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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D于第二天复电刘、陈、邓，批准了举行郑州战役的计划，以陈锡联、陈赓率第1、3、4、9纵主力规定之时间攻击郑州，并部署阻援及打援，并属咐说，只要郑州攻克，中原野战军在北面就取得了主动。
当天，中原野战军邓政委在军区直属队连以上干部会土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精神。紧接着，邓政委、华野陈司令员在宝丰县皂角树村召集第1、3、4、9纵队领导开会，专门研究部署攻打郑州的方案。
根据国军的部署及更有力地协助华野作战，10月13日西时，刘司令员、陈司令员、邓政委致电中央军委，对攻郑时间和华野
作战开始时间提出建议。电报说：“我们原定18日夜开始进攻郑州，求歼守敌并调动孙兵团西援，配合华野淮海作战。但现在孙兵团仅调民权附近，杜兵团集结商丘周围。在我攻郑开始后三四日，孙兵团即可赶到增援，杜兵团亦可能尾同前来。如此，则我攻城未下，打援无力，势必被迫退出战斗，而杜兵团又可及时东返，于华野帮助不大。因此，我们考虑拟将攻郑时间推迟在淮海
作战开始前五日开始行动，同时建议华野准于25、26日开始作战，我们则推迟两日于20日开始攻郑。”
根据战情，为加紧完成淮海战役准备，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一建议，决定推迟攻击郑州。
在确定了详细方针后，毛泽D又于10月15日致电饶、粟、谭，并告刘、陈、邓：“刘陈邓攻击郑州时机，应待邱孙向北深人再行决定，不可过早。对郑攻击时应以有力兵团绕至郑州、中牟之间，从东边向郑州攻击，因敌准备放弃郑州，苦无口实，你们一至即可能逃跑。”
10月17日，中野发现华中第12兵团三个师正掩护军需品送往南阳，其中一个师已南调广水对付中野王宏坤部。刘、陈、邓认为，在这一情况下，如果再推迟攻取郑州时间，可能丧失这个好战机，因此，决心在第12兵团还没有回头时攻取郑州，并准备于10月18日夜由禹、襄地区开进，21日夜进攻，求得五天或七天内攻克，只要六七天打下郑州，就很主动，对华野配合也更有利。
毛泽D认为攻郑时机未到，复电刘、陈、邓等说：你们攻郑时机似以再推迟两三天为好。因为你们不但要顾到黄兵团可能北援，并要顾到孙兵团可能西援。如果对于黄兵团方面也大体适合，选择10月23日、24日或25日攻郑开始时间较好；如果你们觉得这个时间仅对孙兵团方面适合，而对黄兵团方面根本不适合，则照你们的计划行动。
10月18日，邓政委、陈司令员颁发了郑州作战的基本命令。杨勇、苏振华、陈锡联、阎红彦、陈康、谢富治、秦基伟、李春芳等分率各纵队进入指定地点。在华北军区第14纵及附近地方部队的配合下，准备发起郑州战役。
19日下午，邓政委、陈司令员和张副政委从皂角村出发，驰往郑州前线第4纵司令部指挥。
同一天，粟、谭发出部队开进命令，令华野各部于10月21日至24日先后开始行动，向预定地区前进。
华野部队还没有开始行动，粟Y发现国军有些新的调动，12兵团部分东调阿湖、城头、瓦窑等地，徐州李兵团由徐州东调炮车、八义集。根据这一情况，10月21日午时，由粟Y起草，饶、粟、谭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建议修改作战部署：根据敌情变化，我除先以一部在鲁西南暴露，佯攻迷惑敌人，调敌回顾，以便迅速实现围歼黄兵团外，必须加强运河车站南北两侧正面阻援兵力，以保证主要突击方向成功。根据各纵现在位置与休补状况，战斗预定于11月5日发起，提议修改部署如下：以苏北兵团全部及第1、6、9纵、鲁中南纵等7个步兵纵队共20个旅附特纵主力，担任分割围歼阿湖、阴平、高流、新安、瓦窑地区的黄百韬兵团8个旅。以第4、8纵担负袭歼炮车、运河车站之敌第9军，控制铁路两侧及运河西岸，准备阻援。以第10、7纵袭歼韩庄之敌，尔后以主力围歼贾汪之敌，后相机攻占柳泉地区。第13纵围歼台儿庄守敌，或以主力直攻宿羊山。塘之敌。以第3纵、广纵进入鲁西南地区，协同冀鲁豫两个独立旅，组织对鱼台、丰县、杨山、商丘地区之敌牵制攻击，抑留孙兵团，不得东西增援，其余主力拟暂集结现地待机。
毛泽D于22日复示饶、粟、谭，并告陈邓、中原局：“，才向商汤线及丰县之敌举行牵制性攻击，否则可能不起大的作用。”
