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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点均已落入敌手。日军正以南北夹击合围之势，迫近我3洞山、宝积山、铁封山、独秀峰最后核心阵地，也就是城防司令部。城内守军所能控制、挪动的空间只剩下了不足三公里的地方，司令部所能直接控制的部队只剩下五六千人了。
刘建业在司令部里向重庆军事委员会发出电文：“弹尽人亡，城已破，友军观望不前。大街小巷混战成一团。部队官兵每一秒钟都在流血，每一分钟都有死亡；诸君为国效命，此其时也。职率各师长，指挥官，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长等固守最后阵地，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国民革命军万岁，委员长万岁，中华民国万岁。职刘建业谨叩。”
发完电文，刘建业对在司令部里的各位军官说道：“桂林守是守不了了，你们不如放弃桂林突围而出，以免被敌全歼。”
陈参谋长连忙问道：“我们突围了，司令又当如何？”
“我当亲率断后部队为各位断后掩护，护送你们突围出去。你们突围出去以后，我也就可以实践我自己的诺言了。”刘建业的G调里透着一丝即将卸下包袱的轻松感。
“司令，你要是不走，我们是绝对不会走的。”陈参谋长说道。
“刘司令，你是知道我的遗书是怎么写的。难道你希望我最后食言自肥吗？”阚师长摘下军帽，拍拍了帽子上的灰，说道。
“我们自从浙江老家一起出来混世界，就一直是一同进退。你现在要一个人留下来，是什么意思？”段师长一副很不满的样子。
“我们新20军还从来没有主动逃跑过。我宁可战死，也绝不当逃兵。”邱师长也态度坚决。
“你们是奉我的命令撤退，怎么可能是逃兵？”刘建业说道。
“这个时候放弃阵地撤退，就是逃兵，无论是有命令还是没有命令。”邱师长说道。
“也罢，随你们去吧，你们既然愿意留下来陪着我一起死，就留下来吧。”刘建业无力地挥挥手。
防空，再度击落日机一架。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姗姗来迟的空军战斗机部队才出现在久违的桂林上空，以性能占据优势的P51野马战斗机将日军性能一线落伍的机群驱散。守军的压力稍显减轻。
重庆，黄山官邸。
“命令前线各部，不惜一切代价，奋勇前进，务必冲破日军封锁，与桂林城守军取得联系，救援守军部队。”为了桂林战局着急上火的最高统帅连续向前线部队发去措词严厉的命令。
“此次守卫桂林与苏联斯大林格勒之保卫战价值相等，实为国家民族之光荣，各方援军即到，务必苦撑到胜利为盼。”军政部陈部长也向桂林守军发去电报，要求守军部队继续死守待援。
12月18日，守军虽经反复肉搏拉锯，阵地仍然一部部被压缩。日军鼓足余勇，冒着空中中美航空兵的密集炮火，向桂林守军的最后阵地发起连续冲锋。
冲进城来的一股日军距粒刘建业的司令部仅仅一、二百米远。陈参谋长带领教导队和司令部科室人员，在司令部附近同敌人厮杀。
司令部与各师的联系彻底中断，城中到处都在展开巷战，连传令兵也无法出去联络。各部队之间全部失去联络，官兵只能各自为战。“斯时也，天地变色，*木含悲，人人只打算如何杀死一个敌人以找回本钱，杀死两个便赚一个，并无一人退却，亦无一人逃亡。
刘建业含着眼泪，哽咽着口诉电文：“
重庆。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
敌人今晨已由北门冲进来，城内已无可用之弹及可增之兵，危急万分。生等只有一死为国，来生再见。
职刘建业敬叩”
发完电报，刘建业带着身边最后的一个警卫排，操起冲锋枪，冲出司令部，前往火线与日军攻击部队面对面厮杀。
12月18日夜，桂林城。巷战仍继续进行。
第58师团第96大队和第107大队，企图利用夜暗，匍匐偷袭守军。当敌人爬到射界时，守军突然点燃近处房屋，顿时光照如同白昼，随即手榴弹横飞，机关枪扫射，偷袭之敌陈尸累累。
第22师团第85联队联队长能势润三大佐在前沿阵地正在指导士兵们捡拾守军甩过来的手榴弹反炸守军时，突然，守军阵地上打来几发枪榴弹，其中一发落在联队长附近，能势润三大佐和几名士兵均被炸死。
城防司令部陈参谋长在率领部队向日军发动反冲击的时候，因腿部残疾，未能及时躲避，胸前中弹，光荣殉国。吕副参谋长在组织救援伤兵时，被日军炮弹破片击中，战死疆场。
12月19日，拂晓，第11军重炮群和各师团炮兵部队，又一次集中轰击城内守军阵地，炮击持续一个小时。
各路日军纷纷突进城内，与守军大规模巷战。
半夜，日军已经控制了市内多数制高点，并架起大炮，对守军残余阵地进行近距离轰击。一部分守军在被分割包围中继续抵抗，一部分部队已失去抵抗能力。131师阚师长在率队抵抗日军进攻过程中，伤重身亡。
