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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一九零二(血路救赎)-第1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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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钱的窟窿,还有清乡剿匪、扩充警察、巡视海疆等费,以及对西南战事的物资、军饷的部分。

    虽然在外人看起来繁复而耗资巨大,但陈文强还是充满了信心。特别是对革命军的这次巨量补给后,短期内不会再有沉重负担,工厂的三分之二产能也转为民用生产,更大地创造效益。

    而陈文强的产业之所以能够兴旺发展,最主要的原因便是科学管理、人尽其才、效率高、奖惩分明。不用和那些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工厂企业比,就是国内的民营企业,也没有哪个能把现代化的经营理念运用得如此娴熟和全面。

    所谓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从陈文强的官职来看,兼有布政使衙门和臬司衙门的差使,虽然不是一把手,但依陈文强的实力,即便他擅权独揽,也几乎无人制得住他。尽管他处事圆滑,并不轻易开罪所谓的上官,可不表示他会象张人骏所建议的那样隐忍窝屈。

    清末,中央威权不断削弱,地方督抚的权力很大,但握有兵权的将领更令督抚看重且不敢开罪。比如历史上的水师提督李准,握有二十个巡防营的兵力,竟敢与总督张鸣歧分庭抗礼,直到张鸣歧调来龙济光。分了李准的兵权。

    虽然陈文强手中的武力现在只有警察,但扩充和装备后实力也不可低估,而且陆路提督吴禄贞是他的死党,在广东还真没什么人能够撼动他。如果真的需要。陈文强也不惮于露出强霸的面目。

    经过几年的发展和招揽,陈文强手下可谓是人才济济,很多事情都不用他亲历亲为,只要安排下去,差不多就能办得妥当。

    首先是广东局(石井兵工厂)的搬迁。陈文强借口广东无铁矿、无炼钢厂,把机器、设备和工人技师都迁往琼州,与崖州兵工厂合并。

    广东兵工厂建于184年,后改名广东弹局,又称石井兵工厂。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该批机器遂运往湖北汉阳, 成为湖北炮厂。1896年弹厂改称广东西局,又称称弹厂石井新厂,下设厂。

    到了190年,因为原厂只能仿造单响毛瑟。半用人工,每日仅出五枝,岑春煊遂奏请扩充,移建新厂于清远县大有村。并向德商信义、礼和两洋行新购机器,其中有可造六密里五口径1898式响毛瑟无烟快二十五枝之新式造机,及每日能造无烟弹2;000颗之造弹机,大小共计四百余具,共六十七万余两。又订克虏伯格鲁森厂每日出药三百磅之药,转造无烟药各种机件共十四万两,已订合同签字。

    这是外藩先斩后奏。突然想到要和朝廷提一下,不料却碰了个大钉子。因前四川,湖南两省上年均奏请购机建厂,由政务处驳令缓办。练兵处正在计划于全国兵队所需之处,建北,中,南三厂,不再由各省自行其事,由陆军部统一办理。

    一九零六年。岑春煊请以新机扩充旧厂。因新机已购定,并陆续运到。朝廷经过商议,由练兵处拟准广东以新机扩充旧厂。

    随后,在广东番禺石井西局旁购地, 扩充旧厂成立军械厂,后改名广东兵工厂。以旧西局之弹厂改建为黑药厂,炮械厂改建为机器厂,复建立厂及无烟弹厂。并在南海县属滨江口地方,另建无烟火药厂。

    虽然几经波折,广东兵工厂的经营却并不见大的起色。起初,不仅设备购自德国,甚至连弹头、弹壳铜坯均需进口;的管,也是从外国买回毛坯,再行钻孔膛线。到了后期,虽然停止进口管毛坯,但仍需进口制钢材。因为广东省内一直没有钢铁工业,如果买不到外国原料,就只能停产。

    而且,广东兵工厂虽然仿造成功德国1904年式毛瑟, 称之为光绪三十三年六米厘八新式五响无烟快。但手工化程度严重,每日只能出二十余枝。再者,兵工厂的规模尚称齐整,然而住屋多厂房少,弹两厂空气不甚流通,夏间暑气蒸灼,各匠之病不到工者十之四五。军械的原料,也大多来自外洋,因此产品价格昂贵,造不如买倒是很契合。

    改造、整合,陈文强对广东兵工厂的机器设备还算满意,毕竟是新购置的,没有什么大毛病。而他最感兴趣的还是兵工厂的匠目,也就是技术骨干。其中曾赴德见习工艺三个月(这三个月的见习是以德国机器为条件的)的留洋技工更是为陈文强所看重,不惜重金予以挽留。

