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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了左，就等于错误的忽略了右；过分照顾了上，也即是错误的冷落了下。主观言行的方面越多，失误的方面也会越多。作事应为无为，即是不主观妄为；言说应是言无言，即是不恣意妄言。不妄为妄言，即是守中。
【漫谈】乌托邦主义者认为，为了社会正义，为了人民更大程度上的平等和幸福等终极目标，为了充分而迅速地实现那些目标，政府有责任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进行“计划”，而为了这些计划的推行，并可在其领域实行压迫和专政。
“计划”受欢迎的原因很大程度应归于这个事实，即每个人都希望我们应当尽可能合理地处理问题，并在这样做时，应该尽量运用我们所能获得的预见。在此意义上，计划的行为，就只有好与坏的、聪明远见与愚蠢短视之分了。
因此，现代的计划者和他们的反对者之间的争论，不是关于我们是否应当运用预见和系统思考来计划我们共同事务的争论。而关键的分岐点在于，出于这个目的，政府是否应该将自己限制于笼统地创造条件，以便最充分地发挥每个人的知识和创造力，让每个人自由的去争取各自认为的幸福，还是为了合理地利用资源，以及根据某些先进的思想意识构造的“蓝图”对人们的一切活动加以集中的管理和组织。
自由主义者是以这种信念为基础的：只要能创造出平等的竞争，这就是再好不过的指导个人努力的方法。它并不否认，甚至还强调，为了竞争能有益地运行，需要一种精心设计的法律框架。它也不否认，在不可能创造出平等竞争的地方，必须采用其它指导经济活动的方法。然而，自由主义者反对干涉和协调个人的作法去代替竞争，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计划主义，最后必然会导致对人民的压迫和暴力。
所以，计划与竞争只有在为竞争而计划而不是运用计划反对竞争的时候，双方才能够在计划问题上统一起来。所以我们应该反对的，只是那种用以取代竞争的计划。
【漫谈】二十世纪史无前例的政治和经济试验，大多是人们以各种方式试验的中央控制模式，它从各种名目的主义，到无意识形态的、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总体主义。也试验了权力分散的自由模式。最后的事实传递了一个不可抗拒的信息：无论是从政治、社会来判断，还是从经济判断，国家垄断和中央管制经济总是难以持久地调动人的才能和精力。它们类似的、较温和的强制性手段也做不到这一点。
实践证明，愿望的良好并不等于可以违反自然规律而不会受到惩罚，中央集权经济只有靠付出经济上低效益的代价才能得到维持。所以，越来越多认真思考的人，对他们曾经认为的中央计划和国有制的扩展所具有的明显优点进行反思后认识到，这种方式意味着必然要建立大量的官僚企业和产生庞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官僚体系，而这确确实实对民主构成了一种潜在的重大威胁。而且计划体制其低效的、浪费的、官僚的、易于产生腐败的痼疾，实际上又束缚、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它暴露出了矛盾的根源，那就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不协调。待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后，从而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
政府不可事无巨细的包办一切，而应把个人能办的事让个人去办，企业能办的事让企业去办，社团能办的事让社团去办，把大量的职能交给社会，只办那些个人或少数人办不了的事，充当引导、协调、监督全社会运行的中心枢纽。也就是用必要的法治、宏观调控以及尽可能少的微观管理来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大环境，让人民“全其天性而不害其长”。因为在这种环境中，自由原则可以使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达到一种自然平衡的和谐状态，从而使所有人获益。故而，我们应把以往自由主义的民主、市场经济和财富再分配的福利国家结合起来，综合成为一个系统完整的、用于实现社会和谐的公平正义理论。这种理论有两个基本点：
一．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尽可能广泛的自由，且大家拥有的自由在程度上是相等的；一个人所拥有的自由要与他人拥有的同样的自由能够相容。