12月19日，拂晓。
“我部已经战斗到了最后时刻，最后的时刻即将来临。各位，就此一别，来生再见。”在亲手给司令部的军官们发放完手榴弹以后，刘建业向各位敬了一个军礼，说道。
“保重！”“保重！”“来世再做兄弟！”这样的告别声不绝于耳。
就在刘建业以为自己的生命就要在此刻终结的时候，突然传来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司令，倭国人突然撤出城里了。”吊着一只胳膊的范副官冲进司令部，向刘建业大声的报告。
“你说什么？倭国人后撤了？”对范副官的这个消息，刘建业不敢相信的大声问着。
“是的，倭国人后撤了。司令，你听，城外的枪炮声越来越近了。”范副官指着城外对刘建业说道。
“援军来了，援军来了，援军来了，援军终于来了……”听到城外越来越紧的枪炮声和喊杀声，刘建业泣不成声。
“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司令部里顿时像炸开了锅一样，欢呼声震耳欲聋——
倭国议员联盟“思考倭国前途与历史教育议员会”近日召开记者招待会，抛出所谓“南京大屠杀纯属虚构，纯粹是中国的政治宣传”的荒谬言论。与此同时，该议员联盟的会长、倭国前文部科学大臣中山成彬声称，今后要通过议员外交，要求中国修改对外公布的南京大屠杀30万人被杀害的数据，并撤去在南京等地的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展出的有关照片。
这种恶意歪曲、否定历史事实的丑恶行径又一次说明，倭国国内极少数人在正确对待历史问题上缺乏应有的良知和勇气，他们的跳梁表演是对国际正义与公理的公然挑衅。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第三部
第二百九十二章 … 心境
随着大批国军后续部队的源源到来，日军第11军不得不放弃了对桂林的进攻，转而再留下部分部队留守广西门户全县以后，主力部队退入湖南。而从南线协助第11军进行桂柳作战的日军第23军也放弃了原先所占领的广西土地，一部分部队经过中越边境，进入早已被日军所控制的法属印度支那，加入南方军的序列；另一部分则退回广东。国军部队对撤退中的日军发动衔尾追击，收复广西大部地区。第四战区和广西省政府也在不久以后宣布重新回到桂林。
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发动的最后一次全面进攻“1号作战”就这样以一种虎头蛇尾的结局收场了。
整个桂林保卫战从10月28日，日军与桂林城外守军发生交火开始，一直进行到12月20日，日军被迫全线撤退为止，时间总计54天。当全国战局全面恶化之时，桂林保卫战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展示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捍卫祖国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精神。当时重庆军事委员会主办的《扫荡报》在战役结束以后，给桂林守军的致敬书中这样写道：“这50天来，敌寇不断用强大的兵力猛击你们；甚至滥用毒气，做出不齿于人类的野蛮事。而你们装备劣势，给养不足，援军接应困难，负伤缺乏医药，各种条件都不如敌人。你们用血肉抵档敌人的炮火，用血肉保卫祖国的名城，给四万万同胞吐了一口闷气！有了你们这一战，才觉得做中国人是最高贵的。后方的同胞对你们真是说不尽的感激，说不尽的崇敬！”重庆《大公报》也以“感谢桂林守军”为题发表社论称道：“桂林54天是索得敌军巨大的代价，桂林54天是在明耻教战。全国人都应惭愧对国家太少贡献；而凡是中华军人必更普遍反省自己的决心与努力是否也如同桂林守军，我们以为桂林之战贡献至大，不仅向敌人索取了代价，也给中国军人做了榜样。”《救国日报》社在自己的社论中也这样写道：“抗战8年，战死疆场之英雄烈士，至少数10万人；而保卫国士，致死不屈者，亦不在少数；但其对国家贡献之大，于全局胜败有决定作用者，当为桂林守军。”
在战役期间，桂林守军四个师的部队共战死一万三千余人，伤病与战死者大致相等。可谓是一场代价巨大的惨烈胜利。
日军前线指挥官者在后来递交大本营的战报中说：“皇军在桂林一役中阵亡1万3千9百余人，伤1万9千1百余人，失踪300余人，其中旅团长级别的少将一名，阵亡9名大佐级别的联队长、31名中佐级别的大队长，近100名中队长和小队长，漓江之水为敌我两军之血染之为赤，此役是我一生中所经历到的最惨烈的战役，并非在于规模，而在于敌军之勇猛。”
