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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相信罗卓英的话，认为第十一军确实已逼近南昌。其次，此时守南昌的是欧震第四军，如果一定要死守南昌的话，第四军可能会因此全部牺牲掉。
在粤军之中，以“老铁军”第四军名气最响，从张发奎到薛岳，没有一个不拿它当宝贝和亲生儿子看待。别的不说，在万家岭战役中，就是由第四军率先发现第一〇六师团的穿插动向，并将其诱入包围圈的。
牺牲第四军保南昌，南昌还不一定能保得住，却要把视如性命的“老铁军”给送进去，这当然是薛岳很难接受的。
日本第十一军侵占南昌
第一〇六和第一〇一师团是五天之后才到达南昌附近的，他们一路上都没遇到太过激烈的抵抗。3月27日，南昌陷落。
失守南昌，对于薛岳和罗卓英来说，都是一次重大挫折。薛岳起初虽未直接指挥南昌会战，但最后的撤退令是他拟定的，等于南昌城就是从他一手送出的，其心情可想而知。
如同运动员输了比赛，一些有个性的教练会连记者招待会都拒绝参加。南昌会战结束后。薛岳不仅没有依例召开战术检讨会，而且人也变得沉默起来，平时更是不肯涉及有关南昌会战的一个字。
太窝囊了，你们千万别跟我聊这个。
到站了
可是事情到了这一步，就算你想把脑袋藏被窝里也不可能了。丢失南昌，不光是失去了一个省会，也不光是失去了一个空军基地，它还导致了原本连成一线的第九和第三战区被分割开来，消息一经公布，便引得舆论大哗。蒋介石大为光火，除将罗卓英予以撤职外，还责令薛岳组织第九战区进行反攻，务期收复南昌。
弃城容易，要想再夺回来可就比登天还难了。自“七七事变”以来，还从来没有哪一座被日军占领的城市是可以靠真刀真枪再夺回来的，无论大小。尽管较之中日开战前，日军的战斗力和作战意志已降低不少，尽管第十一军负责防守南昌的，依旧只是第一〇一和第一〇六师团这两个“弱弱师团”，可是中国军队实际仍无足够能力进行反攻，尤其是攻坚。
要知道，南昌并不是万家岭，这里不会给你提供秋风扫落叶的机会和环境。
薛岳当然也不是不清楚，但他这一回已经不敢再跟蒋介石对着干了，说到底，能够把腰挺起来，那都得有资本，如今仗打成这个熊样，没连带处分你已经够给面子了，还敢再犟嘴？
攻打南昌这样的大城市，必须有特种部队的支持，否则人再多也没用，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
薛岳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将第一、第九两大战区的所有炮兵部队都集中起来，像冈村做过的那样，对日军的南昌防线进行摧毁式打击。
可是他面临着冈村不可能碰到的难题，那就是自武汉、南昌相继失守后，长江以南几乎成了日本航空队的天下，这意味着中国炮兵部队就算能组织成一个集团，也得不到空军的保护，反而正好给日军轰炸机提供一网打尽的机会。
就那么一点炮兵，假如就此被消灭，以后两个战区就都不要混了，所以这个方案是行不通的。
这时有幕僚出了个主意，说不妨派人渗入日军在南昌的“维持会”，找机会先一步进入南昌据点作为内应，之后里应外合，用奇袭甚至强袭的方式夺取。
当然是个类似于“平原游击队”那样的好主意，很节省工本，也非常智慧，可是你得想想，南昌里外有大大小小很多据点，你都能进得去？
况且这也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准备的事，起码先得取得据点日军的信任吧，那岂是一朝一夕的工夫，到时没准连黄花菜都凉了。
对于薛岳来说，他还有一个最大的顾虑：万一夺南昌不成，日军正好攻过来，反而把原阵地都给丢了，那就真是得不到利还要亏老本了。
因此在否定前两个方案后，他拟订了第三个方案。
这个方案叫做保平争胜，即不把第九战区的所有兵力都用于反攻南昌，而是一拆两半，一半用来守住原阵地，另一半用于反攻南昌，通俗点来说，就是鸡蛋放两个筐，即使其中一个筐砸了，晚上还有炒鸡蛋可吃。
南昌失守，薛岳是吃了冈村机械化闪击的亏，这次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对冈村来了个闪击，当然只能是纯步兵的闪击。
4月22日，第九战区率先对南昌发起反攻。
日军在第一线的据点有大有小。薛岳对大据点围而不攻，只留下小部队用于监视，大部队则从缝隙中钻过去，专拔小据点。
由于薛岳采用了闪击和乘隙而入的战术，所以很快就击破了第一〇六师团组织的第一防御线，顺利进入南昌外围。
与薛岳相比，他的同学上官云相却一上来就遇到了困境。
