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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却对此耿耿于怀。罗尤青到印度就任副总指挥之后，要求由他来“总领”驻印军官兵45万卢比的军饷，遭到史迪威的严词拒绝。这成为史迪威和罗尤青之间爆发一系列冲突的重要原因。不久，在史迪威的坚决要求下，最高统帅不得不调走了罗尤青。
在罗尤青看来，自己总领了军饷以后，再按照国内的军饷标准发放给官兵们，这是十分正常的。只要军饷能够按时足额发放了，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驻印军的军饷并不是按照国内的军饷标准发放的，而是依据美军的军饷标准的七成发放的。由于美军的军饷标准在当时的世界各国军队军饷标准里是相当高的，即使是打了七折发放，也远远比国内实行的军饷标准要高得多，甚至连发放双饷的第74军也远不能与此相比。所以，如果由罗尤青总领以后，他就可以从中获取相当大的差额。这些差额，如果被送回国内，无论怎么看都是一笔巨款。
史迪威为中国驻印军的训练和装备倾注了巨大的心血，他踌躇满志地准备在翌年初便发起夺回缅甸的反攻战役，以重新打通滇缅路，扩大对华援助，增强中国战场的对日作战力量。但是，他完全没有料到，就在他苦心说服最高统帅接受他的建议的时候，罗斯福的经济顾问劳克林·柯里却在华盛顿从背后捅了他一刀。
柯里在访华期间虽然支持了史迪威的基本立场，但两个人对中国政府和中美关系的看法却存在着明显分歧。
史迪威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十分尖刻地认为：“国民政府可能把美国当成傻瓜来捉弄；这个政权敷衍塞责，言而无信；它虽然期望同盟国胜利，但却不尽自己的本分去努力争取胜利，而企图到战争结束时囤积一大批军火，以维持他们的统治。”因此，他主张以美国的租借物资为交换条件，迫使重庆国民政府进行军事改革和积极对日作战，“否则最高统帅就会把大量的美国援助囤积起来，最终用来对付GCD和国内的其他敌手。”他提出，美国政府必须了解中国的政治现实，以免上当。
柯里却抱有不同的看法。他在回国后于8月24日写给罗斯福的报告中认为：“我们有着难得的机会对中国乃至亚洲的发展施加影响。据我看来，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充分支持最高统帅，完全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对这种支持附加任何条件或规定任何限制。……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我们完全能够信赖他按照我们的愿望推行一项有力的战争政策，并创建一个现代化的和民主的强大国家。”他认为中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由于史迪威和最高统帅之间的个人纷争，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改变美国人在中国的活动方式和个人表现得到解决。因此，他竭力要求罗斯福撤回史迪威，代之以一位懂得“外交”、能够安抚最高统帅的人，同时，他还要求召回和史迪威抱有同样看法的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过了不久，柯里就暴露出了他的真实目的。他向罗斯福吹嘘，只有他本人才是美国驻华大使的最合适人选。
美国陆军部支持史迪威的观点。史汀生交给罗斯福一份书面建议，要求在向中国提供租借物资时附加交换条件，以促使中国整编军队和参加反攻缅甸的战役。但是，罗斯福却明显地接受了柯里的观点，他否定了陆军部的建议，并在给柯里的复信中说：“我不免感到，整个形势的好坏主要取决于个人的性格，而不是什么战略计划。”他同意“在找到合适的人选之后”，考虑撤换史迪威。根据罗斯福的授意，柯里去试探了马歇尔和史汀生对撤换史迪威的态度，结果自然是在陆军部里碰了一鼻子灰。
那天，柯里敲开了马歇尔办公室的门，神气十足地说：“总统请你考虑撤换史迪威。”马歇尔膘了柯里一眼问道：“是总统让你来告诉我的吗？总统确实想撤换史迪威吗？”“是的。”柯里点点头。马歇尔又冷不丁地问了一句：“你在中国呆了多久？”柯里一脸尴尬，他知道，马歇尔并不是想问他在中国逗留了多长时间，实际是在说：“你能比史迪威更了解中国吗？”他硬着头皮答道：“三个星期，先生。”马歇尔阴沉着脸，不再说一句话。柯里悻悻然，只好起身离去。
