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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总算对挡过去。
晚上和姜先生聊天，我没像往常那样向他追问历史故事，而是谈论眼前的现实，我对他说举报在做法上欠妥。他说怎么欠妥，全都是事实啊。我说问题不在于是不是事实，而是不合规则。他问什么规则？我说大凡办厂经营，总需要有“润滑”，给相关人一些好处，这是不成文的规则，是算不上秘密的秘密，但这种事不能说出去，要守口如瓶，即使当事人事发，也要尽可能地替他掩盖，让他不担或少担干系。而我们现在的做法恰恰相反，不等有人调查，自己先把底兜出来，这样以后就没人敢和我们往来，也就寸步难行了。姜先生叹了口气说：这些事我也不是一点不晓得，花钱我也不心疼，可他们太气人了，让人忍无可忍，所以我得教训他们一下，让他们知道做坏事要遭报应。我说事是这么个理，但这样负面作用太大。姜先生说不怕，反正厂子也不办了，别说断电就是断水断空气也无所谓了。我说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这一晚，我试图能说服姜先生放弃正在做的这件事，可没有成功，他执意要把事情做到底。他说还要再发一封信，要是再扣留就直接去北京。我一向觉得自己是个认死理的人。姜先生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刚上床躺下意外接到“小舅子”的电话，说意外是因为自那天他与我共讲“双赢”后再没音信，我想也可能是他已经知晓求他的事已得到解决，不会有票子可点。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要与我联络，甘心做无用功？“小舅子”依然快人快语，不待寒暄张口就说韦老师明天中午请你吃饭，姜先生和万总也一起。我一下子觉得事情颇为有趣，前几日为了解决断电问题我们到处请人吃饭，现在却倒过来，不断有人邀请，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我问“小舅子”谁请？你？他说不是，是姐夫。我更不解，问：你那副局长姐夫？他说对，我就一个姐夫。又问：你们在哪里？姐夫说明天派车去接。我说不用不用。他说你们有车就直接去上回那家海鲜鲍翅酒楼。我说明天我有安排，不能去赴宴，替我谢谢你姐夫了。“小舅子”有些急，说韦老师千万别推辞，请不到你姐夫那里不好交待。我问：你姐夫有事么？他说就是那位姜老华侨举报的事，现在传得沸沸扬扬，说要倒大批干部，弄不好连窝端。我说有这么严重吗？他说当然了，一“涉外”事就大了。我问：你姐夫……他说我姐夫倒没事，没上你们的黑名单，他是受人之托。我“哦”了一声，心里仍疑惑不解，就算“黑名单”（“小舅子”的说法）牵扯到许多人，但他们从厂里得到的好处有限，并不严重的事情怎么就让他们如此紧张？我说你回去对你姐夫讲，让他转告相关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不要过于担心。“小舅子”说韦老师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人家怎么会不担心呢？牵扯到仕途甚至身家性命呐。我说到不了那个程度的。他说韦老师不是这么回事，我举一个例子，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的姑父，是京官，包了好几房“二奶”。其中一个还生了小孩，那个“姑父”比较抠门，想快活又舍不得出钱，那个有小孩的“二奶”不够花销，就和姑父闹。姑父警告她不安分守己就把她和小孩一块“做掉”，那“二奶”不是个善茬子，抱着小孩去“姑父”的上级机关去举报。上级机关本来想保一保，可方法错了，对那“二奶”不是安抚而是恐吓，“二奶”破罐子破摔又举报到上上级机关，首长在举报材料上批了一个字：查。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你知道查出“姑父”贪污了多少？七千万，七千万啊。那“姑父”真他妈个土鳖，有那么多钱还摆不平一个女人，活该倒霉。言归正传，“黑名单”上的人可能从你们那里没捞到多少，光这件事他们不怕，他们怕的是材料捅到上面，上面一看是来国内投资的华侨举报，肯定会重视，只要批个“查”字那就不限于你们举报的范围了。所以他们一点不敢掉以轻心，你想想，如今有几个不怕查的干部呢？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原来问题的症结在这里，他们是怕由一个火种燃起一场大火，欲提前将火种扑灭。我说问题是这样，但事情并不好办，姜先生到现在还执意不肯放弃。他说你是姜先生的好朋友，应该好好劝劝他，不要不识时务，不要做与人与己都不利的事，到头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听出他话中有话，不由警觉起来，问你这话什么意思？他说意思是不要把事情做绝，连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何况人不是兔子。我一时说不出话来，这时小舅子又说不管怎么着明天还是见见吧，我们一起努力，争取让事情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说毕挂了电话。
