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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鼻子突然不痛了。
陈朗哥哥的信
小敏姐姐一打开门，果冻就“呜呜”地叫着扑上来，两只爪子竖起奋力抓着我的裤脚，声音里像是受了很多委屈，神情却充满热情，圆溜溜的鼻子使劲地蹭啊蹭。最近它长胖了一些，毛也光滑了，变成一只很登样的小狗。
“它睡觉的样子最可爱了。”小敏姐姐微笑着说，她的肚子已经很大了，两只手有些费力地撑在腰间。这些天她帮忙照顾它，居然还真的去买了一包喜之郎来，“咱们果冻啊，可喜欢吃果冻了。”她轻轻地抚摸着它的毛。小敏姐姐是广东人，却说一口标准的北方普通话，因为她嫁了一个北方男人，恋爱七年，她完全被他同化了。
小敏姐姐听说我们要出门，立刻答应替我照顾果冻，还说，“不要紧，只要让它待在另一个房间里，不要让它随便爬到床上就可以。”她很喜欢狗，以前养过一只博美犬，从很小一直养到它死，整整十五年。“十五年的狗，相当于百岁老人了，”她垂着眼帘，“它死的时候，我好难过好难过。养狗就是这样，你知道总有一天它会在你眼前死掉，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句话让我听了心里很难过。我突然想，世上的狗也许都习惯在人的眼前死掉，那么，假如有一天，人在狗的眼前死去，它会不会感到很意外。如果是我的果冻，知道从此没有人照顾它了，它会不会很难受。那时候，它会是多大呢？
小敏姐姐问我，“怎么样？”
我说，“医生开了很多药。”她点点头，脸上很慈悲的表情。
前几天才知道小敏姐姐的丈夫去年出了车祸。她告诉我的时候，脸上很平静，“从前我总是担心家里的狗跑出去被车撞死，没想到……”然后看看我，“不过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我有孩子了，还说一定是个儿子，”她脸上带着点淡淡的微笑，“他猜对了。”
“对了，对面楼里的小林，小名也叫果冻。”小敏姐姐说。
“是吗？”我抱起果冻，说，“跟姐姐再见。”它居然真的举起一个小爪子，欢天喜地像在说bye…bye，我说“我们回家”，它“呜”地一声，像在说“好”。
陈朗哥哥从维也纳写信来了，开首第一句话“希望这封信不要被退回”，我不由微笑起来，仿佛看见他眉心皱起，中间形成三道细痕。我们经常搬家，有时换了地址才通知他，信就被退回去。
陈朗哥哥是现在少见的，喜欢写信的人，他在信里说维也纳的天气，说那里古老的欧洲建筑，说他们住的宿舍原来是二战时的美军俱乐部，里面华丽考究，还有人天天换床单。这封信特别厚，夹了几张照片，他在照片上很神气地微笑。
在信的结尾，他问，“你的病怎么样了？”每次给他回信，我总是说，我好多了。
我去楼下对街的书报亭给小阿姨买最新一期的“瑞丽家居”，那是她每月必修的，过马路时想起小敏姐姐的老公，不由格外放慢了脚步。等买到杂志，转过身，对面楼口的路上停着一辆出租车，车边站着一对引人注目的男女，男孩子穿着笔挺的西装，宽宽的肩膀，背对着我，旁边的女孩子穿米黄色的套装，三月初就光着腿只穿丝袜，看上去充满了活力，正拉着男孩的手说什么，神采飞扬，两道精心描画的眉毛长长地延展开去，我听见她高声说“我表姐不嫁给他，是对的”，像是在和谁赌气，然后他们消失在大楼背后。
清澈的眼睛
屋子里弥漫着蒸氲的中药气，小阿姨伸伸鼻子，“很香啊。”
“那你喝一口。”我愁眉苦脸地看着她。果冻跳到桌子上，伸出小鼻子凑到药碗边上好奇地闻闻，像是被药味呛了，“呜”地一声，也立刻近而远之了。我摸摸它，“是不是很难闻？”
它长长地“呜”一声，别开头去，仿佛说“难闻死了”。有时候，我真的怀疑果冻能听懂我的话，它那个小脑袋比我们想象的先进得多。
“中药就是要越苦效果越好，”她告诫我，“快点喝，否则就冷了。”
我坐在桌前，捏住鼻子，端起碗往嘴里灌了一口药，胃里仿佛生出一只手，立刻把流进去的液体用力地往外推。我捂着嘴朝洗手间冲过去，浓浓的药冲口而出涌进马桶，一股刺鼻的气味。我站在旁边，眼泪汪汪地干吐。
