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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要是事情发生了，中央会怎么应对？会打仗吗？‘；王靖芸最讨厌的就是内战了。
‘；中央无非剿抚两条路，能迅速武力解决的，就动手解决；一时无法解决，就做出一些姿态，满足一些要求，再从长计议，有了合适的机会和借口，就再对他们下手。‘；作为过来人，刘建业对于老蒋的惯用手法并不陌生，许多的历史书籍和影视作品，对此都有表现的。
‘；把那么多精神都用来对付自己内部人，就不能一致对外吗？那么，汪主席遇刺，这件事情，你又是怎么看的？‘；王靖芸还是希望能够多知道一些。
‘；汪精卫，汪主席，早就不是清朝末年那个慷慨激昂，为救民于水火，不惜亲身冒险，在北京城谋刺摄政王载沣的那个汪精卫汪兆铭了。
街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诧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
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这是多么的让人崇敬的充满爱国热血的革命者的自白。可是，自从孙总理逝世，这位汪兆铭就完全和以前不一样了，他想的是如何当上孙总理的接班人，争夺那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的宝座，为了争夺这个宝座，他可以反复无常，一会左派，一会右派，拉拢唐生智，联络桂系，多次反蒋，和冯玉祥，阎锡山共同筹划打起中原大战，而且，可以证实的是当年刺杀廖仲恺先生的幕后凶手，其实就是汪主席的多年老友胡汉民，汪精卫知道是胡汉民所为以后，只是将胡汉民以国民政府特使的名义派往苏联考察，纯属徇情枉法。热河失陷之后，汪精卫和他的那个小团体的人，终日宣扬抗日必败，誓死媚日，他已经不止是卖国，简直就是送国，无条件的送国，任由日本人予取予求。就说批准《塘沽协定》以后，民众认为是一个卖国条约，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批评。而汪精卫认为政府签订这个条约是正确的，汪精卫在解释为什么签订《塘沽协定》时说：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中国是一个弱国，这就决定了这场被侵略的国难绝不是偶然发生的。以现在中国的国力，无论进行怎样的抵抗，都没有取得胜利的可能，这是我们最初就明白的。既然没有取胜的希望，我们为什么还要抵抗呢？这就是爱国心的缘故，她让我们明知不能取胜，还要准备抗战到最后一兵一将。现在很多人当中有两种错误的想法，一种是过分软弱，认为中国绝对不能对日本进行抵抗，如果和日本交战，将和过去义和团的下场一样；另一种是过分强硬，就象一个人在旷野中发泄一样，“杀尽倭奴”、“打到东京”，什么狂言都敢说，还能得到人们的拍手喝采。以上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政府和日本和平交涉，有一个最低的限度。只要停战条约在我们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上，政府就决心签署停战条约，即使受到国民一时的唾骂，也要坚决进行负责任的签字。但如果停战条约在我们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下，政府就决不签字。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一时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将得到历史的评判。我实在想象不出，这个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的厚颜无耻之徒，能够把卖国的话说的冠冕堂皇，丝毫没有愧对祖宗先人的羞耻感，而且就是这个人，连民间自觉的抵制日货的行动也要公开下令予以禁止，简直就是无耻之极。幸好这一次，有人勇敢的站了出来，以个人的行动，表示了对卖国者的愤怒。虽然，我不赞同刺杀行为，但是，我敬佩孙凤鸣的勇气，他才是真正的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汪精卫受伤以后，现在已经出国疗养，他不在了，那些所谓的主和派，实际的投降派，就不会有汪精卫那样敢公开站出来承担“卖国责任”的勇气，政府的对日态度必然会发生变化，逐渐强硬起来。而日本显然不会满足于现有的利益，他们还会制造事端，步步进逼，甚至不惜全面开战，实现他们吞并中国，征服世界的野心。‘；刘建业显然对于这个抗战过程中最大的汉奸没有任何的好感。