二。要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不要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如果必须对某方有所侧重的话，也要确保在法律法规面前人人平等的同时，承认结果上的不平等，也就是既适当的考虑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又能激励有能力的人更进一步地去自我奋斗发展。
这两个基本点应高于国家，先于宪法。国家基本结构的设计与宪法的制订、具体法律的颁行，均应当以它来作为指导。只有这种设计才能使得社会全面和谐成为可能。
所以，在能维护和达到这样一个由大多数人民认同的自由、平等、公平、和谐社会大环境的前提下，在能维护和达到大多数人民受益的前提下，宏观调控越疏稀，微观管理越简化，就证明这个政府的政治艺术越高明。故而，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应遵循下列三x四原则：
（一）、政府进行政治和经济宏观调控的四不原则：
一、能天调不人调（人民大众也可谓是天）
a、不宣扬、不偏向、不钦定、不执行任何个人或少数人认可之“然”，不用其来搅扰、干涉、替代大多数民众的自然之“然”。（这种“然”包括：思想意识、理想主义、伦理道德、善恶概念、行为准则、生产方式、合作方式等等。）
b、经济贸易能市场调节就不人为计划调节。
c、在具体实施调控时，能用其他替代物就不用或少用受主观意识干扰的人。（例如能依据鉴定器、评判机等器具判定，就不依据人的口眼耳鼻等器官判定。）
二、能虚调不实调
a、在天然之“然”已被破坏的情况下，能用文化舆论方面的诱导、或以在上者以身作则的榜样示范等方式的虚调，就不用或少用行政方面的管治命令等方式的实调。（例如用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隐恶扬善、廉洁自律等等方法。）
三、能本调不末调
a、能用政策调控，就不用具体的规章制度管制
b、能进行根源调控，就不一一进行末稍管理
c、能宏博简捷的对事物、部门、局域进行综合调控，就不繁琐细微的进行分门别类治理
d、能瞻望预调，就不近逼急调
四、能轻调不重调（这种原则当然是建立在没有历史遗留重大失调的前提之下）
调控终归是违反自然，这只能是人们在总体规划思维下的无奈之举。顾此必将失彼，所谓积重难返，就是原先主观任意人调的后遗症。为了不给今后留下后遗症，所以必须坚持就轻不就重的原则。
（二）、政府进行政治和经济微观管理的四少原则：
一、用尽量少的人
二、经尽量少的环节
三、设尽量少的衙门
四、行政管制尽量少的事
（三）、政府进行行政管制的四重原则：
一、为民除害，重于为民谋利
二、清除行政害民，重于清除其他害民
三、清除行政害民之吏，重于清除行政害民之事
四、清除行政害民之官，重于清除行政害民之吏
【意译】
天地无所谓仁爱，造化生成适宜万物滋生的大环境后而任凭万物自生自灭。
圣人无所谓仁爱，官清法正形成政通人和的大环境后而任凭百姓自作自息。
天地之间，岂不正如同风箱一样吗？
虽若似空虚却不会穷竭，而愈主观妄动却愈会有纷乱生出。
主观言行越多谬误越多，还不如遵守客观自然之中和之道。
原十章 载营魄抱一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
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
涤除玄鉴，能无疵乎？
爱民治国，能无为乎？
天门开阖，能为雌乎？
明白四达，能无知乎？
生之畜之。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
【注释】营魄：魂魄，精神。抱一：专心于一念。专气：专心 。致：致于，达到。
将思想精神专心一念依从于道，能做到一刻不离吗？专任自然淳朴之气达到至柔至和，能如同婴儿一样纯洁和不勉强吗？扬雄曰：和柔足以安物。静而不杂之谓专，和而不暴之谓柔，婴儿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不藏是非美恶，故气专而致柔。
涤除玄鉴，能无疵乎？
【注释】玄：玄妙。鉴：照，审察，镜子。涤除玄鉴：谓涤除杂念尘垢，清除主观妄见，使本心清明，虚心观察事物，能似玄妙之镜，照出事物的本原。疵：瑕疵，弊端。
心灵象一面玄妙之镜，私欲杂念不除则心不能虚，心不虚则鉴物不明，不明则处事不通。老子这里是说，涤除杂念尘垢，清除主观妄见，使本心清明，虚心观察事物，觉悟其本然之理，能达到无瑕疵无弊端吗？
爱民治国，能无为乎？
【注释】无为：无主观妄为。
