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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彭家睦是糊涂的，他随波逐流，既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声援“12。1”烈士的游行，又参加国民党组织的“2。22”反苏大游行。
当时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系的一个学生，编了一个顺口溜：
一二。一，
二。二二，
为的啥？
为的啥？
彭家睦听了直摇头，他实在说不清楚“为的啥？”
◆和夏叔芳相爱
连彭家睦自己也未曾想到，在四年级的时候，竟会爱上了那位“书迷”夏叔芳。
夏叔芳呢，她同样没想到竟会爱上彭家睦。
在大学里，夏叔芳成天“啃”书，和男同学连话都不说一句。
彭家睦呢，除了埋头科学之外，就是远足、游泳。他喜欢独来独往，不仅跟女同学很少接触，就是跟男同学也来往不多。
一件很偶然的事情，促使“书迷”跟彭家睦在科学王国里结识，播下了爱情的种子：
那是在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下午做化学实验，彭家睦很快就做好了，离开了实验室。
与彭家睦的实验桌子紧挨着的，是夏叔芳。这一次，她的实验不大顺利，一直没有做好。她是一个非干到水落石出不罢休的人，在吃完晚饭之后，一个人继续在实验室里埋头做实验。
渐渐地，夏叔芳感到有点害怕起来——偌大的一个实验室里，只剩下她一个女同学，怎么不害怕呢？
正在这时，彭家睦从门口走过，看到她还在做实验，便进来了。他坐在实验室的一角，一言不发，一门心思看他的书。
【文】有了彭家睦坐一旁，夏叔芳的胆子壮了。
【人】彭家睦等她把实验做完，便合上书本，一声不响地走了。整整一个晚上，他俩一句话都没讲。
【书】这件事，使夏叔芳第一次感到：彭家睦却有着一副乐于助人的热心肠呢！
【屋】夏叔芳的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她在学习上比较轻松。
她从小喜欢读古诗词，所以一有空余时间，就到中文系旁听诗词课。她感到非常惊讶，“怪人”彭家睦竟然早就选修此课，坐在那里专心听老师解释平声、仄声和诗词格律。
后来，夏叔芳对美学课也发生了兴趣。她一走进课堂，咦，彭家睦竟然也早就坐在那里！
夏叔芳在微积分、物理化学这些选修课的课堂里，同样看到了彭家睦！
直到这时，夏叔芳才明白：彭家睦并不是一个整天爱用弹弓打鸟、爱爬到树上睡觉的“大孩子”，而是一个兴趣广泛、刻苦好学、富于进取心的青年，使她暗暗佩服。
在四年级的时候，中央大学从重庆迁回南京丁家桥，又一件不谋而合的巧事发生了。
一天，在学校的布告栏里，贴出一张布告：
“新近自英国回国的中央大学南京医学院教授王应睐，开设维生素和酶学课程，欢迎选修。”
中央大学农学院农化系总共只有三个学生选了这门崭新的课程，其中一个是彭家睦，一个是夏叔芳，还有一个与他们同班的女同学。就这样，他们每天跑到医学院去听课了。
渐渐地，他们三个同学对王应睐教授的课程深感兴趣，便要求王应睐教授指导他们写毕业论文。王应睐教授答应作他们的导师，带领他们做实验，写作毕业论文《黄豆发芽期间Phyticacid含量phytase活动力之改变》。
直到这时，夏叔芳经常跟彭家睦在一起，有着共同的科学爱好，有着共同的志向，这才渐渐熟悉起来。
直到这时，夏叔芳才发现，原来彭家睦并不“孤僻”，倒是十分风趣、幽默的呢。
有一次，在聊天之中，彭家睦翻“老账”，数落起夏叔芳来。
彭家睦的记性不错，他用“长辈”回忆往事似的口气说道：“你还记得吗？在刚进大学的时候，做化学实验，两个人一组，老师把你跟一位山东大汉编在一个组。你一见到那位山东大汉，吓得连头都不敢抬。嘿，你到老师那儿吵，一定要跟女同学编成一个组，不8跟男同学一个组。可是，别的女同学都已编了组，弄得老师没办法，只好让你一个人一个组！哼，你满脑袋的封建思想，一个十足的书呆子！”
夏叔芳听了，不好意思地哈哈大笑起来。这件事，她早就忘了，想不到彭家睦居然记得那么清楚。
接着，彭家睦又奚落起她来：“还有，你那时候只喜欢化学课，不爱上农业课。有一次，上农业课的时候，趁老师转过身子在黑板上写字，你就像个猴子一样，从我的桌子上踩过去，从窗口逃走。哼，一个逃学生！到了农业课考试时，你没办法了，找我借笔记本，死命地背，像条书虫！”
夏叔芳咯咯笑了，她也不示弱：“如果说我是书虫，那你也是虫！”
彭家睦有点惊讶，他似乎从来没听说过别人喊他是“书虫”。
夏叔芳数落起他来：“你不是‘书虫’，你是‘刺毛虫’，专门刺别人！”
这下子，两个人都笑得前仰后合的。
