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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不主张将其列入甲级战犯，理由是他的罪行“缺乏确凿有力的证据”。这使中国的检察官愤怒和吃惊。他们据理力争，保证在审讯期间提供必要的人证与物证，以证明他是创造“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的幕后策划人和具体执行者，同时郑重声明，如不将其列入甲级战犯，中国检察官势难继续工作。中国检察官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当然，想要抓住这个极度狡猾的老狐狸的尾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特务情报工作的老牌间谍头子，土肥原在平时干特务工作的时候很少留下书面的指令，也很少在公开的会议记录里面能够找得到他的发言。即使刘建业缴获了汗牛充栋的日本军政档案，但是，在里面也只能找到零星的只言片G，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体系，让土肥原和他的辩护律师哑口无言。而且，吸取了板垣征四郎教训的土肥原在法庭上摆出了一副沉默到底的架势，拒绝开口。
“土肥原这个老狐狸，实在是太难抓到他的马脚了。几乎所有能够指正他的证据都被他销毁了。”检察官向哲浚带着一些惆怅的举着酒杯说。
“这个家伙长期从事情报工作，要想从他嘴里得到证据，难度的确很大。”刘建业也对此感到为难。
“最可喜的就是我们明知道他罪恶滔天，就是很难找到他的证据。要是让他得到逃脱，对我来说纯粹是耻辱。”向哲浚愤愤地说。
“书面的证据很难找得到。我们要是能够找得到人证就好了。”刘建业说。
“最好还是曾经与他一起共事，又身处高位知道足够内幕的人。可是，这样的人现在简直不知道在那里才能找得到。”倪检察官说道。
“让我好好想一想，这样的人应该是有的。只是一时之间很难想得起来。”刘建业放下酒杯，说道。
沉思了一会，刘建业突然眼前一亮，对两人说道：“我想起来一个人，他应该知道不少的内幕。不过，可能我们为此就不能定他的罪了。”
向哲浚说：“你先不要说，我也想起来了一个人。我们先把这个人的名字写下来，再对照一下。”
“没问题。”说完，刘建业掏出纸笔，写下几个字。
两人写完以后，再互相给对方一看，不禁相视一笑。
原来两个人写的人名是同一个人，石原莞尔。
“我们想到一起去了。不过，这个人现在巢鸭监狱里，如果我们要他出庭作证，恐怕需要和他达成司法协议，做一次交易了。”刘建业说道。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这样做，我们就没有办法抓到土肥原的痛处。如果他能够出庭作证，再加上田中隆吉和溥仪的证词，土肥原才真的没有办法为自己辩白。”倪检察官说。
“这件事情，看来要找美国人出面了，如果我们出面，我怕我会控制不住我的情绪。”向哲浚说。
“事情也只能这样办了。必要的时候，我们只能抓大放小了，尽管这个家伙的屁股上也不干净。”刘建业带着遗憾说——
最近《人民网》登出了记者包蹇先生写的一篇报道，说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和虹口区人民法院分别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上海市看守所原所长黄健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万元；提篮桥监狱五监区原教导员傅克琥有期徒刑2年；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原狱政管理一处处长、刑务部部长王争鸣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以徇私舞弊减刑罪判处提篮桥监狱原教导员俞金宝有期徒刑2年。
为什么管理犯人的人反倒成了被别人管犯人？这个具有相当讽刺意义的颠倒，就是因为这些人贪赃枉法，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给大款犯人周正毅以种种特殊照顾，使周正毅成了监狱中的“飞人”，可以无拘无束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这些都是真的，您不信还不行，不然庄严的法律不会对这些贪官那样的无情。
这些监所的管理人员利用各自职务便利，在罪犯周正毅2003年至2005年被羁押及服刑期间，违规给予其照顾、为其传递信件、虚报考核材料等，并为此收受钱财。其中黄健单独和伙同其妻收受钱财40余万元；傅克琥收受奇瑞轿车一辆，价值7。7万余元；王争鸣收受钱财4。1万余元。