“真的好难喝。”我喘过气来，对小阿姨说。她轻轻地拍我的背。
“要不，以后煎药的时候，加糖……不，你不能吃糖……”她转过身，走出卫生间，对着门边墙上一张纸看了一会，“你可以吃蜂蜜，那就加蜂蜜。”
我无奈地对她笑了笑，“这么苦的药，要加多少蜂蜜啊，”然后我问她，“小阿姨，你也去医院检查一下肾脏吧。”
“为什么？”
“听说这种病有家族遗传，”我低下头，“我妈不就是得尿毒症死的。”
“胡说八道，”小阿姨满不在意地拢了拢头发，“就算有，我和你妈一点都不像，基因肯定不一样，”她对我挤挤眼睛，“小时候你外公外婆骂我，就说我是垃圾桶里拣来的，不是他们的女儿。”
“那我妈呢？”
“你妈……你妈很乖。父母要她穿什么，她就穿什么，要她不和谁玩，她就不和谁玩，”小阿姨轻轻地叹了口气，“你妈真的很乖。”
我折腾了几乎一个多小时才把药勉强喝完，小阿姨把装着药渣的罐子递给我，“雨霏，你把它从阳台上扔下去，扔到路当中。”
“干什么？”
“给人家踩啊，药渣摆在路当中，踩的人越多，就能把你的病踩掉。”她认真地说。小阿姨这个人挺奇怪，有时候百无禁忌，有时候十分迷信，而她的迷信里，也多少带着一点游戏人生的色彩………我担保她不是真的相信别人的脚能帮我把病踩掉，只是懒得把药渣倒进垃圾袋而已。但我喜欢她那种口气。
“就这么倒下去，人家不会说吗？”
“半夜三更，谁看得见啊。”
于是，我拿着药罐头站在阳台上，趁没有人的时候，把里面干巴巴的药渣倒了一半下去，然后趴在阳台上，久久地盯着楼下的路。已经快十一点，路上空空荡荡，等了半天只有一个老太太走过，却心明眼亮地绕开了那堆药渣。
“怎么不踩呢。”我抬起头，嘀咕了一句，正要把另外一半也倒下去，看见对面窗前不知什么时候站了一个人，在橙色的台灯光里，他正看着我。
两栋楼隔得不远，我甚至能看见他鼻子里塞着棉花团，脸上有点诧异的表情。下一秒钟，我意识到，他就是前些日子在菜场看见的那个骑自行车的男孩，没想到他就住在对面。
在不同的城市里搬来搬去，我已经习惯对别人的眼光视而不见。但他有一双清澈的眼睛，看人的眼光很善意，像果冻一样。
那样的眼光让我慢慢脸红起来，我看看手里的中药罐，心想，他大概看见我把药渣往楼下的路上倒了，所以才会觉得惊讶。
透明的玻璃墙
我们就那么愣愣地看了对方几秒钟，然后他冷不丁地抬起头，一动不动望向天空。他鼻子里那团棉花球，像个黑暗中的樟脑丸。
我不由自主地跟着抬起头，大楼中间窄小的一片苍蓝夜幕，像城市脏污丑陋的水泥外衣上一块美丽的补丁，上面缀着星星月亮的图案，一个弯钩，几点碎钻般的亮光，没有什么特别离奇。
我把目光移回来，他却依然望着天空，而且伸出手去，放在鼻子上那个大白棉花球上。
我这才明白，搞了半天，他看着天，是在防止自己流鼻血呢。
我想起那个故事，一个人在街心流鼻血了，于是望着天空，结果满街的人都不知就里地跟着他往上看，不由觉得好笑。
就在这个时候，三楼的胖女人在楼下叫起来，“喂，谁把东西倒在路当中了？啊？”她抬起头，站在这边门楼下，对着上方大声喊着，“哎唷，好像是剩菜嘛……谁这么不讲公德心？唉，小林啊，是不是你倒的？”
我下意识地后退一步，躲进阳台的阴影里。对面阳台上的那个男孩捂着鼻子看了我一眼，然后很快低下头望着楼下，“苏阿姨，不是我倒的。”大概是鼻子的关系，他的声音沉沉的，有点闷。
“那你有没有看见是谁倒的？”胖女人还是不依不饶。
“没看见。”他继续回答。
“唉，大家都自觉一点啊！”那个女人依旧不依不饶地叫着。
这会工夫，我已经拿着中药罐子回到屋里。小阿姨在客厅嘀咕着“真是三八”，一边用力地把一堆颜料笔泡进脸盆，桌上一幅广告画已经呼之欲出。
我把药罐子里剩下的一半药渣倒进垃圾袋里，小阿姨问我干什么，我说“刚刚只倒了一半”，她有些不高兴，“你怎么搞的，这样不吉利的。”
我关上阳台的门，拉起窗帘，又看了对面一眼。二楼那家的窗户已经关上，百叶窗闭着，窗口左下方透出一团橙色的光芒。
我有些感激刚才那个男孩子，如果不是他，我可能会被苏阿姨冷嘲热讽几句，这个城市有些人的自豪感发展成了傲慢，理直气壮地认为全中国都是他们的郊区。
