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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喝杯冰可乐吧。”东华递给我一大杯冰可乐，又把电扇调大了一档。她这个动作一下子让我想起78年准备高考时的情形。
那时，唐山大地震已过去两年，我家祖孙三代还挤在一间临建棚里。白天得去抓革命，促生产，晚上回家后，只能在两平米的小厨房里复习功课。当时也是夏天，小厨房里也是又闷又热，那时连电扇都没有，只有成群的蚊子跟我作伴。我在身上涂满了避蚊油，光着膀子坐在小板凳上看书。有一次又停电了，我站起来找蜡烛，猛然发现背后站着个人，原来是我妈妈，正站在那给我扇扇子，也不知站多久了。我说：“妈，您去睡吧，我撑得住。”那时我姥姥已经卧床不起，没等看到我金榜题名就与世长辞了。
“快喝呀，发什么呆？”东华见我一个劲儿愣神儿，用手推了推我的肩膀。
我一扬脖儿把一大杯冰可乐喝个精光，心里想，我这春天出生的马，命里注定吃苦受累，刚过一山，又见一坡，毕业考试这一关一定一次通过，不然谁都对不起。
考完试，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等通知的那些天，我算尝到了度日如年的滋味，一天往邮箱跑好几趟。东华也为我捏着一把汗，凭我刻苦钻研，应该能通过，可这是美国，用英文考试，打工耗费了我不少精力，通不过的可能也不是没有。这两年，我们没看过一场电影，没下过一次餐馆，没买过一件新衣服，如果通不过，一切努力不都白费了吗。
我们焦心地盼着早一天接到通知，可又怕等来坏消息。古往今来，名人落榜都大有人在，宋代文学家苏东坡两考不中，明朝医学家李时珍三次落榜，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四次失利，我也得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才行啊。
熬过漫长的两周，考试通知终于寄来了。我从东华手里接过粘得严严实实的信封，不知是吉是凶。东华搬过来一把椅子让我坐稳，我把信按在扑通乱跳的胸口上，又想看又不敢看。过了一会儿，我终于鼓起勇气，用颤抖的双手撕开信封，抽出了那只有一页的考试通知。
日盼夜想的通知只有一行字，我却反复默念了十几遍，我通过了，通过了！我站起身，朝东华张开双臂，东华激动地扑到我的怀里，一年多两地分离的牵挂，两年来打工留学的辛苦，还有等待通知的煎熬，都随着泪水流走了。
我终于戴上了硕士帽，和金发碧眼的美国同学一起，站到了毕业典礼的主席台上。布莱尔教授亲手为我颁发了学位证书。他说这是刑侦系历史的一刻，这个为美国警察部门培育执法精英的高等学府，培养出第一个来自中国的刑侦硕士。
打工留学的日子如今已变成遥远的过去，但我不会忘记，无论在农村，在工厂，在部队还是大学，我都不曾被击败，到了美国也不会。法律课对美国学生都困难重重，我是用永远带着中国口音的英文，比同学大出一截的年龄，还有披星载月的打工，靠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决心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气概，在美国著名学府拿下了硕士学位的。然而，我在美国就业的道路上却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
第2章 特邀嘉宾“美国之音”专访中国第一人
常言道，入境随俗，既然选择了留在美国，不适应美国文化怎么能行，华人不能永远把自己封闭在中国城里，得打入美国主流社会，得忍痛改变自己。对我来说，这种改变有如一次粉身碎骨的重新打造。
作为一名美国警察，我从未想过要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但是要来的东西，谁也挡不住。
突然间，我接到“美国之音”的邀请，成为他们电视节目的特邀嘉宾。
我对“美国之音”并不陌生，早在出国之前，为了提高英语听力，就天天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还有马克土温的《汤姆历险记》。如今的“美国之音”，已经有了覆盖全球的广播、电视网络，并与国内主流媒体有合作项目和节目交流。
虽然平时执行警务时也有机会上电视镜头，可那都是不知不觉的，我干我的，他拍他的。面对贼亮的灯光和摄像机接受采访，我还是第一次，觉得有些不自在。
年轻的女主持人笑容可掬地采访了我，她的中英文都说得十分流利。“美国之音”是美国惟一的官方媒体，经常邀请作出一些特殊表现的人接受采访。她说我是八十年代开放国门后，来美留学生中第一个在美国做警察的，特警，尤其是我曾经是中国警察，这样的经历简直是绝无仅有。众所周知，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就连统治美国的白人祖先也是乘五月花号从英国移民到这块曾经属于印第安人的土地上来的。美国的发展壮大与移民的奋斗和贡献密不可分，星条旗上，凝聚了移民的智慧，汗水和鲜血。在美国历史的丰碑之上，当然也少不了华裔的名字。
