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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西西里岛守军在意军古佐尼中将指挥下开始反击。德第15装甲师从岛上西部调到了东岸，以阻止蒙哥马利的英第8集团军向北面的奥古斯塔移动；德军戈林装甲步兵师和意大利的2个摩托化步兵师则向巴顿的美第7集团军发起反击。德空军出动了481架飞机频频轰炸盟军滩头部队，盟军飞机前来拦截，结果引起一场混战，盟军地面的防空武器不分敌我地进行炮击。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天，德军坦克几乎推进到距美第7集团军滩头阵地不足2公里处。巴顿亲临前线指挥美军奋力反击，海军也用猛烈的炮火轰击德军坦克。战至傍晚，德军损失大批坦克，被迫撤退。美军趁势攻占杰拉城。12日，东面的英第8集团军攻克了锡腊库扎。
德意军队第一次反攻失利后，凯塞林知道大势已去，只好与盟军混战以拖延时间，牵制盟军，然后经墨西拿海峡退至意大利的卡拉布里亚。希特勒亲自批准了凯塞林的计划，将驻卡拉布里亚的德军第29装甲师和驻法国的第1空降师调往西西里岛。在加强兵力的同时，德意部队加紧调动，以阻止英第8集团军威胁墨西拿。德戈林装甲师被调往东部的卡塔尼亚；德军第1空降师也同时在卡塔尼亚空降；德第15装甲师在恩纳附近阻止美第7集团军北进；新调来的第29装甲师部署在埃德纳火山西南。这样德意部队构筑了从恩纳到卡塔尼亚的坚固防线。
7月13日，蒙哥马利手下的第13军奋力突击卡塔尼亚，盟军145架飞机载着英第1空降旅1900名士兵从突尼斯出发在卡塔尼亚空降，配合地面部队联合进攻。德军以德戈林装甲师和第1空降师进行顽强抵抗，牢牢控制着从卡塔尼亚通向墨西拿的海岸公路。蒙哥马利正面进攻受挫，被迫调第30军绕过埃德纳火山西侧，在美第7集团军的支援下进攻墨西拿。
巴顿不甘心让蒙哥马利独唱主角，他兵分两路，一路由布莱德雷率领美第2军在西西里岛中部支援英军作战，一路由凯斯将军率领1个暂编军直取西西里首府巴勒莫。7月22日，美军不战而克巴勒莫，俘虏意军5。3万人。巴顿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艾森豪威尔也为美军的胜利而兴高采烈。与此同时，蒙哥马利却在两个重要方向上都陷入困境，他的第13军被阻于卡塔尼亚，而向西迂回的第30军也在阿德拉诺地区徘徊不前。6个师对付不了德军3个师和一些意大利部队。
巴顿和布莱德雷见蒙哥马利受阻，决心变助攻为主攻，抢在蒙哥马利之前拿下墨西拿，一洗英国宣传机器的奚落和咒骂。布莱德雷的美第2军在攻占北部的佩特拉里亚后，迅速调头东进，沿北海岸公路直扑墨西拿。8月1日，艾伦指挥的美军“大红一师”向特罗伊纳发起进攻。攻击刚开始，艾伦低估了德军的兵力和战斗力，结果伤亡惨重败了下来。德军死守特罗伊纳，与美军殊死搏斗了7天才撤离该城。8月5日，英第8集团军终于攻克卡塔尼亚，开始沿东海岸公路向墨西拿推进。德军有计划地边打边撤，沿途过河炸桥，并埋下数以万计的地雷。8月10日，德意部队退到墨西拿附近，由于盟军没有切断墨西拿海峡的计划和行动，4万德军和7万意军用6天7夜的时间，完成了向意大利本土的敦克尔克式撤退。
盟军向墨西拿的进军变成了美英两国军队的赛跑。8月16日傍晚，美军第3师的先头部队到达墨西拿城下。8月17日上午6时30分，美先谴部队进入墨西拿。10时30分，巴顿乘坐指挥车率领一个摩托车队驶进城里。1小时后，一队英军也吹吹打打地进了城。一位英国军官走到巴顿面前，同他握了握手说：“这是一场有趣的竞赛，我祝贺你的成功。”当天，岛上的一切抵抗均告停止，西西里岛登陆战结束。盟军占领了西西里岛，从此在地中海往来无阻，打开了登陆欧洲的大门。
在西西里岛战役进行期间，众叛亲离的墨索里尼遭到了沉重一击，一群军官和政要，其中包括他的女婿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伯爵发动了政变，将他赶下了台，并将其逮捕和软禁。随后上台的巴多格利奥元帅与盟国进行了秘密联系，试探投降的可能性并达成停火协议。9月8日，意大利政府正式向盟军投降。但是，希特勒命令驻意大利的德国军队毫不克气地迅速占领了意大利，解除了意大利军队的武装。意大利新政府和王室乘坐潜艇出逃。一个多月后，意大利新政府向德国宣战，苏、美、英三国承认意大利为共同作战方。这标志着轴心国集团开始瓦解。9月初，盟军部队从西西里岛出发，在意大利本土实施登陆。由于意大利已经投降，此时的意大利战场变成了德国和盟军双方的较量。10月份，盟军控制了整个意大利南部，随后德军与盟军在意大利战场上进入对峙状态。
在中国国内方面，经过了鄂西会战，特别是石牌要塞的二战期间最大规模的白刃格斗战以后，在国民政府军队的拼死抵抗下，日军在中国关内的唯一一支机动作战力量第11军被迫撤回原出发地。