现在，他大概正在那团橙色的灯光下看书或者是做功课，旁边放着一叠书，还有练习本和草稿纸。爸爸死的时候，我正在念高中一年级，后来跟着小阿姨转了两个学校，终于有一天晕倒在教室里，醒过来时已经躺在病房中。医生建议我停学休养，我大哭大闹着不愿意，因为害怕一旦停学就再也回不去。
小阿姨说，“等你病好了再补，反正音乐学院对文化课要求也不是特别高。”
我没有回答，只是接着哭闹，把病床边柜子上东西全扔到地上去。
可是到现在，我好像已经不那么在意了。我觉得自己和周围世界之间草一样慢慢长出一堵透明的玻璃墙，墙那边的人依旧喜怒哀乐，我在墙这边看着，心里要明白，也许有些东西是我注定不可能拥有的。
我拿出陈朗哥哥的信，里面说今年夏天学校要组织来中国交流演出，经过这个城市。他说，“雨霏，到时候来听我弹李斯特。”
他还是为自己表现不好李斯特感到烦恼，却不知道，那是多么幸福的烦恼。
果冻vs。果冻
“那是我弟弟，他叫林国栋，国家的国，栋梁的栋，我们平时都叫他果冻，”那个男孩站在对面窗前朝这边望过来，女孩子继续对他大声叫着，“喂，他们家的狗也叫果冻，”她兴高采烈地指指我们，仿佛这是个天大的笑话，“你知不知道，他们家的狗也叫果冻唉！”
那个男孩飞快地看了我一眼，目光又回到女孩子脸上，看了她一会，“知道了。”他慢慢地说，像是有些不高兴。
就在这个时候，苟延残喘的电灯突然彻底自暴自弃，整间屋子骤然跌进了黑暗。
“怎么搞的？”女孩子回过头问。
“灯泡坏了。”
“换一个吧。”她自然得好像这就是她自己的家。
“没有灯泡。” 小阿姨摊摊肩膀。
她走过去看看灯座，回到阳台门前，又朝着对面大叫起来，“果冻，你从家里拿个节能灯泡过来吧！”
男孩子迟疑一下，问，“什么样的？”
“跟我们家客厅壁灯一样的就可以了。”
他回答一声“噢”，转过身，很快消失在房间那一端。
“我叫林国美，住对面。”那个女孩简单介绍过自己，立刻又开始跟小阿姨甜言蜜语，“这么特别的布料，做窗帘实在太可惜了，你就没考虑过拿它做衣服吗？”
“没有。”
“为什么？”
“没有就是没有。”小阿姨脸上似笑非笑的表情。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愿意卖给我呢？”她像是很不理解。
她们继续磨牙，我穿过客厅，把门打开一半，顺手收起旁边桌子上摊着的报纸。
脚步声慢慢近了，那个叫林国栋的男孩子站在门边，穿着高领羊毛衫，黑色卡其裤子，屈着手指轻轻地敲门，手里拿着三个不同大小的灯泡。他微探着头，抿着嘴唇，黑暗中，看不大清脸上的表情。我听见他轻轻地问，“可以进来吗？”
我说，“请进。”
他说了一句“谢谢”，走进来，打量一下周围，大概是眼睛还没适应黑暗的关系，他问，“灯在哪儿？”
“那边。”他姐姐和小阿姨不约而同指向落地灯。
我搬来一把椅子，他站上去，椅子发出响亮的“咯吱”一声，他往脚下看了看，又抬起头去旋灯泡。我扶着椅子背，突然感到有些难为情– 我们屋子里的家具几乎都是破破烂烂的。
林国栋试到第三个灯泡，屋里一下子又明亮起来。他从椅子上跳下来。他的眼光碰到我的，嘴角牵动一下，转过去看着他姐姐，“灯好了。”
这个时候，果冻又跑出来，精力充沛地扒着他的裤脚，又咬又舔，“呜呜”地叫着。
“果冻！”我叫了一声，抬起头来，林国栋的目光正落在我脸上。我们默默地看了对方一会，忍不住一同微笑了起来。他抬起脚尖，轻轻地搭在果冻的小爪子上，果冻更来劲了，用力地去抓他的运动鞋，想把鞋带解开。
我说，“你怕狗吗？”
他说，“不怕。”虽然并没有看着他，但是我能感到他的眼神明亮而温和。
“远亲不如近邻……”他姐姐还在不屈不挠地跟小阿姨讲价，“八百块，怎么样？现在八百块钱都可以买一台电脑了！”
“五千块，”小阿姨平静地说，“拿钱来，我马上把它拆下来。”
“五千块？”他姐姐的眼睛一下子瞪得像灯泡那么大，转过来看看我，又看看林国栋，“这……你这简直，这简直是在宰人嘛！！！”
“五千块，”小阿姨依然淡淡地回答，“不要就拉倒。”
“什么嘛……”她俏丽的脸七扭八歪起来，“你们这是漫天要价，我弟弟还帮你们换电灯泡呢！”
发光的桔子
“我们又没请你们换，”小阿姨依然淡淡地说，但我听得出，她的语气里带着点生气，“我说过了，五千块，一分不少。”
