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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事调整后的税警总团，第一支队仍由黄杰直管，但孙立人已实际掌控了整个总队。
六个团，大多数已被打得变成了营，只能缩编取消番号，不过人不在多，有将则灵，由善战之人统领，队伍马上就活了。
看到自己的美式军团重新回归，宋老板的热情也重新高涨起来。
缺工事材料吗，财政部给运去，什么钢板、三角铁、沙袋麻袋，大卡车一辆一辆装着送过来，有了这些玩意儿，日本人的飞机大炮一时都无计可施。
白天没法吃饭，财政部运，日机二十四小时在天空盘旋着，就等下面升起炊烟好扔炸弹，没想到税警总团如今不烧饭了，啃的都是洋面包，你奈我何。
宋子文像以往一样，对自己的子弟兵关照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他甚至想到了，苏州河岸边会不会有蚊子啊（其实已是秋季），兄弟们平时会不会因为不卫生而闹肚子啊（参照财政部标准），得了，快把蚊香和消毒药片给一并捎过去吧。
对于指挥作战的将领，简直不知道怎么心疼好了，抬头一瞧，柜子上不有白兰地吗，全给拿去，秋季多雨，喝点洋酒可以预防风寒。
不仅孙立人，连他手下的一众参谋，每天一瓶，雷打不动。
领导这么把你当人看，再不好好干就太不够意思了。
“东方隆美尔”要大展拳脚了。
在苏州河北岸，日军托着腮帮子在想，怎么渡过去呢？
河面上原来有桥，但中国军队一过去，马上就轰隆隆地全给炸了。
再看看对岸的工事，修得很见水平，连材料都是由钢板和三角铁这样的铁家伙组成的，特别是从缝隙里伸出来的枪口，一看就知道是捷克造，火力不差，如果直挺挺地在水面上架浮桥，就等于给守军当靶子用了。
日军前敌指挥官颇有头脑，经过琢磨，他发现了一个规律。
苏州河会受到潮涨潮落的影响，天黑时涨潮，河水向西倒流，到天亮时落潮，又会按照正常顺序“一弯河水向东流”。
这样的话，就不用傻乎乎地直接从北岸向南岸搭桥了，只需先利用晚上在北岸搭一个与河宽相等的浮桥，等到天亮，利用水的流向和浮力，浮桥就会自动漂向南岸，如此岂不就成了。
如果在搭桥时，能再施放大量烟幕弹，简直是天衣无缝。
打仗有时候是要凭脑子的，很多日军官兵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在这方面就跟我们拉开差距了。不过，这说的只是整体，缩小到苏州河之战，小鬼子的脑子就不好使了。
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个更有文化和头脑的。
在孙立人的指挥下，税警总团用厚钢板在岸边搭了很多临时隐蔽所，日军的炮弹打不着，但他们可以躲在里面守株待兔。
10月28日，日军自认等来了机会。
那天早上起大雾，面对面都看不清人，别说隔着一条河了，快过。
可是偷渡者并不知道岸边早就藏着许多猎手，后者看到浮桥便猛投手榴弹，浮桥当即被炸断。
由于人多，还是有一批鬼子兵上了岸，并一头扎进了附近纱厂的储煤窖。这个储煤窖在一个三米高的陡坡下面，枪炮都够不着，手榴弹也没用。
#文#不过孙立人首先关心的不是储煤窖里的鬼子，而是还漂在水面上三三两两的橡皮舟。
#人#以钢板做成护墙，继续投手榴弹，直至把残余的橡皮舟全部炸沉为止。
#书#一顿“榴弹雨”下去，别说橡皮舟，连一块橡皮都看不到了。
#屋#北岸的日军急得跳脚，南岸的日军也近乎抓狂，可是他们谁也没有办法，想开枪都找不着目标。
好了，后路没了，你们就在储煤窖里等死吧。
附近不是有纱厂吗，孙立人让人到纱厂去搬棉花。
众人都不知道要派什么用场，但长官这么要求，必有用意，那就去搬吧。
十几捆棉花包被搬到陡坡之上，浇上煤油，然后轰的一声点着了，往陡坡下面推。
燃烧着的棉花包封住了储煤窖口，有的直接滚了进去，里面的日军开始大概还感觉不错，挺热乎嘛，但是很快就像蜂窝里的野蜂一样炸了起来——烤白薯可不就是这么来的！
连续几天，日军再也不敢过苏州河了。
11月3日，上海派遣军主力齐集北岸，正好又是一个大雾天，他们才利用橡皮舟浮桥再次实施强渡。
第17章 我爱你，中国（2）
与上一次相比，这次用兵多，规模大，相当数量的日军得以登岸。孙立人不得不组织敢死队，与之进行逐屋逐室争夺，终于把大部分阵地都给夺了回来。
