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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攻占央米丁，25日攻占瓢背，26日攻占密铁拉；27日又击退第22师的抵抗，占领斗楼、辛盖，也已逼近曼德勒。西线英缅军防线已垮，面对如潮涌来的日军，只有新三十八师且战且退。这一严重态势大大消弱了史迪威对胜利的信心。这天晚上，他起草了一份给美国总统的紧急报告，报告悲观地指出：英国人其实早就把缅甸一笔勾销了，中国人同样不会为了英国人的利益同日本拼死作战，结论是缅甸的全面失败将不可避免。
好像特地为了证实史迪威的预见，曼德勒正面防线的英缅军再次在没有通知中国友军的情况下开始撤退，并在瓦城（曼德勒）大桥上装了炸药。盟军的卑鄙举动彻底动摇了中国人残存的信心。
这样，中英联合作战即曼德勒会战的宏大计划就在无休无止的争吵和指责中流产了。联合战线的崩溃标志着同盟军的彻底决裂：华军固守国门，英军西逃印度。史迪威回天乏术，只好天天带着那群参谋到处布置“纵深防御”。
与缅甸盟军混乱不堪和勾心斗角的状况相反，头戴钢盔的日本大军好像一股股强大的钢铁洪流，沿着缅甸的公路和铁路快速推进。在将军们的作战地图上，粗大的黑色箭头已经指向敌人纵深和后方，将敌人分割包围，碾得粉碎。帝国大军的意志无坚不摧，不可阻挡。天皇士兵怀着必胜的信念宣誓，他们要让日本帝国的太阳升起在缅甸，升起在中国，升起在亚洲的每一个地方。
史迪威和罗长官放弃了坚持了很久的曼德勒会战计划，于28日17时下达了部队向北转移的命令。但是为时已晚，战机全失，各路日军的多支先遣支队已超越远征军突进至前方，切断了远征军的主要退路，远征军各部队在日军截击、追击下，陷于互失联系、各自行动的困境、危境。
这个时候，日军第18师团也从腊戌的另外一个方向包抄了上来，从丛林里杀了出来，对腊戌形成了钳形攻势。日军缅甸方面的第15军还特意经过大本营的批准，抽调出了陆军仅有的两支空降部队从马尼拉火速转进同古机场，随时准备对腊戌方向的守军后侧实施空降，一举切断腊戌守军的退路，围歼在腊戌方向上的远征军重兵集团。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缅甸盟军三方指挥官在曼德勒西南小镇皎施举最后一次联席会议，讨论紧急撤退的对策。出席会议的有美国将军史迪威，中国指挥官罗长官和杜军长，英方是亚历山大总司令。另有参谋军官数十人。
史迪威头戴上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式宽边战斗帽，身穿卡其布士兵服，不佩戴军衔，也不刮胡子，一副怒气冲天和玩世不恭的样子。罗长官大腹便便，怏怏不乐：杜俊章则满脸阴鸷，心神不定。只有英国人显得情绪很好。亚历山大上将像个衣冠楚楚的绅士，嘴里衔着雪茄烟，并不时对他的参谋们开上一句无伤大雅的玩笑。
会议开始，尴尬数分钟。形势很清楚，盟军已经落入敌人的三面包围中，唯一的出路只有一条：退到印度去。
亚历山大上将发言：“诸位先生，我很容幸地报告大家，鉴于日军已经包围腊戌的严重局势，敝国政府正式通知本人并由本人转告诸位：不列颠联合王国准许中国在缅甸的军队及其装备到印度避难。有一点需作说明：按照国际惯例，贵军入境前须申报难民身份，由英国军队矛以收容，并在指定地点集中管理，诸位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在此协商解决。我的话完了。”
会场里一片难堪的沉默。
很明显，英国人达到了目的。他们既有理由从容不迫地撤出缅甸，又能体面地收容中国十万大军，这些军队日后还能帮助保卫印度。这样的好事一举几得何乐而不为呢？
中国将军却无地自容。他们原本到缅甸来是为了拉英国人一把，不料反倒成了难民，落到被人家收容的地步，这岂不成了天大的笑柄？！
杜光亭站起来发言：“先生们，我的部队不能接受亚历山大将军的好意。既然我们从中国来，就该回中国去。我想我有自己的国家，不必上印度去做难民。我相信日本人挡不住我的道路，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话。”
亚历山大做个遗憾的手势，宽鸿大量地表示理解。
“如果杜将军什么时候改变了主意，我本人随时表示欢迎。”
罗长官悄悄阻拦杜光亭：“我们应该先向重庆请示在说。”