10月初，罗斯福又一次提起这件事，他亲自写信给马歇尔说：“史迪威在中国的情况究竟怎样？很显然，他和最高统帅的关系非常紧张，引起了很大麻烦。因此，我认为史迪威到其他战区去或许更能发挥他的作用。”马歇尔和史汀生一同复函罗斯福，他们认为，史迪威与中国打交道已经近20年，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找不到比史迪威更合适的人选了。而且目前正在准备反攻缅甸，美国的驻华代表必须是一个能够指挥部队作战的统帅，“而不是一个只会与重庆发展和谐关系的谈判者，或是一个物资供应者。”由于马歇尔和史汀生的坚决反对，罗斯福总统只好暂时打消了撤换史迪威的念头。
一场3波过去了，但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马歇尔和史汀生只是指出了保留史迪威的现实军事需要，而没有触及美国人对中国政治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这种看法上的分歧，必然会导致两种不同的对华政策。于是，紧接着又发生了一起对史迪威十分不利的事情。
10月2日，美国共和党领袖温德尔·威尔基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特使来华访问。虽然他与罗斯福总统在国内政策上互相攻汗，但对外交政策的看法却十分接近。这次，为了显示美国在政治上的团结一致，他受竞选对手罗斯福之托，进行了49天的环球访问。在中国的6天逗留是他此行的重要一站。
最高统帅夫妇对威尔基的访华极为重视，他们认为，这是向美国施加影响以争取更多美国援助的重要机会，特别是威尔基或许有可能成为下届美国总统。为了使威尔基对中国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他们确实费尽了心机。重庆市的军警拆除了破烂不堪的贫民窟，把成群的乞丐赶出城市，沿街的一些小杂货店禁止开门营业，学生和儿童组织成欢迎队伍，街道上佳满了彩旗和标G。在威尔基的访问日程里，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和阅兵式，丰盛的宴会、酒会、午餐会，参观经过精心布置的工厂、学校、军事演习，最高统帅夫妇还多次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促膝交谈”。史迪威看透了最高统帅对威尔基玩弄的狡猾手段，他认为：“中国人的目的是要让他酒足饭饱，筋疲力尽，使他的所有视听器官麻木迟钝，以便趁机给他的头脑里塞进各种正面的说教。”
最高统帅玩的小花招居然得逞了，“威尔基完全陷于阿谀奉承之中”。他返回美国之后，连续在报纸上发表了10篇访华观感，对最高统帅和重庆国民政府大加赞赏。他在一次演说中谈到：“全中国举国上下团结奋战，领导他们的是一批训练有素，骁勇善战的将领，中国军队是一个由懂得为谁而战和怎样作战的将士们组成的有力的战斗集体。”不久，他又出版了一本名为《天下一家》的书，记述了他的环球旅行。其中关于中国部分进一步宣传了上述观点。这本书发行的头4天，书商们就订购了30万册，不足两个月，销售量就达到了100万册，成为空前的畅销书。按照威尔基宣传的观点，史迪威关于推动中国政府实行军事改革并积极对日作战的建议简直是毫无意义的。
威尔基也像陈纳德一样，被最高统帅夫人的花言巧G和动人魅力所征服。他热情地邀请来最高统帅夫人对美国进行一次友好访问，并兴致十足地对她说：“夫人若能访美，对我的美国同胞认识和理解亚洲问题将会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以夫人的智慧、才华和魅力，循循善诱的天赋，高尚的品格，豁达的胸怀和同情心，雍容的仪态和火一般的坚定信念，一定会成为最理想的外交使节。我真诚地相信，人们将会以超乎寻常的注意力倾听您的声音。”在重庆最后一次会见时，威尔基甚至一再要求最高统帅夫人第二天就和他一起同机飞往美国。他对最高统帅夫人保证，一定尽力说服罗斯福拨给中国所要求的全部飞机。
同对最高统帅夫妇的热情相比，威尔基对史迪威和高斯大使却十分冷淡，他根本听不进史迪威和高斯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史迪威曾三次拜访了威尔基，但是，“他一个问题也没有问，完全被最高统帅夫妇欺骗了”。威尔基甚至竭力劝说史迪威，对最高统帅说几句恭维的好话。史迪威对此嗤之以鼻，他在日记中写道：“让他这套废话见鬼去吧！”一名纯粹的职业军人和一名善于玩弄政治伎俩的政客，看待事物的角度和出发点，往往有着很大的差别，所以，观点往往也天差地别。
根据最高统帅夫妇的要求，威尔基在重庆期间两次会见了陈纳德。从来就喜欢越级对上层当权者施加影响的陈纳德，紧紧地抓住这个机会，天花乱坠地吹嘘一通他的空中作战计划。威尔基对这位“空中英雄”的大胆设想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他要陈纳德把他的想法写下来，他可以把这封信直接转交罗斯福总统。陈纳德激动得浑身热血沸腾，他几乎用尽了所有夸张和狂妄的G言，写下了一封可以称得上是旷世奇文的信件。