    把广东兵工厂搬迁至琼州,无疑使陈文强完全控制了军火的生产和供给,而辅以科学管理后,创造效益也将是很快便能见到的事实。

    搬迁兵工厂的同时,陈文强将兵工厂的数处土地发,又筹资两万元,投入黄埔船局,除刚刚大修并建成的三座石船坞外,再新建两座大型水泥船坞,并扩建码头;又整修机械,聘请技师,重开维修、造船等业务。

    其实,陈文强接手黄埔船局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柯拜、录顺两座石船坞经修理后可供两艘千吨级轮船同时入坞,也可合供一艘五千吨的轮船进坞修理,但随着轮船尺度和吨位的迅速增大,三百英尺以下的船坞,已不能满足需要。所以,陈文强与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合作。对船厂进行改建、扩建,并从香港招收华籍技工,首先开始两艘三千吨级商用轮船。

    为什么不造军舰而是商用轮船,而且扩建船坞以修船为要。自然是关系到钱的问题。商用轮船是联合航运公司下的定单,修船也是马上能见到收益的,造军舰那就是白扔给广东水师了,官府哪有钱给陈文强。

    现在陈文强把黄埔船局、水雷局、局全部收到手中,两艘三千吨级的商用轮船也出厂一艘。另一艘再有月余也能下水试航,赚到的钱已经够这三个局一年的维持费用。

    兵工厂、局这两个产业安排完毕,陈文强又把盐运使的职权充分使用。派人巡视广东各盐场,裁撤冗员,实行现代化的生产和管理办法,提高产量和质量,降低成本。同时,陈文强开始在智囊团的策划下,改革广东盐政。

    说到盐政,在整个清朝时期也进行过数次改革。但官场的**,监管的缺失,朝廷对利益的追求,使盐政由纲法而变为票法,经过数十年的流变,却重新回归到纲法的旧路上。

    而通常来讲,制度变迁有两种类型:诱导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纲法在实施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对现存制度有强烈的需求,这是制度的锁定效应,即制度的路径依赖模型。在这种情况下。靠自发的需求诱导制度变迁,是不能够实现转变的,这种锁定状态的打破必然要依靠引进政府的强制性行为。

    陈文强有勇气,有魄力。但对改革也慎之又慎,只是在广东试行盐政改革。

    首先是废盐引而行盐票,使盐业向更多商人开放。只要到盐政衙门领票就能经营,盐业行销的地界大大拓展,来去自由。官府按票加税,持有盐票越多的商人。税负越高。

    其次是官运商销,利用广东的沿海优势,雇用联合公司的轮船,将盐批量运至各沿海港口,各盐商可凭票在就近港口仓库领盐。

    再有一项则是官督商销:由盐运使衙门主持,召集各地盐商抽签选出盐商协会,与盐运使衙门确定加价额度,大致以二成为最高限价,以盐场出盐成本为最低限价,尽量避免恶性竞争,形成大商吞小商的垄断局面。

    最后一项改革措施则是废厘为税,有票运盐,在广东境内各厘金局不再收费,减少运盐成本和盘剥环节。

    纵观有清一代的盐法变革,无非是在纲法(盐引)与票法之间游走。票法之精髓,当在商人持票运盐,自由竞争,不得世专其利。故票法之利,利在小商小贩,小商多则大商不能垄断,商无垄断权力,恶习必少,官场积弊亦少,浮费得以减轻,本轻利厚,因而运销两旺,官府、商人与民众各得其所。

    事实上,陈文强的改革措施有创造,却也有抄袭。但他和智囊团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革除了纲法的积弊,也弥补了票法本身的致命缺陷,更使官商勾结的机会大大减少。

    不管你是大商人,还是小民贩,只要在各地盐运使衙门持银领票,领到的盐的价格几乎是相同的。规模化的运输和就近取盐减少了个人运输的成本,废厘为税减少了盘剥环节,限价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恶性竞争……

    总之,改革的措施是相对周全的,作为暂行办法也不是不能进行调整和完善的。当然,这些改革肯定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诋毁和反对,陈文强对此是有心理准备和防范措施的。

    没办法,改革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利益重新分配与调整的过程。特殊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必然纷起而攻之。而这些人,自然是盐引制度的“时窟穴盐利之官胥吏”。

    但陈文强决心已定,雷厉风行地开始实施这项迟到的改革。从而,那张充满魔力的纸片变成了废品,使靠盐引赚取垄断利润的盐商失去了特权,使普通百姓感到了盐价大降的政策红利。

    接二连三的举措令人瞠目结舌,厘金局与巡警总局合并办公,各地的厘金所该撤的撤,该合的合,各所领导也重新委派。厘金重新确定,按照不同商品有免有减,也有增加的。

    比如凭票领取的食盐,厘金全免;本省农产品,厘金豁减大半;本省工厂企业之产品,厘金减半;洋货,厘金加倍……

    从以上也可以看出陈文强的思路,那就是变相地扶持民族工商业,打压洋货的,涉及到民生方面的更是予以优惠。既然他无法在关税上进行保护,对于洋货在渠道和终端予以遏制,也就是唯一的办法。毕竟洋货也多是要靠国内的商人经销,只要他们觉得经营成本提高,自然也就会丧失贩洋货的积极性。