7月31日，倭国与汪兆铭的伪政权在南京签署关于倭国侨民赋税问题的“日华条约”。条约规定，倭国国民在中国领土上应遵守有关赋税的法令；倭国国民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受到低于中国国民的待遇。当然，这些都是骗人的，寄人篱下，还需要倭国人的刺刀保护的傀儡政权怎么会有胆子向自己的主子们征税呢？
在这个夏天，还发生了一件令人回味的事情。某一天，身在重庆的最高统帅打电话把张文白将军找到自己的官邸，对他说：“我想请毛ZD到重庆来，我们当面谈一切问题。你看好不好？”张文白将军听了很兴奋，说：“很好，很好！我完全同意。”于是，最高统帅立即提笔写了一封亲笔信给毛ZD，向其发出邀请。这封信由张文白将军转交给了由苏俄养伤以后经重庆返回YA的115师林师长带回延安，但是，此后就杳无信息。
因为在“四分仪”会议上，史迪威被任命为新设立的以英国人为统帅的东南亚战区副统帅，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宋部长在华盛顿展开了大量的院外活动，以“改组中国战区”的名义，试图要美国方面取消史迪威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务。9月15日，宋部长在得到最高统帅的允许之后，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罗斯福总统呈递了一份备忘录。其中谈道：“目前史迪威既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又独立掌握着中缅印战区美国空军的指挥权，他还负责印度和中国的后勤补给、中印空运司令部和兰姆加尔的中国驻印军，并参与云南中国远征军的部分指挥事务。此外，他还握有美国陆军部授予的、没有中国方面参与的对华租借物资控制权。在如此千差万别的范围里掌握那么多错综交叉的权力，将会造成对未来战争可能十分危险的摩擦。”他要求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史迪威的地位。
罗斯福不反对接受宋部长的要求，毕竟为了一个史迪威与一个国家的政府交恶，怎么看都不是什么好事情，但是为了避免与陆军方面引起麻烦，他把此事推给了马歇尔，并写了一个条子：“亲爱的乔治，你和宋博士谈谈这件事好吗？”马歇尔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史迪威是他最信任最器重的将领之一，又是经他推荐才出使中国的，这些人不遗余力地要摘掉史迪威，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给他出难题。他明白地毫不含混地告诉宋部长，美国不会改变现在的指挥结构。但是，与此同时，罗斯福总统的特别助理霍普金斯却私下里向宋部长表示，如果最高统帅本人正式提出要求，总统会考虑召回史迪威的。有了从白宫后门放出来的这股3，宋部长仍然没有放弃撤换史迪威的企图。
10月初，宋部长从华盛顿回国，途中在新德里稍事停留。在那里，他会见了刚刚就任东南亚地区统帅的蒙巴顿和罗斯福派往中国的信使、美国陆军后勤司令索默维尔将军，他们的任务是去重庆向最高统帅通报魁北克会议的决定事项。宋部长试图在这两位将军去重庆以前，就给他们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让他们支持他撤换史迪威的要求。他对蒙巴顿说，史迪威和中国军队的关系非常紧张，任命史迪威作东南亚战区的副统帅可能会造成“难以预料的灾难性后果”。接着他又告诉索默维尔，罗斯福总统已经同意召回史迪威。他的这些招数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反应。蒙巴顿不会在上任之初就让人挤走他的副手，一个最精通中国事务的人；索默维尔不相信宋部长说的话，因为他离开华盛顿之前，罗斯福丝毫没做这方面的表示。
宋部长如此费尽心机，使出各种手段地要搞掉史迪威，与其说是为了最高统帅，倒不如说是为了他自己。他认为，如果挤走史迪威，他就有可能掌握美国对华租借物资的控制权和分配权，这不仅可以给他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还可以增强他在政治上的地位。他可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在他心中永远燃烧着对权力和金钱无法熄灭的欲火。