上官云相，山东商河县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六期，时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
薛岳、叶挺、上官云相，再加上粤军战将吴奇伟、李汉魂、邓龙光、叶肇，甚至于郝梦龄、顾祝同，这些人全都是保定第六期的学生。一期能出这么多人才，绝对是大丰收了，也可以称之为“荣耀的第六期”。
打了一辈子仗，上官云相能够让人记住的，却是皖南事变。当时他的围攻兵力虽多出老同学叶挺好几倍，但并不是其基本部队，皆为临时统属，用他的话来说，是“七拼八凑”而成，在这种情况下，犹能够打败新四军主力，若仅就军事而论，还是不赖的。
如果用一个字来评价薛、叶、上官作战的特点，薛岳是“智”，叶挺是“勇”，上官则是“狠”，战场之上绝无菩萨心肠。
可是人光狠没有用，很多时候还要靠天时地利人和，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得有运气。比如在皖南事变中，一连下了好几场雨，给叶挺突围造成了很大困难，相反当然是帮了进攻者大忙。
在南昌反攻战中，上官云相的运气却比他的另一个同学薛岳要差得多。
薛岳闪击，打了对手一个冷不防，他则因三战区进攻计划本身靠后，乃至于发起反攻时日军已作好了准备。
薛岳那边可以穿隙而过，他这边却不行，前面全是密集而坚固的据点，根本无隙可插。
薛岳可以先攻第一线防御，他却必须直扑南昌，也就是说一开头碰上的就是硬钉子。
由于第九战区的规模大，所以即使薛岳只投入一半的人马来攻南昌，他的兵力还是比上官要多得多。双方唯一的相同点，就是都缺乏火炮支援，只能拼人。
所有这些东西，可以说没有一个是作为指挥官的上官云相能够自由选择的，除了运气，对此还能有什么更好的解释？
第三战区因此打得十分艰苦。在第九战区击破日军第一防御线的时候，他们尚被第一〇一师团阻在莲塘，而且看样子，连莲塘都难以攻克。
负责担任主攻的第七十九师师长情急之下，竟然玩起花招，准备用假电报的方式向上级“报捷”，结果西洋镜被拆穿，随即遭到逮捕。
第九战区打得顺利，第三战区却迟迟没有动静，上官云相为此十分着急，他只能继续“狠”下去。
陈安宝与郝梦龄是性格相投的好朋友
时任第二十九军军长的陈安宝奉命亲临前线。
陈安宝，浙江黄岩县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
陈安宝有较长的从军经历，他和郝梦龄虽然不是一届同学，却是一对相交已久的好朋友。两人性格上也差不多，都老实憨厚，从不会耍滑头玩花样。
郝梦龄比陈安宝小七岁，可早在太原会战时就牺牲在了第一线，当时陈安宝扶柩痛哭，十分伤心，曾誓言：为抗日而死，死亦为鬼雄，有朝一日，也要像好友那样选择慷慨赴死。
人生就像坐在火车上，每个人都有到站的那一天。
第七十九师是陈安宝一手调教出来的主力部队，师长也是他看着提拔上来的，现在表现成这样，他也是既失望又生气，但陈安宝又和郝梦龄一样待人宽厚，他起初只是打算对被捕的那位师长予以撤职处分就算了。可是上官云相不干：这种时候还敢欺骗上级，这样的人都不杀，我上官就不抗日了！
命令下来，军前正法。
陈安宝闻讯，难过得好几天都茶饭不思，然而在上官云相要他接下军令状，靠前指挥时，他仍毫不犹豫，简单吃了点东西就去了前线。
对下级仁慈，对上级服从，所有这些都没有任何矫情或做作，只是出于一颗善良的本心。
5月5日，陈安宝到达莲塘前线，可是还没等他发起进攻，战场形势就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
正如薛岳曾经预料的那样，在你疲软的时候，人家也会对你发起进攻，第三战区久攻而不能克，早就进入了人困马乏的境地，趁此机会，第一〇一师团反而借助炮火掩护，向中国军队冲杀过来。
莲塘的第一〇一师团此时已增加到了四个联队，而陈安宝由于时间紧迫，并没有能够把后援部队全部带上来，很快他连预备队都打光了。
见此情景，卫士感到不妙，劝他从壕沟中先行转移，但陈安宝十分沉着，仍坚持在前线进行指挥。
5月6日下午，防线被第一〇一师团完全击破。
撤退中，陈安宝负了重伤，他的块头又大，所以根本跑不出去，最后战死沙场。
终于“到站”了。
在抗战中，有三位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都牺牲在第一线，依次是：郝梦龄、陈安宝、张自忠，但郝梦龄和张自忠都是国葬，唯陈安宝没能享此待遇，据说与他倒在溃败路上有关。
陈安宝其实是有机会脱险的，而且无论情况如何险恶，这个前线最高指挥官始终都未离开过自己的官兵。
