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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完这些，刘建业带着一些得意睡下了。
刘建业的快活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第二份命令就正式下达了。
带着自己的两个随同人员，刘建业再次坐上了一架小飞机，飞向长沙黄花机场。这是刘建业第二次坐飞机到长沙了。
第一部
第一百二十章 … 来到长沙
日军还在南昌会战期间，日军“华中派遣军”便得知第31集团军将由江南调往江北和中国军队将于4月发动“春季攻势”的情报，随即通知第11军作必要的准备。第11军在攻占永修、武宁，基本上解除了第九战区部队对九江及长江航道的威胁后，冈村宁次即决定先发制人，在第五战区发动攻势之前向随枣地区进行攻击。1939年4月17日拟定了《乇号作战会战指导策略》。其作战方针是：“为了确保作战地区，加强安定和进一步挫伤敌军继续抗战的意志……军决定利用新兵团到来之机和敌军正在准备进攻的间隙，大致在5月初以前，秘密将江北各兵团及军直属部队的主力集结在应山、安陆附近，做好会战准备。”其作战企图与计划是：“军决定以强有力的一部在主力发动攻势之前从大别山南麓地区突破敌军左翼，把敌人的主力牵制在这深长的东南面，主力概由安陆及其以东地区前进，向枣阳南侧地区及该地西北地区一线迂回突进。同时，以机动兵团向纵深的纰源以南地区迂回，切断向南阳方面的退路，在枣阳附近捕捉敌军的重点兵团，予以歼灭。”要求“完成作战目的后，迅速回到大概原来态势……但必须确保随县一带”。同时明确“此次作战的主要目标，是敌人的重点兵团第31集团军”。
由于这次作战超出了大本营规定的区域，所以要经过“华中派遣军”向大本营请示。大本营于4月18日以“大陆命”第289号命令批准了“华中派遣军”“在4、5月间可在汉口西北正面，暂时实施越过现作战地区作战”。日军参谋本部同时指令“华中派遣军”在实施作战后“要尽快返回现作战地区内”。4月20日，“华中派遣军”根据大本营和参谋本部的批复，命令第11军：“在4、5月间，可伺机在大概唐河以南地区将汉口西北正面之敌击败，粉碎其抗战企图，将敌消灭后应尽快返回大概连接信阳、随县、安陆一线以南地区。”
4月20日，第11军下达作战预先号令，并进行了兵力部署：令第3师团（为加强该师团进攻能力，配属1个步兵联队、2个野战重炮兵联队、1个工兵联队、1个山炮兵大队、1个迫击炮大队、1个机枪大队、1个战车大队和1个装甲车中队）于1月末集结于孟畈店地区，5月初发起进攻，突破中国军队防线后向随县以北高城镇、唐县镇（今唐镇）攻击前进，以牵制中国军队主力于枣阳东南方向，另以一部兵力向枣阳东北新集一带迂回。必要时以一部兵力由信阳向桐柏方向进击，以切断中国军队的退路。令第13师团和第16师团分别集结于钟祥县城及城东北黄家集附近，进攻开始后，两师团突破当面守军防线，并列向枣阳以南吴家店和枣阳以西双沟前进，切断枣阳与襄阳的联系。令骑兵第4旅团（为加强该旅团独立作战能力，配属1个骑兵联队和1个骑兵大队）集结于钟祥东南郑家集和天门以西的多宝湾地区，进攻开始后，俟第16师团进至樊城东南方集、大庙山一带时，迅速超越该师团，攻击双沟，并向新野、唐河迂回，以形成对枣阳地区的双重包围，遮断中国军队向南阳的退路。当第3师团进至唐县镇附近时，第13、第16师团从白河以东向右迂回，进攻枣阳附近。作战目的达成后，第3师团确保枣阳地区，掩护其他部队返回原驻地。其他部队撤回后，第3师团留一部兵力占领随县，主力返回原驻地。此外，还令第3飞行团（2个侦察机中队，1个战斗机战队，2个轻轰炸机战队）协同地面部队作战。这一计划的中心思想是以第3师团在右、骑兵第4旅团在左，以迂回行动对枣阳地区实施包围，尔后以第13、第16师团北进，以围歼中国军队的第31集团军。
4月26日，冈村宁次命令第3师团于5月1日开始进攻，其他师团于5月2日前作好攻击前的准备。
4月，第五战区根据军事委员会发动“4月攻势”的命令，正向随县以南安陆、应城、天门及平汉路南段的信阳、广水、花园等地发动攻势时，侦知日军调动频繁，在应山、安陆附近集结较大兵力，有向战区腹地发动进攻的迹象，乃于4月25日下令停止“4月攻势”，调整部署，作抗击日军进攻的准备，并将敌军集结情况向军事委员会作了报告，同时制订出新的作战计划。作战方针是：“战区决以长久保持桐柏、大洪两山地带，以攻为守，予敌以打击。”兵力部署的基本精神是：以一部兵力防守襄河，以主力配置于襄（阳）花（园）公路方面，伺机反攻；另以一部兵力配合游击部队攻扰平汉路。同时，请求军事委员会令第一战区的第2集团军南移桐柏、唐河，以巩固两战区的结合部，并保障第五战区侧背的安全。