彭家睦补充说道：“如果说我们都是虫的话，我们不是别的虫，是糊涂虫！我们参加了‘12。1’，又参加了‘2。22’，却说不出‘为的啥’！”
◆“糊涂虫”慢慢清醒
“糊涂虫”开始清醒过来，那是因为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像一盆冷水似的，泼醒了彭家睦。
1947年5月20日，南京发生了着名的“5。20血案”……
事情是从5月4日开始的，上海各学校的学生举行反内战游行，八千多个示威者包围了国民党的警察局。这一爱国热潮，迅速波及南京、北平、沈阳、杭州、青岛、开封等城市。5月20日，南京的学生们高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大旗，上街游行了。
这天，中央大学的许多同学都参加了游行。
彭家睦忙于他的毕业论文，以为“黄豆芽”比游行更加重要，成天泡在实验室里。夏叔芳也没去。与他们同做毕业论文实验的另一位女同学却去参加游行了。
过了约莫两三个小时，那位女同学气喘吁吁地跑回实验室。她的头发、衣服都湿了，激动地告诉彭家睦和夏叔芳：
游行队伍遇上了国民党的警察，他们用消防水龙头浇学生，用木棍打学生！正在这时，彭家睦的一个同班同学跑回来了。他的手里拿着一副破眼镜，连镜片都碎了。他说，这是被警察打碎的，好多同学现在正挨警察打，鲜血洒在大街上。
“我去！”彭家睦在实验室里实在呆不下去了。夏叔芳拉他别去，彭家睦气呼呼地说道：“本来我不想去的。警察打同学，太不像话！这下子，我倒一定要去！”
彭家睦撒腿便朝大街跑去。这时，游行队伍被警察冲散了，街上满是水迹和血迹，几十名学生被捕。同学们硬是把血气方刚的彭家睦拉回来了，劝告他别与警察硬拼，否则会吃亏的。
“5。20”血案之后，彭家睦在实验室里常常一边做实验，一边骂起国民党和警察来了。他觉得，警察打手无寸铁的学生，太不讲理，他要打抱不平。
跟彭家睦、夏叔芳同做论文实验的那位女同学，是一位出身豪门的小姐，令人意想不到，她竟是一位地下党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彭家睦才知道她的政治身份）。她知道彭家睦是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但是并不认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她旁敲侧击，点明真相，使这位“打抱不平”的青年渐渐觉醒过来。
不久，夏叔芳发现一件惊人的事：彭家睦正在很神秘地看一本书。见她来了，赶紧收了起来。夏叔芳夺来一看，竟是艾思奇着的《大众哲学》。
夏叔芳感到很奇怪，他怎么会看起这样的禁书？他从哪儿弄来的？
彭家睦在夏叔芳面前，说了实话。
原来，那是中央大学从重庆搬回南京的时候，彭家睦的哥哥托他带一只小箱子回去。哥哥告诉他，箱子里不是平常的东西，在船上要防备有人检查……
经哥哥这么一说，他倒疑心起来，打开箱子一看，里面有二十多本书，其中有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着作，还有艾思奇的书。当时，这些书全属于“禁书”。
哥哥告诉他，这是一个老同学从“那边”捎来的。尽管彭家睦并不懂得这些“禁书”中所讲的“主义”，可是，他觉得把这些“禁书”交给他带回去，是对他的一种信任。彭家睦马上拍了拍胸脯说道：“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把它带回去。如果在船上有人要检查，我就拎着箱子往江里跳。我一钻进水里，他们就休想抓住我！”
彭家睦真的做了跳水的准备，把那些“禁书”用油纸包好放在箱中，以免跳入江中时不至于被水浸湿。
幸亏一路太平，彭家睦顺利地带着那只神秘的小箱子来到南京。
在南京，彭家睦忙着做的“黄豆芽”实验，没有闲工夫去读那些“禁书”，况且他对政治问题没有多大兴趣，所以无心旁顾。
然而，自从“5。20血案”之后，彭家睦开始想弄清楚共产党究竟是怎么回事，“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于是忙里偷闲，悄悄地看起小箱子里的“禁书”来。谁知这些“禁书”有一股无形的魅力，使他越看越爱看，读了第一本便想读第二本。这些“禁书”像一把打开思想之锁的钥匙，使彭家睦脑袋瓜开了窍……彭家睦的心中，暗暗向往“山那边呀好地方”。
◆面临毕业
王应睐教授一位严师。他对自己的三位学生颇为满意，然而，从未在学生面前夸过半句。他对三位学生的印象是这样的：彭家睦功课中等水平，可是头脑灵活，手也很巧，做起实验来比两位女同学要能干得多；夏叔芳论读书是班上第一名，可是做起实验不怎么样；另一位女同学在三个人之中天资最聪明，学习成绩也不错，只是似乎不太专心，经常忙于别的杂事。