我无法入睡。“小舅子”的话一直在耳畔萦绕，我憎恨他，又相信他讲的是实情，如果姜先生“顽固”到底，不肯朝“正确的方向”走，这些人决不会善罢甘休，发生什么事情将难以预料。想到这一层，我的脊背不由“丝丝”发凉，感到有一种比夜更浓重的黑影从四面围拢过来。我翻身坐起，我要按“小舅子”的话去做，去找姜先生好好谈一谈，劝他放弃，以换得相安无事。当然，我也很清楚这样做从根本上说“不正确”，是软弱，是助纣为虐，但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如今“不正确”行事才是“正确”的选择呵。
姜先生屋里黑着灯，从里面传出嘹亮的鼾声，在这波诡云谲的夜晚，他睡得倒挺安稳啊。
再次上床，又再次响起电话铃声，一看号码是“老弟”，“老弟”说你的电话一直打不进，就知道你没睡。我说是。他问你的作息也是“夜晚从早晨九点开始”么？我说我不是，我正常作息。他说这样好，不伤身体，什么事都得悠着来。我说对。又说刚才在电话里我没跟你说清楚，是这么回事……“老弟”打断说你不用讲，杨镇长给我讲了。我一下子想到“老弟”这么晚来电话也是充当“消防队员”，但我没什么反感，两天来与“老弟”朝夕相处，彼此已成朋友。“老弟”说这事我不赞成你，吃顿饭有什么大不了的？就算是“鸿门宴”又怎的？我说主要是姜先生不通，他说人家后来不是说单请你吗？我说我一向不愿与不熟的人一块吃饭。他说咱们原来也不熟呀，现在不是熟了，朋友都是从生到熟的。我说我和杨永远不会做朋友。他说绝对了，你还不大了解杨这个人，其实这人还是不错的，有能力，有政绩，他领导的长庄镇是市省两级先进单位。我说是吗？可我听说这个人很霸道。他说也许吧！报社也有人说我霸道，可话说回来我们现在是“一把手政治”，凡事须拍板，这可以说是果断，也可以说是霸道。我说我听说他用不正当手段搞倒了一位副镇长。他说这事得看怎么认识了，一个当副手的不买一把手的账，本身就不对，何况自己还一腚屎不干净，能怪谁？我知道“一腚屎不干净”是指“嫖妓”一事，以万的说法现在这方面就少有干净的，那么抓人家的这种事怎么说也有些不正当。我笑笑说你这么不住地表扬杨镇长，是不是要给他当说客呀？“老弟”说也是也不是。我说怎讲？他说杨确实是希望我能和你讲讲，可除杨之外，还有许多人找我，想让我帮忙把事情摆平。我吃了一惊，没想到那些上“黑名单”的人，这么迅速就动员起来了。我说他们怎么会找到你？他说这是个小地方，没秘密而言，一人知道的事差不多全城都知道，既然他们想找你自然会打听到谁能挂搭上你。我听着话不对味儿，立刻警惕起来，说可这事与我无关啊，找我有什么用处？他说人家认为你和姜先生能说上话，所以才找你嘛。我说真荒唐，平白无故把我架到火上烤，要是这事办不成，那可要拿我试问了。他说不管怎么还是尽人事吧，劝导一下姜先生，不要太激烈，让他明白这是在中国地面，不是美国，那套“美国玩法”不适合这里。我似乎觉得他不知不觉也“激烈”起来，但我不计较他是受人之托，且希望把事搞定。我叹了口气，说尽力而为吧。“老弟”说好，这样很好。对了，有件事我还要告诉你，饮品厂的几个工人不是被镇派出所抓了吗？而且你们也去交涉过，现在人家发话，只要你们能……他们就同意放人。我能想到“老弟”“只要”后面的话是什么，便说这是他们开出的交换条件是吧？“老弟”说可以这么认为。
不知怎么，放下电话我突然感到一阵轻松，我觉得如果派出所真能这么做，姜先生是会答应放弃他的“美国玩法”的。
第二天一早孙式就来了，姜先生还未睡醒。我本想将昨晚“老弟”所说派出所已开出交换条件的情况告诉万，让他转告姜先生，后考虑这说法并非第一手信息，还是等确认后再说为好。万的神情始终忧郁，他问我假若今天姜先生再去发信怎么办？我说这不要紧，再发还会被扣，关键是要阻止他去北京，万说北京暂时不会去。我说那就没问题。万又说他昨晚接了许多相关人电话，一起游说不要把那本账捅出去。还有人打匿名电话，威胁说要不守规矩就叫他“二进宫”，这遭进去就别想出得来。我安慰他，告诫他没事不要离厂，有情况立刻报警。说完这话脑子不由打个转儿，想能让万“二进宫”除了警方的人还会有谁呢？我真的替万担起心来。
车一开动孙式便开口跟我说话，被我止住，他摇摇头，专心开起车来。
直到出了市区，孙式才把憋在肚子里的话吐出，说：昨晚你关机了。我说是。孙式说我发的短信收没收到？我“噢”了一声，记起早晨起来还未开机，立刻打开手机查找，果然见上面有孙式发来的留言：请速给王秘书回电话。后面是手机号。我问：就是市委王大秘吗？