陈、邓到达第4纵司令部的当天，得知蒋总统决定停止实行其所谓“以攻为守”的计划，而孙兵团又正向除州、蚌埠间转移，遂于10月21日午夜命令部队开始包围郑州。
郑州之首均见解放军大队人马兵临城下，1万余守军遂于22日拂晓弃城北撤。负责从北面攻城的第9纵司令员秦基伟，发现国军的逃跑动向后，一边调整部署，一边请示陈邓首长，并很快定下歼敌于运动之中的决心。
邓政委在电话中告诉秦基伟：“决不能让它跑掉！”
“我的网已经形成了。”秦基伟充满自信地说。
陈司令员接过电话说：“你把这个仗给我打好，我到你那里给你唱《借东风》。”
随后，第9纵将国军部队全歼于郑州以北黄河以南的狭小地区，生俘少将参谋长余辉廷。郑州宣告解放。
听到郑州解放的喜讯，毛泽D说：郑州解放、陇海、平汉的铁路枢纽为我掌握，对整个战局发展极为有利。
这时，徐州国军对华野行动方向有所判断，并在行动上有所变化。据此，10月22日子时，毛泽D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陈、邓并告饶、粟、谭并中原局的电报：徐州刘经扶认为我华野有出苏北企图，停止邱孙向鲁西南行动，以李兵团之第9军加入东面防堵，以邱兵团由商丘向杨山收缩。白健生则为对付我第2、6、10纵，以黄张两兵团向桐柏方面进攻，陈邓攻郑作战完全不受南面威胁。因此，为了保障我华野全军在淮海战役中完全胜利，请你们准备着，在攻克郑州休息数日后，迅即全军东进，相机攻占开封。或者不打开封，直出徐蚌线。不但钳制孙、刘，并且钳制邱、李两兵团各一部。粟谭则令第9、广两纵现在立即出动，直出金乡、鱼台。成武、单县，与陈邓协力作战。
陈司令员、邓政委于10月22日亥时致电中央军委并刘司令员，李参谋长，报告了郑州作战的战况，准备25日开始东进攻占开封，如开封之敌东逃，则遵照军委命令出商丘，或直出徐蚌，钳制孙、刘，协同华野作战。
23日5时，毛泽D再电陈、邓及饶、粟、谭：“（一）陈邓养亥电悉。占领郑州甚慰，你们休息两天即东进攻占开封甚好。
（二）请粟谭在济南不要留住太久，济南方面一切问题交漱石处理。粟谭速赴南线指挥，以便按预定时间（成微）发起战斗。
（三）淮海战役最紧张时间是戌微至戌赞约两星期左右。陈邓酉有东进，估计月底可能攻古开封。如开封之敌东逃，则陈邓月底可能进至商丘附近，可以适时密切配合淮海作战。
（四）请粟谭即令三纵、广纵及鲁西南地方兵团于月底进至商、汤以北，并受陈邓指挥。
（五）陈邓东进与三纵。广纵请部会合后，第一个目标是歼灭孙兵团。第二个目标是攻占宿蚌。”
中原野战军出击中原地区和华东野战军全军南下，使国军方面感到了紧迫和危机。为了避免徐州刘经扶集团被中野、东野围歼，蒋总统令华中剿总的第12兵团速由华中向安徽阜阳、太和地区进发，参加徐蚌地区的作战。此外，为了支持徐蚌地区国军的作战，蒋总统还将国军空军的第1、3、5、8、10、20等大队共158架飞机，用于加强徐蚌地区的作战。
可是一切已经晚矣。收到毛泽D电报的当天下午，粟、谭、陈、张即下达了淮海战役预备命令。
10月24日，开封国军守军慑于解放军之威力，不战而东退，解放军豫皖苏军区部队解放开封。
至此，中原大地三大名城郑州。开封、洛阳均获解放。中央军委在给两野战军的嘉奖电中说：“中原三大名城洛阳、郑州、开封均人人民解放军掌握，对于今后战局极为有利。”从打郑州开始，淮海战役即成为华野、中野两支大军共同执行的任务了。拿下郑州后，陈司令员、邓政委根据双方的态势进行了反复研究，于当天下午急电军委，建议把集结地点“改为永城、毫州、涡阳中间地区，无论出宿蚌线或打孙均更方便”。
中央军委、毛泽D采纳了这个建议，于10月26日复电：“同意你们25日申电，以十天行程于11月4日集结永城、毫州、涡阳中间地区的部署。”
略事休息，陈司令员、邓政委即依据毛泽D的指示，率中原野战军第1、3、4、9纵队继续东进，逐渐与华东野战军靠拢，汇合成了一股强大的冲击力。这一形势的出现已在毛泽D的预计之中。在22日13日的电报中，毛泽D即指出：“目前极好的形势是白部黄张两兵团被我2、6、10纵吸引到桐柏地区，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能回头进到黄泛区，威胁东北面我军之行动，有利于我陈邓在攻郑胜利后，以一部或大部或全部向东行动，协同3、广两纵，不但牵制孙、刘全部，而且可能牵制邱、李一部。具体行动，可在攻郑后决定。我们预计是以一部留在郑州、淮阳之线，以主力于邱李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举行徐州、蚌埠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津浦路，使敌之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
