我就感到共产党不平常；是真革命的。西北军失败以后；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我曾经几次派人去找过刘主任；我自己也亲自去了一趟上海；都没有达到目的。这封信我猜想是以共产党组织的名义写给我的；信上说的意见我都同意！”说完，赵博生又和蔼地看着罗亚平。
望着眼前如此亲切、真诚的参谋长；罗亚平眼眶一热；再也抑制不住，轻轻地点了点头。赵博生兴奋地站了起来，拍着罗亚平的肩头说：“好！今天叫你来；没有别的话说；我要求加入共产党。不要看我是参谋长；党叫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只要我赵博生做得到，既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你就做我的引路人吧！”
当天；罗亚平迅速将这一结果向特别支部作了汇报。若能争取到赵博生入党；那么党在二十六路军中的兵运工作等于是往前跨出了一大步；而且更有利今后工作的广泛开展。党组织及时把赵博生的情况和入党要求上报给上海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在审查了他的全部历史和政治表现后；于1931年10月；正式批准赵博生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以后；在二十六路军中；共产党的秘密活动如雨后春笋般迅猛的开展起来。他们在军中以拉朋友、同学关系、部属关系、同乡关系等，广泛结交，从中物色中坚分子，再通过宣传，组织学习等，经过一段时间考验，然后发展入党。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发展了李青云（七十三旅上尉连长），总指挥部中校参谋杨金堂，上尉执法官王宏文，七十四旅机枪连少尉排长王铭五，总指挥部执法队队员王振铎、王际坦、赵鸿志、杨艺林、谭时济、刘静生、霍万钟、田玉珊、李春华、卢子美、董俊彦等人入了党。此外，大革命失败后与党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二十七师七十九旅的上尉副连长熊伯涛也重新接上了关系。
赵博生虽是二十六路军的参谋长，能真正掌握的部队却只有总指挥部特务营、通讯营等少数直属部队，要想有大动作是很困难的，必须团结一部分手握实权的旅、团长才能有所作为。因此他与党组织多次研究，决定由他本人来作他的好友－－－－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的工作。
董的旅部就在城内，骑马过去仅需十分钟。傍晚时分，赵博生像往常一样，散步来到七十三旅。因系常客，门口的警卫敬完礼小声说道：“总参谋长，咱旅长病了，在房间里躺着呢。”
“哦！那我还来的蛮及时嘛。”赵博生说完便直奔里屋。
董振堂一脸苍白的躺在床上，见赵博生进来，强撑着要坐起来。赵上前一把扶住他，关切的问道：“绍仲兄，咋病成这样呢？”
“参谋长，您不知道，俺旅长自打从胡嘴岭撤回来，就成这样了！”卫士高志中哽咽着说道。
赵博生点点头，心里有了数，便笑着说：“绍仲，你在我眼里可是铁打的汉子，百毒不侵啊。”
“恩傅！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三省，你我都是革命军人，有枪在手，却不能报效国家。蒋介石凭什么不让我们抗日嘛！这样下去我们都将成为民族的罪人！我是不愿打内战，打红军的。一走了之事小，可我舍不得抛下这些弟兄啊！现在军无斗志，厌战思乡，咱们西北军就剩下这么点骨血，能耗到几时？”董振堂悲愤的说道。
赵博生握着董振堂的手，诚恳的说道：“你说的在理嘛，你我亲如兄弟，将来的出路咱们共同探讨、共同闯，不论什么情况，都要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一起干！”
董振堂听后眼神一亮，立即从床上坐起来，他见赵博生对自己推心置腹，十分感动，便坚定的说道：“别的不太清楚，我七十三旅可以听参谋长的，我们是多年的老人，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办吧！”
几天后，赵博生又来到七十三旅，董振堂的病已好了，他精神抖擞地将赵博生迎进房间。赵博生试探的问道：“蒋介石又来了进剿令，看来我们很快就要开始战斗了，你七十三旅情况怎么样？”
董振堂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让旁边的参谋来讲，这个参谋就是刘振亚，刘趁机讲了一大通牢骚话。之后赵博生说：“你们看，咱们还能打得过红军吗？你们还有没有勇气？”
董振堂淡淡一笑，随后说道：“现在存在四个问题，第一：我们没有兵源，减员得不到补充；第二：粮饷只拿到六成，生活补给得不到保证；第三：武器弹药不足；第四：军心涣散。我看，打是完，不打也是完。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也拿不定主意。”
听完董振堂的话，赵博生觉得时机尚不成熟，还未到表白真心的时候，遂问道：“老董，你看咱们的去向如何呀？红军的情况你们掌握一些吗？”
董振堂如实说道：“红军的情况听说过一些，我们听到的、看到的，与国民党宣传的完全不一样。”