那么这个大款犯人周正毅在收监以后，到底享受了什么样的特殊照顾呢？这里只能粗线条地告诉列位：1、为周正毅保密。在很长一段时间，外边都在传周正毅已经进了提篮桥，提篮桥监狱的工作人员自己都不知情，他们在档案中也查不到周的姓名，后来监狱工作人员在网络上看到香港的报道后，才知道周正毅就是那个番号为“38440”的服刑犯人“邹振义”。
2、评周正毅是“改造积极分子”，启动为周减刑程序。约在2005年9月，提篮桥监狱曾受命起*周正毅的减刑报告，当时周的剩余刑期已不足九个月，若减刑报告获得认可，周可立即获释。后来由于香港廉政公署公开通缉周正毅，这个减刑计划才没有付诸实施。
3、周正毅可以在提篮桥监狱开董事会。周正毅开始入监时还参加一些如包装肥皂之类的简单劳动，但没有几天他就厌烦了，后来则整天呆在管教干部的办公室里，看电视，打电话。犯人们早晨5时半的出操周可以不参加，别人都要排队打饭菜，周则可以由其他犯人代劳。监室里通常是睡三个人，而周则独享一间囚室。一般犯人一个月只有一次与亲人会见的机会，且有时间限制，而周正毅会见每周可高达八九次之多，并且是不在“会见大厅”里，不在管教干部的监视下进行，因而也就有机会“在监狱开董事会”。
4、周正毅看病也享受“特殊病人”待遇。据说周每次去医院看病，有关医院都会事先得到通知，所有其他的病犯们的门诊全部停诊，全部为周一个人看病让路。人们反映光在这一点上，周正毅的待遇就不亚于一个省部级的领导！而周的所谓“病”，其实不过就是一些伤3、感冒之类。
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有钱大款在狱中可以享受特权吗？
第三部
第三百三十四章 … 正义（十三）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土肥原的审判是极为艰苦曲折的。作为日本前特务头子，土肥原虽效忠日本军国主义，干尽了阴谋勾当，但他同样老奸巨猾，尽可能地不留把柄。因而在所有被告中，土肥原自始至终都显得最为“冷静”，对于法庭的指控有恃无恐，而且还口出狂言：“我土肥原要让中国人和美国人睁大眼睛看看，真正的日本武士在失败时，在严峻的考验面前是个什么样子！”法庭开始的时候没有有力的证据，美国宪兵在土肥原家中搜查时一无所获，东京法庭只好求助于中国国民政府的军政部和司法部，但结果同样也是大失所望。
就在审判进入僵局时，中国法官倪征燠猛然想起曾任“满洲国”奉天市市长的赵欣伯，倪征燠为此特地亲自赶往赵欣伯被关的东北战犯监狱，希望赵欣伯提供土肥原参与策划“满洲国”傀儡政权的材料。赵欣伯起初很痛快地答应了下来，但是他后来害怕连累自己，因为他曾接任过土肥原的奉天市市长的职位，思前想后，最后他还是拒绝提供有关土肥原的任何材料了。
中国有句俗G叫“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土肥原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长达20多年之久，要找出罪证来并非难事。最后确定下来两个有力的中方证人：曾经与土肥原贤二签署“秦土协定”的秦德纯和七七事变时的宛平专员王冷斋。
土肥原开始显得有些紧张，但随后便故作镇定下来。他想法庭并未抓住什么有力的证据，没什么可怕的，还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对检察官的指控他是一概否认。
按照土肥原与他的美国律师瓦伦和日本律师太田金次郎的预先谋划，首先出庭为土肥原作证的是其老部下爱泽诚。
在土肥原担任奉天特务机关长时期，爱泽诚曾追随土肥原参与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并奉命参加实施炸毁柳条湖铁路路轨的阴谋，挑起九一八事变。
爱泽诚是土肥原的走狗，自然极力粉饰土肥原的恶行。他说土肥原为人“忠厚坦白”，广交中国朋友，还说土肥原领导的奉天特务机关只是负责搜集普通情报，纯属一般性业务机构，并没有搞什么秘密活动。爱泽诚的伪证引起了公诉方的强烈斥责。
这时，为了给爱泽诚的伪证提供佐证，土肥原的另一名日本辩护律师家崎直义拿出一幅字画交给审判长卫勃、检察长季南和其他法官、检察官传阅。这是一幅由中国著名画家王石谷作的山水画，重要的是上面的一段龙飞凤舞的题词：“土肥原将军年来奔走中日和平，备极辛劳，此次另有重寄他调，赠此以作纪念。宋哲元敬赠。”
家崎直义据此告诉并不知土肥原与宋哲元之间复杂关系的审判席上的众人，宋哲元是中国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人，连他都如此敬重土肥原将军，可见土肥原将军确实是中国人的好朋友了。
明知他说的与实情不符，该怎样驳倒这个狡辩呢？中国代表梅汝和向哲浚提出传召中方证人、时任国民政府国防部次长的秦德纯上将出庭作证。