美国华人中间，不乏有人效仿杨振宁、李政道、张亚勤＊，而像李月英＊那样，在改变华人形象、打入主流社会的崎岖山路上默默攀登的人就为数不多了。从政、从军、从警，许多华人望而生畏，要克服的障碍太多了，就因为我们是黄皮肤。我是李月英的追随者，来美国十几年来，也一直沿着李月英没走完的路而继续攀登。我头顶星条旗，身着蓝警服，嘴嚼着清贫，在设满种族、文化、语言障碍的从警之路上，“历尽苦难痴心不改”。我曾多次应邀为国内警察赴美国考察团讲课，也曾多次回国与司法界进行业务交流。有一次，南方某市警察代表团在听完我的讲课之后，还饶有兴趣地询问了我在美国的经历，他们听后感慨万分，说我在美国警界单枪匹马杀开一条血路，与美国警察相比，为穿上这身象征正义的警服，我必须付出比他们多几倍的努力。
采访在愉快的气氛之中进行，女主持人问了许多关于我的问题，包括我的童年、我的家庭、我的警察职业，当然还有怎么练的这身功夫。她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每天要与不同肤色、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而警察又要统一执法，不同的文化背景是否要因人而异呢？
假如我到美国第一天就当警察，准把一切都搞乱套。语言、背景、法律、思维方式和处事习惯都不一样。从中国警察到美国警察，对我难度最大的就是把自己融入美国文化，把自己从泥土中拔起来，插到黄油上。执行警务时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得跟美国人合拍才行，不能格色。不少在美国的华人，无论与警察打交道还是到法庭打官司，尽管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可头脑之中还保留不少传统观念和处事方法，说话办事都显得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难以获得警察、法官或陪审团的谅解和同情，最后官司输得一败涂地，只好到中文媒体上写文章诉苦，骂美国法律“怪”。常言道，入境随俗，既然选择了留在美国，不适应美国文化怎么能行，华人不能永远把自己封闭在中国城里，得打入美国主流社会，得忍痛改变自己。对我来说，这种改变有如一次粉身碎骨的重新打造。
我每天都要接触各式各样的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待警察的态度也不一样。白人违反交通规则，除了连声道歉，从不请求宽恕，他们认为自己错了，就应该认错受罚。发展中国家来的移民违章，往往先要历数一大堆客观理由，再抱怨谋生如何艰难，要求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他们一马。有的出租车司机还想偷偷塞给我点钱，就像贿赂其本国警察那样。我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可我还得公事公办。有时也会拦住违章的中国人，虽说执法必严，可枪口抬高一寸也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都是炎黄子孙，在美国谋生不易，就下不为例吧。
第2章 特邀嘉宾我的校友——数字英雄张亚勤
我做的最好的工作是和别人一起合作。科学的分工越来越细，分枝越来越多，你再聪明，再有实力，也只能掌握某一个方面，要么是A，要么是B，而在现在的科学领域，用A加B或许更好些。我相信，这样的合作是1＋1大于2的。
张亚勤是我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同学，这位19岁就获得中国科技大学学士学位，23岁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的神童，在美国出版了11本专著，发表了两百多篇学术论文，在视频压缩、交互式电视、多媒体通讯、桌上可视电话等方面取得了五十多项专利。他和同仁们所共同创造的数字世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VCD、DVD、数字电视、网络上影像和声音的传输，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以下摘录自《世界周刊》对张亚勤的报道：
清晨从北京亮马桥附近的一所国际公寓，一个中等身材，西装革履，戴着眼镜，手提公文包的年轻人风度翩翩地走出来。
秋日的朝阳洒在他的脸上，蔚蓝的天空，衬着远处的一地金黄，为这幅生动的画面，平添了几许浪漫的色彩。