南京黄埔路。蒋总统对战局的发展愈加顾虑重重，难下决断。
人民解放军攻克济南后，蒋总统想避免以往所犯的错误，他在与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会晤时说：“必须研究中G的战略与战术以及野战部队的组织与训练情形，借使在济南所犯的错误不致重复。”他所说的“错误”，是指把王耀武的7万部队放置在孤立无援的济南城，束手就歼，没有在徐济间尚可通行时及早撤离济南。但是，蒋总统在政治上的需要决定了他在军事上不可能有如此的明智之举。就在他说过这话不久，他在东北的精锐之师又由于他的撤守不定而陷于绝境。现在对于徐州，蒋总统仍然是举棋不定。
蒋总统对徐州守将刘经扶的能力很不放心。刘经扶是国军部队中最无能的将军之一。甚至在国军将领中，大多数人都瞧不起他，称他为“福将”，这是因为他指挥作战不行，却在国军军队中连连高升。抗战初期，作为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刘经扶，率部一溃千里，丧师失地，因此又获得了“长腿将军”的称号。只因他“忠实可靠”，又有何部长在朝里作为坚强后援，所以一直是蒋总统的心腹将领。1948年5月，蒋总统任命他为徐州“剿总”总司令，引起国军许多将领的不满，他们私下议论说：“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时至淮海大战爆发前夕，蒋总统对刘经扶能否指挥徐州各军也表示怀疑，为了预防万一，决定临阵换将。
刘经扶本人早就有离任的想法。在10月下旬时，刘经扶看到解放军主力由鲁中南南下纵队有10多个，就忧心忡忡，想找一个有威望的黄埔生来当副司令兼前线指挥部主任，其目的就是想将前线指挥部放在徐州。自己可脱身到后方指挥。
这时，东北战局已急转直下。10月15日，锦州国军10万守军全军覆没。19日后，长春10万国民党军或起义或投诚，名城易色。28日，包括“五大主力”中的两大主力新1军、新6军在内的国军东北10万精锐之师土崩瓦解。失败的阴影浓重地笼罩着南京国防部。
10月28日下午，何部长在南京再次召集国防部作战会议，研究如何应付日益不利的中原战事。第二天，蒋总统的参谋总长顾墨三又邀请何部长等人研究中原作战方针。会议提出守江守淮的主张，但对守淮又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以攻为守，徐州“剿总”除以一至两个军坚守徐州外，所有陇海铁路上的城镇一律放弃，集中所有可以集中的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作攻势防御，并以黄维兵团进出周口附近，配合徐州方面作战。另一种意见是将徐州兵力撤到淮河南岸，凭河防守，避开易攻难守的四战之地徐州，依恃淮河阻止解放军南下，以便争取时间经营长江防线。两案比较，国防部和参谋总部的基本意见是采取第一意见。
可是，作为第九“绥靖区”司令官的李延年，直到11月5日开始行动时仍然蒙在鼓里，毫无所闻。
10月30日，东北卫俊如集团全军覆没的结局已注定。蒋总统对东北已无事可做，便把杜光亭留在葫芦岛，让他指挥葫芦岛的国军部队撤退，自己则返回南京。
在南京，蒋总统立即根据国防部和参谋总部的意见，确定了一个徐蚌会战计划，其内容为：将徐州“剿总”的主力收缩到徐州、蚌埠之间，依托这段铁路实行攻势防御，可进可退，同时布防淮河，阻止G军南下。
10月30日下午，何部长再次在国防部召集开会讨论中原作战问题。这时，白健生也从汉口赶来参加会议，坚决不肯指挥徐州“剿总”和华中“剿总”联合作战，在兵力调配上也不像日前那么慷慨了。
