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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可以如此，但那些非蒋“嫡系”的杂牌军将领却没有那么幸运了。被枪毙的167师师长薛蔚英等将军自不必说，就是在罗山浴血苦战多日的124师师长曾元不放？1938年1月下旬，国民政府军委会一次就撤职查办、枪决处死了41名作战不利的旅长以上将领。可这些人中又有几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呢？这当然不是说地方杂牌作战不力。事实上，在初期惨烈的抵抗中，地方军虽然装备极差，但战绩丝毫不逊于老蒋的“嫡系”中央军。淞沪会战10个战绩优秀师中，一半以上是杂牌；临沂、台儿庄大捷，几乎由杂牌军一手包办，汤恩伯军团还是在李宗仁软硬兼施的催逼下，才给了日军最后一次打击；武汉之战，万家岭大捷的神话，也几乎全为两广将士写成。杂牌支撑了中国的抗战，支撑了国民党军，也支撑了曾风雨飘摇的国民政府。但他们并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畸形的军法对他们最为严酷，而且也只对他们。这种事情的因果报应，终将在以后体现出来。
还是在这一天的凌晨，淡淡的晨雾如烟似云，笼罩着大亚湾澳头近海沿岸。扑天盖地的日军登上滩头，一门门大炮、一辆辆轻型坦克，也陆续从登陆艇上卸下，停放岸边。近海面上，几百艘中、小型登陆艇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岸边开来。一二公里外的海面上，停着上百艘大型战舰，炮口直指岸上阵地。守军广东部队的151师一个营500余守军，仓促上阵，没放几枪，便成了日军重炮、飞机的活靶子。从“加贺”、“苍龙”等航母上起飞的几十架日机，把密如雨点的炸弹投在了守军不大的阵地上。上了岸的日军炮兵，架好战炮，也投入猛轰的行列。一营的守军几乎全部阵亡在阵地上。同日，日军第二梯队108师团在大亚湾东岸玻璃厂登陆。也没遇到抵抗。上陆日军几乎一路顺畅，直扑淡水，并于当晚进入淡水城内。中国军早已望风而逃。14日，日军21军司令官古庄干郎中将在虾涌21军司令部下达命令，攻占惠州。惠州前临大亚湾，北靠东江，广九铁路由此而达广州。惠州不保，广州第一道门户便对日军洞开。第4战区副司令长官、第12集团军司令余汉谋仓率应战，手足无措，命令各军、师以少量部队断后，主力迅速向广州集结，把12集团军主力都调向了广州。古庄干郎中将眼见中国军毫无斗志，立刻改变了迂回广州的计划。命令前卫部队紧追中国军。不驻防，不管中国溃兵，不要中国城市，只管一路紧追。粤军大批后卫部队被俘，大量难民未及逃离就沦入侵略者手中。19日，日军18师团兵临增城城下。增城是广州东面最后一座城市。失了增城，广州则直接暴露在日军面前。未等余汉谋援军赶到，增城便陷于日军之手。20日晚，余汉谋召集了最后一次军事会议，命令广东部队撤出广州。21日下午，日军兵不血刃，进占广州。至此，中国大地上的七大都市，除武汉数日后落入日军之手外，相继成了日本侵略者征服的战果。广州的沦陷，是中国抗战史上最耻辱的一页。日军投入7万余人，在主力第5师团尚未使用的情况下，前后仅10天便击溃广东守军8万精锐，占领广州。据日后日军战报公布的数字，日军广州作战，仅战死173人，负伤493人，而中国军仅被俘者就达1300多人，死伤难以统计。一时间，广东人民和海外粤籍华侨对广东省军政当局大骂不已，“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无谱”的讥讽谑语传遍四方。
广州的失陷，使得中国军队继续坚守武汉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
这个时候的江南及至整个武汉战场出现了一个突然的变化。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为了抢在第2军司令官东久迩宫亲王中将之前占领武汉，避免东京的军部要员们追究自己丢掉第6师团一个支队，并且险些让106师团遭遇全歼的罪名，改变11军的主攻方向，以第6师团为骨干，沿长江两岸溯江西上，直取武汉。毕竟，在东京方面所确定的会战目标里，占领武汉是第一位的。谁先进入武汉，谁就立下头功。有了头功，先前的一切过也就不为过了。