‘；大哥的意思是说，日本人可能会开战，那不就是要打仗了？‘；王靖芸毕竟还是女人，对于战争，总是充满恐惧。
‘；是这个意思，大哥身为军人，一旦战事开始，不惜粉身碎骨，战死疆场，也要力争打败日本，洗雪数十年来的国耻。‘；作为现在的军人，前世的愤青，刘建业对于抗日战争，总是有着一些期待。打败日本，打到东京去，火烧皇宫，炸掉靖国神社，可是刘建业长期的梦想。
‘；大哥，你可不能随便的死了，我不想要大哥死了。大哥是好人，不会死的。‘；王靖芸一听刘建业准备战死的话，显得很紧张。
‘；小妹放心，大哥没有打败日本人之前，绝对不会死的，大哥只是表一个决心，没什么的。大哥答应你，一定注意安全，绝对不战死。‘；刘建业只能安慰着眼前的这个女孩。
第一部
第十四章 … 1936年
时间前进到民国25年，也就是公历1936年，刘建业在陆军大学的最后一年，课程上升到了军和军级以上作战集团的战术和整个国防问题。国内局势相对前几年较为平静。国民政府的对日态度随着汪精卫赴欧洲疗养，以其为首的小集团的主要骨干相继辞职，主和派的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又遭暗杀未遂而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对日本的批评论调，开始在国民政府要员的公开谈话和文章里逐渐出现。就连一向对日妥协，高喊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也指派其亲信外交部长张群对日本驻华大使表示：希望调整中日关系，否则只有靠战争解决问题。刘建业以历史过来人的感觉知道，即使是国民政府也已经对日本在中国肆无忌惮的扩张开始有了担心，担心这种扩张威胁到国民政府在国内的统治基础。这怎么着也算是一个好的苗头，刘建业这样想着。
陆军大学现在的学习，主要是使用国防要地的地图做想定，进行图上研究，每周有两次或三次马术教练或野外骑乘。图上研究完毕后，陆军大学组织学员到山东、河南一带做一次参谋旅行。两军在战场形势决定后，就在这种形势下，研究参谋业务和后方勤务，侧重兵站的设置和交通通信、情报等业务的演习，以后再随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各种业务的作业，总使学员们对于军战术的一切业务都做到十分纯熟。德国顾问在这一次的指导，是用两军对阵的形式表演的，生动有如实战，更使刘建业信服。
就在这个时候，２月２６日，日本发生了军人暴动的“二二六”兵变。虽然，兵变很快被军部镇压。但是，此后日本政府基本被军人所控制。日本“二二六”事变以后，一些军国主义狂热分子又开始策划“华北分治运动”，拉拢作为华北主要驻军的各地方军势力，试图将华北五省也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内。刘建业感到，现在的国内局势，表面的平静下掩藏着很大的危机，各派系都在进行着各种形式的博弈，寻找着对自己理想的定位。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夏季到来，暑假也开始了，学员们按照陆军大学的统一安排，到海、空军学校和基地见学，使学员们认识海、空军的战术和现状，为最后一学期的大军战术…陆、海、空军协同作战的研究打下基础。刘建业被安排到海军实习。虽然，刘建业从历史书籍里知道，民国时期的中国海军，实力相当的弱小，但是，到了真实的场景里，刘建业还是感到深深的震惊。大多数的军舰，实际上只具备内河航行的能力。有的军舰，甚至还是清朝政府时期购买的，在航行的时候，都必须要小心翼翼，不能做较大的机动动作，以避免损伤舰体。海军的主力舰只里面，吨位最大的三海舰，舰龄都很大了，维修保养都成困难，弹药供应也不足，只有平海，宁海两舰舰龄较短，相对先进，但是吨位都太小，做做教练舰训练海军官兵还可以，真正要拉出去出海作战，可就实在太难为它们了。就连作为内河的长江的防务，也只能主要依靠江阴，江宁，湖口，田家镇，马当，石牌等沿江的各要塞的少量要塞炮。尽管，中国的海军官兵们，都有着强烈的爱国热情，精心的维护着每一艘军舰，尽量使它们保持在可以作战的状态。可是，他们的装备和未来的作战对象，世界第三位的日本海军相比实在是太陈旧和落后了，即使他们每个人都奋勇作战，他们在战场上的命运，也早就被注定是一场惨烈和悲壮的悲剧。站在中国海军的军舰上，看着在长江上肆意航行，无所顾及的浪翻中国人的小木船的日本军舰，刘建业的手紧握着，狠狠的砸在军舰的护栏上，牙齿紧咬。海军，我们的中国海军，什么时候，你才能真正的扬波于万里汪洋，让所有的对手对你充满敬畏？如果有那么一天，那么这一天，需要我们等待多久才能真正的到来？我们的国家不能有海无防，奋起吧，中国海军！刘建业心里不断的祈祷着，希望有天上的神灵，能够听见自己的声音。