赵博生接着又说道：“是这样，我曾审过一些被红军俘获又放回来的官兵，那边的一些口号听了让人反思啊。比如：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调转枪口，一致抗日。打土豪，分田地等等。过去讲红军逮到一个杀一个，实际上人家不仅不杀，还给了路费。还有说那边搞共产共妻，咱们被俘的军官太太也都放回来了嘛。这事情怎么讲，能让人相信吗？”
董振堂不住的点头听着，赵博生问道：“你们旅有没有放回来的人啊？有没有与共产党联系的人？”
这是一个十分严肃地话题，董振堂与赵博生虽是老乡又是同学，而且是多年好友，但他们毕竟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以前谈话双方都是点到为止。当时那个年代，人心莫测，见利忘义的人也不少见。董振堂犹豫了一会儿，最后打定主意，摸着石头过河，便随口答道：“跟共产党联系的人我说不上，被俘虏放回来的，有个连长，现正在警卫连押着呢，他在苏区呆了二十多天。”
赵博生觉得应该让这个人出来说说，借他的口宣传红军和苏区的情况，从侧面对董做工作。于是说道：“你能不能叫他来一下，把共产党的情况谈一谈，共产党都跟他谈了些什么？”
董振堂让人把这个连长带了进来，赵博生问：“你被共产党抓去多长时间啦？”
连长回答道：“连抓到放有二十多天。”
“他们待你怎么样？对你讲了些什么？”
该连长十分紧张，不敢马上回答，将目光投向了董振堂，像是在征询旅长的意见。这细微的动作，赵博生看在眼里，却不动声色。董振堂早已审过他了，觉得对赵博生也没有必要隐瞒下去，便对连长说：“你不要紧张，参谋长怎么问，你就怎么答，如实的讲！”
赵博生为了打消他的顾虑，也在一旁说道：“人家怎么说，你就怎么讲，不怪罪你。”
这个连长放心了，便说了一大通：“……人家对我很好，不打不骂，跟人家吃一样饭，押送我们的红军长官说：愿意回来的回来，不愿回来的可以当红军。我愿意回来，人家还给了两块光洋。”
赵博生又问道：“这二十多天，就讲了这么几句话？”
“他们讲……；讲我们跟蒋介石打了那么久，死了那么多的人，现在又来替蒋介石卖命打红军。叫我们别干了，和他们联合起来，打回北方去。他们对老百姓和气，部队里官兵平等。他们还讲：咱们要想活着，只有和红军联合起来一块干……”
连长被警卫带下去时，赵博生吩咐不许为难他。
接着又问董振堂：“绍仲，你说对这个连长该如何办？”
“我们打了败仗，他被人家抓了去，共产党不杀他，他又主动找回来，你说我们能杀他吗？我看可以恢复他的自由！”董振堂说。
赵博生道：“对！不仅恢复自由，还要恢复他的职务！”
话讲完，二人相视而笑。
“绍仲，他刚才讲的这些情况，你看应该怎么办？”
董振堂摘下帽子笑了笑，随后说道：“老弟，你这哪里是在审我的连长，我看你是在审我嘛！”
赵博生也笑了，诚恳地说：“绍仲兄，咱们多少年了，你不了解我吗？能那么干吗？在讨论部队今后的去向问题，我觉得必须挑明来讲，我不忌讳什么，现在部队反蒋情绪日益高涨，整个军队就像一个火药桶，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啊！”
董振堂说到：“跟着老蒋是没有出路的，部队的去向是个大问题！我还是那句话，不管咋样，我七十三旅都听你的！”
……
这一天；赵博生没回总部；他与董振堂彻夜长谈；中途还叫来夜宵，两人甚至还喝了点酒。
二十七师七十九旅驻宁都城外，该旅二团三营九连副连长熊伯涛（共产党员）也在积极的开展工作。他趁连长不在的时候，召集全连点名，按照西北军多年的官样开场白，熊伯涛在队列前问道：“弟兄们辛苦了！”士兵们齐声答道：“为革命服务！”
熊伯涛接着又问：“弟兄们！你们刚才的回答对吗？我们现在是在为革命服务吗？”
沉默了一会儿，一个班长愤怒地喊道：“不是的！”
“你说得对！”熊伯涛说：“我们现在是为军阀卖国贼们卖命，来打自己的弟兄－－－－－－－红军！日本鬼子占了我们的东三省，那里几千万同胞过着亡国奴的生活，可是蒋介石以几万重兵堵住我们，不准我们抗日，硬要我们活活困死在宁都。到宁都以来，我们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死了好几千，再困下去，我们还有活路吗？”
队伍开始骚动起来，有叫骂声、叹气声，有的则蹲在地上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熊伯涛振臂高呼道：“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一起，自己找出路……”
熊伯涛的这番讲话，极度振奋人心，从此后，连队中就互相议论开来，要找出路，怎么找出路等等话题。有的则悄悄来问他：“有什么办法吗？”熊伯涛说：“有办法！很快的，到时大家听指挥吧。”
九连一发动，三营其他几个连队迅速波及。这些连长、连副基本都是熊伯涛的同学，也跑来找他，虽没有明说，但都表示，到哪儿都是当兵，到时一定不要忘了通知他们一声，一起行动。
赵博生在做中、上层军官工作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士兵和下层军官的思想工作。有一次，他集合总指的部队讲话，在台前挂了一张大地图，凡是被日寇占领的地方，都用红笔圈起来，眼看红圈圈已经圈到关内了。他指着地图说道：“日寇步步紧逼，蒋介石步步退让，再这样下去，我们都有当亡国奴的危险！我们爱国军人要挽救中国的危亡，就要走上抗日前线！我们的父老乡亲都在北方，我们要有勇气，摆脱一切黑暗势力，冲破一切障碍，去解救他们！”这些话无异火上浇油，极大地激发了士兵们的反蒋情绪和抗日热情。