    新任两广总督袁树勋尚在路上,张人骏是胡混等待,广东就只剩下陈文强在上蹿下跳,挥舞着各种权力大棒,刮起了改革的旋风。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广东风气开放得早,几任总督都重视教育,这也为陈文强的改革了有利的条件。广东法政学堂、两广高等工业学堂、两广方言学堂的大批优秀毕业生被陈文强招揽聘任,还有警察队伍中抽调的精干者,将被委以盐运、厘金、局、地方警察局等各机构的官职,分赴广东各地,将陈文强的改革措施落实到位。

    从表象上看,陈文强干得风风火火,涉及到了方方面面的改革。而他自己把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哪里了呢?答案或许会让人吃惊,其实陈文强一直关注着清乡剿匪,一直在招募扩充警察队伍,一直要彻底扭转广东的治安。

    其实道理并不难理解,陈文强想革除弊政,想鼓励扶持民族工商,想把广东这个蛋糕做大,一个相对安定的发展环境就是根本。

第二百三十二章 剿匪清乡,新督似不满() 
清军于西南再遭大败,丢失防城和钦州两个港口,南宁亦撤兵弃守,战局似乎岌岌可危,广东面临重大威胁,清廷为之极度震惊。

    但形势的发展却并不是急转直下而不可收拾。吴禄贞由琼崖兵备道升任广东陆路提督,亲率千余精兵赶至廉州府(今合浦)督战。经过急速整顿后,合十数个巡防营、广东新军共六千多人马,掘壕挖沟,重新构筑了防线,并挫败了乱党的“进攻”。

    “乱党连续作战,加之雨季,道路难行,供给困难,已显疲态;然我军新败,士气低落,兵力不足,守有余而攻不足,对峙已是极限,或还有危险……”

    对于吴禄贞的奏报,张人骏不觉得失望和疑惑,反倒是喜出望外。虽然去职已成定局,但广东暂无危险,还是令他感到欣慰。同时,这也证明他有识人之明,走马换将终于稳定了战局,对朝廷也算是有个交代。

    既然吴禄贞报告说还有危险,那就只能继续增兵,以求彻底稳固防线。七抽八调,张人骏利用最后的时间,又从广东各地拼凑了五营兵力,开往前线。同时,他向朝廷上奏,请求钱粮、物资上的支援。

    尽管把督办新军的差使交给了陈文强和吴禄贞,但陈文强也向他陈明了困难,短期内无法筹集足够的资金,新军的编练只能缓行延办。对此,张人骏也没有办法,只能要求陈文强尽心竭力,新军的编练则可以排为单位持续进行,积少成多。

    简单地讲,张人骏就是要陈文强有钱就出,按照四十多人一个排的标准来编练新军。而不必非筹够一标或一协,甚至一镇的资金方才开始行动。

    陈文强还是给了张人骏面子,答应用此法编练新军。并慷慨地拔付给吴禄贞一万元募兵费,还有百枝。反正张人骏也呆不了多长时间。编练新军也有了他的章程,倒也不必一毛不拔。

    之所以对编练新军不积极,当然是陈文强心中有数,只要总参谋部不下达命令,革命军是不会主动向东发动攻势的。何况他真的是苦于资金不足,难以太多的金钱。

    陈文强暂时不肯向编练新军投入太多,但对扩充警察部队却不吝金钱。清乡剿匪的缴获,抄没盗匪和庇匪罪犯的家产。几乎全部都被清乡委员会截留下来,用于扩充武力,并把清乡向其他县乡推进。

    既然知道革命军不会向广东发起进攻,即便进攻也是演戏作假,陈文强便又向吴禄贞借了五百人马,全部编入武装警察。又从组织、训练得较好的民团中招募了一百多人,配备最强的火力,组成五路清剿部队,亲自率领,突然进入南海县。开始纵横清剿。

    “广东盗匪之多,以广肇二府为最,广更多于肇。广府属则以六大县为多,六大则以南海为多”。水匪、沙匪、盗匪、会党,在南海县可谓是全部都有,陈文强则准备充分,既有内线情报,又有他的异能相助,更有水师提督李准调动的内河炮艇巡弋盘查。