战斗结束后，税警总团因损失较大，奉命换防休整，但孙立人忽然改变了主意。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叫小红楼的据点，也钻进去了20多个鬼子，由于是两层楼房，易守难攻，税警总团还没来得及拿下来，换防命令就到了。
孙立人既有名将潜质，性格上也十分好强，与他的上司黄杰那样阿弥陀佛的人更是判若两端。他觉得还是应该先把小红楼里的鬼子解决了再说，免得给人留下话柄，说是我孙立人自己搞不定，想将这烫手的山芋扔给他人。
作为一个靠脑子打仗的人，一般情况下，孙立人从不主张靠牺牲士兵的生命去一味蛮干，他决定采用地雷爆破。
地雷第二天凌晨运到，孙立人喜不自胜，由于天色尚黑，他便从指挥所里走出来，打着手电筒亲自查看。
不料这时正逢日军炮击，由于他的指挥所离河岸很近，一颗炮弹当空爆炸，孙立人被炸伤十几处，光嵌入体内的弹片就有八九块之多。
浑身是血的孙立人躺在地上，差点让人以为他没气了。
全面抗战才刚刚开始，“东方隆美尔”还没怎么亮相就完蛋了，那后面这部书怎么说？所以我们在炮弹爆炸的一瞬间，特地给孙立人戴了顶钢盔，又让他蹲着身子，这样其他地方尽管惨不忍睹，但脑袋没事，吃饭的家伙还在，大家不用过分担心。
宋子文听到消息后，赶紧派来救护车，但是孙立人只接受伤口包扎，却拒绝上车。
那谁，你代替我进行指挥，务必用地雷把小红楼给炸掉。
听到整座小楼都被炸塌，孙立人这才坐上救护车。
上海完全沦陷之后，日军在苏州河岸立了一块石碑，碑文曰：遭遇华军最激烈的抵抗于此。
受了重伤的孙立人与战场只能暂时说拜拜了，对于他来说，淞沪战场给他的空间还是太小，连小试身手都算不上。不过当时他或许不会想到，若干年后，自己将在异国战场上腾空而起，取得令孙元良这些人都为之咋舌的辉煌战绩。
在苏州河相持不下的同时，日本政府一面拒绝出席“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一面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为中介人，试图与中国进行“秘密和谈”。
中日的各自要价相去甚远，蒋介石看了心里自然很是不爽。何况朝也盼暮也想的国际会议已经召开，胜负未分，如果这时候就答应了你那些过分要求，我怎么向国民交代？
在召见陶德曼时，他让德国人转告近卫内阁，要谈可以，但必须到会议上大家三堂六面地公开谈，这样偷偷摸摸地肯定不行，而如果日本始终不愿恢复战前状态，那也是没得谈的，要打，我们奉陪。
一方要“秘密和谈”，一方要“公开谈判”，说不拢，作为中介人的陶德曼只得怏怏而退。
当天，日本派出的第四批援军——第10军悄悄抵达金山卫附近海面。
第10军由从北方抽调的熊本第6师团等三师一旅团组成。组织第10军进攻上海，说明日本已准备在上海投下最大的赌注。
这一天是11月5日。
拂晓，海上正好起了大雾，视线不清，监视哨无法观察日本军舰的运动情况。
早已虎视眈眈的第10军突然组织滩头强攻。
在金山卫防守的仅一个炮兵连和一个步兵营。炮兵发现敌情后，立即进行炮火阻击，无奈第10军登陆的远不止一个点，轰了这里，就打不了那里，陷于顾此失彼的境地。
等日军接近时，炮兵连甚至不惜动用出膛即炸的零线子母弹拦击，可是潮水般涌来的鬼子兵，岂是几门炮就能挡得住的，金山卫阵地遂告失陷。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大叫起来，日本人最擅长迂回抄击，难道就不会防着一手，多置些人马，五年前“一·二八”会战的亏还没吃够吗？
说得没错，中方将领也并非不知兵。本来在阵地两侧，从浏河至南京，从浦东至杭州湾，都摆满了警戒兵团，以防备日军迂回，但是很快这个格局就被逐渐打破了。
原因其实还是出在力不能支上面。
在淞沪战场如火如荼之时，中央阵地常常入不敷出，后面又无兵可调，救急如救火，只好临时从两侧抽调兵力。
此举意味着什么，从蒋介石到陈诚都很清楚，那就是巨大的风险，但是你不从那里抽人救急又怎么办，不管北战场还是南战场，若无援兵不断接力，防线也许立马就垮了，两侧就算全是人，还不一样会输得很惨。
一开始还想得挺好，抽出来多少人，等后方来了部队后，马上再补进去，这样就没事了。可没想到的是，凡是从后方来的，管他多少人，有没有战斗力，前线都能一个不剩地照单全收，否则阵地就会丢失或出现空隙。
你要说这是在饮鸩止渴也没什么不对，可倘不如此，淞沪会战早就可以宣告败局收场了。