王应睐教授是国内知名的生物化学专家。他手把手，把科学研究的一套方法教给了三位学生：先是确定论文题目，然后查阅有关文献，写出了《文献综述》，再确定自己的实验步骤，着手实验，最后总结，写出论文……
当时只有一间大实验室，许多人在里面做实验。他们三个人挤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每天埋头从“黄豆芽”中提取植酸酶。实验任务是很重的，他们常常从早干到晚。不过，每到晚上，另一位女同学就不来了，只剩下彭家睦和夏叔芳在那里忙碌着。他们曾问过这位女同学，为什么晚上不来做实验？她有点不大好意思地答道：
“我晚上要去做家庭教师。”
彭家睦和夏叔芳感到奇怪，这位女同学家庭是个巨富，为什么还要去当“家庭教师”？他们想，也许她晚上有“幽会”，不便明说罢了。
直到几年后，他们才明白，这位女同学每天晚上忙于地下党的活动，所以不能来做实验。
旧中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毕业即失业了”，1947年夏天，当彭家睦和夏叔芳即将毕业于中央大学农化系的时候，他们一边做毕业论文，一边开始为未来担忧，四处托人寻找毕业后的出路。
彭家睦请熟人帮忙，好不容易获知北京大学农学院土壤系需要一名助教。彭家睦把自己的学历寄去之后，对方答应了，可以发给他为期一年的聘书。
这时，夏叔芳没有找到工作，终日惶惶。有一天，王应睐教授忽然告诉她一个好消息：他要到青岛的山东大学医学院开设生物化学课，需要两名助教。自然，彭家睦和她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
夏叔芳兴高采烈地跑去找彭家睦。彭家睦一听，又高兴又懊悔：高兴的是，这样一来，他可以跟夏叔芳一起，继续得到王应睐教授的教益；懊悔的是，他已经与北京大学农学院订了约。
夏叔芳劝他把情况向北京大学农学院说明一下，解除聘约。谁知彭家睦把头得像货郎鼓似的。叹了口气：“人，总得讲信用吧！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已经答应了人家，不便再改口。”
夏叔芳知道彭家睦一向很讲究信用，也就不再勉强。在暑假之后，夏叔芳和彭家睦一起来到上海。夏叔芳从上海坐船到青岛，而彭家睦则出发去北京。他们俩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两封来信
1947年8月底，彭家睦来到北京。他在北京大学农学院土壤系，担任了土壤调查及土壤物理学助教。在那里，他工作了一年，独自编写了《土壤物理实验讲义》，带领学生们进行实验。
另外，他还进行了关于中国土壤的化学分析与机械分析方面的研究。夏叔芳则在山东医学院当了一年助教。他们之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来往。
1948年暑假，夏叔芳回到南京。这时，她家里托人在南京给她找到了工作，于是，她便转到南京中央大学物理学院生物系担任助教。
彭家睦在这年暑假从北京回到广东探亲。经过上海时，正好王应睐教授已调到上海的“中央研究院”科学研究所筹备处工作，便去看望王老师。王应睐缺少助手，劝彭家睦到上海工作。这时，彭家睦的一位同学因失业而万分痛苦。彭家睦便把北大农学院土壤系的工作让给了他。自己应王应睐之邀，到上海的中央研究医学研究所筹备处工作，当时的职务是“技佐”。由于那篇关于“黄豆芽”的毕业论文还没有做完，彭家睦在王应睐的指导下，继续进行这项科学研究工作。
不久，彭家睦收到了两封来信。
一封信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是彭浙写来的。当时，彭浙在美国学习，知道芝加哥大学招考生物化学研究生，想让彭家睦到那里去深造。信中说，美国对于中央大学的毕业生是优待的，只要有一个知名教授介绍，就很容易考取。彭浙建议彭家睦请王应睐教授写封介绍信，手续很快便可办妥。
另一封信来自于南京，是夏叔芳写来的。夏叔芳用暗语告诉他，这里有人要北上，到“山那边”的“好地方”去。她征得他们的同意，可以一起北上。夏叔芳在信中问彭家睦，是否愿意北上？如果愿意，就结伴同行。
这两封信，犹如两颗石子投入彭家睦的脑海，激起了波澜。他犹豫，旁徨。
到美国留学去，这是他曾经向往过的，并对二哥谈起过。正因为这样，彭浙尽力在美国为他办好了手续。
到“山那边”的“好地方”去，这也是他向往的，并且对夏叔芳说起过。正因为这样，夏叔芳一有线索可以到那里去，立即写信告知。彭家睦从地下党员那里知道，“山那边”的天是“明朗的天”，那里的人民“好喜欢”。