陆军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着重研究大军战术和整个国防问题。照常是本国教官、德国顾问每周各担任两个上午。本国教官的授课由杨杰亲自主持，研究院主任张亮清等高级教官为辅。在图上研究后，再由杨杰亲自率领到陇海铁路沿线做一次参谋旅行。接下去还做一次战史旅行。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在陇海路决战时，杨杰是蒋的参谋长，所以对这次旅行指导得十分精彩。各地驻防高级将领都前来见学。德国顾问在这一次参谋旅行中更是卖力。回校后，学员们还在校内做了一次高等司令部的演习。然后，学员们再到军事各部门和交通、铁道等部门见学一段时期，俾能了解政府中军政各部门的组织。每星期一的纪念周，总由杨杰亲自作报告，或邀请名人演讲，其内容主要是国际问题和经济问题，都是与国防有关的。对于这样的教学，刘建业认为，比起后世的中国那种流水线生产一样的教育，这种教育实在是很有实际意义，也很生动，学习的都是实际需要的东西，而不是那种让人昏昏欲睡的听了半天却不知所云的东西。
７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国民党内的主战派大占上风，确定了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的政府方针。蒋介石在该会上表示：“绝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如危及国家生存，则必出最后牺牲之决心”。当学员们纷纷谈论这些话的意义的时候，刘建业却很不以为然。漂亮话，狠话，谁不会说，我说这种话的水平，绝对不比你蒋委员长差，他蒋某人还不如把话改成，如危及蒋某人的政权的生存，则必出最后牺牲之决心。不把你逼到退无可退，你蒋某人绝对是不会和日本人兵戎相见的。当然，这些话，刘建业可是对任何人都没有说，他还不想进江东门的模范军人监狱。那个地方，进去了可是没有几个能活着出来的。
九月间，两广地区的广东陈济棠和广西桂系发动的两广事变，被蒋介石以武力平息，结束了两广与南京政府对峙的状态。这场闹剧一样的事件，并没有让刘建业感到有什么值得重视的。广东陈济棠打着抗日的旗号，拿着日本人的援助，请着日本的军事顾问，怎么可能是真心抗日？活该他落得一个众叛亲离，通电下野，灰溜溜的走人。
这一年的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中央军委指示红三十军、五军、九军和四方面军总部共21000余人，在徐向前、陈昌浩统帅下组成西路军，进军河西走廊，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以及在河西地区创立革命根据地，打通国际通道的“作战新计划”。在刘建业的记忆里，这一次的远征是以基本全军覆没告终的，而且，很奇怪的是最终批准这个计划的居然不是中共中央或者中央军委，而是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刘建业对于这个组织，从来都是没有多少好感的。倒不是他讨厌共产主义，作为在伟大新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里出生成长的一代人之一，他向来认为，中国的事情，不论怎么乱，都轮不到外国人和组织来指手画脚。而这个共产国际偏偏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触到了刘建业的忌讳。从共**建立到大革命，再到江西苏区，这个组织在刘建业的眼里，就是纯粹的阴魂不散，派来的几个外国人特使，都以太上皇自居，动辄发号施令，胡乱指挥，完全是围绕着苏联的利益来安排中共的事务，在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里，居然要求中共在东北发动武装暴动，以武装保卫苏联。这是什么事，要中国人牺牲自己民族的利益，来武装保卫苏联，保护苏联在中国的特权，简直就是荒谬。派回国的几个人里，王明和康生等人，还有几个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除了整人和乱杀人，别的本事都稀松平常。再说，刘建业也对打通所谓的国际通道的作用，也深为怀疑。历史上，抗战时期，塞北的八路军也曾经短暂的打通过所谓的国际交通线，可是，共产国际和苏联给中国共**的东西是什么？一批马列主义书籍，仅此而已。