同时，中方对金山卫的防守也确实松懈了一点。战前，中国统帅部曾多次组织对金山卫一带的地形进行考察，但都认为这个地方水浅涂深，船只靠岸很困难，绝对不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
等到上海派遣军从川沙口、吴淞登陆，并将守军逼至苏州河南岸后，大家又本能地认为，日军由北向南打得顺风顺水，就算要再次登陆，也一定会选择长江南岸。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看上去最难攻的地方往往却是最薄弱之处，第10军登陆金山卫，为中国守军败走上海一锤定音。
这再一次证明，日军在进攻战尤其是迂回包抄方面确有其独到之处。
今天，当我们遍查所有的回忆录和资料，虽然时见怪你怪他之辞，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谁都没能准确地预见到对手会登陆金山卫，甚至连德国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都出现了判断上的错误，他认为日军企图在江浙各处再次登陆，只是佯动性质，其目的在转移视线，分散中方在上海的作战兵力。
这个世界，总有那么多意外。
惊悉日军登陆金山卫后，陈诚连抽两个师前去堵截，然而都挡不住第10军的凌厉冲击。
这时蒋介石打电话给陈诚，问他：怎么办？
陈诚那么一个从不肯服输的人，也看到了大势已去，只得回答：为今之计，只有赶快撤出上海，退守国防线。
陈诚所说的国防线，重点是指吴福线（苏州到常熟福山），当时号称“东方马其诺防线”。
蒋介石整整思考了半个小时，同意了陈诚的意见。可是考虑到“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才刚刚开了没两天，如果此时就退出上海，中国可能会在会议上颜面扫地且无功而返，于是让陈诚再坚持三天，三天后再撤到国防线上去。
显然，这又是一个以外交牺牲军事的例子。三天，黄花菜都凉了。
11月9日，陈诚下令全军总撤退，向吴福线转移，可是已经太迟了。
趁你病，要你命，这是一切坏人的必然思路。
第10军指挥官柳川平助见江南道路狭窄，全军掩杀尚有困难，便以熊本师团为先锋，一头朝京沪铁路上的昆山直插过去，从而切断了上海守军与后方的联系，撤退部队因此一下子陷入混乱之中。
由于无法完全堵住各条道路，柳川又遣出多支小规模挺进队，轻装前进，绕前袭击，更是加剧了这种混乱。
有如四年前长城抗战后期的“滦东大溃退”，本来有秩序的撤退也开始演变成无秩序的“溃退”，只是规模更大，场面更惨。
溃退，几乎已成为中国正规军队的一种难改痼疾。白崇禧曾经拿他在北伐时期的经历作比，说那时候的南方部队就是如此，典型特点是宜攻不宜守，攻则气盛，大家哇呀呀叫，不顾性命地往上冲，可是守则气馁，都挤在一条道上争相跑路，每个人都不管他人，只求自己能早一点逃出被围歼的厄运。
不可否认的是，淞沪一战，前期确实过于惨烈，尤其是退到苏州河南岸的，大部分都被打残了，可以说已达到消耗的极限，再相互一裹卷，皆失再战之心。
在溃退中，各级指挥官都相继失去了对自己部队的有效掌握，将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将，纷乱的模样令人瞠目结舌，甚至连一干大将们都出了糗。
胡宗南在苏州河畔的司令部，首先遭到日军的偷渡袭击，司令部参谋人员及警卫连死伤殆尽，才保得胡宗南一人只身逃走。
另一位倒霉的是薛岳。他那时正发高烧，乘着小汽车往吴福线撤，路上却遭到日军挺进队的机枪扫射，司机和卫士当即中弹身亡。
薛岳是给先总理当过卫队长的大内高手，即使是生病当中，也保持着一种职业性的敏感。见情况不妙，他一脚踢开车门，然后纵身跃入路旁的水田，又仗着水性不错，连游五道河沟脱险。如果这位那时就战死上海，以后长沙会战的绝活我们也就别想看到了。
在整个淞沪会战中，牺牲将官职务最高的是东北军第67军军长吴克仁中将，而吴克仁就是在大溃退中遇难的。
淞沪战场是各支军队争取荣誉之地。吴克仁在上战场前就对部属说，不管别人怎样，我们东北军绝不能再被人家戳着后背脊梁骨，骂我们只会叫嚷抗日，实际打起仗来却是草包一个。
可是吴克仁也没有想到仗真会打到如此惨烈。看着旅团长在眼前一个个倒下，他虽然嘴里说“马革裹尸，乃军人最光荣的归宿”，然而却一边说一边流泪，内心伤痛至极。