对守城的国军部队顽强作战的精神，连日方也叹为观止，称“敌人之首将刘建业将军为一骁勇善战之虎将；其手下守军之4个旅，皆以必死之决心，负隅顽抗，寸土必争，其孤城奋战之精神，实令人敬仰”，因而，在“灾难性的桂林战役”结束之后，日军大本营和中国派遣军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事情再坏也没有比现在更坏了。
为表彰桂林守军顽强作战之精神，最高统帅亲自在重庆中央电台发表训词说：“我桂林守军残余部队，喋血苦守此兀然孤城者，历时54日之久，此为全世界稀有之奇绩，而我中华固有道德之表现与发扬，亦以此为最显著。”
同时，为了表示对桂林守军的嘉奖，最高统帅再次对守军部队的官兵大加奖赏，桂林守军全体部队嘉奖法币2亿元，战死殉国军官一律追晋一级，而刘建业及所率守军各师师长均获颁青天白日勋章。
桂林的战火平息下来以后，刘建业带着部下收集城内外的战士们的遗骸。经过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收敛到6000多具，只有阵亡将士的一半。为了冲洗喷洒将士遗骸，刘建业将桂林及邻近地区的所有商店里的花露水和香水全部买光。和这些殉国将士的遗骸一起被挖出来的，还有证件、委任状、相片、家书、战士写给爱人的情书……很多现场的老百姓和士兵都哭了……
当刘建业带着工兵登上位于城外的七星岩，打开洞口以后，他被深深地感动了，坚守在七星岩里，与日军战斗到底决不投降，最终因为各处出口被日军全部封死，然后释放毒气毒死而壮烈殉国的832名官兵伤员躯体仍保持着战斗状态。显然，这些忠勇的将士们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尚不忘坚守自己的职责。
一个月以后，桂林城里出现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
上万军人，身穿军服，外披重孝，手端灵牌，簇拥着一个大大的奠字花圈和一辆辆的灵车，排成整齐的队列，沉默着从桂林城中主要大街穿过。沿途没有人喧哗，也没有人嬉闹，数万桂林市民，挥泪祭奠，以中华民族的大礼跪礼对桂林保卫战中的殉国将士们表示敬意。
天空稀沥沥的下着小雨，天色很是阴沉。全城笼罩在悲壮肃穆的气氛中。
队伍一直走到七星岩霸王坪，在一个新挖好的大墓地前停了下来。这里将是这些为国捐躯的将士们的最后归宿地。
当盛放着将士们的忠骨的一口口棺材被送进坟茔，撒上黄土以后，刘建业向全体幸存将士们下令：“跪！”
上万将士随着口令，瞬时之间全部跪了下来。
“行三拜九叩大礼！”这是刘建业的声音。
三拜九叩大礼刚刚行完，刘建业就摇晃着身体，倒在了地上。
日军为实施“1号作战”，东拼西凑，总计投入50余万兵力，历时10个多月，击退了中国第一、第六、第四战区大量军队，占领了豫、湘、桂大片土地，摧毁了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等7个中、美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几乎打通了大陆交通线。就战役角度而言，日军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获得了战役的胜利。但就战略角度而言，虽然在陆地上日军中国派遣军和南方军两大重兵集群一度在陆地上取得了联系，但是日军负责东南亚战场的南方军交通被隔断的局面直到作战结束也未能改变；衡、桂、柳空军基地虽被破坏，但四川等地尚有其他基地，倭国本土仍在美军B29战略轰炸机的有效作战半径之内，被轰炸的威胁并未解除，两个战略企图一个也未实现；而且在这次作战中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原来就已不足的兵力更为不足和分散，战略态势更为不利。因此可以说日军在战略上失败了。对此，倭国军方也有较清醒的认识：“虽摧毁了中国西南的桂、柳两大空军基地，以及比预期更早打通了与法属印度支那的联络线，但在全盘战争指导上的意义和价值又如何？中国方面受到很大打击，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另一方面在策划‘1号作战’当时所考虑的要摧毁向我本土的前进基地，因敌在马里亚纳基地的完成而完全失去了意义，并且不能指望利用南方陆上交通代替海上交通。中国派遣军本身的消耗也决非轻微，如今明显暴露出由于我战场过于偏西，而在美军（发动）新的进攻时，处于极不利的态势。”对于一号作战的**收场，倭国政府方面的反应是以主张寻求与美国和解的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与主张继续作战到底不惜全民玉碎的陆军大臣杉山元在政府里的矛盾急剧加剧，几乎达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内阁首相小矶国昭无力控制他的内阁，最终在到皇宫觐见过天皇以后，小矶国昭以内阁首相的名义宣布小矶国昭内阁总辞职。