彭家睦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他什么地方都没去，依旧在上海。
为什么呢？
原来，他先是决定到“山那边”去。写信给二哥彭浙，告知不准备去美国了，因为目前祖国更需要他。
在回绝了去美国之后，彭家睦准备好行装，打算北上。正在这时，夏叔芳来信，由于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原先说好要同行北上的那个人，匆匆带领全家走了，来不及跟夏叔芳、彭家睦同行。
线，断了。彭家睦失去了北上的机会，只好仍滞留在上海。
这时“山那边”的捷报如同雪花飘来：
1948年10月14日，锦州解放。
11月2日，沈阳解放。
1949年1月31日，古都北平和平解放。
4月23日，百万雄师过大江，一举攻克南京。
为了保护“中央研究院”里的仪器、设备，迎接解放，彭家睦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参加了保护工作。
5月27日，红旗终于飘扬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的上空。彭家睦欣喜地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前来接收“中央研究院”。
这年，彭家睦24岁。在他的成长史上，揭开了崭新的篇章。
第四章 进步
◆入团
变了，彭家睦变了，彭家睦明显地变了！
本来，彭家睦孤不合群，沉默寡言。如今变成热心于社会工作，热情奔放了。
本来彭家睦对政治漠不关心，埋头科学。如今变成了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了，全国都变成“山那边”的“好地方”，彭家睦怎么会不热情沸扬！新中国成立后给彭家睦上政治课的第一位“教授”，便是上海市市长陈毅。
新中国成立不久，上海的原“中央研究院”便改组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彭家睦在生理生化研究所担任助理员，继续研究黄豆芽中的植酸酶问题。一天，彭家睦接到通知，说是上海分院要开大会，请首长作报告。
上海分院全体人员都到齐了，总共才二百多人。
正在这时，一个穿着灰布军装的中年人来到会场。他身体壮实，前额宽阔，落落大方，边走边跟熟人点头打招呼，身边只跟着一个警卫1。彭家睦一问，才知道这位中年人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市长。
陈毅走上讲台，手中没有稿子，却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按照那时候的习惯，作报告的人总是站着讲，听报告的人倒是坐着听。陈毅一讲，总是三四个小时，站在那里毫无倦意。有时讲到一半，警卫1附在耳边请示什么急事，他处理了又继续演说。
彭家睦从未想到，这位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的讲话竟是那么风趣，那么幽默：
“共产党跟国民党打仗，哪个赢？当然共产党赢！你不相信的话，只要找一个共产党的县长跟一个国民党的县长考一考，共产党的县长肯定比国民党的县长考得好！这是因为共产党的县长是干实事的，大多是从普通士兵慢慢提拔上来，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国民党的县长官僚，是上边靠裙带关系派下来的，是绣花枕头稻草芯，办不了什么事儿，只会抽鸦片。”陈毅谈笑风生地说。
谈到招研究生的问题，陈毅说：“我们的炮兵打得准，三角、几何都不错，哪位数学教授有兴趣，可以招他们当研究生嘛……”
尽管上海分院的人并不多，陈毅市长的工作又那么繁忙，但差不多每个月都要去一次，给大家讲形势，讲党的知识份子政策。
那时，上海分院的党员很少，整个分院只有一个党支部。在生理化学研究所，116只有两个半党员——两个正式党员，一个预备党员。他们看到彭家睦的思想在转变之中，就经常关心他，帮助他。
1950年2月6日，上海的上空突然出现了蒋介石派遣的飞机。这些飞机扔下了燃烧弹和炸弹，许多住宅化为焦土，弄得上海市民人心惶惶，这便是轰动上海的“2。6”轰炸。
为了对付敌机的袭击，各单位都组织消防队。彭家睦自告奋勇，参加了消防队，被选为队长。
彭家睦是一个说干就干的人。他带领队员练习爬梯、高楼救人等消防技术，总是身先士卒，抢在头里。在一次消防表演时，他顺着绳子，刷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