治国不能靠长官意志，精英人物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摆布历史。人类社会是一个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演化过程，有着自身内在的客观游移性。而且，事物依据一定的条件向其反面转化，这是事物的内在规律性。而长官按主观意志爱民治国的行为，其后果却往往变成害民。
【漫谈】人类曾有过许多优秀人才为了建立一个更加美满的世界而不停地思考与探索，精英们也常常依据那些自以为高明的见解向着获取更多的自由、公正和繁荣的目标而奋斗，但是，其结果却往往与先知们的设想如此地不同，最后百姓面对的常常不是自由和繁荣，而是奴役和苦难，这样，天才们不懈努力的结果等于是为社会开辟了一条通向邪恶之路。这正象荷尔德林所言：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清末刘鹗在所著《老残游记》中就曾言道：“天下事误于奸慝者，十有三四。误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十有六七。”清初乾隆时代的监察御史熊学鹏评论说：“天下有欲办事而不晓事者，固足以启纷扰之患。自负才智，睥睨一世，不审乎理之所当然，而妄逞意见，以致治丝益棼者，乃生事之臣，究非办事之臣也。”
天门开阖，能为雌乎？
【注释】天门：《庄子》说：“入出无见其形，是谓天门。”此处是指掌握万物生化的无形之门。为雌：雌，母性。为雌意谓柔弱安静。
老子的意思是说，掌握着事物的存亡关键，却能象雌性一样柔和地允许事物用各种方式来适应道，而不加一丝个人的好恶意志来妄加干涉，能做到这样吗？
【漫谈】宰相王安石曾语重心长的说道“爱民以不爱爱之为好，治国以不治治之为好，惟其不爱而爱，不治而治，故无为。”孔子也曾说：“无为而成，天道也。”“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而已矣。”
现代拨乱反正的开放大师邓小平也说道：我们担任领导的人，也不能太忙，往往越忙越坏事。担任领导的人，不能出太多的主意。如果考虑没有成熟，不断有新的主意出来，往往要全国大乱。政治家主意太多是要坏事的。领导人宁静和平，对国家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
明白四达，能无知乎？
【注释】知：心机，心术。无知：不动用心机心术。
上尚好施为，民则竭求妄作；上澹泊寡欲，民将淳朴自化。王弼说：“至明四达，无迷无惑，能无以为乎？则物化矣。所谓，'道常无为，侯王若能守，则万物自化。'”
【漫谈】老子的哲学思想类似自然主义。马克思说：“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将这二者结合的真理。我们同时也看到，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马克思对自然主义的定义，在一定意义上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老子的哲学思想。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注释】畜：养育。宰：主宰、干涉。玄德：玄妙幽冥之德。
天地化生万物，生之却不据为己有；四时轮回，万物得以滋养，天地却不恃己功；身为万物之主，对彼却不妄加干涉；万物被其泽得其利，而不知是得以天之惠。这可谓是幽冥之德矣！圣人则天行化，虽有所为，但却不是出自圣人的主观意志，而是因民之利而利之，因民之患而去之，所为可谓是无为。
王弼说：“生之而不塞其原也，畜之而不禁其性也；不塞其原，则物自生，何功之有？不禁其性，则物自济，何为之恃？物自长足，不吾宰成，有德无主，非元而何？凡言玄德，皆有德而不知其主，出乎幽冥。”
【漫谈】老子认为，天之道也即可为人之法，自然法则也应该是人的行为规范。人类应“放德而行，循道而趋”，“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治国更应如此，即哺育万物却不据为己有，不因此而主观任意地对待万物，让万物得到滋长，却不去作为它们的主宰者。这是人类道德的最高境界，更是治国道德的最高境界。 明太祖曰：“治天下者，务使百姓安，不知君德之何如，即古野老云：帝力於我何有哉？”
【漫谈】唐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隋时百姓纵有财物，岂得保此？自朕有天下已来，存心抚养，无有所科差，人人皆得营生，守其资财，即朕所赐。向使朕科唤不已，虽数资赏赐，亦不如不得。”魏征对曰：“尧、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含哺鼓腹，而云‘帝何力’于其间矣。今陛下如此含养，百姓可谓日用而不知。”