更想不到的是出现大溃退。
从一线撤下来时，身边仅剩了几个随从。吴克仁不由得摇头苦笑：想当年曹操败走华容道，曾是何等狼狈，不意吾辈竟还多有不如。
江南沟壑纵横，北方人又有很多不会游泳，在遇到一条深水河流时无计可施，侥幸的是随从在附近找到了一块门板，这无疑是一块救命的木板。
正要倚板而渡的时候，一个当地政府的文官也凄凄惶惶地跑到了岸边，比之于军人，他更为无助。
吴克仁在问明他的身份后，不由得长叹一声：我们军人打了败仗，已有愧于大家，若再只顾自己逃命，那就更是惭愧万分了。
这块木板，你先拿去用吧。
文官怀着感激的心情渡过了河，却再也没有看到将军现身。
有人说，吴克仁是在过河时被日军机枪扫射而死的，还有的说他是在中弹后伤势过重淹死的。
包括吴克仁在内，东北军在淞沪战场上共阵亡将级军官五人，重伤三人，团长伤亡超过一半，到最后突出来时五万编制的一个军，只能勉强缩编成一个师。
11月12日，上海完全失守。
第18章 蜀中三将（1）
在第10军登陆金山卫后，日本统帅部决定成立华中方面军，由松井石根兼任司令官，以统一指挥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
按照其原有计划，是“在上海打，在南京谈”，但无论松井石根还是柳川平助，作战区域都已大大超出上海及其近郊范围。
柳川平助，毕业于陆大24期“军刀组”，与土肥原、香月清司、谷寿夫是陆大同一期。
他最擅长的其实不是步兵，而是骑兵，由于一直指挥骑兵作战，所以对长途奔袭这一套特别来电。不过柳川的命不好，本来官当得好好的，却因为卷入帮派争夺而曾遭遇厄运。
当年日本陆军内部有两大对立派别，一为皇道派，一为统制派，两派经常争得你死我活。柳川和松井都属于皇道派，或被认为是皇道派，结果统制派得势后，就双双得到了被中途扫地出门，编入预备役的下场。
靠边站的日子不好过啊，柳川在以泪洗面的同时，天天幻想着有出头的一天。
淞沪会战打响，前线高级将领稀缺，柳川被重召上阵，他一蹦老高，杀人立功的心情比松井都来得迫切。
松井从太湖北岸进行正面追击，奔袭专家柳川就沿太湖南岸进行迂回绕击，中国军队撤退时的极度混乱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第10军造成的。
在太湖北岸，尚有“东方马其诺”可以据守，太湖南岸则几乎无险可守，只有不惜代价地派援兵进行堵击。
11月11日，陈诚紧急调用百余辆卡车，将第二批广西桂军——第7军送至太湖南岸的吴兴战场。
第7军有“钢军”之称，他们以伤亡一半的代价，顽强阻击作为第10军主力的熊本师团，并坚持到11月24日，才因伤亡过重而不得不撤出吴兴，转而以川军接替。
如果说桂军第7军算一流选手，在陈诚走马换将之后，柳川也将熊本师团暂时撤下休整补充，以应付后面的更重要战事，替换上来的同样是二流选手——第18师团。
第18师团是新编师团，若论战斗力和凶悍程度，远不及熊本师团，可说句实在话，川军跟桂军也不在一个档次——哪怕是川军中的佼佼者。
与第18师团对阵的川军是唐式遵集团军。
刘湘出川抗战的两大集团军，北上参加娘子关战役的是邓锡侯，东调救急的则为唐式遵。
唐式遵是刘湘的嫡系，虽然所属人马也是单衣草鞋，但比之于邓锡侯部，不管武器装备还是实际战斗力，都要强上很多。
随着陈诚颁下军令，郭勋祺、刘兆藜双双杀出。
在川将之中，郭勋祺最为耀目，有川中第一名将之誉，成名之作为内战时期的土城战役。
那还是长征时期，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后再次执掌军权，第一件事就是想在土城打一场漂亮仗，以重振久败之后的红军士气。但是这一仗没能旗开得胜，原因之一就是遇到了郭勋祺这个猛张飞。
土城战役，中央红军主力尽出，却仍被郭勋祺突破阵地，直逼军委指挥部前沿。千钧一发之际，若不是我们的主席把干部团都拿出来拼，指挥部几乎不保。
是役，红军伤亡多达3000之众，而郭勋祺作战之猛，也使人们彻底改变了川军战力低下的印象。
在前往吴兴的路上，郭勋祺一直琢磨着怎样才能把出川以来的首仗给打好，他开始对陆续向南京转移的后撤部队感起了兴趣。
当然，这个兴趣点是有聚焦的，焦点所在，就是其中的一个炮兵团。
川军一门重炮都没有，想想看，要是咱手里也有大炮，该是怎样一种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