杜光亭没有理睬，厉声回答：“谢谢阁下，杜光亭决不会改变主意，除非我不再是军长。”
史料载：“……杜光亭戴上军帽，凛然退场。”
史迪威无动于衷地喝着浓咖啡，把玩咖啡杯子，咖啡的苦味悄悄在嘴里漫延。他突然觉得自己处境同喝咖啡很相似——本来可以放一把糖，可是人们偏偏喜欢自讨苦吃。缅甸之战远甚于咖啡之苦，它简直是一场恶梦，把人折磨得要疯。好在这一切就要结束了。史迪威唯一自慰的是没有像新加坡和菲律宾盟军那样挂出白旗投降。
第二部
第二百五十一章缅甸悲歌（十六）
杜光亭一走，罗长官再也坐不住了。他只是个空头司令，既约束不了杜光亭，又得罪不起史迪威。于是他左右为难了一阵，也悄悄抓起了帽子。
“罗将军大概打算跟我上印度去，对吗？”史迪威突然抬起眼睛，讽刺地问。
“不不……将军，你知道，我得立刻向最高统帅请示。”这位有职无权的总司令结结巴巴地解释。
“你又错了，你该先向我请示才对。可是我命令你一个人撤退到印度有什么用处呢？”史迪威说。
罗长官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他终于叹口气，抓住帽子的手又慢慢松开来。
令人不堪忍受的沉默没能持续多久，屋外响起了尖锐的空袭警报声。很快天空中传来日本飞机的呼啸和扫射。会场大乱，人们纷纷跑到屋外去躲避。罗长官趁机抓起帽子，连蹦带跳地溜走了。屋子很快空下来，会场上只剩下两个面对面坐着穿军服的人：一个是衔着雪茄烟满不在乎的英国绅士亚历山大上将，一个是抽着烟斗若无其事的美国中将史迪威。
“先生，我能帮什么忙吗？”四目相对，这回亚历山大没有摆架子，诚心诚意地问史迪威。
史迪威朝他探探身子，嘟哝了一句《圣经》上的话：“洪水到来的时候，先知说：‘有罪的人们，从头开始吧’”
“不错，让我们从头开始吧。”亚历山大挤挤眼说。
他们笑起来，碰了碰咖啡杯，彼此感到接近了许多。后来亚历山大没有食言，他果然在印度给史迪威提供了许多方便。
意外的情况突然发生了：一颗炸弹落在了会议室门外的花台上，猛烈的气浪掀掉了门窗和半个屋顶，掀翻了会议室里所有的桌椅和陈设，浓烈的硝烟和灰尘弄得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当人们冲进屋子里抢救两位总司令时，才发现两位绅士都被压在桌子下面，弄得一头一脸都是灰土。幸好日本炸弹威力尚不算强大，否则盟国政府当天就向全世界发布一则令人悲痛的讣告。
当天，在向后方撤退途中的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部队遭到日军追击部队的和空中飞机的袭击，部队陷入混乱状态。第六军甘军长和第六十六军张军长慌乱之中，放弃了已经一片混乱的部队，乘坐同一辆装甲车，一口气跑回了中国国境之内的保山县城。
二十九日，罗斯福总统从大洋彼岸打电报给最高统帅，保证美国一定要“打破日本的封锁，重新找到一条把飞机和军火送到中国的有效途径。”
三十日，鉴于日军两翼继续推进，盟军加快撤退步伐。史迪威两次电告杜光亭向印度境内转移，均被置之不理。
三十日下午，远征军总司令罗上将悄悄离开指挥部不辞而别。他带了一排卫兵强行征用一列火车，押着司机开往密支那，准备从那里登机飞回重庆。不料这列不按计划运行的火车只开出二十五英里就与另外一列货车迎面相撞，致使本来就极度拥挤的铁路因此中断两天。罗长官的逃跑行为无疑给中国军队的失败雪上加霜，再涂上了一层怯懦和可耻的色彩。
“我的天！这头脏猪怎么没有撞死？！”史迪威在当天的日记中愤怒地写道：“难道最高统帅竟相信这样的人能够打胜仗？！”
同样这个时候，史迪威以远征军最高指挥部名义向还在腊戌方向艰苦死守的守军部队下达了撤退命令，命令放弃已经变得没有意义的腊戌，向远征军指挥部方向靠拢，然后随同指挥部一起向印度方向撤退。
第二天，亚历山大也把他的司令部撤过瓦城大铁桥，开始向印度转移。桥对岸，史迪威和他的助手还在试图说服那些后到的中国军队撤到印度去。他告诉中国人，他一定要从印度发动反攻，重新夺回缅甸。他需要中国军队保存实力。
但是他的努力收效甚微。
在这场灾难性的国际大撤退中，每个中国将军都对前途丧失信心。失败已使他们人心惶惶，反攻缅甸更不是他们的责任，因此他们只想快快回国，逃出这场可怕的灾难。
在去向问题上，曼德勒方向的绝大多数中国军官都自觉站在杜光亭一边，齐心协力带领队伍往北赶。