陈纳德在信中声称，只要能给他105架新式战斗机，30架中型轰炸机，在最后阶段再给他12架重型轰炸机，并一直保持这个水平，他就能在“半年或者至多一年的时间内，有把握地摧毁倭国空军并打败倭国”。我们用不着过细地去追究这一计划的事实根据，只要看看战争的实际进程，就可以了解陈纳德的极度荒唐。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在对日作战方面仅空中力量就投入了9个陆军航空队和90艘航空母舰上的作战飞机，共计14847架；战争持续了3年零8个月，而且最后还在倭国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而陈纳德却大言不惭地要用147架飞机在一年之内就打败倭国，牛皮实在吹得太大了。正如马歇尔后来所说的那样，陈纳德的空战计划“只不过是一派胡言；战略倒不错，就是毫无意义”。
其实，陈纳德的主要目标也并不在这个空战计划上，他的真实企图在于信中的几个附加条件。首先，他提出要赋予他指挥中国战区美国空军的全部权力；接着，他就向史迪威的地位提出挑战，要求“拥有作为美国驻华军事指挥官的全部权力”；同时，他还要求取得“直接与最高统帅和中国军队打交道”的自由，并认为“我得到了最高统帅和中国高层领导人的信任”，“最高统帅也希望我这样做”。他许诺，只要能取得这些权力，“我不仅能打垮倭国，而且能使中国人成为美国持久的朋友。我深信，我能培植这种友谊，使中国世世代代成为美国巨大的，友好的贸易市场”。
罗斯福对陈纳德的来信很感兴趣，信中的高度浪漫主义非常适合他的胃口。他从报纸上看到了不少关于“飞虎队”辉煌战绩的报道，因此，很愿意采纳陈纳德要求并不太高的建议，或许这小小的代价真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况且他本来就已抱有撤换史迪威的念头。罗斯福把陈纳德的来信转给了陆军部。
同时，陆军部还收到了海军部长诺克斯转来的驻华海军武官杰姆斯·麦克休的一份报告。麦克休是最高统帅和陈纳德的密友，他在重庆期间，几乎每个星期都三四次出席最高统帅的家宴。他在报告中认为，史迪威坚持夺回缅甸，完全是在遭受耻辱性失败之后个人复仇野心的表现。收复缅甸的计划，妨碍了陈纳德的空军力量充分发挥作用。他提出：“只要撤换史迪威和比斯尔（美国驻华空军司令、第10航空队司令），解散他们庞大的参谋机构，特别是把权力移交给陈纳德，就能鼓舞最高统帅，使这个战区的局势得到根本的改变。”美国的海军和陆军之间一直有着很大的矛盾，有时候，其矛盾的尖锐并不比他们的对手倭国海军与倭国陆军之间的矛盾差。
史汀生和马歇尔对陈纳德、麦克休的来信火冒三丈，他们要求海军部不准正在回国途中的麦克休再去中国任职，并由陆军部写报告给罗斯福，批驳了单纯空中作战的荒谬性，强调了夺回缅甸的重要意义，同时再次表示了对史迪威的坚决支持。尽管罗斯福对陈纳德仍有所偏爱，但他不能不考虑两位陆军首脑一致的坚定态度。柯里又去见了马歇尔，表示他要收回关于撤换史迪威的建议。
经过一段波谲云诡的纷扰，史迪威的处境开始出现一些积极的变化。
10月12日，罗斯福致电最高统帅，有保留地答复了他在6月29日提出的三项要求。罗斯福同意向中国战区提供265架作战飞机’，并答应派出100架运输机，以保证从1943年1月起每月经驼峰航线向中国运送5000吨物资，但拒绝了为反攻缅甸派遣美国陆军部队。他告诉最高统帅，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正在研究史迪威反攻缅甸的计划，由于驼峰空运十分有限，只有重新打通滇缅路才能扩大对华援助的数量。他没有采纳史迪威和陆军部的建议，对这些援助提出附加条件，但也在电报中委婉地指出，如果最高统帅能够在云南部署和整编军队，“这对实现我们共同的目标是极为重要的。”
同时，马歇尔和史汀生分别会见了正准备回国述职的中国政府外交部的宋部长，指出目前的关键问题是要打通向中国提供物资援助的地面交通线，这就要求中美英三国采取一致的军事行动。因此，“美国驻华代表必须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军事将领，而不应当是一个油嘴滑舌的外交官”。他要宋子文转告一句美国的俗G：“现在需要的是胡椒，而不是蜜糖。”宋部长保证，他将把建立最高统帅和史迪威之间的和谐关系当作他的“唯一目的”。回国之后，宋部长成为史迪威和最高统帅互相沟通的主要渠道。