倭国天皇在征询过所谓的重臣们的意见以后，选择了由曾担任过他的侍从长兼枢密顾问官的年近八旬的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出任首相。铃木贯太郎是一个妥协性的角色，他既不是主战派，也不是主和派。铃木既不属于任何派别，而且还是一位日俄战争中的退休英雄。此人自“二二六事件”以后，从未出现在任何公开的政治场合，似乎是跟战争和人民生活的破坏毫不相干的人物。而且他虽身为海军大将，但并未去指挥过海外出征，而是多年担任天皇身边的侍从武官长，对皇上“精忠无比”。当时倭国国民虽然诅咒着生活苦痛，但是对于倭国法西斯的支柱天皇制，还不知憎恨。因此，对于倭国统治集团来说，再没有什么人比铃木更适合当总理大臣了。铃木贯太郎首相刚一上台即关于战争的公开讲话，给倭国人和全世界留下的印象是：他和任何其他的军国主义者一样好战。在他的第一次公开广播讲话中，他宣布：“我的国民们，时间已经到了。无论男女老幼，每个人都应该振作精神，准备迎接即将发生的事情。按照我个人的愿望，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投身于战场，奋勇前进，哪怕是踩过自己人的尸体。我将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天皇的利益。”后来他又在帝国议会中说：“倭国的人民都是皇室忠诚服从的仆人，如果天皇制度被废除的话，他们也就失去了所有的存在意义。因此，无条件投降就意味着一亿人的死亡，它使我们除了继续战斗直到最后一人之外，别无选择。”
国军在日军所发动的“1号作战”期间前期失败的主要原因也不是由于兵力薄弱。日军是集中了中国战场上的主要作战部队，实施远离后方基地、深入到西南腹地的远程进攻作战，而中国也并非只有一个第四战区的军队在抗战，位于陕西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寿山部几十万精锐部队的当面仅潼关附近驻有一部日军，不存在日军可能乘虚而入的危险，该部为什么不能转用于西南战场呢？日军主力南进之后，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日军的兵力相当薄弱，而且更为分散。日军中国派遣军和第6方面军在制订作战计划、决定作战指导时，考虑最多、最关心和最担心的就是后方联络和供应问题，害怕出现“因帕尔”的结局。而第一、第五、第六、第九等战区各握有十几万到几十万兵力的军队，为什么不向当面的日军发动进攻呢？假如及时调动胡寿山部入援，各战区又向日军积极发动进攻，切断第11军的后方联系，日军又怎么能够集中大量兵力放心的对桂林城展开旷日持久的围攻战呢？
再以桂、柳会战本身来看，国军第四战区部队失败之快，连日军也因感到出乎意料而惊讶：日军在中、美空军不断袭击的条件下，不过二十几天就前进了700公里（从进攻桂林、柳州至占领独山），平均每天前进30公里。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应当是很快的进攻速度了。如果守军都能像衡阳防守作战，或像西江反击作战那样阻击日军，无论如何也不致失败得如此之快和如此之惨。防守设有坚固国防工事的广西门户——全县的中国军队在日军到达前就弃之而去；柳州的守军仅防守1天就仓皇逃离；贵州东南重要战略基地的独山储备有大量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而且援军第97、第98军的2个师早已到达战场，竟也在日军战斗力绝非一流的第104师团1个联队攻击下稍加抵抗就匆匆退走。
国军部队的糟糕表现，就连国军内部的自己人也难以看得下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办的《扫荡报》记者记述当时的情况说：“独山的失守，表现了军方的无能，守军不战而退，大炮、辎重完全抛弃，敌军尚在数十华里之外，我军已仓皇逃走。”
国军的这次失败使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产生不利影响，对美国的对华政策等也产生了严重而深远的影响。
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点是“使中国打下去”，“以牵制大部日军和作为对倭国发动进攻的基地”。但在中国战场上采用何种战略才能达到上述目的，美国统治集团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以史迪威为代表的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