站在证人席上的秦德纯在宣誓过后，便接过那幅山水画，待他仔细看过后，韦伯庭长便问道：“请问证人，这幅画是宋哲元将军赠送给土肥原的吗？”
秦德纯想了想说：“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幅画，据我观察，这很可能是宋哲元将军赠给土肥原的礼物。”
全场哗然，难道说土肥原真是中国的好朋友？场内心中暗喜的就只有土肥原和他的辩护律师——有人肯不计前嫌地替他说话了吗？秦德纯停了片刻，待全场安静后，沉着而不紧不慢地说：“审判长，我必须声明，我之所以判断这幅画可能是宋哲元将军所送，是因为上面的题字是宋将军的秘书长杨镇南所书，我与杨镇南有过交往，对他的笔迹比较熟悉。”
忽然，他G锋一转：“审判长，我同时更要声明，这幅画只是私人交际往来所赠送的一种小小的纪念物品，不能用以证明国家与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审判长卫勃听后，为之一震，并鼓励地问道：“为什么？”秦德纯娓娓道出实情：“这是因为北平是中国的旧都，各国外交使节和武官留在北平的很多，当他们奉令回国时，与北平地方当局互相馈赠纪念物品，这是很平常的事情，纯粹是一种礼节，既不能反映彼此间真正的感情，也不能代表外交关系的好坏。我想，稍有外交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这一层道理。”秦德纯的这些证词有如拨云见日，极大地鼓舞了中方人员，又使土肥原及其辩护律师们个个哑口无言。
驳斥完这幅画的“证据”后，秦德纯又满怀愤怒地控诉了土肥原1935年策划的“张北事件”，借此蛮横要求中国部队不能驻守在张北县以北的恶行。
接着，中国公诉人指控土肥原参与制造“满洲国”的罪行。土肥原却说“满洲国”是“根据东北人民的意愿成立的”，他完全是根据关东军司令官指示和东北人意愿行事，“无可指责”。东京法庭随即传溥仪出庭作证，溥仪详细叙述了土肥原如何以软硬兼施的手段将其劫持到东北的经过，揭露了土肥原参与制造“满洲国”的罪行。紧接着溥仪之后出庭作证的，就是刘建业和向哲浚所说的那个人——石原莞尔。
石原莞尔，1889年出生于日本山形县鹤冈市。他的父亲石原启介曾任鹤冈市警察署署长，从小就用“武士道”精神教导石原莞尔要勇敢而不惧艰险。在父亲的熏陶之下，石原莞尔从小就尚武好战，性格比同龄的其他小孩坚毅许多。1902年，石原莞尔进入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学习，三年后转入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在陆幼学习期间，石原莞尔见到了曾主张向中国扩张，拓展日本生存空间的隐居军官南部次郎。受南部次郎思想的影响，年少的石原莞尔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侵略的“宏愿”：“为我帝国之正义而出师，我虽无才，但终得报国之志。”1907年，石原莞尔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继续学习。1905年，他以陆士第21期步兵科第6名的成绩毕业。不久，被授予步兵下士官军衔，从此开始其法西斯军官生涯。
1915年，石原莞尔考上了陆军大学。在陆大学习期间，他接受了更加系统性的军国主义教育，并且开始思考自己的军事侵略理论。1918年，石原莞尔以第2名的成绩从陆大毕业，同时被晋升为步兵中尉。当时，日莲宗是日本非常盛行的一个佛教教派。石原莞尔受这一教派思想的影响，从陆大毕业后，就加入了日莲宗的佛教团体“国柱会”，成为著名僧人田中智学的忠实信徒。1920年4月，石原莞尔被派往驻汉口的侵华日军华中派遣队司令部工作。石原莞尔在汉口工作的一年多时间中，先后考察了中国湖南、四川、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积极搜集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各种情报，这些信息为他形成“大陆扩张”的侵略思想奠定了经验基础。他根据观察总结了对付中国军阀的办法，认为“比起武力会战，收买、宣传具有更大的价值”。同时，实地的观察也增强了他侵华的信念，他曾写道，“以列国的干涉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其主动者必须是日本”，“可惜现在我们没有这种力量”，如果“在建国精神方面，日本应该有统一世界的大正义”，“这种力量展现出来后，英美的财力和兵力则毫不足惧”。1921年7月，石原莞尔奉调回国，担任陆大教官。1922年，被选派赴德留学，主攻战争史。
留学期间，石原莞尔系统的整理并完善了自己的战争思想。1925年，学成归国，石原莞尔继续任教于陆大。