4月28日，军委会分别致电第五战区李司令长官和第一战区卫司令长官，指出敌人向第五战区增加两个师团，“无论其为防为攻，我军应仍按预定计划进行。正面各部队更应利用气候、地形与民众等有利条件，分路出击，只要应用无孔不入之要领，继续不断予以打击，以粉碎其进攻之企图。”军事委员会要求第一、第五两战区确切协同，保持桐柏、大洪两山。军事委员会批准了李长官的作战计划，并同意将第2集团军南调。
4月30日，李长关向所属各部下达了作战命令。命令的中心思想是以主力左、右两集团军配置于大洪山、桐柏山之间襄河以东地区，先以守势阻止敌人，相机转入反攻，以求长期保持襄河东岸地区；战区两翼部队则应主动向敌之侧背出击，牵制敌人，策应主力作战，粉碎敌之进攻。命令发出后各部队正在调整部署、进行准备，第2集团军尚在兼程南下途中，但日军于5月1日便开始了进攻。
经过20余天的艰苦战斗，日军因连续作战，部队疲惫，兵力分散，伤亡消耗较大（日军统计为2450人），未能达到捕捉第五战区左集团军主力的目的，在中国军队的反击下，被迫于5月13日、14日开始后撤。第五战区利用有利态势，尾随追击和侧后阻击，给日军以重创。其中坚持大洪山游击活动的第39军，于16日至19日在大洪山北侧的长岗店一线占领有利阵地，苦战4天，截歼向应山、安陆撤退的日军第3师团、第13师团各一部。至5月22日，第五战区先后收复唐河、枣阳、桐柏，逼近随县。24日，日军除占领随县县城外，其余均退回原驻防地区，恢复会战前态势。第五战区各部队转入休整。
这一次的随枣会战，日军损兵折将，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战役目的，被迫草草收场。而第五战区部队，为了顶住敌人的进攻，也付出了很大的伤亡代价。双方在这一次会战里，可以说打了一个两败俱伤，谁都不是赢家。
随枣会战的结果，使得日军想要捕捉歼灭第五战区主力部队，从而从东面打开直接威胁陪都重庆的道路的企图暂时破灭了。在北面第五战区的面前碰了一鼻子灰的日本人，又一次把他们的目光转到了武汉南面的中国军队第九战区的作战区域。
武汉会战后，日军前锋直抵岳阳，湖南成为遏制日军、屏障西南大后方的前哨地带；而且湖南向为中国中南部的鱼米之乡，又是坚持持久抗战仰赖的产粮基地和原料基地，其得失关系巨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赣北、鄂南和湖南设立第九战区。该战区位于洞庭湖与鄱阳湖之间，北隔长江，与第五战区相望；东到鄱阳湖西岸，与第三战区相邻；南至两广，与第四战区毗连。1939年8月，第九战区沿洞庭湖北岸、新墙河、鄂省通城，直至赣北的武宁、修水，永修，吴城一线约300公里的正面上，与日军形成对峙。军事委员会赋予第九战区的任务是保卫湘、赣，尤要确保长沙附近要域，以湘北、赣北为持久作战地区，尤以湘北为主。
第九战区的战斗序列内共有7个集团军20个军47个师。其第一线配置32个师，由西向东的大概位置是：第20集团军6个师，守备长江右岸及洞庭湖北岸；第15集团军8个师，守备新墙河南岸至汨罗江左（南）岸阵地；第27集团军4个师，在咸宁、崇阳至修水间游击；第30集团军4个师，守备蒲田桥以北至德安以西地区；湘鄂赣边区挺进军2个师、2个挺进纵队，在通山、大冶、阳新、瑞安、九江间地区担任游击；第1集团军4个师，在奉新至高安间守备，并向南浔路袭击；第19集团军4个师，在南昌周围地区布防。除以上32个师外，尚有15个师为战区总预备队，大部控制于长沙、衡山、衡阳、湘潭、株洲等地，一部位于长沙以东的浏阳、万载地区，一部位于兴安、全县后方。第九战区长官部设于湖南省会长沙。
刘建业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来到了湖南省会长沙，开始出任他的新职务。
一到了长沙的军用机场，刘建业就登上了新20军派来迎接他的一辆汽车，在整整三卡车精壮卫兵的护卫下，来到了位于城外岳麓山下岳麓书院的新20军军部。
“各位，我想你们都接到命令了，我们军已经不能再使用第6军番号，而是换了一个新20军的番号。我承认，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原因，让大家蒙受了不白之冤，以至于让大家都遭到了外界的误解。虽然大家在守卫南昌的时候，居功至伟，前赴后继，但是到了最后，却不能像其他人一样论功行赏。我知道大家的心里憋屈得很。如果，大家对我有什么不满的话，就尽管对我发吧。我今天就是向各位请罪来的。”刘建业说完，面对部下，脱下军帽，揭开了军服的纽扣，脱下身上佩戴的手枪和佩剑，一把拉开了胸口的衣服。