只有一名中国师长例外。新编三十八师少将师长孙立人接受了史迪威的忠告，他在经过再三观望权衡和犹豫之后，终于放弃了拼死回国的念头，在最后时刻采取了把队伍拉往印度以保存实力的明智之举。
五月一日，史迪威随同最后一批后卫部队撤过瓦城大桥，桥上已空无一人。一队英国工兵正在执行亚历山大地炸桥命令。美国将军神情黯然地伫立在西岸的山坡上，久久不动，一任江风拂乱他花白的短发。
第二天凌晨，一声巨大的轰响伴随耀眼的火光冲天而起，瓦城大铁桥被拦腰炸成数段，跌入滚滚江水中。铁桥的命运象征着大英帝国在缅甸的彻夜失败，同时也标志着中国远征军踏上了退出缅甸的苦难历程。
四月三十日晚上，守军部队并没有因为街道撤退命令而立即放弃抵抗，依然在和日军进攻部队苦战。腊戌城外的守军指挥部里也正在召开一个气氛沉闷的会议。
“指挥部发来了总撤退的命令，我们到底是应该选择跟随指挥部撤往印度，还是选择像杜光亭一样，撤退回国。我想大家应该发表一下意见了。”作为腊戌方向的最高指挥官，黄军长语声低哑地说道。
“英国人实在是欺人太甚，我们是他们的盟军，是为了帮助他们保卫缅甸，尽到我们的盟友义务才出国作战的。可是现在倒好，他们到打算把我们当作难民收容起来。这简直就是岂有此理。”第五十四军第三十六师李师长愤愤不平的说道。
“其实，从指挥部的角度考虑，撤往印度相对容易一些，还可以便于得到外援，进行整补，保存实力。”有“侄帅”之称的第一零三师何师长说道。
“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军人，宁死也不缴枪，绝对不能当什么难民。我宁可战死也绝对不会吃英国人的嗟来之食。”第十四师阙师长大声地喊道。
“就是这样，我宁可死在回国的路上，也决不能在他们英国人面前缴枪。那怕死了，也要有一个军人的样子。”第一九七师郑师长也站起来表示坚决回国的态度。
在会场里，坚决要回国的和愿意服从命令跟随远征军指挥部撤往印度的意见都相继提了出来。以何师长为首的主张要撤往印度，他得到了第八十二师吴师长的支持；以阙师长为首的主张要回国，他得到了郑师长的支持；而另外的两个师长则是沉默不语，不置可否。谁也无法说服谁，两种意见相持不下。
“仲良，你是参谋团的副主任参谋，你发表一下意见吧。”郑军长见到如此局面，向保持着沉默的刘建业问话了。
刘建业一直没有说话，其实是在考虑两种撤退方向的优缺点。向印度撤退，的确可以保存实力，让部队得到休整和补充，最重要的是可以让部队得到美国人的装备和训练，使部队的战斗力大幅度提高，但是就像杜光亭他们之所以拒绝向印度撤退时候的表态一样，堂堂的中国军队怎么可以以难民的名义入境呢？作为难民入境的话就要交出自己的武器，这简直就是军人的耻辱；撤往国内，则意味着中国获取外界援助的陆上通道将被日军完全切断，此后的一段时间，中国除了尚未开通的驼峰航线之外，将没有任何的路径可以获得外援，此外，当了这么多年的国军，在战场上也尝过刀头舔血滋味的刘建业明白，国军部队在战场上进攻的时候，队形还能勉强保持，一旦撤退，特别是这样的总撤退，则经常是会演变成全军的大崩溃。两个方案，各有利弊，让刘建业无法选择。
郑军长的发问，让刘建业从沉思里脱离出来。考虑了一会，刘建业说道：“我们身为军人，宁可战死也决不缴枪，这是我们军人的荣誉使然。我们就是死，也要死的光荣一些，宁可战死也决不苟且偷生。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低下我们高贵的头颅。”
“你的意思是撤回国内？”何师长问道。
“对，就是这个意思。哪怕就是只有我一个人走，我也要回国，我决不做什么难民；更不会交出我的武器。”出于军人的荣誉感，刘建业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好吧，就这样决定了，全体撤退回国。”黄军长在征询了意见以后，做出了决定。
“不过，我有一个建议。”刘建业说道。
“说吧，有什么意见及早提出来。”黄军长说道。
“我们不能就这样仓促的撤退。首先，目前还囤积在腊戌的物资，我们必须能带走得就带走，带不走的全部毁掉，决不能留给鬼子，让他们利用这些物资来打我们。第二，杜光亭他们的撤退，还必须由我们来掩护，我们同时还要以坚决的行动为他们打通回国的通道，不然，他们就只有翻越野人山才能回国了，这样他们的部队就会遭到极大的损失。我们作为中国军人，不能丢下自己的兄弟，自己先逃跑。”刘建业说道。
“这两个意见很重要。我支持。”郑军长率先表态。