马歇尔还以个人名义致电史迪威，向他透露了最高统帅通过柯里、威尔基、陈纳德、麦克休等人向罗斯福总统施加影响的情况。他一方面对史迪威保证，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他；另一方面也劝告史迪威“培养更大的忍耐力和宽容能力。这种忍耐力和宽容能力必须超过对一般人的要求，尤其要大大超过你现在的状况”。史迪威并不是不想这么做，只要最高统帅能改变他那种消极的顽固立场，他很愿意给以积极的合作。随着最高统帅态度的变化，史迪威和最高统帅的关系也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
10月14日，最高统帅在收到罗斯福对他三项要求的答复之后，正式交给史迪威一份中国方面关于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并约史迪威到他的官邸一同就餐。最高统帅不仅同意派印度和云南两个方面的中国军队参加反攻缅甸的作战，而且同意由史迪威全权指挥中国驻印军，并提出云南方面的中国军队可以由10至15个师增加为15至20个师。但是，他又表示，英国和美国必须向孟加拉湾派出足够的海军和空军力量，掌握制海权和制空权，并在仰光实施登陆作战，他坚持以此作为反攻缅甸的先决条件。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要说服韦威尔，让英国人承担起他们的义务。第二天，史迪威便兴冲冲地飞往印度。为了使中国和英国这两个并不和睦，甚至相互猜疑和戒备的盟国协同一致，史迪威采取了两边“扯袖子”的办法。他在日记中作了这样的描述：“我跑到重庆拉拉最高统帅的袖子，告诉他最好南下向萨尔温江进攻，因为英国人正打算从南面攻入缅甸。……如果英国人单独占领了缅甸，中国人可就无地自容了。接着我又飞到印度，拉拉阿尔奇（韦威尔）的袖子说，最高统帅正准备南下萨尔温江，你们最好也迅速采取行动。如果中国军队勇敢地挥师南下，而你们却按兵不动，你们英国人没有尽到白人的义务，往后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英国人对中国军队参加反攻缅甸的作战忧心仲忡。他们担心这会威胁英国在战后对缅甸的殖民统治，并刺激印度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甚至还怀疑中国对缅甸有领土野心。因此，韦威尔列举种种困难，表示了消极抵制，并制造借口反对中国继续向驻印军空运补充兵员。史迪威给马歇尔发去了求援的急电，他认为英国人的态度将会“毁掉我们的一切工作，激怒中国人，危害未一来的所有合作”。马歇尔通过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对英国施加影响，韦威尔终于改变态度，有条件地原则同意了反攻缅甸的计划。
史迪威立即返回重庆，于11月3日同最高统帅夫妇、宋部长等人召开了讨论缅甸作战的会议。最高统帅又一次作出了一系列使史迪威感到“惊讶”的积极态度。他同意在1943年2月15日以前向云南部署15个师和尽可能多的炮兵部队，并同意由史迪威来挑选这15个师和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他还提出再向印度增派1个师，参加兰姆加尔的训练，作为驻印军的预备队。同时，他也再次强调，如果英军不能在孟加拉湾掌握制海权和制空权，以阻止仰光方面的日军北进增援，他就将不派一兵一卒参加此次作战。尽管如此，史迪威仍对会议的结果感到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向前迈出的最大一步。”
中国方面关于反攻缅甸的准备工作确实在积极地进行，史迪威的情绪也渐渐高涨起来。他在11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已得到英国佬和中国人的许诺。并且开始了行动。如果我们能在韦威尔的屁股底下点上一把不灭的火，并能掌握这边的指挥和训练，这件事就会办得漂漂亮亮的，真是太棒了。由于所有的人都说这事不可能，我自然要努力把它办好。”11月22日，他致电马歇尔，认为中国方面已经采取了实际行动，因此，美国应当履行自己关于增加对华援助的承诺。
但是，当时美、英军队正在忙于北非作战，准备向德意非洲集团军发起大规模进攻以解决非洲的战事，短时间内很难大量增加对华援助。马歇尔给史迪威发来电报，只答应提供现有的租借物资，并对这个问题作了解释。史迪威感到愤愤不平，他无法用这样一点点物资去抚慰中国军队作出的反攻努力，这或许还会招来他们的嘲笑。他甚至有些同情最高统帅的艰难处境，“我和‘花生米’坐在同一只木筏上，我们两人只有一块三明治，而救援的船只却离我们远去”。在发给陆军部的回电里，他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