由史迪威这个固执而强硬的人掌握美国对华租借物资的控制权和分配权，固然使国民政府方面在与史迪威打交道的时候有时不得不低头，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包括孔家在内的不少国民政府的高层都不能随意的控制那些租借物资，也就在利用这些物资谋取私利的方面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9月1日，史迪威从印度回到重庆，他为反攻日期的日益迫近感到兴奋，同时也为作战准备感到担忧。第二天，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上将交给他一份准备在桂林整训第二批30个师的名单，这又激起了史迪威的希望和热情。9月份，他一连向最高统帅递交了4份报告，详细阐述了他对中国战区整训和作战的具体设想。在9月16日的一份报告中，他甚至建议国民政府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军队，向华北日军的侧翼发动一次联合进攻，并要求向包括第十八集团军部队在内的西北部队“给予充分的供应”。这毫无疑问是会触怒那位最高统帅的。这个提议，如果在国民政府内部，恐怕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提出来的，也只有像史迪威这样的纯粹的政治感觉非常迟钝的军人，才会提出这样的提议。
10月7日，史迪威从重庆赶到新德里会见了蒙巴顿和索默维尔。
蒙巴顿的一生颇富传奇色彩。1900年6月25日；他生于英国温莎的王室家庭，曾祖母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从他哇哇落地就已经获得皇家海军上校的终生荣誉军衔。父亲巴登堡亲王路易斯原系德国王室成员，后放弃德国国籍，参加英国皇家海军，曾任海军参谋长兼第一海务大臣。由于优裕的生活条件和良好的家庭教育，蒙巴顿从小就能说流利的德G和法G。13岁时，他便按照王室子弟正常的成长道路走进了奥斯本皇家海军学校。然而，他的人生之路刚刚起步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蒙巴顿的父亲因原籍为德国，在英国国内一片反德声浪和极不信任的气氛中，被迫辞去了在皇家海军里的一切职务。当时，少年蒙巴顿也因此备受歧视、屡遭侮辱。不幸的境遇极大地刺激了他的进取心，从此一改往日悠闲贪玩和懒散的毛病，刻苦攻读，进步飞速，最后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于达特茅斯海军学院，成为一名正式的海军军官。
加入皇家海军后，蒙巴顿先后在“雄狮”号、“伊丽莎白女王”号、“复仇”号等战列舰任初级军官。1927年起在地中海舰队任无线电通讯军官，有过20多项发明和改进措施，工作极为勤奋。1934年，他出任“勇敢”号驱逐舰舰长；1939年8月，担任“凯利”号新型驱逐舰舰长。二战全面爆发后，蒙巴顿指挥“凯利”号驱逐舰参加了克里特岛海战，击沉了德国“凯克”号等舰艇多艘。1941年5月，“凯利”号驱逐舰被德国飞机击沉，但蒙巴顿幸免于难。
1941年10月，英国首相兼国防大臣丘吉尔任命蒙巴顿为联合作战总部负责人，并指示他为进攻欧洲的登陆作战和而后向大陆推进的作战提出指导思想，训练两栖作战部队。1942年8月；蒙巴顿指挥部队对法国西北部的迪耶普港实施了试探性袭击，这次登陆行动虽然失利；但为后来盟军诺曼底登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所以；在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成功之后，丘吉尔、马歇尔等人致电蒙巴顿称：“我们知道登陆作战的妙计和这次冒险的成功，都与你和你曾领导的联合作战总部的参谋人员的努力分不开。”
史迪威对居于一个比他年轻17岁的统帅之下，并没有感到什么不快。他和蒙巴顿的第一次会面十分融洽，日记里留下了他对蒙巴顿的第一印象，“路易斯是个好人”，“精力充沛，厌恶消极和保守”，“非常真诚友好”。蒙巴顿没有提起宋部长对他说的话，只是表示希望中美英三国在这个战区的合作能像“一个幸福的家庭”。显然，蒙巴顿也早就知道这个他名义上的副手以尖酸冷刻著称于美军，刻意的尽量保持两人之间的良好关系。
10月15日，史迪威和索默维尔一同飞抵重庆。第二天，当索默维尔去会见最高统帅的时候，一场酝酿了许久的疾3暴雨突然向史迪威袭来。最高统帅在宋部长的鼓动下，明确地向索默维尔表示，史迪威必须被解除职务。史迪威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描述“一条响尾蛇没有发出响声就咬人了”。
出人意料的是，最高统帅的“摊牌”，竟引出了戏剧性的变化。