“那就这么办，我率领五十四军为大家殿后，麻烦郑军长率领第八军的弟兄，向杜光亭他们的方向实行突击，打通和他们的联系通道，接应他们和我们一起沿滇缅公路撤退回国。至于还在向我们这个方向赶路的第71军，就电请军委会命令他们在前方接应我们，特别是要切实控制保山，龙陵，腾冲等几个要点。我们如果能够保住滇西，就可以保留在缅北的影响力，便于随时杀回来。”黄军长说道。
“我同意。”何师长说道。
其他的几个师长也纷纷表态表示支持决定。
当天夜里，为了掩护第八军的撤退，五十四军向第56师团和第18师团发起了主动进攻。与此同时，刘建业带着工兵，开始在城内焚烧炸毁带不走的物资和会影响部队撤退的重型装备。
看着熊熊的火焰，听着此起彼伏的爆炸声，刘建业的心里在流血。
“缅甸，相信我，我一定会回来的。”看着城外山林的模糊影子，刘建业对自己发誓说——
热烈祝贺我心中最爱的球队国际米兰终于在等待了18年后，在梅阿查举起第十五个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冠军的奖杯，这是所有内拉祖里期待已久的日子，也是天堂里的普雷斯科先生未竟的心愿。
PAZZAINTERAMALA！
5月1日，杜光亭已经到了孜公，扛着远征军长官名头的罗上将那天早晨也悄悄离开他，乘火车追赶杜聿明去了，史迪威仍留在孜公以南40多公里的瑞波。他的身边除了几十名美国军人以外，只有16名中国卫兵。许多美国军官对英国人的背信弃义和中国军队的作战不力气愤已极，他们不知道继续留在缅甸还能做些什么。
在第5军担任战术顾问和联络官的赛伯特准将对史迪威说：“乔，英国人跑了，罗和杜也走了，我们要飞机回国吧！”赛伯特的这一建议，并不能理解为怯懦。当战局处于无法挽回的危险情况下，首先应考虑保存高级指挥官，这在世界各国的战争史上已成为一种惯例。当新加坡即将陷落时，韦威尔从那里撤到了爪哇；当爪哇再次出现危机时，他又飞到了印度；当菲律宾败局已定时，麦克阿瑟从那里飞到了澳大利亚。战争需要军队，但更需要统帅。一个士兵或下级军官从火线脱逃，那是可耻的；一个统帅或高级指挥官从危机情况下摆脱出来，却是允许的。战争就是如此。
史迪威现在并不想这样做，他觉得有责任挽救中国远征军的失败。他对赛伯特说：“尽管我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是徒有虚名，但我还必须对他们负责。如果我现在就走，他们可能会遭受更加惨重的损失，说不定会出现又一次投降。那样，我就再也不能回来指挥中国军队了。”
那天上午，有27架日军轰炸机飞到瑞波上空，人们四处隐蔽，以躲过空袭。日本飞机投下了几颗炸弹飞走了。当躲避空袭的人们回来时惊异地发现，史迪威仍坐在屋里的桌旁，独自一人饶有兴味地玩着纸牌。他的镇定与沉着，影响和感染了有些慌乱的美国军官们。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史迪威仍在那里端坐着。日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渡过伊洛瓦底江，正在追击前进。瑞波已经可以听到隆隆的炮声。参谋人员不由得为史迪威捏着一把汗，日本人惯于穿插奔袭，他们那短短的罗圈腿，跑起路来却像飞一样快。
近中午时分，一架美国飞机在瑞波上空盘旋了几圈后，降落在临时充作机场的一片空地上。机舱门打开，走下了两名美国空军上校。他们是美军空运司令部司令官凯莱布·海恩斯和执行官罗伯特·斯科特。这个司令部设在印度的阿萨姆邦，负责从印度经缅甸到中国昆明的空中运输，10天前才刚刚开始工作。在昆明他们接到美国空军司令哈普·阿诺德将军的命令，要他们立即飞往瑞波，把史迪威和他的参谋人员接出来。
两位空军上校对史迪威说：“先生，阿诺德将军派我们来搭救你出去。”“搭救”这个词刺痛了史迪威，他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瞪了他们一下，严厉的目光表示了他的不满和拒绝。海恩斯焦虑地告诉他，他们在空中盘旋时发现，日军距瑞波只有20多公里了，情况非常危险。史迪威不想对两位空军人员作更多的解释，他决定让司令部的大多数军官乘飞机前往印度，并要他们转告已在印度的罗伯茨上校，与英方商量安排一个训练中国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