“军座，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一直都没有怪罪你的意思。”已经升任新编20军副军长兼任新编14师师长的张建率先站了起来说道。
“我是向全军将士请罪，南昌的战事是我一手制定的计划，最后的命令也是我亲自下达的。是我让全军将士受到了委屈，这是我深为一军之长的过错，责任必须由我来承担。自古以来，好汉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必须承担起全部的责任。”刘建业闭着眼睛，面色沉重地说道。
“让军长一个人承担所有的责任，这是不公平的。说到作战计划，那是我和军座一起制定的，我也必须承担起责任。”杨参谋长站起来大声说道。
“责任也有我的一份。”向来脾气火爆的邱副参谋长也站了起来。
“我们当时都参与了计划实行，要说责任，我们都有。”新20军的高级军事主官们，都站了起来。
“你们不用这么急着为我承担责任。我是军人，又是南昌作战的指挥者，责任自然是有我来总承担的。你们都只是奉命行事罢了。”刘建业摇了摇手，说道。
“军座是为了能打赢那场硬仗，才冒险行事的。不管怎么样，你都是我们的军座。”杨参谋长看到会场的气氛显得很压抑，出来打了圆场。
“对，不管怎么样，你都是我们的军长。”下面的军官们都跟着表了态。
“好，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刘建业的眼里有一些湿润。
“下面，我们还是请军座向我们传达军委会的指示吧。”杨参谋长借机把会议的主体转到其他事情上。
“这一次，我接到了军政部的命令。我们新20军作为全军的首批部队之一，将进行一师三团制的整编，实际上就是缩编。我们军的部队有三个师，198师和199师已开始就是三团制的部队。所以，这一次的缩编，实际上就是缩编新14师。按照军委会的精神，是要撤销旅一级的建制，把部队从四个团，缩编到三个团。采下来的旅级军事主官，一是转任所在师的步兵指挥官，二是转到军部任职。由于缩编的事情只关系新14师一个师，所以，这件事情就有张副座全权负责。”刘建业开始布置部队的缩编事宜。
“那么缩编以后多出来的官兵，怎么办？”张建不想为了缩编得罪太多的人，他要问个清楚。
“挑出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充实到军直属教导团，新兵全部补充到其他三个团去。军饷问题，就算军政部不解决，我们也会有办法自己解决。”刘建业的算盘是部队编制可以缩小，自己的这些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可不能丢了。这些人都是部队的宝贝。
“军官怎么办？总不能让他们都下去当兵吧？”
“挑一些文化水平比较高的，调进军部和各师的司令部，加强参谋业务。剩下一些能打仗的，先到教导队，我自然有用处的。”刘建业对于怎么使用这些人，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
“我回去以后马上就开始办这件事情。”张建放下心，答应得就干脆了。
“这件事情要尽快办好。以我的估计，这里不会平静太久了。”刘建业若有所指地说道。
第一部
第一百二十一章 … 鬼子又要动手了
安顿好了新编20军的事务，刘建业第二天就进了长沙城，先前往第九战区长官部报到。到了长官部的门口，刘建业发现战区长官部高大的门楼前挂的一排牌子里面就有一个上面写着“长沙警备总司令部”几个大字。
“这下好，我还不用多绕圈子了，直接报道就行。”刘建业小小的庆幸了一次。
“报告长官，陆军新编20军代理军长兼长沙警备总司令部代理参谋长，陆军中将刘建业奉命前来报到。”在排队等待了快两个小时以后，刘建业终于跟着长官部负责接待的副官，走进了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的办公室。
“你就是守南昌的刘建业？”战区代理长官的言语里，给人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冷感觉。
“卑职正是前任第6军军长兼南昌警备司令。”刘建业感觉得出来面前的这位长官言语里的信息，所以，干脆把声音提得更高。
“你在南昌城里干得不错嘛，把整个南昌城都快掀了一个底朝天。”
“卑职身为军人，首先想到怎么样能够打赢，然后才考虑其他。”
“你不觉得你的手段太极端了一些吗？”