此时，“星巴克”咖啡的店员在等待着这个年轻人的出现，照例一大杯的“奶特咖啡”在他走进=店门的时候已经开始制作了。他们之间显然已经有了某种默契，不仅是因为他们各自所服务的公司总部都在西雅图，还有，这也是他们彼此一天工作的开始。接过盛满咖啡的纸杯，这个年轻人径直走向一辆别克轿车，司机已在那里等候。他打开车门，坐在后排的座位上，一只手翻看着刚邮寄过来的《华尔街日报》，另一只手端着咖啡送向自己的嘴边。他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他是“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兼首席科学家张亚勤博士，年方35岁。
1978年，年仅12岁的张亚勤从1200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考入了著名的中国科技大学的首届少年班，这位来自山西太原的少年也成为了当年大陆最年轻的大学生。当多数校园里的同龄人还没来得及习惯食堂饭菜的时候，19岁的张亚勤已经开始准备关于计算机通讯方面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了。
此时，他的举动引起了一万多公里以外，美国著名学者乔治·华盛顿大学匹克霍兹教授的注意。这位在卫星通讯、无线电通讯等研究领域蜚声世界的大学者惊奇地发现，这个不足20岁的中国年轻人，已表现出他特有的科学天分和勤奋踏实的品质。他的反应是直接而热烈的，极力鼓动张亚勤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1986年，20岁的张亚勤远涉重洋来到美国，就读于乔治·华盛顿大学。
1989年，23岁的张亚勤以高水平的论文，获得电子工程博士学位。
这仅是张亚勤学生时代的简单经历，之后的他更是一日千里，活跃在时间的前沿。这位擅长“图像视频信号压缩”的科学家，同样擅长压缩自己的时间：时间总是在他这边，他从没挥霍过。
惜时如金的张亚勤在上班的途中就开始工作了。九点，他会准时出现在坐落于知春路希格玛大厦的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五层办公室。这是一个带套间的方形办公室，透过落地的蓝色玻璃可以看到街上川流不息的车辆和行色匆匆的人群。一张带拐角的长形办公桌把他的办公室分开，桌上摆放着一台液晶显示器，旁边散落着各种文件和一个咖啡杯，在桌角放着一个竹篮，里面装着薯片和饼干。墙边是一组书柜，书柜中间的空格里摆满了他和家人的照片。这是一间普通的院长办公室。一个充满亲情、爱吃零食、掌握时间的人在里边办公。
张亚勤来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是把电脑打开，他要查看当天的电子邮件，在启动的片刻，通常他会再要一杯咖啡。此时，DELL液晶显示屏上的Outlook收件箱里已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子邮件：西雅图的（公司总部的项目计划）、华盛顿的（老师和同学的学术讨论）、普林斯顿的（妻子和女儿的问候）以及本地的各种工作邮件。
查看完邮件，咖啡已经剩了半杯，他会及时续上，然后再查看一下他当天的日程安排，“我的每一个小时都被预定了，我的日程是公开的，每时每刻大家都知道我在干什么”。院长张亚勤管理着九个研究小组，120名研究人员。他要指挥这个团队在四个研究方向上有所成就。“在这里，重要的是观点，不是职位。”科学家张亚勤每天尽量争取两小时一个人自由思考的时间。这种时候，他不希望别人打扰他。“我的工作包括管理决策、和同事们开会讨论、项目研究……”这位院长兼首席科学家知道如何处理管理与研究之间的冲突。
为了表彰这个战功卓越的“数字英雄”，1997年，年仅31岁的张亚勤博士当选为国际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院士（IEEEFellow）。这是在电气和电子学研究领域全世界最高的学术荣誉，他也因此成为IEEE一百年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
张亚勤对荣誉有着清醒的认识：“我做的最好的工作是和别人一起合作。科学的分工越来越细，分枝越来越多，你再聪明，再有实力，也只能掌握某一个方面，要么是A，要么是B，而在现在的科学领域，用A加B或许更好些。我相信，这样的合作是1＋1大于2的。”或许这也是他的智慧无限延伸的原因之一。
喜欢合作的张亚勤也给自己带来了他一生中最佳的合作伙伴比尔·盖茨。盖茨为张亚勤准备了新的助跑器。
第2章 特邀嘉宾华裔女飞行员李月英传奇
对李家来说，这是一段悲痛的历史，李月英为美国在战争期间殉难，却从未有人向他们说声谢谢，也未得到任何应有的尊敬。