最高统帅夫人和大姐孔夫人一起找到最高统帅，坚决反对撤换史迪威。她们认为：“如果你使这位美国英雄失去在中国的指挥权，那么你在美国就会非常不得人心，那就可能得不到他们的飞机大炮或其他任何东西。”原来，从9月中旬开始，两位宋女士突然改变了对史迪威的态度，多次主动找史迪威密谈，表示支持他的军事改革方案。她们围绕的一个话题是搞掉何上将，让最高统帅的夫人宋女士亲自担任权力巨大的军政部长。同时，他们也谈到了许多其他问题，甚至包括宋女士和最高统帅的夫妻关系。史迪威曾在9月13日的日记中记载：“我们订了攻守同盟，不管原因何在，她们是认真的，也许我们能取得一些进展。”
尽管，两位宋女士的这样做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几乎没有人能够搞得清楚，但是无论如何，有了两位宋女士的坚决支持，史迪威的地位至少暂时稳固住了。
另一方面，蒙巴顿上任10天后，决定动身前往中国访问。中国战区不在他的指挥范围之内，但它的存在和需要将对他的行动产生重大影响。
他知道，重庆方面对英国人怒气冲冲。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后，主要依靠滇缅公路保持着同海外的联系。英国丢弃缅甸，使中国丧失了“国内战场的唯一的国际供应线，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驻缅英军不通知中国就放弃了仰光，致使中国停留在那里的10万吨军用物资来不及运走，对此最高统帅异常震怒；随后，当中国远征军将英印军掩护至曼德勒地区以后，英国又不征求中国方面的意见而单方面向印度西撤，最高统帅又指责英方背信弃义，要求英国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负责。滇缅公路被切断以后，重庆方面便立即丧失了90％的军需品和工业必需品供应，从1942年4月起，国民政府控制区要获得援外物资只有通过印度空运，穿越危险的“驼峰地带”（即喜马拉雅山）运至重庆，但维持这条航线的运输机数量很少，运量也十分有限，远远不能解决国统区的军需民用。因此，蒙巴顿觉得此次重庆之行，即使达不成多少具体协议，也有必要拜访和安抚一下最高统帅。
10月16日，蒙巴顿飞赴重庆。情报部门在最后一刻得知，倭国战斗机正在注视着最高统帅的行踪。因此，穿越喜马拉雅山的飞行不得不推迟到天黑以后，晚了5个小时。抵达的时间也相应地晚了，但是，几位中国将军依然在机场迎候。蒙巴顿在日记中写道：“我对这次不无理由的失礼深感内疚。”在机场上，他还见到了前几天刚刚返回重庆的史迪威将军。此时，史迪威与最高统帅已闹得不可开交，最高统帅正在争取得到白宫的同意，打算马上解除史迪威在中国的职务。
走下飞机后，蒙巴顿乐呵呵地要拉史迪威合个影，一脸阴郁的史迪威却摇着头表示拒绝，蒙巴顿惊讶地间：“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们合了影，那个‘花生米’也会不喜欢你的，他要解雇我。”史迪威生气地说。“花生米”是史迪威给最高统帅起的绰号，除了在中国将军们面前他不敢随便地叫外，跟西方同行们聊天时，他总是这样放肆地称呼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
“那样的话，我们就更要合个影了。”蒙巴顿轻快地说完，还是拉住史迪威让人给他俩拍了张合影照。
中国和倭国交战已有6年之久。国内西南的大部地区虽并没有沦陷，但国民经济和管理状况却一片混乱。在乘车去市内下榻宾馆的路上，蒙巴顿想起了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埃里克·塞弗赖德对中国战时首都的描绘：“一座死城……一座丑陋得难以名状的废墟……只剩下一个弹痕累累的门廊。陪都应有的繁华与热闹景象烟消云散，到处都是难民、乞丐和伤兵。医院人满为患，饥饿笼罩城市。为了躲避倭国人轰炸，几年来人们干脆把每一幢建筑物都抹上泥灰，把玻璃涂黑。……入夜，全城几乎见不到3G文学网，连扬子江也死气沉沉，凝固在无底的黑暗中。”
现实也的确证实了这一描绘。在车上，史迪威还以中国通自居，向第一次来重庆的蒙巴顿滔滔不绝地介绍他在这里的见闻和感受，尽管他对其他人也讲过多少遍了。“迪基，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多么庞大而顽强的民族。每逢阴雨天气或者没有空袭警报的日子里，重庆的街道上就挤满了各种各样黄皮肤的人群。他们好像洪水塞满河道一样浩浩荡荡在城市和乡村流动，永无尽头。他们中大多是衣衫褴褛的苦力和被战争夺去土地的农民，还有许多失业者和流落街头的学生，这些人的住处都是东倒西歪的小棚子，用一两根木头支撑着，屋外淌着令人作呕的污水和垃圾。我见过几处这样的房子，房子里没有床，主人和孩子在地上吃饭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