“只要能打败日本人，我不介意所使用的方式方法。在我看来，无论什么方法，只要能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最大限度的打击敌人，那就是好的方法。”
“以你的意思，如果再次面对当时的那种情况，你还会选择那么做？”
“如果情况需要的话，我还会那么做。”
“你就不怕再次被弹劾？你在南昌的所为，惹出来的动静可不小。”
“我只知道在战场上，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畏首畏尾，是很难打赢战争的。”
“好了，我就不再继续问你了。你就去后面的那座楼里。那里是长沙警备总司令部。这个部门刚刚组建，司令职务由我兼任，副司令职务空缺，所以，主要的事情由你这个军委会任命的代理参谋长负责处理，有决定不了的再拿到我这里来。”代理司令长官例行公事的作了指示。
“卑职遵命。”刘建业向代理司令长官立正敬礼，然后走出了这间并不很大的办公室。
“小心一些，最好不要象酆悌一样。”代理长官目送刘建业走了出去，小声地说道。
酆悌，黄埔一期生，陆军少将，前任的湖南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长沙警备司令。1938年底，长沙军警奉令在湖南省省会长沙全城纵火，实行所谓的“焦土抗战”。由于是仓促行事，并不知情的市民匆匆忙忙争相出逃，互相拥挤践踏，造成很多死伤，熊熊大火还烧掉了十几万间民房商店，损失极为惨重。惨剧发生后，一时间国内舆论哗然，令国府当局极为被动。12月18日，最高统帅下令枪毙“长沙纵火案”的三个当事人：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崐和长沙市公安局长文重孚，借他们的人头以平息民愤。
同样是执行焦土抗战，酆悌丢了脑袋，刘建业却只是背了一个不疼不痒的处分，显然这让曾经是酆悌老上级的代理司令长官有所不满。不过，代理长官也很清楚，刘建业毕竟是预先就做好了准备，把城内的几十万居民先行疏散，否则，人员损失将巨大的多。而且，当时也很难有其他的好办法来打击城内已经占据了上风的敌人。所以，代理长官也没有更多的难为这位天子门生。
刘建业到了自己任职的新部门，开始履行其自己的职责。每天，刘建业都要批阅大量的文件，以做好长沙及其周边地区的整军经武，群众团体的宣传组织，各界抗日自卫组织的训练，保安部队的整训，战争物资的筹措等一大堆的事情。迫于无奈，刘建业只好又把自己在军部里的秘书班子搬到了长沙警总，帮助自己处理那些文牍。
1939年5月末，已经被开除了国民党党籍的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一手安排下，乘日本海军飞机由上海飞抵东京，先后与日本首相平沼麒一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大藏大臣石渡庄太郎（以上即日本战时最高决策机构——五相会议成员）和枢密院议长、前首相近卫公爵举行会谈，和日本人商谈建立以其为首的伪政权等有关问题。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汪精卫最后接受了日本人提出的《中国新中央政权建立方针》。随后，汪精卫于6月中旬回到中国，并按照日方意图，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建傀儡政府。8月下旬，汪精卫召集了部分汉奸，在上海召开了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建立傀儡政权做好了准备。
然而日本人对汪精卫一伙人的能量及其影响力还是相当清楚的。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在给其国内的报告中称：现在，被汪派所搜集的人，大部分是过去党政界的政客，官僚或腐败分子，在广大群众中没有任何基础。所以，今后汪派的活动如不能对重庆政权内的重要分子以影响，假若得不到广大群众之拥护，前途极为渺茫。因此，尽管手中已经有了汪精卫这张牌，但日本人心里清楚，要想解决中国事变，还必须得和中国的最高统帅打交道。不过，从当时的情形看，最高统帅对日本人抛来的“橄榄枝”似乎不太感兴趣。这令日本人有些恼火。虽然日军已经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但是在最高统帅的手里仍握有约200个师的兵力，必须先打击中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