为此，11军的主力主力被大量调整至田家镇的稻叶第6师团和半壁店方面波田支队帐下。稻叶师团，先后三次得到加强的兵力超过万人。补充的新锐，战斗力甚至已超过第6师团本身。稻叶四郎中将指挥的第6师团转眼得到三个支队的加强。兵力大增至2万多人，于10月中旬重又发动进攻。10月17日，第6师团牛岛旅团开始沿广济——浠水大道攻击前进。10月18日夜，一路未逢激战的牛岛支队到达界岭。一夜猛攻，即突破中国守军防御。22日，身材粗矮强壮的牛岛满少将趾高气昂地率队开进浠水城区。22日同一天，牛岛少将接到冈村宁次的电报，称；麻城以北与东久迩军对战的中国军队已开始撤退，望该支队不负第6师团先锋的称号，迅速向黄陂地区突进，截击撤退中的孙连仲、李品仙两大兵团主力。23日，日军攻下新洲。牛岛少将当即派佐野联队长率步、炮、工、战车、装甲运兵车组成的快速支队截击正在黄陂东侧蜂拥撤退的孙、李兵团大部队。日军的突然杀出，冲乱了中国军阵脚。后撤的中国军各自为战，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佐野大佐颇有所获，仅野炮就缴获了80余门，这个数甚至比日军一个甲种师团的火炮总数还要高。26日，第6师团的岩崎支队打下河口镇，与东久迩第2军会合，收紧了合围圈，但为时已晚。中国第五战区几十万大军已越过平汉线退去。
10月21日夜。广州城陷入敌手的消息传到武汉。
24日，武汉统帅部正式下令放弃武汉，撤退武汉外围部队，并划定了集结地点。长江以南各军撤至湘北及鄂西一带；长江北岸部队，第33集团军撤至荆阳门、宜城一带，第32集团军撤至襄阳、樊城、钟祥一带，第11集团军撤至隋县、唐县镇、枣阳一带布防。汤恩伯第13军进入桐柏山，刘和鼎第39军进入大洪山担任游击；第21集团军及徐源泉第10军统由廖磊指挥进入大别山担任敌后游击。第五战区长官部移往樊城。下午，军委会召集了尚滞留在汉的中外记者数十人，举行了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会上，发言人代表中国政府强调指出：中国军自动放弃武汉是出于战略需要。中国政府抗日决心并无改变，而且更加坚定。只要日军在中国一夫，中国抗战就将一天不止。并断言说：中日战争将长期化，直至中国彻底驱逐侵略者为止。
24日入夜，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踏上了去机场的夜路。飞机摇晃着冲入漆黑一团的夜空。不知是蒋介石太舍不得武汉，还是仓促起飞飞行员受惊，一直为他服务从未出过差错的专机机组一出武汉就发现飞机鬼使神差似地迷了航。黑沉沉的夜空上下左右一个样，什么也辨不清。飞机乱转了一气也没弄出个所以然。再乱飞下去，燃油耗尽，无疑将钻进地狱之门。机长依复恩无奈地向蒋介石请示：返回武汉。蒋介石再次确认别无办法时，也只能点头同意。飞机又循着原路向回飞去。武汉机场上，一队中国工兵正卖力地在破坏设施，跑道甚至被炸毁一截。再晚回来一会儿，蒋介石确确实实要留在武汉了。10月25日凌晨4时，蒋介石的座机迎着秋风，重又冲上已透出熹微的天空。此刻，汉口戴家山，已出现了稻叶第6师团佐野支队第23联队日军士兵幽灵般的身影。25日夜，汉口沦陷！26日凌晨，波田支队率先从宾阳门突入武昌：27日午后，汉阳也飘起了炫目的太阳旗。“君之代”的国歌声在武汉三镇上空疯狂地奏响。
10月28日，也就是蒋介石离开武汉后的第二天，他在南岳发表了《告全国国民书》：“……敌人计无复逞，乃不得不暴露其弱点，以发动华南之侵占，自兹抗战地区，扩及全国，战局形势，显有变迁，临此成败胜负转移之关键，特为我国同胞概述抗战经过之事实与将来之目标，重加阐明而申告之……”“我国同胞须认识当前战局变化与武汉得失之关系，我国的抗战根据地本不在沿江沿海浅狭的交通地带，而在于更广大深长的内地，保卫武汉的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积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的工业，以进行西北西南的建设。武汉外围已进行5个月的苦战恶斗，已给予敌人重大打击，因此，守卫武汉的任务已经完成，目的已达到。如今放弃武汉三镇核心，确保武汉外围的兵力，使我军作战转入主动有利地位。武汉虽已被敌人占领，然而其耗费时间5个月，死伤人数数十万，所得到的，虽然不是焦土，却是一座空城……”
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代表政府发表了《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在这份声明中，再也不见了1月16日“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那副骄横强硬劲，公开对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诱降。12月22日，在中国方面尚未作出反应的情况下，近卫为显示诚意，又抛出了他的第三份声明，提出：“日满华三国应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为打动蒋介石的心，甚至说出：“只要求中国作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为履行建设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日本不仅尊童中国主权，而且对中国为完成独立而必要的治外法权的撤销和租界的归还，也愿意进一步予以积极的考虑。”