可是他也许不会计较。
因为没有谁能够事先预知自己会从哪一站下车，只是尽我本分就好，陈安宝正是这样的人。
就在第三战区全线溃败的时候，第九战区也遇到了瓶颈，南昌外围犹如莲塘，据点既密集又坚固，想像突破第一线防御时那样穿隙而过根本就不可能，而在没有火炮配合的情况下，硬攻据点只能徒增伤亡——仅仅一个小据点，第九战区伤亡数百人都攻不下来。
5月9日，中国统帅部电令第三、第九战区，结束对南昌的反攻行动。
第29章 我的路（1）
早在指挥攻占南昌的战役时，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就收到了一份发自参谋本部的情报，正是这份情报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
情报上说，武汉会战时曾打得金泽第九师团和第二十七师团无法前进的汤恩伯，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长江南岸调到北岸去了，目前正在湖北随县和枣阳一带布防。
北岸当然不只有汤恩伯，那是整个第五战区的地盘，几十万大军云集在那里，但从参谋本部到冈村，眼里都只有一个汤恩伯，认为这才是对他们威胁最大的劲敌。
从武汉会战到南昌会战，冈村对中国军队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中国军队看起来很多，但占绝对优势的仍然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冈村也想到过，那么多地方军队，比如东北军、西北军、川军、桂军、粤军加起来会怎么样？能不能用以前“以华制华”的办法，鼓动它们联合起来与中央军展开内斗？但思考的结论让他自己都很丧气，且不说如今根本就没这可能，就算能成功，这些联合起来的军队也不是中央军的对手。
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让冈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冈村曾如此评价汤恩伯：蒋介石手下最骁勇善战的将领，其部队是蒋嫡系中的精锐。
可想而知，这么一个勇将中的勇将，一支精锐中的精锐，一直虎视眈眈地趴在武汉附近，其用意不言自明，而假如能成功地将其削掉或者驱逐，又无疑会对蒋介石及中国政府造成沉重打击。
冈村决定集中第十一军的主力，对随枣地区（随县到枣阳）展开一次大进攻，这就是随枣会战。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进攻的目的不再是占城夺地，而是攻而不占，主要以打击第五战区部队为主，其中关键就是包围并消灭汤恩伯。
然而冈村并不知道，他的这一侵略计划已经提前飞到了汤恩伯的桌上。
无名英雄
在武汉会战后期，李宗仁已经病愈返回原任。不过等他上阵时，首先需要面对的不是怎样指挥作战，而是如何部署“转进”。
自从经历徐州大撤退后，李宗仁就培养出了一种神秘的第六感。当时第五战区长官部距离前线还很远，可他老是觉得这里那里不对劲，经常耳鸣眼跳，以至于绕室彷徨，辗转反侧，半夜三更都睡不着觉。
时为午夜，众人都睡得正香呢，他就披着衣服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并且把一干随从卫士都弄醒，嚷嚷着要转移。
参谋长徐祖贻揉着眼睛跑过来，看李宗仁那心神不宁的样子，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没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有凶险，早走早好。
徐祖贻并没有收到任何敌情通报，但李宗仁是战区司令长官，不听他的又听谁的，遂安排长官部人员连夜西撤。
很多人嘴里不说，心里没准都在骂老爷子发神经，这么晚了都不让大伙睡个囫囵觉，穷折腾个啥。可说来也怪，李宗仁的第六感就是奇准，在他走后仅仅两个小时，日军骑兵就窜进了他睡觉的那个村庄。
“发神经的”现在精神了：看看，我没让你们大伙白跑吧。
第六感虽然灵，但是不科学，李宗仁大部分时间依赖的实际还是情报网。
要打好仗，情报十分重要。当年马占山在东北跟日本人兜圈子，兜到本庄繁都无可奈何，就缘于建立了效率奇强的情报网，而说起老李的情报网，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他安插在日军后方的神秘线人。