“你……”那个女孩的脸色板了起来，神态慢慢平静下来，“这么高有点过分了。”
“那就算了。”小阿姨泰然地说。
“我们走吧。”女孩子仔细地看了小阿姨一会儿，又转过头来看看我，嘴角牵动一下，有些赌气地说。
我转头看看林国栋，他的脸色有些尴尬，嘴角也微微牵动了一下。也许是姐弟的缘故，他这个动作和他姐姐非常像，但是看上去他们的个性相差很大。
林国栋和他姐姐一同出门下楼，在楼梯转角的地方，回头看了我一眼。我目送他们消失在楼梯那边，心里不知为什么感到有些难受。
我回到自己房间，过一会，我看见对面二楼客厅里有人影晃动。他们大概到家了。
“小阿姨，你为什么不肯把窗帘布卖给她？”我继续吃寡然无味的西红柿炒鸡蛋和淡出鸟来的拍黄瓜，微波炉里冒着蹄膀的香味。我忍不住吸了吸鼻子。坦率说，直到今天为止，我并没有觉得小阿姨很把那块布当回事。
“我为什么不卖给她？”小阿姨把菜碗端到桌上，坐下来，“我为什么不卖给她？”她自言自语地说了两遍，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她那副样子，好像只要她喜欢的，别人就要给她。我讨厌。”她重重地说。
小阿姨告诉我，那块蓝底白色百合花的窗帘布已经跟随了她快二十年。买它的时候，她正在谈恋爱，买下这块布，是希望将来结婚的时候做一条裙子。后来等她回到北京，那个和她热恋的男人已经移情别恋。那块布压在箱子里跟着她走南闯北。
“后来你结婚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用它做裙子？”我问。
“我不喜欢那个男的。”她回答。
“那你为什么嫁给他？”
“为了有地方住，有饭吃，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她耸起眉毛，伸手拍拍我的脑袋，“哪来那么多为什么？！”
“假如她真的给你五千块，你会卖吗？”我问。
小阿姨笑起来，“你以为她会当冲头吗？”
晚上，我摊开信纸，给陈朗哥哥回信。我在淡蓝色彩条格子的信纸上一笔一划地写，“请保重。”那个对自己严厉到近乎苛刻的人，此刻一定在奥地利的冰天雪里拼命练琴吧。
夜深了，我拿出电子琴，轻轻地弹起那支久违的曲子……………李斯特的“爱之梦”。为这首曲子，我不知挨过陈朗哥哥多少骂，他总是说我找不到感觉。我的琴艺退步多了，但是弹起它，依然给我带来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慰籍。音乐是种慈悲的东西，对越不幸的人，它越慈悲，现在我相信这一点。
现在我知道了，他叫林国栋。小名和我的果冻一样，真是有些奇特。我把腿伸过去，在趴在床脚边打呼噜的果冻身上蹭了蹭，叫它一声，它微微睁开眼皮，细微地“呜”一声，又立刻闭上眼睡了过去，下巴结结实实贴在地上。
“真懒。”我不由笑起来，抬头看看对门，林国栋窗前的台灯依然亮着，圆溜溜的橙红色，像一只会发光的桔子。
阳台上的月光
我站在阳台上，月光水样地洒下来，空气里也是水一般的清凉。我看着那团温暖的橙红色，突然，像是失去了控制，有两个字下意识地从我的唇边蹦了出来。我听见自己轻轻地叫了一声“果冻”，几乎有些不敢相信耳朵。
就在那个时候，对面的窗帘拉开了，林国栋在隔开七八米的地方看着我。窗户没有关，他的手臂半撑在窗边的写字台上，身上穿着浅蓝色的牛仔布衬衫。他家，和周围所有人家一样，窗上装着一层森严的钢条，他站在钢条后面，从这个角度看过去，有种探监的感觉。
我不知道他是否听见了刚才我的声音，他的眼睛显得更加清澈。
过了一会，他说，“喂。”只有一个字。声音像坐了缆车一样从那边传过来，悠悠地有些抖，却很好听。
我也说，“喂。”
他展开一个微笑，嘴角朝上翘起，南方男孩子特有那种淡定而温和的笑。那个笑在他的脸上停留许久，却让我的心里某个角落隐隐地莫名痛起来。有时候，我很害怕别人的善意，它让我感到一种绝望。
终于，我转过身，默默地走回了房间，关上阳台门。转身的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