武汉会战，是中国抗战的战略转折点。从这一天起，日本政治、军事、经济上的百端漏洞所带来的战争颓势，已提前敲响了侵略者战败的丧钟。武汉会战，终以其宽广的作战地域，空前庞大的作战兵力，惨烈无比的浴血厮杀和特殊的历史意义，在中国抗战史辉煌的画卷上，留下了壮丽的一笔。此役，战火燃遍豫、皖、鄂、赣四省，波及长江、淮河流域的广大地域。双方直接参战兵力高达150万，死伤逾50万。中国抗战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剧烈的大战！侵华日军从未付出过如此惨重的伤亡代价！中国军从未取得过如此巨大的战绩，也从未付出过如此巨大的牺牲！战后统计，大战期间，日军补充兵员达四五次之多，死伤20万人，另有15万人病倒而失去战斗力。日军军力受到空前消耗。而中国军装备寡劣，伤亡倍之于敌。其中，无数血性男儿血洒大别山麓，长江两岸，不留姓名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据日本华中派遣军战后统计，东久迩宫第2军掩埋中国军未及收回的尸体就达5。2万具，冈宁第11军掩埋的甚至高达14。35万余具。20万尸体足以染透青山，浸透江河，他们为保卫大武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真是“凯旋日不见英雄还，胜利时可见英雄泪”。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们的名姓，也没人知道他们的葬身之处。他们融入了青山，融入了江河，只有青山翠谷、滔滔江水，伴着他们长眠疆抄…中国人是不会忘记这些民族精英、国家英雄的０青山依旧，江水长流，恨不能为抗日死……这是他们生前最爱说的话。最爱唱的歌。
作为先后参与了田家镇要塞守卫战和万家岭血战的第6军，在这场空前激烈的大会战里，损失也是相当的惨重。全军离开武汉开赴战场时候，近2万2千余人，经过两次血战，等到全军奉命撤离战场，退往湖南平江的时候，全军已经不足万人了。
“全军为武汉会战的殉国将士披麻戴孝，再行入城。”11月初，平江城外。第6军即将入城之际，军长刘建业突然下令全军停下脚步，全部停在了城外，然后，又下了这样的一道命令。
军长的一声令下，第6军的军需官立即派出了大队人马，到处搜寻所需的白布和麻布。忙活了整整五天以后，全军所需的所有孝服，终于置办齐了。
11月11日，这个被后来人称为是“光棍节”的日子，平江城里的所有人，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一支从前线下来的部队，没有穿着常见的军服，而是全部穿着只有家里的至亲逝去时办白事的时候，才会有人穿着的重孝孝服，寂寞无声的从平江城的城门排成了队列，依次入城。一位戴着中将领章的年轻军人，步行走在队列的最前面，一只手里拿着白事上孝子才拿的哭丧棒，另一只手托着军帽，面色沉重的走着。后面，无数的军人，同样的一身重孝，无言的跟在年轻将军的身后，从少将到士兵，无一例外。有的人手里拿着招魂幡，有的人一路走，还一路向空中抛撒着白色的纸钱。
队伍无声的穿过了平江城，一直走到了城外的汨水河边。
“全军列队１带队的年轻中将，转过身来，向着身后的队伍大声地命令。
命令被一级级的传递了下去。随后，队列无声地整齐摆列在汨水河边。
站在临时设置起来的台子上，刘建业声音哏咽的对着面前的今晚身披重孝的部下，说道：“今天，我带着弟兄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给我们在武汉会战里的死难弟兄们招魂送行的。这一仗，我们是丢掉了武汉，我们败了。可是，我们没有丢掉我们作为中国军人的尊严！我们第6军的弟兄们，没有给头上的帽徽丢脸！我们让小鬼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让他们知道了，即使战斗到了最后一人，我们也绝对不会投降，绝对不会屈服。因为，我们是为了国家和民族而战！是为了生存而战！是为了尊严而战！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全军超过一半的弟兄，没有能够活着走下战常这是一万多条生命啊！可是，即使现在有人问我，如果，你知道会有这么大的损失，你还会把部队带上前线吗？我依然会毫不犹豫的对他说，我会。不为别的，就是因为，我们是中国的军人。当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军人不站出来，谁站出来？难道要老百姓站出来吗？那样，将是我们身为军人的耻辱！只要我还穿着这身军服一天，我就绝对不会玷污了这身军服！军人天生就是为了保卫国家，保护老百姓才存在的。为了国家民族而战，我们死得其所，虽死无憾。”