当年西南诸省反蒋，包括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这些人，都是日本人实行“以华制华”的重要目标。那段时间，到广西来做说客的“中国通”们有如过江之鲫，数也数不过来，这里面就有和萧振瀛进行过香港谈判的和知鹰二。
在与和知打交道的过程中，李宗仁发现和知的翻译官像是个“好人”。这种感觉，就如同他第一次见到张自忠时一样，仿佛善良就清清楚楚地写在对方脸上。
于是私下里，李宗仁便让人把翻译官秘密约到家里。
这是个年轻的东北人，热情、健谈，有什么说什么，但是当李宗仁试探着提到“你的家乡已被日本人侵占，你怎么还甘心为敌人服务”时，他忽然语塞，随之，两行热泪无声地从脸上滑落下来。
夏文运，辽宁省大连市人，家里世代务农，自小就读于日本人所办的中小学。据说他的一口日语说得比一般日本人都好，根本听不出是中国人说的，后因成绩优异，受“满铁”资助去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法科。
“九一八”事变前，夏文运在东北的大学教书，之后书自然没得教了，只能随逃难人群进入关内。他原来并不想给日本人做事，可是以他那样跟敌国沾边的文凭学历，显见得到哪都不受欢迎，找工作时处处碰壁。他又干不了别的，给日本人充当翻译官，借此养家糊口就成了唯一出路。
灯火阑珊处的夏文运看上去有说有笑，其实那不过是戴着一副面具在表演而已。
他虽然为日本人做事，却良知未泯，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可也正是这样的人，却不得不以为侵略者服务来维持个人生计。
可以想见，当听到或看到“汉奸”“走狗”这些词语时，这个年轻人会多么难过，内心又会处于怎样的煎熬和挣扎之中。
有时候，活着远比死亡更残酷，特别是当你面前没有出路，没有希望，甚至连解脱都不可能，只有在清醒中一味痛苦的时候。
因为怕熟人或家乡的人知道自己的底细，夏文运甚至把名字都改掉了，因“夏”与“何”字在日语中发音相似，他对外一直称自己叫“何益之”（益之是他的字）。
李宗仁的突然一问，瞬间击穿了“何益之”的心理防线，后者泪如雨下。
李宗仁马上意识到，有门了，便紧跟着又问了一句：何先生，假如中日之战爆发，你愿不愿意替祖国尽点力？
夏文运听后，一边擦拭眼泪，一边连连点头：如有机会报效祖国，当万死不辞！
从那时候开始，夏文运便正式成为李宗仁的高级情报人员，两人通过秘密电台和专用密码进行单线联系。
在台儿庄战役的初期阶段，五战区要防津浦线那么狭长的一个区域，而能调动的兵马又那么少，可以说每时每刻都惊险之至，但是李宗仁左右腾挪，依靠一群杂牌部队，硬是兜住了日军的南北合击，看起来如有神助。
其实这个“神”就是夏文运，有了夏文运，李宗仁也就拥有了自己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夏文运从上海租界发来的第一份绝密情报是：日军南动而北不动。于是李宗仁就把张自忠从北面调到南面，在淮河挡住了第十三师团。
第二份绝密情报是：板垣师团将从胶济线南下。李宗仁急忙将庞炳勋调往临沂，以阻止板垣南下，可是后来眼看庞老爷子也吃不消，而当时南北又都很吃紧，怎么办？
就在此时，第三份绝密情报及时送到：日军北动而南不动。正是这份关键情报，促使李宗仁下定了从淮北前线抽调张自忠北援的决心。
可以这么说，没有夏文运作为超级耳目，李宗仁要想在前台当掌柜都颇难，更不用说取得台儿庄大捷了。
到了徐州会战后期，由于参谋本部对情报封锁得很紧，连和知鹰二这样的军部高级官佐都没听到一丝风声，这才导致夏文运的情报工作暂时失灵了一段时间，也因此造成了李宗仁的多次判断失误。
武汉会战结束后，一连串的“胜利”使日本放松了对情报工作的控制，夏文运在上海的情报站重新恢复运转。
李宗仁的这条情报线索，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被迫中断，那时日本人终于发现了这个藏在自己中间的超级间谍，立即在上海展开满城搜捕。夏文运东躲西藏，侥幸得脱。
在那些与魔鬼打交道的日子里，在没有正式的政府名义，也不接受任何报酬的情况下，这个人始终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战搜集绝密情报，是一个真正的无名英雄。
唯一应该走的路
通过夏文运从上海及时发来的情报，李宗仁第一时间掌握了冈村的兵力分配及作战计划。
随枣之战，冈村准备动用三个主力师团，其战术明确为“分进合击，锥形突贯，两翼包围”，即从东西两路出发，最终将第五战区包括汤恩伯在内的主力包围起来并予以消灭。
由于事先知