就在这一年的11月底，刘建业从陆军大学以还算优秀的成绩毕业了。同时，刘建业还收到了两份文件。一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发出的铨叙军衔的命令，刘建业同学大概是靠着出身黄埔，陆大毕业，土木系成员，还有一些好运气，居然没有在许多高级军官由高降低的时候，被升了一级，成了陆军上校；还有一份是军令部的命令，他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8军11师33旅旅长，原66团团长职务由胡琏接任。刘建业现在可以说真的是运气来了，连城墙都挡不住了。
刘建业从南京赶到驻扎在韶关至衡阳之间的平汉铁路沿线担任护路和筑路任务的33旅驻地接任以后，没有过上几天，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就传遍了中国大地。
第一部
第十五章 … 西安事变
这件事情还要从源头说起。自从1931年的9月18日，9月18日夜，日本军队制造“柳条湖事件”，以此为借口炮击东北军北大营。东北边防军的统帅，东北保安总司令张学良张少帅，一方面在蒋委员长的不抵抗的电令下，一方面也是不想消耗自己的实力，从北平下令东北军部队对日本军队的侵犯不得予以抵抗，沈阳一夜间失守。此后，十几万装备精良的东北军陆续从东北撤入山海关内，只有黑龙江的马占山将军坚持抵抗，不肯投降。1933年1月的榆关抗战，仅仅三天，山海关失守，东北军守军几乎全军覆没。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东北军系统的热河省政府主席，55军军长汤玉麟几乎不战而溃，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为了承担责任，同时也是躲避国人给他的不抵抗将军的名头，3月11日，张学良通电下野，并表示自己是“以巩固中央，统一中国为职志”。回国以后的张学良张少帅，一举从对日妥协派转变成为对日主战派。可是，蒋委员长对他所统帅的20余万东北军部队并不放心，尽管东北军数年以来为他东征西讨，死伤无数，可是毕竟不是自己的嫡系，用起来不放心，所以，蒋委员长还是要想办法削弱东北军。于是，1935年的下半年，除了53军万福麟的部队以外，东北军部队全部调往陕西，奉命参加剿共。
虽然，东北军部队的装备在当时的中国，除了中央军内的精锐以外，没有比得上的，但是，犹如浮萍一般失去了自己的根的东北军官兵，对于剿共实在没有多少热情。相反的，随着离开老家的距离越来越远，时间越来越长，东北军自上而下，大多数人都厌倦了这种如同流浪的生活，时刻思念自己的家乡，在日本关东军铁蹄下的父老乡亲。流亡关内的东北学生也不断上书张学良，要求他向中央请战，带领自己的子弟兵打回老家去，不再继续流浪。加上蒋委员长在东北军撤退入关以后，不断的从各方面限制削弱东北军，给予各种不公平待遇，东北军官兵和几十万家属生活艰难，越发加重了东北军官兵对南京政府的不满和愤怒。东北军部队剿共战事不利，先后损失了三个完整的师，蒋委员长不但不给予补充，还撤消了这三个师的番号，这使得一向服从紧跟蒋介石的张学良，也对自己的把兄产生了不满。
就在张学良对自己和东北军的前途未来感到彷徨的时候，中共通过释放的东北军团长，张学良贴身侍卫出身的高福源，向他传达了合作抗战的意愿。经过3月在洛川和李克农的商谈，4月在肤施（今延安）与周恩来秘密会晤，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6月15日，张学良在西安成立“王曲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向东北军的青年军官宣传东北军复土返乡、团结抗日思想。6月22日，张学良公开发表《中国出路唯有抗日》演说，表明自己的抗日决心。8月29日，闻讯国民党特务逮捕东大学生代表，张学良派卫队营包围和查抄了陕西省党部，即为“艳晚事件”。9月23日，张学良回电蒋介石，谓“欲救亡图存，复兴民族，良以为除抗日外，别无他途”。与此同时，同样对剿共前途感到怀疑失望的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在发现张学良的意图以后，两人迅速达成共识，要力劝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集中力量，对付来自日本的威胁，避免亡国命运。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一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训斥。10月29日，张学良飞到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