    在陈文强所率领的精兵强将打击下,广义堂、广东堂等堂口被摧毁,袁拱等会党首领非死即逃;袁虾九股匪被击溃。残余盗匪向新会潜逃时为江上炮艇发现,炮齐下。袁虾九浮尸江上,其余盗匪鲜有漏网;沙匪梁大炮率三百余手下抗拒官兵。与一路剿匪部队交火接仗,在五六挺机关的凶猛火力下,沙匪稍战即溃,梁大炮亦当场被毙……

    杀,杀,杀!庇匪劣绅杀,窝匪地痞杀,会党首领杀,盗匪杀……五路剿匪部队纵横包抄,清剿围杀;陈文强则带着清乡委员们随队行动,随审随判,随剿随建。地方警局、民团、乡团一一清理重组,警察局长、所长再加上民团教练一一派驻,处理清乡的善后事宜。

    “职部于南海县清乡以来,凡绿林暴客红甚巨者,除为官名格毙缉拿,莫不知畏逃匿;月旬以来拿获积年抢掳之匪上千名,正法者已有五百余名……清乡善后已妥交清乡委员张长清及各警局、民团、乡团处理,职部已率兵进剿番禺……”

    当新任两广总督袁树勋赶到广州赴任交接时,陈文强已经率部结束了南海清乡,赶往下一个盗匪猖獗之地番禺。作为下官,虽然没有在广州迎候,但陈文强却送来了清乡的战果,不仅仅是缉捕、正法了盗匪,还有部分缴获作为迎接袁树勋的礼物。

    “文强有名望,有能力,海内皆知啊!”袁树勋看起来并没有恼怒不满的神情,笑着对张人骏说道:“皆言广东盗匪猖獗,有文强这等干吏,剿平也是指日可待呀!”

    张人骏自然知道陈文强清乡的收获应该很大,贼赃只是一部分,那些盗匪和与盗匪有牵连的地痞、劣绅,可都是抄没家产,迁往琼州。房屋、田地、钱财,这些的价值不好计算,但发出去却也是一笔很大的财富。

    “文强长袖善舞,于筹措资金、广辟财源最是精通。”张人骏并不说透,附和着夸赞道:“清乡费用完全是他自筹,只此一点,便为官府节省了很大的开支。”

    “是啊,现在朝廷缺钱,地方也叫苦不迭。”袁树勋摇头叹息道:“再加上西南革党作乱,广东的财政窘迫是可想而知。有文强这样的干吏,是张老和本部堂的幸运啊!”

    张人骏淡淡一笑,说道:“能者多劳,老夫是给了文强很多官职名分,也看好他的能力。假以时日,必见成效。”

    “本部堂在上海时,与文强也有一面之识,今番共事,自然会照顾一二。”袁树勋听懂了张人骏话中含意,也就顺水推舟地作了承诺,假以时日嘛,当然是指他主政广东要给陈文强发展经营的时间和空间。

    张人骏点到即止,也不想再深说。办理完交接,袁树勋又殷勤地设宴饯行,算是结束了官场上的惯有仪式。虽然张人骏被开缺回籍。但他门生故旧不少,与袁世凯又是儿女亲家。袁世凯已经调到朝廷中枢,袁树勋自然不会开罪于他。

    丁末政潮之后,瞿鸿禨、岑春煊及相关的数人(包括军机大臣林绍年,当时是瞿鸿禨一派参与弹劾段芝贵,后被挤出京城)相继垮台,奕劻、袁世凯等人可谓是大获全胜。

    但是,慈禧太后也意识到奕劻、袁世凯等人可能会独揽朝政,于是在罢免瞿鸿禨的第三天。便派醇亲王载沣到军机处学习入值,形成军机处“两亲王”的格局,以便牵制奕劻。另外,为了防止袁世凯势力尾大不掉,又以明升暗降的办法解除了袁世凯直隶总督的职位,将他内调为军机大臣。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载沣这个小年轻,哪里斗得过奕劻和袁世凯,慈禧这个老太太,肯定还有后招儿。而人们最多的猜想便是调湖广总督张之洞入值军机。既削了地方汉人督抚的权,又能在朝廷中枢牵制奕劻和袁世凯。

    而陈文强的交游广阔是出名的,不仅张之洞、张人骏对他青眼有加。委以重任,连袁世凯在朝中也为他说了不少好话。这样一个左右逢源,并不是某派铁杆的干吏,倒是更让清廷放心。

    袁树勋呢,对这些都是洞悉于心,初至广东,根基未固,即便想削陈文强的权力,也暂时不敢轻举妄动。总要摸清形势、培植亲信之后再说。

    这样一来,倒是给了陈文强稳固掌握权力的时间。他一边清乡剿匪。一边遥控指挥着各项工作的落实。警务、盐务、兵工厂、黄埔局、厘金局等等,从只是名义和官职。到切实的掌控,举着改革和新政的大旗,陈文强逐渐地实现着自己的目的。

    南海、番禺、三水、香山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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