“我们为那些殉国的弟兄们招魂送行，是要告诉他们，他们的英灵将永远活在我们全体活来的人们的心里。这种纪念，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漠，它只会越来越深的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我记得有几个参加敢死队的弟兄，在出发之前的时候，提出过一个要求，希望能够在打败小鬼子以后，给他们立上一座碑，让后来的人能够知道，曾经有一群人为了保护这片土地，献出过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我在这里，向所有的弟兄们郑重的承诺，在打败小鬼子以后，我们第6军必定为了所有的殉国将士建立纪念碑，要让所有见过的人都能知道和记住这些将士们所付出的牺牲。只要在那个时候我还活着，我没有兑现这个承诺，在场的每一个将士都可以朝着我开枪１
“现在，全军跟我唱。”刘建业说到最后，站在台上起了调子。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们都会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进！
高亢而激愤的歌声，穿越云霄，如黄钟大吕，直撞人心。
第一部
第八十三章 … 汪精卫的事
武汉会战落幕以后，从南到北数千公里范围的广阔战场，暂时进入了一种相对平静的状态。在经过这样一场双方动用兵力总和超过一百万人，历时数月之久的大规模会战之后，无论是中国方面，还是日本方面，都不得不对刚刚经历血战的部队进行休整重编。
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战线延长，兵力分散，财政经济困难。为了实现其早就确立的“以战养战”的作战指导原则，日军不得不改变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停止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改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逐渐转移其主要兵力打击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并将重点置于华北，相继从华中、华南及日本国内抽调7个师团又5个旅团加强华北方面军。日军企图以此来确立起对华北地区的有效占领，从而获得更多的稳定的战略资源的供应，以满足其不断扩张的军事野心的需要。
国民政府在丢失武汉以后，正式迁往重庆，开始以中国西南地区为大本营，对日本的不断侵略进行持久抵抗。参加武汉会战的数十个师的部队，则分别撤退新驻地，进行休整和补充。军委会则对各部队的驻防和部署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阶段的正面战场作战形势。
就在这种抗战进入艰难时期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内的一些人，开始变得不那么安分起来了。
日本内阁的近卫首相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以后，向来以孙先生的忠实门徒自居，自认为是中山先生最适宜的继承者，国民党内的第二号人物，长期以来的国民政府内最大的亲日派，汪精卫从中嗅出了一些不一般的气味。不甘于长期居于蒋介石之下的汪精卫感到对自己来说可谓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要来临了。
汪精卫利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的机会，多次暗示国民政府没有关闭调停之门，愿意与日议和。而这时日方也已经通过汪精卫的亲信，国民党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的梅思平向他转达了希望他出山，另立门户的意见。
入秋的上海。没有人留意到位于虹口区东体育会支路上的一座无人居住的洋房一时间热闹起来。在这幢日后被叫做重光堂的房子里，代表汪精卫的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代表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人密谋策划着。
11月20日，筋疲力尽的中方代表在《日华协议记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日华协议记录》包括三个文件，后来就简称为重光堂密约。这份密约是被梅思平缝在西装的马甲背心里带回重庆的。协议规定：协议以外的日军，于两国和平恢复后，开始撤退，两年内撤完。日汪双方共同承认上述解决时局的基本条件后，汪精卫等人应立即同中国的最高统帅断绝关系，并声明为建设东亚新秩序实现日华合作和执行反共政策，在云南等西南地区成立新政府，建立5个到10个师的军队。
1938年11月26日清晨，它出现在汪精卫的眼前。在招待梅思平的家宴上，汪夫人，当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