12月初，王超奉命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途经南昌接头时，没想到这个接头地点已被破坏，成了国民党的侦探机关，而王超却不知道这一情况，误把二十六路军中党的组织领导人的名单交到了国民党当局手中。幸亏他在交谈中发现了疑点，只交出了刘振亚、袁血卒、王铭五三个人的名单。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得此情报，立即给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拍来十万火急的电报：责令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血卒、王铭五三名共党分子，星夜送行营惩处。
十分幸运的是，这份电报在第一时间落到了总指挥部译电主任中共党员罗亚平手里，罗亚平捏着这份电报匆匆找到特支书记刘振亚。
刘振亚阅后当即嘱咐罗亚平先回总指挥部守好电台，以应付突发的紧急情况。然后火速同袁血卒去找赵博生商量。赵博生这时已大权在握，对逮人一事，正好应付，当即用参谋长的名义给南昌复了“遵令即办”的电报，以稳住南昌局面。
然后三人坐下来仔细商讨此事，袁血卒手握电报冷静地说道：“从这份电报看，仅仅波及我、刘振亚、王铭五三人，我看王超不像是有意出卖我们。如果他要是有意出卖党组织的话，就不会有现在这份电报了，对蒋介石来说，有价值的人首先是赵博生同志，擒贼先擒王嘛。”
刘振亚说：“我同意你的观点，不管王超有无叛变，至少他提醒了我们，我看事情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我建议赵博生同志立即找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谈谈，看他的反应如何！再决定下一步行动方针。”
赵博生点了点头说：“行！董振堂是我多年挚友，我了解他，七十三旅是他一手带出来的部队，我看也到了跟他摊牌的时候！”
三、朴实的将军
三、朴实的将军
董振堂，字绍仲。1895年12月21日出身于河北省新河县李家庄村。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由于家境贫寒，董振堂自小就十分懂事。那时正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义和团运动蜂起的年代，他目睹了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的胡作非为，立志要读书报国。1916年，董振堂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河北保定军官学校－－－－－清河预备学校。1921年进入保定军官学校炮科。毕业后，他拒绝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邀请，与同学张克侠（1929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二十九路军副参谋长，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1948年11月率二万余官兵在淮海战场起义）、何基沣（1939年被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1943年任国民党第七十七军军长，1948年与张克侠在淮海战场率部起义）、边章五（1931年随董振堂参加宁都起义，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第十四军四十师师长、第三十九师师长、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教育科科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苏联大使馆中将武官，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1954年不幸因病逝世。）等入冯玉祥部队第二师任见习官。在部队里，他从不摆官架子，同士兵们一起摸爬滚打，同甘共苦，深受士兵们的爱戴和拥护。
1924年10月，在与奉系军阀的作战中，董率炮兵营一举击毁了敌方的装甲列车，被破格提拔为工兵团团长，不久又升任国民联军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在北伐战争中，董振堂率部进入湖北，直插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心脏地区，在樊城一举歼灭吴佩孚的司令部和警卫营。这以后，由于其出色的军事才能备受冯玉祥的器重和提携。1929年，经过多年的军阀混战，全国暂时取得了统一，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军队编遣会议，冯玉祥的西北军共编为十二个师，董出任第十三师师长，授衔中将。紧接着，冯玉祥在自己的部队里清共，面对白色恐怖下的西北军，许多共产党员被迫出走，有的失踪、有的被捕。董振堂的师里也不例外，他对共产党人的遭遇深感惋惜。
董振堂在西北军将领中为人朴实是有名的，在洛阳任十三师师长兼警备司令时，恰巧其堂兄董升堂（字希仲，国民军少将，曾任西北军张自忠部三十八师一一四旅旅长，参加了喜峰口和卢沟桥抗战。后任国民党第五十九军一八零师师长，第四十军参谋长。解放后经统战部门介绍，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