白健生关键时刻拆蒋总统的台有他自己的打算。美国政府对南京政府的腐败早就不满了，在暗中支持李德邻、白健生等，试图扶持桂系上台，建立一个由他们直接控制的政府。以李德邻、白健生为首的桂系巴不得蒋总统早日垮台，由他们取而代之。白健生左右权衡，一方面为求自保，另一方面也希望蒋总统在战争中进一步失败，支持李德邻夺权。所以，当蒋总统邀请白健生兼任徐州“剿总”总司令时，白健生一口拒绝，并且拒绝将华中的两个军划归准备调往徐州地区的第12兵团节制。白健生的这一招，在关键时间给了蒋总统沉重的打击。虽然十分恼火，但又拿白健生没办法，蒋总统在大骂李、白诸人不知死活的同时，也知道单靠刘经扶这位“福将”不行，只好任命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14兵团宋司令官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要他协助刘总司令指挥徐蚌作战，同时便于抽调宜昌、沙市第14兵团所属部队东进淮海战场。但宋司令官认为徐州“剿总”所属邱，孙两位兵团司令官属于何部长派系，与自己所在土木系势同水火，难以指挥，不愿赴任，他以鄂西方面不便脱身以及徐
州方面情况不熟悉为由，致电蒋总统和顾墨三总长，请求收回成命。
蒋总统无奈，又想到了杜光亭。此时，杜光亭仍在指挥葫芦岛的部队向华北、上海及南京撤退。11月3日，蒋总统派国防部作战厅副厅长许朗轩带着徐蚌会战计划和自己的亲笔信，乘专机飞葫芦岛见杜光亭。蒋总统在信中写道：如果吾弟同意这一案，请即到蚌埠指挥。杜光亭基本同意蒋总统的方案，但他又怕背放弃徐州的罪名，受舆论指责，于个人不利，便当即复信蒋总统，表示同意将主力集中徐蚌，实行“攻势防御”计划，但须待葫芦岛部队撤退完毕再赴任，并建议徐蚌会战部署请刘经扶总司令直接指挥，迅速按计划实施，否则有被G军牵制无法撤退的可能。
杜光亭拒绝指挥，杜光亭又远在葫芦岛一时不能南顾，而中原局势十分危险，蒋总统决定在11月4日从南京飞徐州，亲自部署徐蚌会战，但临行前，他又因有事，要顾墨三总长代他前去。
当刘经扶得知蒋总统决定让从东北败归的杜光亭担任徐州“剿总”副司令时，十分高兴，觉得自己终于可以脱身了。对于国军徐州“剿总”这个蠢将，华东、中原两支人民解放军十分清楚，为了鼓舞士气，在鲁中南到处张贴着鼓动战士们进军徐州的传单，传单上写道：“国民党在徐州qi书…奇书…齐书，来过三个大将，前年来的叫薛伯陵，打了败仗撤掉了。去年来了顾墨三，庸碌又无能，我们把他赶走了。今年来的叫刘经扶，他是有名的大笨猪，我们要想生活过得好，就要勇敢上前打开徐州去杀猪！”
11月4日，刘经扶从空军飞机侦察的消息中得知华东野战军十几个纵队南下，异常恐惧，连忙向顾墨三建议：“顾总长，总部放在徐州不好，应设在蚌埠。”而顾墨三以徐州总部搬动影响不好为由，拒绝了刘经扶的要求。
也就在这一天，顾墨三来徐州布置攻守徐州计划，决心将海州、连云港放弃，将第九绥靖区部队撤回徐州作战。
11月5日，顾墨三在徐州“剿总”召集邱、黄、李、孙等徐州剿总属下各兵团司令官开会。会上，各兵团都说自己的正面有解放军主力。邱司令官强调华东野战军第3、6、10、11及两广纵队都在鲁西南，先头已到他的防区附近。黄司令官则说，都城以北发现共军强大部队，可能要向他的兵团发起进攻了。他向顾墨三建议：采取以徐州为中心，集结各兵团对东南西北各个方面备战，进行深沟高垒、各兵团互相衔接的“乌龟战术”，并强调：“不是自己怕死，而是这样才能够持久，海州守不守并无关系。”
争论结果认为，无论华东野战军主力在哪里，徐州“剿总”各兵团像目前这样在陇海路上一字排开的态势极为不利，必须调整。因此，顾墨三决定11月6日开始首先将徐州两侧主力立即向徐州收缩靠拢，然后再由徐州向淮河一线撤退。
自济南战役后，蒋总统和他的军事顾问们几经变更作战计划，举棋不定，而且又都是纸上谈兵，决而不行，直到11月6日，
徐州“剿总”各部队几十万人马仍然徘徊在西起商丘，东至连云港、北自临城、南到蚌埠的“十字架”上束手无策。
而且刘经扶又雪上加霜。11月6日，大战在即，刘经扶一再致电国防部，催促杜光亭赶快来徐州。同时，他不顾一切地急令
第2兵团、第6兵团、第13兵团立即向徐州收缩，加强徐州的防务。刘经扶催促第13兵团回撤，放弃了徐东要地，致使第7兵团成为孤军，陷入后路被切断的绝境。
“无论如何都不能在第7兵团尚未撤回到位之时就放弃徐州以东地区，如果这个时候，对手突然从第7兵团的两翼迂回包抄，割断第7兵团和徐州主力之间的联系，第7兵团所部4个军势必将被对手全面合围，这一点，难道徐州的刘总司令就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