20世纪20年代，石原莞尔撰写了大量文章和报告，系统梳理和阐发了自己的战争观。这些文章主要包括：《现在及将来的日本国防》、《战争史大观》、《扭转国运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关东军领有满蒙计划》、《从军事上看日美战争》、《满蒙问题我见》等。这些文章集中反映了石原莞尔的侵略理论和主张，他提出，“发源于中亚的人类文明分为东西两支，几千年来各自发挥其特长和特点，不断进步，而最近两三个世纪的发展更是突发猛进。时至今日，这两个文明已形成隔着太平洋而相互对峙的局面”。这种局面必将导致战争，战争之后将走向统一，最终“创造最后最高的文明”，使人类文化进入“黄金时代”。这次“人类最后的大战争”将是“以日美为中心而进行的世界大战争”，将“首先是持久战争，然后是决战战争”。因而，他强烈主张，为了使日本在未来的世界大战中能打好持久战，并取得决战的胜利，首先必须占领中国东北，使之成为日本“以战养战”的战略资源供应基地。他的这种侵略思想直接指导了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和展开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活动。
1928年10月，在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的推荐之下，石原莞尔被调任日本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觉得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开始推行他所构想的“以战养战”侵略中国东北的阴谋。
到关东军司令部赴任之前，石原莞尔已经仔细阅读了有关中国东北地理的书籍、地图，并且同关东军各部队军官谈话，深入了解和掌握了东北的情况。当时日本军部担心如果侵略中国东北，可能会导致苏联方面的干涉而引发日苏大战，狡猾的石原莞尔根据自己掌握到的情况，猖狂地认为，日本政府及军部中央没有必要担心与苏联的冲突。因为苏联的远东运输能力薄弱，仅能将一部分兵力用于远东，倘若日军进攻外贝加尔以东地区，苏联都可能会放弃。
此外，美国在远东没有进攻日本的据点，很难攻击日本，美国海军在布局上不够匀称，日本海军实质上也不是处于绝对劣势的。因此，美国的渡洋作战只不过是空谈，至多只能对日本进行经济封锁而已。总之，石原莞尔的结论就是，日本可以放心地侵占东北，甚至侵占整个中国。
1929年7月，石原莞尔推荐他的老朋友“阴谋老手”板垣征四郎任关东军参谋，从此二人开始共同为霸占中国东北而积极活动。
从1929年起，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先后组织了四次“参谋旅行”，侦察东北地区的地理情况和东北军的兵力分布情况，为将来发动侵略战争做准备。在以“旅行”为名进行的军事侦察活动中，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带领关东军的作战参谋，经过实地刺探，形成了诸如“攻击哈尔滨和防御海拉尔的问题”，“关于占领地区怎样统治的问题”，攻打锦州的战术，“夜袭弓长岭的现地研究”和“攻打奉天城要领”等详细的侵略作战计划。在“参谋旅行”中，石原莞尔等人窃取了大量军事情报，同时也意识到，东北地域辽阔，关东军不足两万人是难以战胜多达数十万之众的东北军的，因而，常规的军事入侵方法是无法取胜的。对这样的“困难”，石原莞尔想出了“由里向外来占领满洲”的方法。1931年3月4日，石原莞尔主持制订了《为解决满蒙问题之作战计划大纲》，提出先在沈阳挑起事端，然后以日本利益受损害为借口，集中优势兵力占领沈阳，再进一步侵占全东北。这一侵略计划得到关东军好战分子的赞成。他们开始以这一计划为“蓝本”，进行军事入侵的准备。
日本陆军上层支持关东军军事入侵行动的大有人在，为了使石原等人侵占沈阳的军事行动能顺利成功，参谋本部军事课课长还专门向关东军批了两门24厘米口径的重炮。为了安放这两门重炮，石原莞尔以修建游泳池为幌子，在驻奉天关东军独立守备队兵营内，挖了一个直径为33英尺，深39英寸的炮基座，四周加上围棚，伪装成仓库。这两门重炮，一门炮口对准奉天东北军北大营营房，另一门则指向奉天飞机场。
除了在关东军内部进行军事进攻准备外，石原莞尔也没忘记做好国内的动员工作，以便获取军部内更多人对侵略计划的了解和支持。1931年7月，石原莞尔与板垣征四郎回国，专门在国内兜售《为解决满蒙问题之作战计划大纲》的侵略计划。经过板垣征四郎的鼓吹，石原莞尔的侵略计划得到军部大多数高级将领的赞成和支持，返回关东军后，二人更加紧推行实施既定的侵略计划。
8月20日，石原莞尔向关东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