孙式说是，他从我这儿要了你的号码，没打通，又让我联络你，今早又问我联络上没有，还问你今天的议程，我说和我一起去参加李彤的婚礼，我没讲是我拉你去，他以为你认识李彤。
我问：现在给他回个电话？
孙式说：没必要。
我似乎觉得这样不合适又说：人家是帮过我忙的……
孙式说：韦老师你错了，看似他帮了你，实际上不是，帮你的是市长，如果你和市长不是那种关系，他会帮你？
我没想到孙式是这种态度，说：就算这样也算间接帮了忙，道声谢是应该的。
孙式问：你知不知道他找你有什么事？
我说不清楚。
孙式说：他没对我讲，可我能断定是为姜老华侨那封告发信，错了割我的脑袋。
我微微吃了一惊。
孙式又说：韦老师我和你说话不隐瞒，因为大秘没让我游说你，所以没义务替他说话，我完全站在你的角度想问题，要是你觉得有把握让老华侨放弃这件事，那你就给他回电话，答应帮他办，给他个人情，要是没这个把握就不要自找麻烦了。
我也不加隐瞒，说：我没把握。
孙式说：那就算了。
我晓得孙式不替王大秘说话，是因为王大秘无视他，而我又想不通，王大秘既然能让他代替自己参加李彤的婚礼，为什么这件事却避开他，难道这中间有什么玄妙？当然了，孙式为我着想我是感激的，也觉得他的话有道理，我要是不认识崔市长，那王大秘会认识我是老几？我又何必多事。
又说到今天要出席的婚礼，我问孙式：婚礼在中午举行，我们怎么这么早就出发，路程很远吗？
孙式说：路程不远，但我们必须早些赶到，晚了客人云集怕就没有和李彤说话的机会了。
我心想孙式想得很细啊。
不知什么时候柏油路换成了土路，路上来往着运粮食和庄稼秸秆的拖拉机，秸秆堆积起来的庞然大物，在马达轰鸣中铺天盖地而来，几乎占据了整条路面，孙式只得放慢车速小心躲避。
天空晴朗，阳光灿烂，是个适合秋收也适合结婚的好日子。
车子穿过一座石桥向左转弯，迎面而来的是层层叠叠的山岭，我兀地记起姜先生所讲的逃亡，想也许就是在这一地带吧，在那个黑夜发生的故事，除了当事人之外恐怕没人会知道，一旦这些人死光，其恩恩怨怨便不留痕迹地消匿在历史的尘烟中。
车子开上一道山梁，见有许多农民在路两边的山坡上挥舞锨镐挖掘，然而山坡只是布满大大小小石头的野地，人们既不是在收割，也不是在耕耘，我问孙式这些人在干什么？孙式嘿嘿一笑说寻宝。
寻宝？我怀疑我听错了。
孙式说：不错，他们是在寻宝，现在的人已不信天上掉馅饼，但相信能从地下挖出金银财宝来。
我说：这怎么可能。
孙式说：就有人挖出一罐子金银首饰和大头钱。
我问：真有这回事？
孙式说：千真万确。
我说：停车。
孙式不听我的，继续往前开，说：韦老师听到新鲜事就想深入了解是吧？用不着呢，你了解我就行了。
我问：你知道？
孙式说：这事一出便成了当地一大新闻，上了电视登了报，我怎会不知道呢？
孙式接着便说起事情的来龙去脉。
是今年春天，一个农民在自家承包的山坡上刨死树根，结果刨出一个用油布封死口的罐子，打开里面白花花一片，全是金银首饰和大头钱，他悄悄搬回家。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被村里人知道，又很快传遍全乡，这时邻村有一个老婆子找上门，说这罐子东西是土改那年她公爹和男人埋起来的，现在挖出来得归她。挖出财宝的那人自然不干，说在自己承包地挖出来的东西就得归自己。那老婆子说那个山坡原来就是她家的，要不也不能把东西埋在那儿。挖出财宝的人问你家的山有地契吗？不料想那老太婆还真的拿出一份民国年间的地契来，挖出财宝的人无话可说，但仍不肯把财宝拿出来，老太婆就去法院告了一状。
我问：法院会受理吗？
孙式说：受理了，还做了调查，发现那老婆子家土改时的确被斗，她公爹被打死了，男人逃走，从此杳无音讯，还发现那地契也是真的，保留这份地契，也许是想到那里埋了东西以后好有个凭证吧？而工作队当时没追缴也许是没把那片荒山当回事，疏忽了。再有那个老婆子还把罐子里装的东西说得一点不差，因此得出结论，这罐金银财宝的确是她家的。
我问：法院做出判决了吗？
孙式说：还没有。这也是个难题，牵扯到一个法理问题：地主的浮财本应在被斗争时主动交公，和土地一样不再归本人所有，私自掩埋起来，今天出土，如果判给了她，这就与土改政策相违背。还有如果还给了她浮财，她得寸进尺再要分走的土地房屋怎么办？那些东西本来也是她家的呀，从道理上讲归还了这个也应该归还那个，这可就不好办了，闹不好颠覆整个土改运动。
我问：不归还老婆子，会认定属于挖出来的人么？
孙式说：不晓得，法院没最终判决，好像这方面有法律规定吧。
我说：出土文物国家有相关法律，哪种情况属于国家，哪种情况属于发现者，至于出土的非文物财富的归属就不太清楚了。
孙式说我估计要视财富的价值而定，假如有人从地里挖出几块银元几个铜板，他装进口袋就是他的了，没人会计较，更不会诉诸法律，可要是财富数额巨大，那就须上交国家。
我说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