【意译】
身体力行，一心致道，能做到顷刻无离吗？
专任自然淳朴之气达到至柔至和，能象婴儿一样纯洁吗？
清除主观欲念，虚心观察事物，觉悟事物本然，能作到无瑕疵无弊端吗？
爱护人民，治理国家，能依循自然而不主观造作吗？
宏观调控，能象雌柔一样顺应道理而不过甚吗？
聪明睿智，世事洞明，能做到不动机心施为吗？
营造浑厚淳朴的大环境，而任由人民自生自长，自作自息。
生而不据为己有，为而不居功自恃，位居首长而不主观任意宰制，这可谓是幽冥之德。
原十七章 太上，不知有之
太上，只知有之；
其次，亲而誉之；
其次，畏之；
其次，侮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悠兮，其贵言！
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太上，只知有之；
【注释】太上：至上，最好。这里是指最好的统治者。只知有之：人民只知道有他存在。
尧舜以无为治政，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利泽惠及万世，而百姓无所名其德。所以孔子赞誉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为名焉。”《皇疏》云：“夫名所名者，生于善有所彰，而惠有所存，善恶相倾，而名分焉。若夫大爱无私，惠将安在？至美无偏，名将安生？故则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凶者自罚，善者自功，功成而不立其誉，罚加而不任其刑，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所以然，夫又何可名也？”
【漫谈】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当一个政府的目的是为了整个集体时，它就是一个好政府；而当它只顾及自身时，它就是一个坏政府。好政府和坏政府是被当权者的道德品质所规定的，而不是被宪法的形式所规定的。如果当权者的道德品质好时，君主制比贵族制更好，贵族制比共和制更好。但是最好的形式一腐化就会变成最坏的了；因此僭主制就比寡头制更坏，寡头制就比民主制更坏。”
他的说法实质上触及了这样一个社会政治的真蒂：无论是一个国家或者是社团、组织、行业等，只要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要想得到高效益，其设置原则应是：行政权力必须集中总裁，不能形成多头制；中间环节尽量要少，以保证令行畅通。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在于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戴高乐也曾要求法国宪法授予总统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权力，使之不受国民议会不适当的干涉。从而制止了放任自流和瘫痪状态，给法国带来了政治稳定。而那些状态曾经把第四共和国推向政治、经济、社会崩溃的边缘。所以，独裁只是一种手段，它应该没有好坏之分，好坏的曲分是使用这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例如，美国将军麦克阿瑟，在二战后的日本，就使用了极端专制的手段制定法典和政策，完成了把日本从极权主义的统治下永远解放出来的任务。
但是，这种总裁制好效果的实现需有一个必要前提，那就是这个总裁必须是德才兼备。这个“德”是指能够遵守本职法规，这个“才”是指能明道行道，也就是说，其必须既不滥用职权，又能通达驾驭全局之道…即是营造一个能使全体员工能各负其责、各尽其力的公正纯洁的大环境，并且具有这样的能力。如果这个总裁无有德才，那么，这种制度便复成为最坏的了。
那么，能否有一种办法，既可以得到总裁制的高效益，又能防止“正复为奇”以致造成坏的结局呢？那应该就是：人民通过选举来挑选经过竞争后的总裁，并用真正有效的民主与法制对总裁进行真正有效地监督和控制。这种控制，是指总裁只有执法权而无立法权；就是允许总裁在宪法详细规定的执行权范围内，享有强大的总裁自由。所以这种监督不是指导、参与行政，也不是对总裁行政的细枝末节进行繁琐搅扰，而是设有在必要时可以对总裁的重大举措进行多数票否决制，有对其责任罪过的追究制，有在必要时对总裁施行的罢免制。
但这种民主制，也必须授予总裁简捷畅通的人、事处置权。总裁应对其下属主裁负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