李月英是为美国开送战斗机的第一位华裔女性。她的传奇经历，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旧时代的新女性，如何克服种族、性别所为她设置的重重障碍，成为女中豪杰的感人故事。
早在20世纪30年代，当美国华人仍属于次等公民时，李月英却已冲破华人被贬抑的处境和刻板形象，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驾驶战斗机的第一位华裔女飞行员。
1912年出生于美国的李月英，20岁时就开始驾驶飞机。抗战期间，她先后两次前往中国，要求加入空军效命疆场，可惜因她是女性而遭到拒绝。
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对日宣战，随着战事扩大，急需大量飞行员。1943年，美国成立了第一支女飞行员服务队，李月英的空军梦也如愿以偿。然而，那时的美国男尊女卑仍很严重，这些女飞行员属军队编制，执行与男飞行员相同甚至更辛苦的飞行任务，但待遇上却按平民对待，即使在执行军事勤务时殉职，也不能获得军礼待遇和国葬。李月英在执行任务中，曾经两次因机械故障而在农田迫降，她的东方面孔被美国农夫误认为日本已经入侵美国，疯狂地举着农具追杀她。李月英被擒后，才得机会向农夫解释自己的身份，澄清了误会。
1944年9月，由于李月英卓越的表现，她被送至德州的追风战斗机飞行学院接受密集飞行训练，六个月后，她成为第一个华裔战斗机女飞行员，也是当时美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女飞行员之一。女飞行员服务队也开始享受军人待遇。不幸的是，在一次执行任务时，因另一个飞行员的失误而与李月英的座机相撞，巾帼英雄最后化作一缕幽魂。
在李月英殉职的第三天，她在美军坦克部队服役的哥哥也在法国战场上阵亡。李家三天之内痛失两位亲人，悲痛之余，打算为兄妹俩选购一处墓地，为他们举行葬礼。谁知却遭到墓园方面的拒绝，理由是：不许亚洲人埋葬在白人的墓地！子女双双为国捐躯，李家争取的不仅是一方墓地，更是亚裔的民族尊严。最后，李家胜诉，兄妹俩相邻埋葬在墓地的斜坡上，得以俯撖哥伦比亚河潺潺的流水。李母曾这样形容女儿：你无俱风吹，也无俱水涛。这是李月英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世界周刊》曾这样描述李月英：1912年，李月英出生于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Portland）一个小康之家，父亲经商，母亲是传统的家庭主妇，照顾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美国社会对华人移民的歧视很深，华人的地位低下，连选择的工作都受到限制；然而李月英的人生却相当活跃，对于想做的事，绝对勇往直前。她从青少年时期起，就相当热中运动，游泳、排球、驾车都难不倒她。
李月英1929年高中毕业后，在波特兰市中心的一家百货公司找到电梯操作员的工作，这是当时华人女性被许可从事的少数工作之一。胸怀壮志的李月英，并没有在这份工作待太久，因为有更重要的人生任务在等着她。
1932年可以说是李月英人生的转折点，有机会第一次搭乘飞机，从那时起，她便爱上飞行。
她在20岁那年加入在波特兰市的一所华人飞行俱乐部，接受飞行课程，当时他的老师是美国著名的飞行员AlGreenwood。观念传统的父母亲坚决反对李月英飞行，但是李月英心中一股“定要飞上青天”的坚持，让她实现了梦想。
谈到李月英对飞行的热爱时，她的妹妹FrancesTong说：“那是一个想法，要去做一件自己梦想的事，李月英热爱冒险，且做了件传统华人女性不可能会去做的事。”
一段时间的飞行课程后，李月英成为第一位拥有飞行执照的华人女性。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女飞行员的比率只有1％，更何况是华人女性。她不但打破对华人女性的刻板印象，同时展现的是，华裔女性在男性支配的社会中，也有与男性竞争的能力。
同胞们赞赏李月英的风趣与活泼，有幽默感，也很淘气，恶作剧的功夫一流。例如她用口红在自己与同事的飞机机尾写上中国字，一次她开一名身材肥胖的女飞行员玩笑，在对方机尾写上“肥臀”的绰号，让大家印象深刻。
李月英还有一个特色，不管在任何大城市或小乡镇，她总能找到中国餐馆吃上一顿丰盛的中国菜。而且她能烧一手好菜，也经常下厨，好像是“大黄蜂”轰炸机的飞行员SylviaDahmesClayton说：“Hazel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了解不同的文化，增广我的视野，也扩大了我的生活领域。”
今年49岁的Rosenbe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